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征程进入新时代新征程，生态文明建设已从理念共识迈向纵深实践，从单一领域治理升级为系统性变革，成为统筹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核心支撑。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至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为新征程上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划定了路线图、明确了任务书。不同于以往侧重污染防控和生态修复的阶段性目标，新征程上的生态文明建设，更强调发展模式的根本性转变、治理体系的系统性完善、全球责任的主动性担当，旨在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正如《习近平谈生态文明建设》中指出的，“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是关系民生福祉的重大社会问题”，这一论断深刻诠释了新征程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意义，为我们在新起点上攻坚克难、久久为功提供了根本遵循。新征程上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既是对我国发展阶段特征的精准把握，也是应对全球生态环境挑战的必然选择。经过多年不懈努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绿色发展底色日益鲜明。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全国单位GDP能耗较2012年下降约26.4%，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超35%，均超额完成阶段性目标；森林覆盖率提升至24.02%，累计完成造林超10亿亩，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50.32%，生态系统稳定性持续增强；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88.8%，PM2.5平均浓度较2013年下降超50%，水环境质量稳步提升，土壤污染风险得到有效管控。但同时，新征程上的生态文明建设仍面临诸多深层次挑战：产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偏煤的格局尚未根本改变，高耗能、高排放项目反弹压力依然存在；生态系统修复的系统性、长效性不足，部分区域生态脆弱性仍较突出；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全球性问题的压力持续增大；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虽已初步建立，但在执行效能、跨区域协同、市场化激励等方面仍有短板。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以问题为导向，以系统思维破解发展难题，在守正创新中开启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协同共进的新征程。发展模式的绿色转型是新征程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任务，也是破解发展与保护矛盾的根本路径。新征程上的绿色转型，绝非简单的节能减排或产业淘汰，而是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构建绿色低碳的产业体系、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实现发展质量与生态效益的同步提升。这种转型既需要打破传统发展路径的路径依赖，也需要培育新的绿色增长动能，让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产业体系的绿色重构是绿色转型的关键支撑，旨在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推动技术创新、完善标准体系，构建“低消耗、低污染、高效率、高附加值”的现代绿色产业体系。在传统产业升级方面，新征程上更注重精准化、智能化改造，推动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建材等重点高耗能行业向绿色化、循环化转型。例如，钢铁行业大力推广短流程炼钢工艺，依托废钢资源替代铁矿石，不仅大幅降低能耗和污染物排放，还能提升资源循环利用效率，目前我国短流程炼钢占比已从2012年的12%提升至2024年的25%以上；化工行业聚焦绿色催化、循环用水、废气废水深度处理等关键技术，推动产品结构优化，减少高污染、高附加值低产品产出，一批绿色化工园区逐步建成，实现了产业链上下游的绿色协同。在新兴产业培育方面，节能环保、清洁能源、绿色制造、生态农业等产业成为新的增长引擎，截至2024年底，我国节能环保产业产值超12万亿元，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全球第一，渗透率超35%，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突破12亿千瓦，占全国发电总装机容量的比重超40%，绿色产业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同时，新征程上更强调产业布局与生态承载能力相匹配，严格落实“三线一单”管控机制，严禁在生态敏感区域布局高耗能、高排放项目，推动产业向园区集聚、向绿色升级，形成空间布局合理、资源利用高效、生态环境友好的产业发展格局。生产方式的绿色变革是绿色转型的核心环节，旨在通过全流程管控、技术创新、制度约束，推动生产过程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从源头降低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在工业生产领域，清洁生产、循环经济成为主流模式，企业通过实施清洁生产审核、开展循环化改造，实现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污染物排放最小化。例如，我国推动工业园区循环化改造，通过企业间的资源共享、废物互用，构建循环产业链，截至2024年底，全国已有超1500家工业园区完成循环化改造，资源利用效率提升20%以上，污染物排放减少15%以上；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达75%以上，煤矸石、粉煤灰等大宗工业固废得到有效利用，既减少了环境污染，又提升了资源利用效益。在农业生产领域，生态农业、节水农业、循环农业快速发展，通过减少化肥农药使用、推广秸秆还田、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地膜回收利用等技术，有效管控农业面源污染。2024年，全国化肥、农药使用量较2015年分别下降约18%、25%，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达80%以上，地膜回收利用率达85%以上，农业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提升。在建筑、交通等领域，绿色标准全面普及，绿色建筑占新建建筑比重达90%以上，新能源汽车、轨道交通等绿色出行方式快速推广，生产方式的绿色变革已渗透到经济社会发展各环节。消费模式的绿色升级是绿色转型的重要支撑，旨在通过理念引导、政策激励、设施保障，引导公众践行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绿色转型的良好氛围。新征程上，绿色消费不再是少数人的选择，而是逐步成为全民共识和自觉行动。在政策引导方面，我国出台一系列促进绿色消费的政策措施，推广绿色产品认证、实施绿色消费补贴、完善绿色消费基础设施，为公众绿色消费提供便利。