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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文献综述模板【本科毕业论文文献综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问题及对策研究--以**省**市为例摘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以下简称“新农合”)自试行以来,在解决预防农民因病返贫、因病致贫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由于新农合医疗保险尚处于初步实施阶段，其体系本身还存在着许多待解决的问题。文章对国内外专家关于新农合医疗保险的研究及其存在的问题和对策进行了简要的归纳和总结。并提出了新的研究问题和方向。文章通过对新农合知识的普及、医疗机构、费用补偿机制和标准等这些问题进行了简要的归纳。并对这些问题做了必要的评述,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关键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医疗；农民一绪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简称“新农合”，是指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从2003年起在全国部分县(市)试点，截至2009年年底已覆盖全国90%以上的农村居民。“新农合”自从实施以来，在保障农民获得基本卫生服务、缓解农民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也暴露了许多弊端。本文对此进行总结和梳理，旨在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完善提供参考。现将近年来相关研究中的主要问题和观点作以下综述。二关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定性问题目前国内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定性问题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即分别把“新农合”归入社会保险体系、社会救济体系和社会福利体系。持前两种观点者较多。到目前为止，从官方对“新农合”的定义来看，主要侧重于社会救济方面。从“新农合”建立的初衷和目的而言，是国家试图通过借助社会保险的形式，实现居民的互助共济，“新农合”应该归类于农村社会救济体系。与城镇基本医疗保险相比，实施“新农合”是国家从农村实际经济发展水平出发作出的一项决策，这种政策同时也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就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程度而言，还无法做到将13亿人口全部纳入国家城镇医疗保障体系，故政府借鉴了保险业的运作模式，通过“大数法则”让农民缴纳一定的经费，采取个人缴费、集体扶持和政府资助的方式筹集资金。于志鹏在研究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内涵时指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主要包括三个基本内容，即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和社会救济。其中农村社会保险体系主要包括农村养老保险和农村医疗保险、农村医疗保险指的是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医疗保险的作用，与城镇基本医疗保险相比，农民所缴纳的“保费”、较少，当然获得的保障程度也偏低。目前，我国学术界对“新农合”的研究还不是很深入，鲜有关于“新农合”问题的专著，并且不是很深入，对“新农合”问题的论述，多散见于社会保障问题的专著中。胡联在研究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可持续发展中的政府作用中，把“新农合”划归为社会福利体系中的一部分。胡联认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具有社会效益高而自身效益低的特点，反映了它具有明显的公益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一种准公共物品，其组织经营需要政府的干预和补贴。基于上述理由，我们也可以把“新农合”看做是政府为农民提供的一种社会福利产品。三“新农合”医疗保险的逆向选择问题关于逆向选择问题，目前国内专家的观点普遍比较一致，都认为在“新农合”的参合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逆向选择问题。“新农合”实行农民自愿参与原则，即农民可以以家庭为单位，自主选择是否参加农村合作医疗。山东大学刘雅静在研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发展问题时认为，由于人们健康水平不同，不同人群面临的疾病风险不同，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各不相同，因此在“自愿参加”的原则下，必然会出现“逆向选择”问题。即在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过程中，合作医疗的潜在参加人基于“理性经济人”的特性，老、弱、病、残者都愿意参加合作医疗，因为他们受益的概率更高；年轻健康者因其受益可能性较低，因而不愿意参加合作医疗。如果任其自愿选择必然是大量健康者不参加，而参加者多为体弱多病者，也就是参保农民都要比未参保农民的身体状况差，长久来看，“新农合”基金必然难以为继。刘波等在研究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改革时指出，存在逆向选择问题原因主要是市场信息不对称和机会主义倾向。要想最大限度消除逆向选择的影响，必须借助商业健康保险经营的技术手段，比如，鼓励商业保险公司更多地参与到“新农合”工作中来；运用“大数法则”尽可能地分散经营风险和进行医疗基金的投资运作；使用商业保险核保技术、逆选择风险判断等风险管理手段来选择参合的优良体、标准体，以略高的费率承保次标准体，而对于已成为拒保体的农民朋友采用其他的办法给予其医疗救助，尽可能地降低“新农合”整体的逆向选择风险，以期弥补由“自愿参合”原则带来的风险过大、过于集中的劣势，尽量分散风险。在未来我国“新农合”医疗保险的进一步改进过程中，注重与商业保险的紧密结合将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手段，能很大程度上消除逆向选择的影响。还有学者从经济学视角对我国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逆向选择行为进行分析，通过建立经济学模型，对逆向选择问题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评估。另有学者把发达国家解决逆向选择的方法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分析，认为要想解决医疗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问题，政府必须加大投入，否则该问题很难得到圆满的解决。