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处处有哲学论文]生活中的哲学论文哲学与生活世界的关系如何?我们常常讲哲学来源于生活世界,也应该回到生活世界。以下是小编整理的生活中处处有哲学论文的相关资料，欢迎阅读!生活中处处有哲学论文篇一哲学与生活世界的关系如何?我们常常讲哲学来源于生活世界,也应该回到生活世界。此种概括无疑是正确的,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内容。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些内容展示出来,以便对这个关系的脉络有更为深入的把握。一20世纪50年代,在西方两位著名的哲学家列奥•斯特劳斯和亚历山大•科耶夫之间发生了一场争论,争论是围绕斯特劳斯1948年出版的《论僭政》展开的。争论的焦点是哲学与社会的关系。按照斯特劳斯的说法,“社会”需要立足于一种共享的信任和信仰,或立足于习俗、道德和“意见”;而哲学则是对智慧的探寻,是对真理的追求,其本性是“癫狂”的,必然要求绝对自由,因此哲学就其本性而言与政治社会是不相容的,[1]哲学与社会势必处于一种紧张、对立、冲突之中。科耶夫基本认同斯特劳斯的上述看法。但一旦涉及到“哲学与社会的冲突能否解决、是否应该解决”的问题,斯特劳斯与科耶夫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在斯特劳斯看来,哲学与社会的冲突不可调和。因为,如果让哲学妥协并服从于社会的要求,那么哲学也就不再是哲学,不再具有哲学的品格;而如果哲学不妥协,执意与社会对抗,结局只能如苏格拉底一般,被社会“处死”。所以,为了免于被社会“处死”的命运,哲学应该尽可能拉开与社会的距离,以逃避与社会的冲突。逃避的办法就是要做一个好公民或良民:附和流行的意见,赞美现行的政治秩序。用斯特劳斯的话说就是,由“神志癫狂”转向和返回“神志正常”,返回澄明(sobriety)与温良(moderation)。[2]斯特劳斯认为,所谓返回澄明与温良并不意味着改变哲学的本性,而只是改变了哲学的表达方式。哲学必须是癫狂的,否则就不是哲学。作为良民的哲人在“思想”方面与癫狂的哲人没有分别,但在言论表达上,作为良民的哲人却谨慎无比。于是作为良民的哲人发明了一种特别的写作方式,这就是在同一个文本里面用两种语言说话,传递两种不同的教导:一套是对社会有用的教导,即俗白教导(theexotericteaching),另一套则是在政治上有忌讳不宜直言的“真正的教导”,即隐讳教导(theestotericteaching)。俗白教导是任何人都能读懂的,隐讳教导则只有少数训练有素而且仔细阅读的人反复琢磨才能领会的。通过这样一种写作方式,作为良民的哲人就把“真正的教导”或者“癫狂的思想”限制于少数人,以免危害社会。斯特劳斯认为,这样一种写作方式在古典时期就已存在,但是到了现代却逐渐被“遗忘”了。现代哲学“走火入魔”了,哲学从一种私人性的纯粹知性追求变成了一种公共政治的武器和工具,变成了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无比巨大”的力量,哲学被公共化、大众化、通俗化了[3]。而这恰恰就是现代性的问题之所在。科耶夫不同意斯特劳斯关于哲学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不可调和的描述,以及斯特劳斯对哲学本身的理解。他认为,按照对哲人的定义,哲学是对智慧的追求,哲人就是不占有智慧但追求智慧的人。尽管在此点上科耶夫与斯特劳斯是一致的,但是科耶夫不同意斯特劳斯由此推论出的“哲学生活方式”:按照斯特劳斯的推论,哲人将把他“所有的时间”都贡献于对智慧的探求,他因此将不仅放弃世俗的快乐,甚至将放弃所有行动,包括直接或间接的政治行为。科耶夫把这种哲学生活称作“伊壁鸠鲁派”哲人所采取的态度或“伊壁鸠鲁式”态度(笔者称之为“伊壁鸠鲁式的哲学生活”)。过这种生活的哲人生活在世界之外,他退回到自身,与他人隔离,对公共生活没有兴趣,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追求所谓的“真理”。问题是,“伊壁鸠鲁式的哲学生活”是否哲人应该过的生活?科耶夫显然并不认同。他认为,初看起来,“伊壁鸠鲁式的哲学生活”是从哲人或哲学的定义推论出来的,这似乎没有问题。然而,如果深入分析就会发现,“伊壁鸠鲁式的哲学生活”是奠基于一个前提之上的,而这个前提本身就存有疑问。这个前提就是:一个人必须承认存在在本质上是不变的,它永远等同于自身,可以被“完善的理智”完全揭示,不论这理智在什么地方(国家)和什么时候(历史),只要它发挥自己的天赋,就可以完整地把握存在整体。如果情况真的是这样,哲人就能够也必须使自己隔离于变化和喧嚣的世界,生活在一个安静的“花园”里,那样才能把握永恒不变的本质。但是,按照历史主义的观点,存在不是永恒不变的,它在本质上是暂时的、生成的、自我创造的,它在时间的流逝过程中不断创造自身。