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格尔顿文学批评观念研究一、西方马克思主义(以下简称西马)的理论背景我们说伊格尔顿是一个西马文论中杰出代表人物。他在为《文学原理引论》的中译本所写的序言中,谈到了他从事美学与文学批评研究的“马克思主义”背景。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之所以能在西方社会复兴,就是因为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新的阐释。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中国读者习惯认识的一种理论,而是西马。西马是相对于传统或经典马克思主义而言的一种哲学思潮。这一称谓中的“西方”二字,主要不是地域性的界定,而是一个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关联的意识形态概念,它主要流行于资本主义势力强盛的欧美诸国,所以也被称作“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西马是西方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过程的必然产物。由于二战后西方社会发生的种种新变化以及对斯大林主义的不满,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种种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新理论,其代表人物有卢卡契、葛兰西、本雅明、马尔库塞等。西马文艺理论家的观点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他们各自按照他们自己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来研究文学理论问题,但他们都主张把文学作品放在社会历史、文化的大背景中加以理解,反对把文学作品与社会和历史割裂开来。他们一般都注意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中审视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质,对文学的社会性高度重视。同时西马试图超越“文化”、“意识”、“基础”和“上层建筑”等不适当的、机械的概念,用更高超的方式去思辨。因此它特别适合一些唯物主义美学,这种美学一方面可以对传统文学批评中过于狭隘的形式主义的考虑进行挑战,另一方面也可以对那些有时片面陈旧的准则进行挑战。伊格尔顿提出,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文化与艺术,都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不再能简单地运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来解释,而必须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才能把它运用于现实,也才能建立新的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理论。二、伊格尔顿一直强调批评的社会历史性,并从这个角度对二十世纪西方各种文学思潮、理论流派的嬗变更迭进行了评述作为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伊格尔顿的显著特点在于自觉地运用唯物史观来解释种种文化现象。他从文学发展的历史实际出发,有力地论证了文学创造、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同一时代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密切关系。在《文学原理引论》中他指出:“文学理论一直是同政治信仰与意识形态价值密切联结在一起的。文学理论就其自身而言,与其说是一种知识探索的对象,不如说是观察我们历史的一种特殊看法”;“那种‘纯’文学理论不过是学术上的神话”;“现代文学理论的历史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历史的一部分。”①正是基于这一原则,他对二十世纪西方各种文学思潮、理论流派进行了观察评判。例如在《文学原理引论》这本书中,伊格尔顿对现象学批评有这样一段评述:“正像胡塞尔把实际客体‘置于括弧之内’一样,现象学批评不去理睬作品的实际历史背景、作者、创作的情况和读者的情况。它的目的在于对文本的完全‘内在’的理解,丝毫不受文本之外任何东西的影响。”②可见,伊格尔顿反对现象学那种脱离“作品的实际历史背景、作者创作的情况和读者的情况”的批评方法。他还尖锐地指出现象学批评是一种“非批评、非估价式的分析”,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本质的、反历史的、形式主义的”批评。③又如对阐释学的评述,伊格尔顿一方面肯定其重新发现过去作品的意义和这种发现与当时的关系,认为这是一种进步,但同时又批评它忽略从政治历史的角度去进行联系,忽略了理想和未来。再如对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伊格尔顿一方面给予积极的评价,认为它反对主观随意的评价,而把文学作品看做一种“构造”,其机制可以被归类和分析,这有助于“打破文学的神秘化观念”,④它注重人类意义的结构性,把意义视为“某些共有的指示系统的产物”。这种见解“包含着一种有关意义的社会性,历史性理论的萌芽”,⑤也是一个进步。但另一方面,又批评了结构主义的非历史主义态度,指出它不仅没能“把作品同它所涉及的现实联系起来,或把作品同研读它的实际读者联系起来”,⑥而且要排除这些现实,从而把文学文本当成一个封闭系统,既一笔勾销真实客体,也勾销了人的主体,留下来的不过是一套规划体系,只剩下一个非个人的结构在起作用。由此,我们知道伊格尔顿强调文学、文学批评与社会历史的联系,坚持以历史的观点来探讨文学,用唯物史观来观察历史。三、伊格尔顿对文学批评的价值分析伊格尔顿在建立新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时,深受威廉斯的影响,从总体上说,采用了威廉斯的用文化的动态发展来涵盖和分析社会生活方式的研究方法,但他同时又认为这种研究方法囿于经验主义的框架,没有分清主观经验和客观社会条件的区别,他认为必须抓住意识形态在主观经验构成中的作用,才能真正说明文化的动态性质。从对经验主义的放弃,他走向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主张意识形态是将个人造就成主体的基本机制,它时时在从事主体的建构。他认为文学与历史现实并不是直接相关,但却根源于由现实产生的意识形态中,然而文学又并不直接反映意识形态,它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是一种文化生产的关系。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生产,特别是审美意识形态的生产。由此可见,伊格尔顿的美学思想就是结合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对文学艺术活动进行文化生产分析的理论。伊格尔顿正是在文化生产理论的基础上,试图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文学价值论。