他们从期望效用理论模型出发得出一个结论，即在自愿参加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中，无法实现政府希望的人人参与、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目标。这些结论对于未来我国农村医疗保险的进一步改革都提供了宝贵意见。四“新农合”医疗保险的道德风险问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在运行过程中面临着来自供需双方的道德风险，对此，很多专家学者从各个方面进行了调研和分析。通过实地调研和走访农户，一些学者发现，当农民参合后，通常认为风险费用已转移给合作医疗管理方，从而增加对医疗服务的使用；甚至某些农民思想认识不足，为了获取赔款故意制造医疗事件，增加赔偿的机会；而医疗服务提供方也故意诱导参合农民扩大医疗需求，甚至故意抬高医药价格，与农民合作共同侵占国家补偿，这些行为都影响了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机制的公正性和有效、持续运行。褚绪等人认为道德风险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监管的原因。政府在监督机构的设置上，作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监督机构的“新农合”管理办公室并没有从医疗执行机构中分离出来，而是成为了医疗机构的一个下设单位，这样的结构很难保证监督行为的公平性与公正性。在监督的形式与方法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监督未能形成一套规范的监管制度和操作方案，虽然也实施了形式上的定期检查与不定期抽查，但对检查结果的处理却缺乏有效的制度规定。此外，在对医院操作的监督上、对合作医疗病人的约束上也显得比较薄弱，违规操作、药价偏高等现象普遍存在，这些道德风险引起的行为都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宋玉冰在研究**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建设时发现，道德风险更多地来源于农村医疗服务提供方。主要取决于医务人员对新农合医疗保险的态度及医德、医风状况。医务人员对新农合医疗保险的态度很复杂，各个层次医疗供方的态度是不同的。村医生很多是独立的经济主体，难免有逐利的倾向，可能采取多开药、开昂贵药品等“诱导需求”行为。参加“新农合”后，他们要接受村委会和乡镇卫生院的双重领导，医疗行为受到诸多限制，工作量大了，而收入未必增加，工作质量还必须提高。因此，他们只能通过这种途径增加收入，维持日常的运营。乡镇卫生院是“新农合”医疗保险建设的大赢家，在目前“新农合”医疗保险实行乡办乡管、村办乡管、乡村联办和村办村管这四种类型中，前三种类型很多都是由乡镇卫生院担当转诊审查、医疗费报销等具体管理职责，“新农合”将给他们带来大量业务和巨大收入。然而，双重身份的管理体制使乡镇卫生“诱导需求”的行为得不到合作医疗管理方面的有效制约和监管，不利于控制医疗费用，节约“新农合”资金。所以乡镇卫生院在农民心目中的形象大损。目前，农民最普遍、最直接的感受是不敢上医院。一进医院，没病也能看出病，小病能看成大病，往往普通感冒等小病，最少就得100元，至于住院，起码花费在1000元以上，而普通农民一年的人均收入也不过四五千元。五“新农合”医疗保险的保障程度问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是国家根据近年来农村居民因患重病、大病，治疗负担沉重而导致“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十分突出这一实际情况作出的。其目的是保大病，所以总体来说保障程度很低。据有关专家调研显示，实际上农民患大病住院率只有3%左右，而97%的门诊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费用不能报销。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未能有效解决。另外，对公共卫生、婚检等属于预防和健康项目标服务拒之补偿门外，不利于我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也不利于长期经济效益的进步。李少民在调查河南**峡市时发现，长期以来，由于受城乡二元体制惯性、各级政府财力困难等诸多因素影响，各地对城区医院投入相对较多，而对乡镇卫生院的投入则远远不足。加上近年来各级政府对乡镇卫生院的投入大都用在了病房楼建设上，在医疗设备方面投入很少，不少卫生院连最基本的心电监护仪、生化分析仪等普通医疗设备都没有，许多正在使用的设备也严重老化。这些情况都反映了“新农合”的保障程度很低。六“新农合”医疗保险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一）筹资形式的研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主要筹资来源是政府预算。2003年～2005年，政府对中西部地区除市区以外的参合者以最低20元的标准予以补助，自2006年起，最低补助标准提高到人均40元。另外一个来源就是个人筹资，在全国多数地方，个人缴费标准在10～20元之间，东部发达地区较高一些，大约在30元～60元之间。在筹资过程中，政府、集体和农民是这项制度的主体，但是政府作为公共事务管理主体，为农村合作医疗注入资金、提供财政支持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可以说，政府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筹集中处于主导地位，政府的筹资意愿和筹资能力是影响基金筹集的核心因素[6]。虽然自2006年起中央政府对中西部省区参合农民每人转移支付提高到20元，但是，政府拨款是有前提的，要在农民个人和地方政府分别负担的10元资金到位之后。这样就存在着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筹资博弈，最终只会使农民丧失参合机会或者损害参合农民的受保障程度，进而影响参合率的提高。（二）报销方式的研究新农合住院医疗补助采取先支付全额医药费的措施，对于医疗风险较高的贫困农民而言，是难以承受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积极性[7]。我国目前实行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多年以来，由于筹资水平低,资金来源渠道狭窄，因而除少数经济发达地区以外，各地普遍存在报销比例与封顶线偏低的状况，与农民的期望值相距遥远，在缓解农民“因病致贫”的状况中，所起到的作用很小，以至于许多农民认为它根本不能解决什么问题。合作医疗保险中的农民自付比例问题，虽然各地方案不同，差异较大，但相对于农民的收入水平而言一般都是比较高的，造成许多农民即使参加了合作医疗也没有承担自付费用的能力，因此也就不敢住院，使得合作医疗基金反而流向相对收入高的农村居民，而真正需要帮助的贫困人口反而得不到支持[8]。这种贫困人口帮助相对富裕人口的趋势，降低了合作医疗的效率，违背了社会保险促进公平的原则，必然会影响农民，尤其是贫困农民的参保意愿。此外，报销过程中，手续的繁杂也成为让农民对合作医疗信心不足的一个原因。有人研究出一个利用新型合作医疗制度规定的医疗费用实际报销额公式：患者获得的新型合作医疗补偿费用=(门诊费用×门诊补偿比率+住院费用×住院补偿比率)×增加系数。得出，在封顶线以下，参保农民在患病就诊时他的预付能力越大，则其可获得的医疗费用补偿越高，而那些低收入的参保农民则可能囿于限而得很少甚至得不到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