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地黄炭止血“存性”与制炭工艺之间的相关性前言1立题背景及意义地黄为玄参科植物地黄Rehmannia-glutinosa-(Gaertn.)-Libosch.Ex-Fisch.Et-Mey.的干燥块根，始载于《神农本草经》，列为上品，为我国四大怀药之一，《中国药典》(2015版)“地黄”项下共收载鲜地黄、生地黄、酒炖地黄、清蒸地黄四种炮制品1。临床常用品种主要有鲜地黄、生地黄、熟地黄、生地炭、熟地炭。生地黄，性寒、味甘，具有清热凉血、止血、养阴生津的功效。经过生地黄炮制而成的熟地黄，其性由寒转温，其味由苦转甘，功效由清转补，以滋阴补血、益精填髓为主。经过制炭(炒炭、煅炭)后，寒凉之性减弱，止血功效增强，临床上多用于治疗血热所致各种出血证。炭药是临床常用炮制品之一，主要用于出血症的治疗。部分止血类中成药，如止红肠辟丸、荷叶丸、治红丸等，其中的地黄均需制炭使用[3]。此外中医药炭制要求“存性”，传统标准为外表焦黑，内部焦黄或焦褐，其是保障炭药安全有效的关键[4]。到目前为止关于地黄文献的研究大多集中于熟地黄和九蒸九晒的炮制方法，对地黄其余炮制品，特别是地黄炭的研究尚无突破性进展，无论古籍还是现代研究文献很少有涉及地黄两种炭制品(炒炭、煅炭)的报道。第一章生地黄制炭（炒炭、煅炭）体外化学成分研究生地黄有效成分众多，经过制炭（炒炭、煅炭）之后，其有效成分无论从种类和含量上均有一定程度变化。本研究利用指纹图谱和血清药物化学的方法探讨生地黄制炭（炒炭、煅炭）前后体外物质的差异，从体外化学成分的角度来揭示生地黄制炭之后“存性”的物质基础差异。第一节生地黄制炭（炒炭、煅炭）前后指纹图谱研究实验结论生地黄制炭前后建立的HPLC方法该方法稳定可靠，可用于生地黄及其炭制品的的质量控制和差异性鉴别，主成分分析、聚类分析和相似度评价揭示了炮制方式和产地差异对化合物的种类数量均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17-19]。第二节生地黄制炭(炒炭、煅炭)前后血清药物化学研究本章小结本研究利用指纹图谱和血清药物化学的方法探讨生地黄制炭（炒炭、煅炭）前后体外化学成分的差别，从体外化学成分来揭示生地黄制炭之后“存性”的物质基础差异。基于指纹图谱分析技术，建立和分析了不同产地和不同制炭（炒炭、煅炭）方式之间相关性。在研究过程中，生地黄经过制炭之后，有效成分的含量和数量显著减少，且两种制炭方法之间也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不同产地和采收时间的药材也有差别。采用相似度评价和聚类分析样本之间的联系，为生地黄及其制炭品的质量控制提供了方法。为探讨其可能的药效学成分，基于指纹图谱，研究生地炭血清药物化学，寻找其入血成分。研究发现性别对地黄及其制炭品入血药效成分没有显著影响。生地黄两种炭制法（炒炭、煅炭）之间入血成分类似，但是具体含量有差别。另外，与空白组比较，生地黄制炭前后增加了新的入血成分，认为梓醇以原形进入到血液中，是地黄的生物药效指标。此外本实验在提取过程中，建议进行浓缩富集的处理和增大进样量进行图谱分析。鉴于样品的数量较多，分析时间长，在HPLC分析时可附加预柱进行处理。另一方面，地黄有效成分众多，仍然需要继续优化液相条件进行分析。此外生成的共有谱峰，部分色谱峰分离度不好，峰形不尖锐，可辨认的峰的数量较少。应多收集多来源的地黄饮片，进行大数据分析，使其可以进行来源的归类鉴定。进一步优化高效液相的方法，优化指纹图谱。同时进行多种对照品的指认。在生地炭血清药物的研究中发现其入血成分含量低，同时能够指认的入血成分少。应进行液质分析和数据库检索，寻找更多的入血成分。