他认为,资产阶级美学的价值理论,离开了文学艺术生产的基点,把审美价值看做是主体心理意识的单纯表现,走入了唯心主义的误区,而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价值理论则必须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固有的价值是不存在的,价值只存在于互易的交换活动中。而从文学生产活动而言,文学的审美价值则产生于读者对文本的阅读活动之中。一般生产的产品的价值在单纯的流通与消费中确立,但是单纯的流通与消费不能确立文学的审美价值。读者与批评家对作品文本的阅读有消费的成分,但同时又是再生产,文化的再生产。伊格尔顿认为,作品文本必须在阅读和批评的再生产中获得和确立自身的价值,这是从文化生产的基点上,为审美价值确立的一个基本的唯物主义的立足点。这样,他的艺术价值论,就与其文化生产论合为一体了。这正是他的艺术价值论的基本特点。他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理论运用于艺术价值的分析,并为艺术价值找到了一个唯物主义的立足点。同时,他还提出,文学批评的价值评判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进行的,而不是超历史,超时代的主观臆断。这一思想在《文学原理引论》中得到了集中的阐述。具体表现在以下两点:第一,伊格尔顿认为,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总是与一定时代的社会历史相联系并受时代的制约。无论是作品的内容,抑或它所反映的价值观念,都是一定社会的产物。社会条件改变了,人们对以往的文学作品的价值评判也会随之变化。从这个意义上,伊格尔顿甚至对古希腊艺术具有“永恒的魅力”的论断也提出了质疑。如果了解“古希腊悲剧对其原来观众的实际意义”,那么,我们就会发现,那时的“观众的兴趣所在与我们的兴趣相差甚远”,“先前我们喜欢它们是因为我们在无意之中用我们自己的先入之见来阅读它们,一旦这种情况减少了,这些戏剧对我们来说可能就不再是意义深远的了。”⑦第二,从作品的接受来看,伊格尔顿认为,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由阅读它们的社会“再创造”的。他说:“人们事实上根本不是在评价‘同一部’作品,尽管他们可能觉得他们是在评价同一部作品。‘我们的’荷马并非中世纪的荷马,同样,‘我们的’莎士比亚也不是他同时代人心目中的莎士比亚。”⑧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每个读者在接受文学作品的过程中,都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价值观念对作品进行再创造,但却不能把价值评定看做是纯主观的臆断。因为,个人的观察和评价方式总是与他的社会生活条件相联系,受着他所属的社会阶段或阶层的信仰和利益的基本结构所制约。所以,任何价值评判都是在社会的“价值范畴的网状系统中运行的”,绝不是主观随意的。据此,他断言:“根本就没有‘纯’文学价值评定或解释这么一回事。”⑨又说:“价值评定因历史的变化而变化,而且,这些价值评定本身与社会意识形态有着紧密的联系。它们最终不仅指个人爱好,还指某些社会阶层得以对他人行使,维持权力的种种主张。”四、文学批评的政治性八十年代以来,由于受后结构主义的影响,伊格尔顿的思想有所变化和发展,日渐离开阿尔都塞的“科学”理论,向布莱希特和本雅明的艺术政治学方向转化,更加强调文学批评的政治性。批评是作为社会的人的一种社会行为,正像所有的社会行为一样,“价值支配着实际阅读过程本身。”○11即,批评具有现实功利性和目的性,因此也必然地是一种政治行为:“我认为一切批评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政治的。”○12反对批评的政治性的观点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姿态。伊格尔顿所指的“政治”是社会的组织方式和权力关系。因此,批评的“政治性”就是批评所表现的对现实社会组织方式和权力关系的态度和立场。关于文学批评的政治性,许多理论家都曾论述过,而伊格尔顿的特殊之处在于,他密切联系英国近代文学发展的实际,对此作了比较深刻的论述。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在《文学原理引论》中,他对“英文研究”(thestudyofEnglish)传统所做的深刻的社会政治剖析。他指出,19世纪中期,基督教会势力衰弱,社会发生了思想意识的危机,当时的统治阶级只有求助于文学,让文学来充当维护权力统治的工具,特别是他们利用文学来控制和争取工人阶级。当时牛津大学一位英国教授乔治•戈登,在一次演讲上说道:“英国处于病中……英国文学必须拯救它。教会已经衰弱……,英国文学因此身负三重责任:当然,我觉得它依然应给我们以娱乐和教育,但更重要的是,拯救我们的灵魂,医治我们的国家。”○13可见“英文研究”曾经被赋予多么重大而神圣的社会责任和政治任务。不难理解,在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与更加严重的社会冲突之间,当马克思所说的革命的幽灵在欧洲徘徊的时候,在宗教已经不再能够收拾世道人心的情况下,文学被赋予了整合乾坤的重任。伊格尔顿通过对英国现代批评史的回顾,发现文学批评一开始就具有非常直接的社会政治功能,是政治斗争的组成部分,是反对专制政权的一种“公共领域”(publicsphere)。其实,整个英国现代批评都以实际表现证明:批评存在的首要理由是它的政治性。伊格尔顿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所谓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政治性,并不是与具体的政治活动的目标直接联系在一起,不是要求文学艺术去配合特定的政治斗争,为某一特定的政治任务服务,而是指文学批评在对文学现象进行价值分析时,所确立的话语是具有意识形态、政治性的权力话语。这就使任何美学理论、文学理论都成为政治学。从以上的评述可以看出,伊格尔顿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就整体来说,是力图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他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批评观,比较正确地阐发了文学与社会历史,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以及文学批评的价值分析等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基本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对二十世纪西方形形色色的文学流派,进行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评判,提出了不少精辟的见解。伊格尔顿的这些观点无疑可以引起我们的注意,使我们在当代世界文化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发展的广泛视野中,去思考和研究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艺术生产的规律等问题。伊格尔顿的观点,无疑可以在被分析、批判的基础上,作为我们建设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借鉴。作者：易兴霞单位：广州仲恺农业技术学院外语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