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古蜀与近东地区的交流关系研究古代近东的地域:一般来说指的是邻近欧洲的“东方”。从地理位置上来看,是靠近东部地中海海岸的地区,包括了亚洲西南和东北部非洲等地区1(见图1)。图1近东地区的地理位置先秦古蜀在当时交通和通讯条件都不发达的情况下,凭何去与近东如此遥远的地域发生联系呢?从目前所发现的情况来看,这种联系应多为间接的联系,但也不排除存在某些直接的联系。下面就以三星堆古蜀文明为代表的考古发现、文献资料和研究成果为基础,经整理后结合笔者的看法分别从政治、经济、文化等三个方面来进行探析。一、政治方面(一)金杖出土于广汉三星堆遗址,长142厘米、直径2.3厘米,重约500克,外为一层纯金皮,内为木芯,发掘出土的时候木芯已经炭化。杖的上端雕刻有三段46厘米长的三组图案,分别为人头、鱼、鸟等2(见图2)。图2三星堆金杖上的图案金杖在三星堆古蜀文明中起什么作用?这个没有争议,学术界普遍认为是代表了权力,金杖应该是古蜀王国的权杖,其图案也间接证明了神权政体的存在3。金杖这种权力形制在中华文明历史区域中没有出现过,在中原夏商文化区域中也没有类似的发现。据考证,金杖在中华地区同时期出土的金器当中年代序列是最早的,夏商文化区及其之前的时期都找不到相似的权杖形制4。所以不会是中原夏商文化传播的产物,从哪里可以找到其线索呢?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世界古文明当中第一个权杖出现在近东地区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的欧贝德文化第四期文化层中。除此以外,在近东地区也还有其他类似的考古发现,如在今天的以色列的比尔谢巴和死海边上的恩格迪,以及古埃及、古巴比伦等区域,都有权杖的出土发现,在这些地区中同时期出土的古雕刻物的图案中也发现了权杖5。众所周知,近东地区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古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等,其权力系统一直是使用权杖的形式来表现的。这个和我国中原文明一直使用九鼎作为权力系统的象征,是完全截然不同的两种政治文化风格。三星堆发现的权杖和近东的权杖之间究竟有何联系?谁先出现,谁是传播源,以及如何传播等均值得考证。古蜀周边的云南石寨山出土过一种方形铜片(M13:67)其上所刻的符号当中,其中就有短杖,杖上面还有人头的图案,可以肯定此杖是代表权力的权杖,而且这种铜片被发掘的还有不少,只是石寨山的时代序列比三星堆的晚,应是由三星堆传播而来6。而近东的权杖时间序列明显比三星堆的要早,在古蜀的周边地区都没有较早的类似权杖的发现和记载,三星堆权杖可推断是从近东传播而来。临近地区只有云南石寨山有类似的发现,只是时间比三星堆的晚,但是从传播学的回塑性的特质来推断:一是石寨山处在南方丝绸之路的线路上,二是南方丝绸之路沿线的一些近东因素的发现,因此可以推断三星堆金杖是通过南方丝绸之路由近东传播而来,这种政治文化因子由外传播而来的可能性在目前来说是可以肯定的。(二)金面罩同样是发掘出土于三星堆遗址,共出土有7件,较完好的一件残高11.3厘米,残宽21.5厘米。其中有4件出土时是覆在青铜人面像上的。纯金制成,眉、眼、口部为镂空,只有鼻部是隆起状7(见图3)。图3三星堆出土的金面罩金面罩是与金杖一同出土的,这二者本身就是极为贵重的物品,金杖代表权力,金面罩与金杖必定为统治层的权贵们所拥有,在神权政体的统治下作为象征权力的器具,被统治者用于各种神秘的祭祀仪式,以维护古蜀的神权统治,所以属于政治层面上的象征物品。金面罩和金杖一样,在夏商时期的中华文明范围内一直没有类似的考古发现。古蜀的周边也没有金面罩的踪迹,我们只能到外域文明中去寻找类似的发现,且关键的一点是其时代序列必须得在三星堆之前。