例如，对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等绿色产品给予购置补贴，推动绿色产品进家庭、进社区；完善垃圾分类处理体系，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已全面推行垃圾分类，垃圾分类知晓率与参与率持续提升，推动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在理念传播方面，通过多种渠道开展绿色消费宣传教育，将绿色消费理念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引导公众树立“绿色消费、低碳生活”的理念，减少一次性用品使用、践行光盘行动、选择绿色出行，让绿色消费成为生活常态。数据显示，我国公众绿色消费意识知晓率达95%以上，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4000万辆，充电桩数量超600万个，公共交通出行分担率达38%，绿色消费已成为新的消费趋势，为生产方式绿色转型提供了强大市场动力。治理体系的系统性完善是新征程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保障，旨在通过制度创新、机制优化、协同发力，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生态文明治理体系，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刚性约束和长效动力。新征程上的生态文明治理，更强调多元协同、精准高效、法治保障，打破部门分割、区域壁垒，形成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公众参与的协同治理格局。法治体系的不断健全是治理体系完善的核心支撑，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近年来，我国逐步构建起以《环境保护法》为基础，以《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长江保护法》《黄河保护法》等专项法律为支撑，以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为补充的生态文明法律法规体系，实现了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全覆盖。新征程上，法治建设更注重精准化、系统化、刚性化，针对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新问题、新挑战，不断完善法律法规内容，强化执法监管力度。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的实施，填补了噪声污染治理的法律空白，为公众营造安静舒适的生活环境；《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的全面落实，明确了生态环境损害的赔偿主体、赔偿范围和责任追究机制，截至2024年底，全国已办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超1.2万件，赔偿金额超300亿元，有效弥补了生态环境损害。同时，执法监管力度持续加大，构建起日常监管、专项整治、联合执法相结合的监管模式，严厉打击超标排放、偷排漏排、非法开采、非法捕捞等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形成强有力的震慑，推动法律法规落地生根。协同治理机制的优化升级是治理体系完善的关键环节，旨在打破行政区域壁垒和部门分割，实现跨区域、跨部门、跨领域的协同发力。新征程上，我国不断完善生态文明协同治理机制，在区域协同、部门协同、央地协同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在区域协同方面，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京津冀、长三角等重点区域建立起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机制，在水污染联防联控、大气污染区域共治、生态补偿、联合执法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推动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例如，京津冀区域建立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通过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监测、统一执法，实现了大气污染治理的协同增效，区域PM2.5平均浓度较2013年下降超60%；长江经济带11省市建立跨区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累计达成补偿协议近百项，补偿资金超300亿元，实现了“上游保护、下游受益，上游补偿、下游反哺”的良性循环。在部门协同方面，生态环境、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水利、林业草原等部门建立协同工作机制，加强政策衔接、资源共享、联合执法，形成治理合力，避免各自为战。在央地协同方面，中央统筹全局、制定战略，地方因地制宜、狠抓落实，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确保生态文明建设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市场化激励机制的创新发展是治理体系完善的重要补充，旨在通过市场手段引导各类主体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激发生态环境保护的内生动力。新征程上，我国不断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市场化路径，推广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碳排放权交易、绿色金融等市场化工具，让保护生态环境者获得合理回报，让破坏生态环境者承担相应成本。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方面，浙江安吉余村、福建长汀、贵州毕节等地探索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化路径，通过发展生态旅游、生态农业、林下经济等，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在碳排放权交易方面，我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式启动运行，覆盖钢铁、电力、水泥等重点行业，截至2024年底，累计成交量超10亿吨，成交额超400亿元，通过市场机制倒逼企业节能降碳，推动产业绿色转型。在绿色金融方面，我国不断完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推广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等金融产品，截至2024年底，我国绿色信贷余额超25万亿元，绿色债券发行量超5000亿元，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市场化激励机制的创新，有效调动了企业、社会组织等各类主体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性，形成了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参与的良好格局。生态系统的精准修复与韧性提升是新征程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础，旨在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针对受损生态系统开展精准修复，提升生态系统的稳定性、韧性和服务功能。