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信息传播视域下社会风险治理探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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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信息传播视域下社会风险治理探究近期，新冠肺炎疫情引发了社会对传染病风险防控和社会风险治理的关注。新媒体环境下，信息的快速传播对社会风险治理提出了新要求。现有的社会风险治理模式可以分为政府主导模式、弹性政府模式和多中心合作网络治理模式。风险管理理论提供了风险管理的一般框架、流程和工具。但风险管理理论尚没有深刻揭示风险管理中技术工具以往的因素，也没有说明风险管理中信息的性质和特征。信息既可以描述风险，也可以成为风险的传导载体，导致风险蔓延。近年来，一些研究探讨了与信息有关的风险因素，如谣言、信息安全、信息泄露和不愿共享信息的影响，或者是分享错误信息（谣言）的负面影响以及基于博弈论的风险信息交流机制。基于新冠肺炎早期传播的调查研究表明，人们对微信和微博等新媒体的使用频率明显高于传统媒体，对疫情的认知和行动相互关联。虽然风险信息的传播研究在不同阶段取得了丰厚的成果，但尚缺少对风险信息系统化的描述和治理框架。基于此，本文拟在社会风险理论的基础上，从风险信息的视角，分析风险信息的传播特征，进而提出社会风险治理的若干建议。一、社会风险信息的传播特征（一）社会风险信息的特征1.价值导向性。社会风险涉及多个利益方，以及利益方的多种类型的损失。不同群体在自身价值观影响下，区别对待不同信息，积极促进关切自身利益信息的传播，消极对待与自身利益无关的信息甚至设置传播障碍。不仅信息的传播会受到价值观影响，对信息的感知与接受也受到价值观的显著影响，尤其是受到社会管理者价值观的影响。2.信息来源广泛。风险造成的损失后果有不同的类型，社会风险信息不仅包含必要的领域知识，也包括广泛的利益主体的信息。风险信息资源是多学科、多领域、跨地域和多语言的。社会风险信息的这一特征使得在社会风险治理中风险信息的收集与处理技术难度较大，单一的社会组织往往难以准确全面掌握风险信息，风险治理存在较大的信息不对称。3.信息可信度评估难度大。为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社会成员会对与自身利益无关的信息内容进行夸大、扭曲。另外，偏见会导致人们倾向于接受与既有价值观或认识一致性的信息而过滤相悖的信息。风险信息的可信度需要领域专家进行判定，这是一个科学化的过程，往往会受到社会价值观的影响，从而表现出社会风险的政治性。（二）社会风险信息的传播特征1.社会风险信息更新速度具有差异性。社会风险信息可以区分为静态风险信息和动态风险信息，前者传播更新慢，而后者具有较高的时效性。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中，患者一出现，损失后果信息首先产生，但是疫情防控措施并未立即实行。因为未知病毒对人体的损害程度和传染能力是静态风险信息，需要一个科学的探索过程，更新速度比较慢。2.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是两种主要的社会风险信息传播路径。社会信息传播需要依赖社会关系，但依据传播者的意愿，其传播路径可以分为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社会制度规定了不同的风险利益相关者的角色以及系统化和计划性的风险信息传播。以社会关系为路径的风险信息传播与制度化的风险信息传播在传播者和信息内容方面有所差异。在新媒体时代，以社交媒体为媒介的信息传播对社会治理产生了日益重要的影响。3.风险信息传播是一个从数据到智慧的信息链过程。风险信息以不同的内容和形式在社会风险治理中传播和处理，体现了从数据到智慧的信息链过程。信息链理论或DIKW模型是常用的理论基础。信息链和DIKW模型描述了从数据、知识到智能的过程。不同的风险利益方都存在这一过程。促进该过程的转化将有助于社会风险治理，可通过优化社会制度和采用适当的信息技术实现这一过程。二、以风险信息为导向的社会风险治理对策（一）构建与培育适应现代风险社会的价值观价值观是社会风险治理的基础。价值观的基础性体现在风险的评估、风险信息的传播和风险处置的决策。风险社会的信仰和价值观是风险治理的对象。现代社会风险的评估与风险应对措施往往是以科技理性和经济理性为工具，但实质是不同阶级或群体的利益平衡。如何评估社会风险中的损失，这实质是个社会价值观的问题。在构建社会风险治理的决策支持系统时，能否广泛收集不同利益群体的信息将影响决策。（二）发挥社会风险信息作为治理工具的效用风险信息可以为治理主体提供更加快速准确的决策参考，帮助治理主体及时了解国内外社会风险的动态、群体的利益诉求、反馈信息以及存在的问题，有助于治理主体有效执行风险控制措施，从而成为风险治理的重要工具。在新冠肺炎疫情初期，医护人员分享的信息引发监管部门的注意，从而深入调查并评估该传染病风险，进而采取了必要的防疫措施。该案例充分说明了风险信息在风险治理中的工具价值。政府在发挥风险信息效用方面依然占据主导地位。主要原因是政府在信息采集和信息共享方面具有优势地位，政府不仅自身拥有大量数据，而且可以经授权获取相关数据。社会风险信息具有类型差异大且来源广泛等特征，这需要更高效的信息技术工具及时处理信息。这一过程中，尤为重要的是社会成员对技术的接受程度。（三）风险信息治理以信息共享为首要原则风险信息治理要以信息共享为首要原则，这是由社会风险信息的效用、社会风险的普遍性和价值导向性决定的。信息可信度参差不齐是风险信息的特征，对信息的评估需要一个科学的过程。在新媒体时代，微博和微信等社交媒体成为风险信息传播的重要媒介。因此在社会风险治理中，应当以促进社会风险信息共享为首要原则，在政府绩效考核、社会秩序管理、谣言治理、风险预警信息系统设计等方面排除可能导致传播障碍的因素。参考文献：[1]曹海峰.新兴风险治理体系:框架构建与路径选择[J].中州学刊,2020,(1):79-87.[2]靳文辉.弹性政府:风险社会治理中的政府模式[J].中国行政管理,2012,000(6):22-25.[3]周敏.风险社会下的信息流动与传播管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43-136.[4]闫岩,温婧.新冠疫情早期的媒介使用､风险感知与个体行为[J].新闻界,2020(06):50-61.[5]段红霞.跨文化社会价值观和环境风险认知的研究[J].社会科学,2009,346(6):78-85,189.[6]韩欲立.风险社会理论与重大疫情事件中的思想政治价值引导[J].贵州社会科学,2020,362(2):4-9.[7]何珊君.中国社会风险治理的难题及其对策研究[J].社会建设,2019,6(3):48-56.陈锋.基于风险信息传播的社会风险治理研究[J].决策探索(下),2020(10):88-89.基金: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基于互联网多源信息融合的食品质量安全监管情报支撑研究”(18CTQJ05)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