在近东地区,有类似的发现:公元3300多年前的古埃及法老图坦卡蒙王下葬时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用黄金制成的面具罩在脸部;古希腊的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迈锡尼王陵考古发掘中,有金面罩盖在死者面部的现象8;近东古埃及的历史文献记载中有关于金面罩的记载,且古埃及的法老一直有用纯金作为葬殓用面具的传统9;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考古发现中,西亚乌能克文化区的娜女神庙中大理石雕像的头部,以及古巴比伦的毕不勒神庙的青铜制雕像的头部,都覆有金面罩10;上世纪20至30年代,在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的考古发现中,乌尔王陵第789号王陵有精美的牛头七弦琴出土,其共鸣箱前的牛头用金箔包制而成,一同出土的另外两个公牛雕像也以金箔包制11。三星堆出土的金面罩与金杖一样,文化气质迥异于中国的夏商文化。而且只在近东才找到了其线索根源,结合前述金杖因素,不言而喻,必定也是通过南方丝绸之路将这一政治意味浓烈的文化因子传承采借而来,为古蜀王国维护神权统治所用。二、经济方面(一)琉璃珠琉璃是一种水晶(富含氧化铅)在高温条件下经脱蜡等工序制作而成的。中国的琉璃制作开始于西周时期,在汉代完全成熟。且琉璃珠自古以来就作为饰品、收藏品,是贵重之物。在古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物资交换方面担负着重要的角色,所以这里将琉璃珠归到经济方面来作为论据。商周时期的古蜀国流行佩戴琉璃珠,这点学术界已达成共识。商周时代的古蜀贵族阶层十分流行戴琉璃珠,被称为“瑟瑟”,种类主要有宝石琉璃、琉璃串饰、蚀花珠等,而且根据发掘考证来看,应该来自中亚和西亚地区,即近东地区12。有古文献记载:“君不见益州城西门陌上石笋双髙蹲,古来相传是海眼苔藓食尽波涛痕,雨多往往得瑟瑟此事恍惚难明论,恐是昔時卿相墓立石不表今仍存……”(杜甫《石笋行》);“妇人一切不施粉黛贵者以绫锦为裙襦,其上仍披锦方幅为饰两股辮,其髮為髻髻上及耳,多缀真珠金贝瑟瑟琥珀,贵家仆女亦有裙衫……”(《蛮书》);另外《唐书》也有关于蜀地“瑟瑟”的相关记载。《太平寰宇记》当中更是完整的描述了岷江上游的族群就有佩戴此物的习俗。古代巴蜀地区的出土资料也证明了琉璃珠的存在。出土发现的地点有:成都西门零星出土,四川巴县地区的冬笋坝船棺墓葬,重庆南岸区的马鞍山汉墓,岷江上游茂县地区的石棺葬,四川理塘县的出土发现13。而在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区云南江川李家山、晋宁石寨山也有出土(肉红蚀花石髓珠和琉璃中珠),并且学术界认为是来自近东的西亚地区。前述的古蜀地区佩戴习俗和出土发现的琉璃珠系列和近东有何联系呢?这一点学术界已经有过系统研究和探析,主要是从古蜀地区发现的琉璃珠的形状、工艺、装饰和其中的金属含量等与西亚出土的琉璃珠进行了深入对比研究,一致认为古蜀从近东的西亚地区引入了琉璃珠和蚀花石髓珠14。从技术工艺的角度考证,中原和古蜀地区出土的大量琉璃珠经检验,有一部分含钡,而另一部分则不含钡。含钡的琉璃珠根据原料产地和技术工艺考证应该是产自中国地区,但是出土的时间序列相对要晚一些。其余不含钡的时间序列要早一些,英国人H·培克研究证明近东地区出土的琉璃珠(时间序列早于巴蜀)不含钡;古蜀和云南出土的不含钡的琉璃珠时间大致为公元2000年前左右,另外,时期更早的茂县琉璃珠也不含钡15。现已经证实蚀花珠、琉璃珠原产地在近东西亚、中亚地区,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近东出现的时间远远早于古代巴蜀和云南的发现,所以不含钡琉璃珠应该是来自近东地区。在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成都地区、途经地区和终点都有琉璃珠(不含钡)的发现。可以推断:古蜀和云南所出的琉璃珠或蚀花珠(不含钡)应当是通过南方丝绸之路,从出现时间较早的原产地近东地区传播而来。(二)丝绸贸易丝绸贸易理所当然是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重头戏,自然将其归入经济因素类。对于南方丝绸之路上的丝绸贸易等相关事宜,这个问题在学术界早就已经有了丰富的成果和共识,如果要再深入剖析难免篇长累赘,所以本文仅结合笔者的看法作简要的整理引述。关于蜀地丝绸或成都的织锦,在许多古文献中都能找到相关的记载。