新征程上的生态修复，更强调科学性、系统性、长效性，不再局限于单一区域、单一要素的修复，而是立足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关联性，统筹推进全流域、全区域、全要素的系统修复，构建结构完整、功能稳定的生态安全屏障。重点区域生态修复工程的深入实施是生态修复的核心抓手，针对生态脆弱区域、重要生态功能区域开展精准修复，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在长江流域，实施长江十年禁渔、退耕还湖、河道生态修复等工程，水生生物资源逐步恢复，江豚种群数量稳定在1200头左右，中华鲟、长江鲟等珍稀物种自然繁殖迹象重现，湿地保护率达55%以上；在黄河流域，实施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退耕还林还草、湿地修复等工程，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超30万平方公里，黄土高原植被覆盖率从建国初期的10%左右提升至目前的30%以上，水土流失得到有效遏制；在京津冀区域，实施风沙源治理、太行山绿化、湿地修复等工程，区域生态环境明显改善，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在青藏高原，加强生态保护与修复，守护好“亚洲水塔”，维护区域生态系统完整性和稳定性。同时，我国加强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建立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近万处，覆盖全国90%以上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85%以上的野生动物种群和65%以上的高等植物群落，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重要支撑。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强化升级是生态修复的重要内容，旨在通过就地保护、迁地保护、专项治理等措施，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完整性，应对全球生物多样性危机。新征程上，我国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积极参与《生物多样性公约》谈判与履约，举办《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推动达成“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新动力。在国内，我国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加强珍稀濒危物种保护，建立珍稀濒危物种人工繁育基地，开展生物入侵防控、栖息地修复等工作，大熊猫、朱鹮、藏羚羊、中华鲟等珍稀濒危物种数量持续增长。例如，大熊猫野外种群数量从20世纪80年代的1114只增长至2024年的1864只，朱鹮从7只增长至超7000只，藏羚羊从不足7万只增长至30万只以上，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显著。同时，我国加强生物多样性监测与评估，构建天地一体的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及时掌握生物多样性动态变化，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宣传教育，提升公众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良好氛围。生态系统韧性的提升是新征程生态修复的重要目标，旨在通过生态修复、风险管控、应急保障等措施，增强生态系统抵御自然灾害、应对气候变化、适应人类活动干扰的能力，维护生态系统稳定。近年来，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发，对生态系统造成严重影响，提升生态系统韧性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迫切需求。新征程上，我国在生态修复中更加注重提升生态系统韧性，通过构建生态缓冲带、恢复自然生态廊道、加强生态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增强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和抗干扰能力。例如，在河流、湖泊沿岸构建生态缓冲带，种植乡土植被，提升水体净化能力和防洪调蓄能力；在山区、丘陵地区加强水土保持林建设，减少水土流失，降低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风险；在沿海地区加强红树林、湿地、珊瑚礁等生态系统修复，提升海岸带抵御台风、风暴潮等自然灾害的能力。同时，我国加强生态环境风险管控，建立生态环境风险预警机制，完善生态环境应急预案，提升生态环境应急处置能力，有效防范和化解生态环境风险，保障生态系统安全。科技支撑的创新突破是新征程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动力，旨在通过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成果转化、技术推广，破解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技术瓶颈，提升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的科学化、精准化、智能化水平。新征程上的生态环保科技，更强调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数字技术与生态环保深度融合、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强大的技术保障。生态环境监测技术的智能化升级是科技支撑的基础，旨在构建天地一体、上下协同、信息共享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实现对生态环境的全方位、立体化、精准化监测。新征程上，我国大力推进生态环境监测技术创新，研发推广高精度、智能化、便携式的监测设备与技术，整合卫星遥感、无人机监测、地面站点监测、水下监测等多种监测手段，实现对大气、水、土壤、噪声、固体废物、生物多样性、水土流失等生态环境要素的全面监测。在大气监测方面，研发推广PM2.5、PM10、臭氧、挥发性有机物等污染物的高精度监测设备和溯源技术，实现对大气污染物的实时监测、精准溯源和动态管控；在水环境监测方面，研发推广水质自动监测设备、水生生物声学监测技术、水下视频监测技术等，实现对河流、湖泊、海洋等水环境的全方位监测和水生生物资源的精准评估；在土壤监测方面，研发推广土壤重金属、有机物等污染物的快速检测技术和设备，建立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网络，实现对土壤污染的动态监测和风险管控。同时，我国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数字技术，构建智能化生态环境监测平台，实现监测数据的实时采集、分析、处理与共享，提升监测效率与精准度，为生态环境治理决策、执法监管、效果评估提供科学依据。污染治理技术的精准化突破是科技支撑的核心，针对大气、水、土壤、固体废物等污染治理的难点问题，开展关键核心技术研发与推广应用，提升污染治理的效率与效果。