而如果存在是在历史的过程中创造自己(生成),那么,一个人就不能通过使自己与历史隔离来解释和揭示这种创造活动。相反,为了揭示存在,哲人必须“介入”历史。同时,“伊壁鸠鲁式的哲人生活”还涉及到一个“很严重”的危险,即培育偏见,而这是与哲人的本义相左的。因为哲人就是能够摆脱偏见的人,因此,想规避偏见的哲人就必须生活在一个广阔的世界里(像苏格拉底那样在“市场”或“街”上),他必须走出那个自我的封闭社会,接触现实,介入现实,介入公共生活的历史化过程,否则迟早都会被抛到事件的后面去,抛到历史的后面去。由上述不难看出,科耶夫的哲学观与斯特劳斯的哲学观是“截然不同”的:首先,斯特劳斯认为哲学不应关注人类事务,科耶夫则恰恰相反。斯特劳斯也认识到了这种差别,他说:“在科耶夫前提的基础上,对人类事务的绝对依系变成了哲学理解力的根源:人必须绝对地呆在他地上的家里,他必须绝对地是大地上的一个公民——如果并非必须是一个可居住的地上的某一部分的一个公民的话。在古典前提的基础上,哲学要求一种彻底的对人类事务的疏离:人绝对不应呆在他地上的家里,他必须是一个整体的公民。”[4]其次,虽然科耶夫与斯特劳斯均把哲学看作是一种生活方式,但科耶夫却并不认为哲学是一种完全个体性、私人性的知性追求。在科耶夫看来,与政治家一样,哲人也需要并追求爱和承认,因此他要求哲人应紧跟时代的步伐,到广阔的社会上去与人交往、交流。再次,斯特劳斯主张哲学是贵族的、精英的,而在科耶夫的观念里,哲学的大门却是敞开的,随时准备接纳所有那些想“登堂入室”之人。表面看来,斯特劳斯与科耶夫的哲学观针锋相对、全然不同,但在哲学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两人的差别并没有表面看起来的那么大。比如,斯特劳斯主张哲人应该远离人类事务,去追求关于永恒秩序的知识。对此,科耶夫在其旨在批评斯特劳斯《论僭政》的文章《哲人的政治行动》的开头,曾经这样评价斯特劳斯的工作:“这本著作保持了学术冷静客观的外表,但却是杰出的和热情的……斯特劳斯通过解释这篇被忘却了的对话,揭示了仍然是我们时代的严重道德和政治问题。”[5]也就是说,斯特劳斯解读《希耶罗》、试图“复兴”古典政治哲学的目的,不是或者不纯粹是追求“智慧”,而是有着强烈的现实诉求。而《论僭政》一书的英文版编者则更清晰地指出了此点:“最近十余年来,围绕着现代性的性质一直有一种活跃的论争……这本新版《论僭政》使我们得以回顾两个较早的有关现代性的命题:斯特劳斯和科耶夫的命题。”[6]进言之,斯特劳斯之所以要复兴古典政治哲学,就是为了解决现代性问题,现代性问题才是他的出发点。由此观之,即便斯特劳斯的理论出发点是鄙视人类社会事务,却也无法摆脱现实的“纠缠”,“不能不”从现实出发考虑并最终解决现实问题。这意味着,哲人、哲学既不可能也不应该自闭于象牙塔中,哲人应该走进现实生活,自觉地置身于生活世界之中,随着时代和生活世界的脉搏而律动。二哲学与生活世界关系的第一个层面是如何看待生活世界中的哲学,即生活世界是作为哲学、哲人生存的环境而存在的,笔者把这方面的考察称为“哲学生态学”。人天生是社会性存在物,哲人也是人,也只能生活在生活世界中,也不得不与他人“共在”,生活世界因而构成了哲学、哲人的“生存”环境。这个环境影响甚至决定着哲人能否成为哲人,影响和决定着哲人过一种什么样的哲学生活以及怎样过哲学式的生活。我们可以把生活世界中的那些影响哲学和哲人的因素大致划分为三个方面: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学术环境。首先,在哲学的历史上,有很多哲学家已经注意到政治环境对哲学和哲人的影响,其中,较为著名者当数柏拉图和黑格尔。柏拉图认为,从事哲学研究的人必须有自己的天性,否则根本无法胜任这一研究领域。同时,这种天性还必须在合适的“土壤”中才能“生长”起来,否则,如果得不到合适的养分、季节、地点,那么它愈是强壮,离它所期望达到的发育成长的目标就愈远。“要不是碰巧生活在一个合适的国度里,一个哲学家是不可能有最大成就的,因为只有在一个合适的国家里,哲学家本人才能得到充分的成长,进而能够保卫自己的和公共的利益。”[7]这也就是说,一方面,没有合适的环境,哲学的天赋就不会生长;另一方面,即使是长成了,也难以发挥作用。不仅如此,柏拉图还认为,如果环境不好,不仅少数有天赋的人成不了哲学家,还会使哲学的“领地”被庸人所占据,从而使哲学的本性变坏。对此,柏拉图进一步指出:既然环境对哲人有如此大的影响,那么,所谓哲学家的“无用”之说,其责任不在哲学本身,而在于哲学家不为人所用。社会环境不好,哲人就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如果说作为哲人的柏拉图对政治环境的“要求”还有些“羞羞答答”,那么在黑格尔那里就“直接”了许多。在《哲学史讲演录》中,黑格尔就明确论述了哲学与政治自由的关系。他认为,既然哲学以普遍的存在为对象,那么哲学要把握这普遍的对象,就要求主体的独立和自由,特别是思想的独立和自由:一方面,人要从自然中独立出来,成为主体;另一方面,人要从社会中“独立”出来,成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考察人类历史,只有当自由的政治制度已经形成了的时候,才有可能产生哲学思想。