《华阳国志·蜀志》:“……有女墙,其道西城故锦官也锦工织锦濯其中,则鲜明濯他江则不好……”;谯周的《益州记》:“……成都织锦既成,濯于江水其纹分明,胜于初成……”;扬雄的《蜀都赋》:“……若挥锦布绣望芒兮无幅,尔乃其人自造奇锦……其布则细都……绵茧成衽阿丽纤靡……”;另外,《史记·张仪列传》《史记·西南夷列传》和左思的《蜀都赋》等都有关于蜀地丝锦的记载,说明自古以来蜀地的丝锦是十分发达的。古蜀丝绸通过贸易交换,出口到达了哪些国家和地区呢?对此学术界有过深入透彻的研究。在地中海地区的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相关文献中记载的“中国丝绸”,应该就是蜀国生产的丝绸。大约公元前4世纪在古希腊人的文献中出现的“Seres”即指某个国家名字,意思是“丝绸之国”,考证认为其指的就是古代盛产丝织品的蜀国16;按此推断,在《魏略·西戎传》(裴松之注引)中说的大秦国(古罗马)市集上交易获得的中国丝,是被加工成为胡绫的形式而出现在市场上的,此胡绫完全可能是由古蜀丝绸加工而成,再出口到波斯和古罗马等国家。蜀地丝织品不光占据了南方丝绸之路上对外贸易的主导地位,而且在北方丝绸之路上也占据了一席之地。据研究比证,在新疆的吐鲁番阿斯塔那发现的哈拉和卓古墓群,当中出土有大量的丝织品,全部都应当是蜀锦17;在北方丝绸之路都能够发现如此多的蜀锦,这就充分说明了古蜀丝绸交易所达之广。另外,在中亚地区的阿富汗距喀布尔以北58公里处,发现的一座马其顿亚历山大时代的城堡,其发掘出土物当中有相当部分是中国丝绸,根据研究是古蜀丝绸并且有80%的可能是经由南方丝绸之路到达中亚的18。由此可以推断,古蜀丝绸的传播范围是相当广泛的,古蜀丝绸的贸易活动是相当发达的。马其顿亚历山大时代的中亚发现了古蜀丝绸的足迹,近东目前虽只有时代相对较晚的蜀锦出土,但马其顿亚历山大时代的中亚和近东同为一个帝国的统治之下,所以当时古蜀丝绸必定是能够到达近东地区的。从三星堆发现物的一些明显的形制也能判定当时古蜀丝绸应当是相当发达的。三星堆著名的青铜大立人,其头戴五齿花冠身着长衫,花冠和长衫上有着各种各样起伏的花绞、纹路,这明显就是用华丽的蜀锦、蜀绣制作而成,说明古蜀王朝的丝绸工艺是十分成熟和发达的19。发达的丝绸就会有发达的丝绸贸易,也才会导致了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丝绸贸易必定需要使用等价交换物,该区域贸易中的等价交换物是货贝。另外,将三星堆出土的铜贝与近东的古希腊小亚细亚半岛上的吕底亚金属币进行对比,就会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功能、时间、工艺、外观和纹路等方面的相同或相似性,进一步证明了货贝在古蜀和近东的丝绸贸易中担当的角色20。古蜀丝绸在商周之时就已经广泛地传播于世界各国,在东南亚、南亚、近东直至欧洲都发现其存在的踪迹。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本身就是由于古蜀丝绸的对外贸易导致的,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古蜀甚至是中华文明采借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汲取丰富的政治、经济、文化营养元素。就是到了今天,蜀锦和蜀丝仍然还在发挥着其自身独有的不可小视的影响力。三、文化方面(一)青铜雕像任何一种文化因子都会借助物体来表达其存在,或艺术形式、或形制、或外观等方面来表达其文化形式的存在。从一系列典型的巴蜀考古发现物青铜制品的形式或形制当中,可以发现许多明显来源于近东的文化因子。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雕像群有人物造型(包括人物雕像、人头雕像、人面像)、动植物造型(包括兽面具、神树、青铜动物)(见图4)。根据研究,大部分是通过浇铸和锻压的工艺而形成的,其中大型人面像则采用了浑铸、焊接的手法;人像构造多采用突出细部夸张表现的手法,视觉效果冲击较强,如招风耳、纵目、大嘴、眉粗等;人像特征多为高鼻深目、耳穿孔,还附加有明显的异域图腾崇拜形式,如牛崇拜等;有的人像则有明显的高加索人种、古闪美特人、古雅里安人的文化特征;青铜动植物造型多种多样,人首鸟身、鸡、牛头、怪兽等,还有许多兽面具,都是以夸张抽象的手法表现并且感染力极强21。