在大气污染治理方面，研发推广工业废气净化技术、机动车尾气治理技术、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技术、区域联防联控技术等，针对不同类型大气污染问题开展精准治理，有效降低大气污染物排放；在水污染治理方面，研发推广高浓度有机废水处理技术、工业废水深度净化与资源化利用技术、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技术等，推动污水处理从“达标排放”向“资源化利用”转变，截至2024年底，全国城镇污水处理率达98.5%以上，再生水利用率达40%以上；在土壤污染治理方面，研发推广土壤淋洗技术、固化稳定化技术、生物修复技术、植物修复技术等，针对不同类型土壤污染开展精准治理，实现土壤环境质量改善；在固体废物处理处置方面，研发推广垃圾焚烧发电技术、垃圾填埋气利用技术、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技术等，推动固体废物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处理，提升固体废物治理水平。绿色低碳技术的产业化应用是科技支撑的重要方向，旨在通过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产业培育，推动绿色低碳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生产一线，为产业绿色转型、节能降碳提供技术支撑。在节能技术方面，研发推广工业节能、建筑节能、交通节能、生活节能等领域的先进技术与装备，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在清洁能源技术方面，研发推广风电、太阳能发电、水电、核电、生物质能等清洁能源的高效发电技术、储能技术、并网技术等，推动能源结构向清洁低碳转型，截至2024年底，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26.8%，较2012年提升17.4个百分点；在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技术方面，开展关键技术研发与示范项目建设，推动CCUS技术产业化应用，为实现“双碳”目标提供技术支撑；在数字绿色技术方面，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数字技术与绿色产业深度融合，优化能源调度、提升污染治理效率、推动产业绿色转型，为生态文明建设注入新动能。同时，我国建立起科技创新与生态文明建设深度融合的机制，加大对生态环保科技研发的投入力度，支持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开展生态环保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构建“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体系，推动先进技术的产业化应用，为新征程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强大技术支撑。全球生态治理的主动参与是新征程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使命，旨在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全球生态环境治理，推动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展现大国担当、贡献中国智慧。当前，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环境污染等挑战日益严峻，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加强全球生态治理合作成为各国的共同责任。新征程上，我国始终是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积极推动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变革，为全球生态环境保护贡献中国力量。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作为是全球生态治理的核心内容，我国始终坚定践行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巴黎协定》，明确“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出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战略部署，制定碳达峰行动方案，推动能源结构转型、产业绿色升级、节能降碳增效，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重要贡献。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谈判，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合法权益；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与各国开展节能降碳、清洁能源、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领域的技术交流与合作，分享中国经验、提供中国方案。数据显示，我国是全球能耗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持续提升，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均居全球第一，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坚实支撑。同时，我国积极推动“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实施绿色丝绸之路建设工程，与沿线国家开展生态环保技术交流、能力建设、项目合作，推动共建国家生态环境改善，实现共同发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国际协同是全球生态治理的重要方向，我国积极参与《生物多样性公约》《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等国际公约的履约工作，推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为实现“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目标作出积极贡献。我国加强与各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开展珍稀濒危物种保护、生物入侵防控、栖息地修复等领域的合作项目，分享生物多样性保护经验与技术；积极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监测与评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宣传，提升全球公众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推动形成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合力。全球生态治理体系的变革贡献是新征程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使命，我国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和环境权。我国积极参与全球生态环境治理规则制定，推动建立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参与度；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保合作，提供技术援助、能力建设、资金支持，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生态环境保护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推动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与经济社会发展协同共进，反对将生态环境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推动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实现全球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全民参与的深度拓展是新征程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基础，旨在通过理念传播、教育引导、实践赋能，提升公众生态环保意识，引导公众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鼓励公众参与生态保护、监督、公益等活动，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强大合力。