因此,真正的哲学始自西方,确切地说是始自希腊;而在东方,比如在古代印度和古代中国这样的国度中,因只有一个人享有自由的权利(皇帝),因此东方没有哲学,东方及东方的“哲学”不隶属于哲学史。由此而言,不论是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即哲学把握的是普遍性的对象,因而哲人须独立、自主和自由,还是根据斯特劳斯的观点,即因哲学的本性是癫狂、探寻和质疑,那么势必与现行的秩序相冲突,因而哲人须温良;这些都说明政治环境与哲学的繁荣之间的确有很紧密的关联。其次,从经济环境看,哲人也是人,首先需要生存,才能谈及其余。按照哲人的“本义”,如果哲人是一群需要把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追求智慧的人,那么,他就没有时间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反之,如果“哲人”把自己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解决生存问题上,他就没有精力和心情去追求智慧。对于这样一个“矛盾”或者说“两难困境”,不同的哲学家有不同的“解决”之道。在西方,柏拉图是较早认识到哲人对经济条件依系的思想家。他认为,一个哲学家应该免除一切体力劳动,因此哲学家就必需依靠别人创造的财富而生活。在一个贫穷的国家里是不大可能有哲学家的,使得雅典人有可能研究哲学的,乃是基于白里克里斯时代雅典的帝国主义所创造的丰富的物质财富。也就是说,精神产品的生产正如大多数物质商品的获取一样,不能脱离经济条件。[8]亚里士多德认为,对人而言,幸福是最高的善,是人的终极追求,是行为的目的。而幸福就是自足,就是无所短缺。那么,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幸福的?他认为,人有三种生活方式:享乐的生活、政治的生活和思辨的、静观的生活。[9]在这三种生活中,只有思辨的生活才能够带给人完满的幸福。因为思辨活动是最强大的,它持续得最久;同时思辨活动也是自足的,所谓自足并不是孤独地生活,而是指以其自身而被选择,是无待而在、不感匮乏,它使生活变得愉快。在这种意义上,思辨活动是最为自足的活动。既然幸福就是自足,而思辨享有最大的自足,那么,思辨越多的人,所享有的幸福就越大。但是,自足的思辨生活并非完全就是“无待”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一方面,人天生是政治动物,天生要过共同的生活,这也正是一个幸福的人所不可缺少的;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人,思辨的生活还需要多重的外部条件。当然,亚里士多德并不认为,需要满足的程度越高,幸福指数就越高;反之,他认为过度的需求带不来相应的自足感,若只有一个中等水平的物质生活条件,人就完全可以做合乎德性的事。因此,幸福就是具有中等水平的外部供应,过着节俭的生活,却做着高尚的事情。黑格尔十分赞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但他比亚里士多德站得更高,并把这个问题提升到文明发展的阶段来认识。他认为,一个民族的精神文明必须达到某种阶段,才会有哲学的产生。黑格尔这里的意思就包括应重视哲人从事哲学事业所需要的物质条件:社会必须发展到这样的阶段,即一部分人可以从繁重的生存性活动中解放出来,成为“闲人”,而这部分“闲人”又愿意且有能力过一种哲学生活。只有到了这样的阶段,哲学才会出现。因为哲学是自由的、与私人利益无关的工作,所以首先必俟欲求的逼迫消散了,精神的壮健、提高和坚定出现了,欲望驱走了,意识也高度地前进了,我们才能去思想那些普遍性的对象。也就是说,只有在生活上的需要得到满足后,才开始有哲学思想。斯特劳斯也认为哲人是一个“神人”,哲人对人类事务即使只有最小的依系,也会在精神上产生最大的自足。但是,斯特劳斯并没有迂腐到认为哲人可以不食人间烟火。他说:“当哲人试图超越人性的时候(因为智慧是属于神性的),当他把习死和做到对所有人事如同死了一般作为自己唯一事业的时候,他却不能不像一个人那样活着(这样一个人不可能做到对所有人类事务都如同死了一般),虽然他的灵魂不会处在这些事务中。”[10]尽管如此,斯特劳斯一再强调,由于哲人依系于永恒的事物,又由于他免除了那种人与人的自然联系的最通常、最有力的动机,免除了常人、俗人的名利欲望,他只需要一些能够保证他活下去的基本生存条件就够了,因此哲人有着人之为人所可能有的最大自足。尽管哲人有着最大的精神层面的自足,但这毕竟不能替代基本生存条件的自足,由此斯特劳斯揭示出了哲学生活与哲人的生存之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