图4三星堆部分青铜雕像对三星堆的数量巨大并且特质明显的青铜雕像群和青铜器群,学术界早已有了详尽的研究和考评,存在一定的争议,不过有一点达成了共识:三星堆出土了巨量并且特色明显的青铜制品,说明了古蜀三星堆有着成熟的青铜文化,是中华文化又一灿烂的文明中心。部分争论:有的认为三星堆部分青铜器与中原青铜文明有些相似之处,应该是受到了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的一定影响22;有的认为三星堆的青铜人物群这一独具特色的发现,至今不能在中华大地其他同时代地域出土的青铜器当中找到相近之处;有的认为三星堆青铜文化独具特质,与周边文化比较,找不到令人信服的相同之处,起源和发展具有强烈的区域性特点。三星堆青铜冶金应该是中华地区许多青铜文化的起源中心之一,如果从世界范围来考虑,就会发现在世界文明的区域中,与近东地区的中东、西亚的时间较早些的青铜制品相比较,就可发现足够的证据印证23。笔者经过仔细对比研究,发现大部分三星堆青铜器与西亚的青铜文化有相似之处;将三星堆青铜像群的作品内容,与中东古代艺术雕刻品进行比较,同样也发现存在着一定的共性。除此之外,在两河流域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安纳托利亚等的西亚雕刻品中,也可找到许多类似的特征和文化内涵,与三星堆有着相通之处24。三星堆青铜像群的工艺手法、外观风格、形态的处理表达方式及功能分类基本都属于祭祀用的礼器,这与近东和西亚的宗教礼仪等用途不谋而合25。再看看古蜀的近邻云南的发现。云南晋宁石寨山的考古发现中,部分青铜器上有比例较小的人、动物、植物像,仔细研究其文化风格、形态、内涵等,与三星堆的极其相似26,并且在南亚、东南亚也存在着类似的发现。这些发现还有个共同点就是都处在南方丝绸之路上,这一传播路线上有如此多同类型的青铜制品的发现,难道是巧合?笔者推断,这一方面与三星堆强势的文化传播有关;另一方面,结合文化逆向传播的特性推断,云南是传播外域文化的中介,外域文化在蜀地受到采借,并且与本地土著文化结合后再强势沿原路径传播回去。前述研究可知,三星堆文化的确是受到过外域近东文化的深刻影响,不然怎么会在其青铜器物上有着明显的近东痕迹呢?(二)青铜神树从三星堆著名的青铜神树(见图5)上,不难发觉其构成和式样,同样也只有在近东才找得到类似的文化因子。青铜神树于1986年在三星堆遗址的二号祭祀坑出土,铸成时间约为商代晚期。在三星堆共出土了8棵青铜神树,最大的一号铜树残高396厘米,估计完整高度约5米左右,顶部已缺失,树干直立,有三层树枝,每层各有三枝,底部为一圆形底座并连有三个根状物支撑树干;每层树枝都呈下垂状,每层树枝的短枝上有镂空花的圆花蕾,每个花蕾上站着一只挺拔的小鸟,昂首翘尾,一号树上残存的有九只神鸟;枝头镂空铜树叶内有桃状的果子,树枝的另一侧有形态奇幻倒垂的龙形,倒挂在树干上;二号铜树只有下半部,底座的树根之间,各有一人呈跪状,双手前突平伸,其复原的部分树枝与一号不同的是外伸上翘,其他的与一号类似;其余的几棵铜树太过残破,无法复原27。图5三星堆的青铜神树青铜神树造型奇特。这一物件的造型、形态、手法、做工、文化形式等目前在中国的古文明、古文化当中难觅踪影。然而在近东和南亚的异域文化当中,却可以发现与三星堆神树相似或相同的文化因子。南亚古印度地区考古发现的雕塑品中,就有好几个与神树相关的故事,如树与人的结合等28。地中海爱琴文明的克里特和迈锡尼文明:大约在公元前20至21世纪,克里特文明深受西亚、埃及文化的影响且经过本土化后而独具特色。考古发现中,有许多以神树、树枝、神鸟作为神的标志;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明遗迹之一,即米诺斯王的王宫,建于西元前2100年至1800年左右,现存的王宫遗址廊道迂回、宫房交替,错综复杂,墙上有大量历经3000多年的壁画,画中内容丰富,其中就有关于神树、神枝、神鸟的故事29。古埃及文明的金字塔墓室墙上和通道壁上的浮雕,内容多为该墓室法老的生平事迹和神话传说,其中就有一处是关于古埃及神话中水神奥西里斯和其配偶伊西斯的传说:水神奥西里斯被害后变成了一颗神树,上面长满了动植物,后来奥西里斯变身成了冥神30。