新征程上的全民参与，更强调广泛性、深入性、长效性，不再局限于宣传教育，而是注重构建公众参与的渠道与机制，让公众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监督者、受益者。生态环保意识的全方位提升是全民参与的前提，我国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开展生态环保宣传教育，将生态文明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干部教育培训体系、社会宣传体系，全方位、多角度普及生态环保知识与理念。在学校教育方面，将生态文明教育融入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各学段课程，开展生态环保实践活动，组织学生参与植树造林、河道清理、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志愿活动，培养青少年的生态环保意识与行为习惯；在干部教育培训方面，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各级党委政府干部培训的重要内容，提升干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能力与水平；在社会宣传方面，利用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网络平台、新媒体等多种载体，开展生态环保主题宣传活动，解读生态环保政策法规，宣传生态环保先进典型与经验做法，曝光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营造“人人关心生态、人人参与环保”的良好氛围。每年的“世界环境日”“世界地球日”“全国节能宣传周”等期间，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进一步提升公众生态环保意识，推动生态环保理念深入人心。公众参与渠道的多元化构建是全民参与的核心，我国不断完善公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渠道与机制，为公众参与生态保护、监督、决策提供便利。在监督参与方面，开通12369生态环境举报热线、网络举报平台、微信举报公众号等，建立举报奖励制度，鼓励公众举报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截至2024年底，全国通过12369举报热线及网络平台受理公众举报超500万件，查处了一大批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有效弥补了官方监管的不足；在决策参与方面，通过听证会、座谈会、问卷调查等方式，广泛征求公众对生态环境规划、政策制定、项目建设等方面的意见建议，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与监督权；在公益参与方面，鼓励公众参与植树造林、生态修复、环保志愿服务等公益活动，各地组建了大量环保志愿服务队，开展河道清理、垃圾打捞、生态宣传等志愿活动，为生态文明建设贡献民间力量。绿色生活方式的常态化践行是全民参与的关键，我国通过政策引导、典型示范、设施保障等方式，引导公众在衣、食、住、行、用等方面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让绿色生活成为常态。在出行方面，推广绿色出行方式，完善公共交通、自行车道、充电桩等基础设施，鼓励公众选择公共交通、骑自行车、新能源汽车等绿色出行方式；在消费方面，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消费理念，推广绿色产品、节能产品，减少一次性用品使用，推行垃圾分类，引导公众绿色消费；在居住方面，引导公众节约用电、用水、用气，推广绿色建筑、节能家电，减少能源消耗；在工作方面，引导企业、机关事业单位践行绿色办公理念，推广无纸化办公、节约用电用水，减少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全民绿色生活方式的践行，汇聚成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强大力量，为新征程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新征程上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久久为功、持续发力。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已进入深水区，面临的矛盾与挑战更为复杂，必须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牢牢把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核心定位，不断完善生态文明治理体系，推动产业绿色转型升级，强化科技支撑与全民参与，积极参与全球生态治理，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提升生态系统稳定性与韧性。在推进过程中，要始终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难点堵点问题，精准施策、靶向发力。针对产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偏煤的问题，进一步推动产业绿色转型与能源结构优化，严控高耗能、高排放项目；针对生态修复系统性不足的问题，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提升生态修复成效；针对制度执行效能不足的问题，强化执法监管力度，完善协同治理机制，确保各项制度落到实处；针对全球生态环境挑战，积极参与全球生态治理，推动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要注重统筹协调，处理好发展与保护、整体与局部、当前与长远、政府与市场、国内与国际的关系，实现各领域、各区域、各环节的协同推进。随着新征程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将持续改善，绿色发展水平将不断提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将逐步实现。同时，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经验与成效，也将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推动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唯有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与“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才能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奠定坚实的生态基础，为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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