世界上的第一座城市是两河流域的西亚苏美尔——阿卡得城市,有7000多年的历史,强盛于公元前4000至3000年左右,其遗址中的位于穆刻尹尔的乌尔王陵,即在今天的伊拉克巴格达城外的东南方向300公里处,曾出土过一棵黄金制成的神树,上面长出的是带鸟翅的羊;今天土耳其境内的小亚细亚曾发掘出土的神树,时间约为公元前2200年左右,树上布满各种人像和动物像,且一同出土的部分陶器物上也有神树的内容31。从以上论据可以推断:神树的线索很明显是从南亚连接到了近东西亚,而南亚印度作为南方丝绸之路上的中节点,具有将神树文化传承过境的功能,将近东的文化因子神树传承过境并推动其传入了古蜀地区。三星堆的青铜神树,国内学术研究较为深入,有一些小的分歧,但总体方向是一致的,都认为是古蜀与近东之间文化交流和联系的结果。从近东到南亚再到古蜀沿南方丝绸之路分布的情况看,沿线相关的发现都是从近东到南亚再延至古蜀。相关发现的时间顺序与路径的传播方向基本一致,近东和古蜀都存在着一致的神树崇拜现象,可以明确近东到古蜀有一条路径在进行文化交流和传播32。三星堆文明的发现与其他中华文明区域的发现有着较大的差异性,差异较为明显的有神树、金面罩、金杖、巨量象牙、金箔、太阳神鸟、青铜大立人、青铜像群等大量器物。东亚没有类似的发现,当然这些青铜器物上也或多或少的可以窃见中原文化的痕迹,只是极少且不占主导,而大范围横向比较看,三星堆文化的内涵与近东西亚文化之间有着大量相同或相似的因素存在。所以,三星堆古蜀文明的土著文化的形成,是经历了采借吸收和自身改选的双重过程,必定是采借了西亚文明等外域的大量的文化因子,又同时吸收了部分中原文明的文化因子,才形成了独特的复合的三星堆古蜀文明33。通过以上分析和对比研究,现在可以确定的是:三星堆古蜀青铜文化与近东地区的上古文明之间存在着切实的联系与交流;并且不难发现出近东文化与三星堆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与沟通的关系;三星堆独特的青铜文化在东方找不到其主要的根源,只是某些方面有着形式上的相似点,然而却在近东发现了大量三星堆青铜文化的相同和相似点。所以三星堆文明是敢于开放,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文明,这些外来文化影响当中肯定会包含有中原、长江流域的文化影响,不论多少但总会受到一些影响。不然从地域关系上,从发现的相似点上解释不通。当然上古时期与中原、长江流域联系较少,有地理方位的原因,也更有中原文化深刻的排他性的缘由。可是三星堆文明虽地处中华的西南一隅,却绝对没有固步自封,而是积极地学习外域文化中近东和南亚文明的先进文化,依借自己的丝绸强项,通过南方丝绸之路引进了这些先进文化因子。但绝不是单纯照搬硬套,而是基于本地优秀土著文化的基础予以吸收发展,才绽放出辉煌灿烂的古蜀青铜文明。三星堆出土的金杖、金面罩、青铜雕像、神树、金箔等众多文化因子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等还没有成型的发现过,至少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但是如果将其与近东地区的古代西亚青铜文化作横纵比较,加上南方丝绸之路路径上中节点云南和南亚印度也有相同的文化因子的发现。将种种线索整理归集到一起研究比较,可以看出,三星堆文明与近东的西亚文化的确存在着相同或相似的因素。这些同类因子出现的路径,是从云南到东南亚到南亚再到中亚再到西亚和近东,与先秦时期就已开通的南方丝绸之路的路径刚好重合,又因为近东发现的相似因子的时间序列排在前面,所以这些近东异域文化因子必定是通过蜀身毒道这一古商路到达了古代巴蜀地区。南方丝绸之路缘于丝绸贸易导致了其开通和发展,为古蜀甚至是中华地区学习借鉴和消化外域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经验提供了帮助,其至今仍然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注释：2.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R].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231.3.段渝.玉垒浮云变古今——古代的蜀国[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112.4.段渝.论商代长江上游川西平原青铜文化与华北和世界文明的关系[J].东南文化,1993,(2).5.塞顿·劳埃德.美索不达米亚考古[M].杨建华,译,黄菊元,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138.6.陈德安,魏学峰,李伟纲,三星堆——长江上游文明中心探索[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32.7.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R].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233.8.肯拜尔,等.世界雕塑史[M].钱景长,译.杭州: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1989:95.9.尼·伊·阿拉姆.中东艺术史[M].朱威烈,等译.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168.12.高至喜.论我国春秋战国的玻璃器及有关问题[J].文物,1985,(12).13.作铭.我国出土的蚀花肉红石髓珠[J].考古,1974,(6).14.童恩正.略谈秦汉时期成都地区的对外贸易[J].成都文物,1984,(2).15.龚廷万,庄燕.重庆市南岸区的两座西汉土坑墓[J].文物,1982,(7).16.杨益宪.释支那[M].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83:187.17.武敏.吐鲁番出土蜀锦的研究[J].文物,1982,(6).18.童恩正.略谈秦汉时期成都地区的对外贸易[J].成都文物,1984,(2).19.陈显丹.论蜀绣蜀锦的起源[J].四川文物,1992,(3).20.肖燕.评三星堆文化研究中某些值得注意的倾向——兼说三星堆铜贝与吕底亚金属币[J].文史杂志,2002,(2).21.陈显丹.广汉三星堆青铜器研究[J].四川文物,1990,(6).22.张昌平.从纹饰风格看三星堆铜器群的不同产地[J].南方文物,2006,(3).23.霍巍.广汉三星堆青铜文化与古代西亚文明[J].四川文物,1989,(S1).24.范小平.三星堆青铜人像群的社会内容和艺术形成形式初探——兼与中东地区上古雕塑艺术之比较[M].成都:巴蜀书社,1993:128.25.段渝.古代巴蜀与与南亚和近东的经济文化交流[J].社会科学研究,1993,(3).26.林声.试释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铜片上的图画文字[J].文物,1964,(5).27.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R].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268.28.查尔斯·法布里.印度雕刻[M].王镛,等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231.29.兹拉特夫科斯卡雅.欧洲文化的起源[M].陈筠,译.上海:三联书店,1984:64.32.段渝.古代巴蜀与与南亚和近东的经济文化交流[J].社会科学研究,1993,(3).33.霍巍.广汉三星堆青铜文化与古代西亚文明[J].四川文物,1989,(S1).张弘,王小红.先秦时期古蜀与近东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J].阿坝师范学院学报,2020,37(02):68-74.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古代南方丝绸之路贸易发展衰落和近现代商道开辟考证研究”(17XZS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