第二章生地黄制炭(炒炭、煅炭)热分析研究生地黄两种制炭方式（炒炭、煅炭）炮制终点的判断目前仍然基于传统的经验判别，没有统一可控的标准。本实验采用热重分析技术，以生地黄为试样，在程序升温条件下，通过变换热分析气氛，模拟传统制炭品制备过程；同时，在相同实验条件下，以药效物质群进行热重分析实验；最终，量化生地黄制炭工艺参数（火力、火候）指标。为生地黄制炭工艺质量控制提供参考。第一节生地黄炒炭的热分析研究实验结论根据对地黄与不同提取物及不同对照品的热解特性分析得出，生地黄170.5℃~260.3℃范围内的热失重速率峰由多糖及其他一些极性较大的化合物受热分解造成，260.3℃~363.1℃范围内的热失重速率峰由梓醇等环烯醚萜类化合物造成。生地炭临床应用广泛，主要用于治疗血热出血证，现代临床用于治疗原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功能性子宫出血等疾病。王梅等[18]用经典的系统溶剂法提取生地黄水煎液，观察各部位药效发现，生地黄止血作用的活性成分存在于乙醇部位，并分析指出，其活性成分与糖类、环烯醚萜苷类成分有关。另外，通过美拉德反应与地黄炭炮制机理的研究发现，地黄炒炭过程中可能发生美拉德反应，其中5-HMF为其重要的中间产物[52]。炒制前期，中间产物5-HMF含量增加说明这类反应随炒制时间延长而加剧；炒制后期，5-HMF含量逐渐下降可能是由于其挥发或进一步参与了其余反应。然而梓醇是地黄的主要有效成分之一，随着制炭过程其含量大幅下降[52]。研究认为糖类和环烯醚萜苷类成分为止血活性物质，还原性糖果糖、梓醇、5-HMF与地黄止血作用有关。因此，地黄炒炭的最佳温度应控制在果糖、梓醇热解之前，为5-HMF热解最大热失重速率峰时的温度，即216.3℃为地黄炒炭最佳温度，梓醇的最大热失重速率峰峰温274.3℃为炒炭温度上限。第二节生地黄煅炭的热分析研究本章小结本研究采用热重分析技术，以生地黄为试样，在程序升温条件下，通过变换热分析气氛，即分别以空气、氮气气氛，模拟传统制炭品制备过程；同时，在相同实验条件下，以地黄药效物质群进行热重分析实验；最终，分析认为地黄炒炭的最佳温度应控制216.3℃，274.3℃为炒炭温度上限。194.2℃为地黄煅炭最佳温度，温度上限为276.8℃此外通过分析数据发现，空气气氛与氮气气氛下各类化合物相比，热解特性规律有所不同。氮气气氛下几种糖类物质挥发分释放阶段的热失重速率峰明显比在空气气氛下热解的热失重速率峰少，除了5-HMF，其他类型化合物总体的热失重量均减少，并且所有化合物难挥发分及固定碳燃烧阶段热失重减少，没有明显的热失重速率峰。与空气气氛下各样品的热解燃烧特性相比，氮气气氛下，生地黄药材挥发分释放第一阶段最大热失重速率峰对应的温度变化2.7℃，差异较小，但是此阶段对应的热失重率明显增加；挥发分释放第二阶段最大热失重速率峰后移23.1℃，热失重率下降近50%。生地黄对照药材也表现出相同的性质。挥发分释放第一阶段最大热失重速率峰对应的温度变化3.2℃，此阶段对应的热失重率明显增加；挥发分释放第二阶段最大热失重速率峰后移22.7℃，热失重率下降。生地黄醇提物挥发分释放主要阶段与空气气氛下挥发分释放第一阶段基本一致，整体热失重率减少。多糖提取物挥发分释放阶段主要以142.8-321.8℃范围为主，209.4℃为最大热失重速率峰，相比后移2.9℃，热失重率差异较小。葡萄糖对照品挥发分释放阶段由两阶段变为一阶段，最大热失重速率峰对应的温度与空气气氛下挥发分第一阶段基本一致，本阶段最大热失重速率增加。水苏糖在两种气氛下，热解特性相似，挥发分释放阶段均包括两部分，阶段一峰温分别为231.2℃、230.7℃，阶段二峰温分别为295.6℃、297.0℃，热失重率及最大热失重速率均相差很小。蔗糖、棉子糖、果糖挥发分释放阶段均为一部分，不同之处在于蔗糖和果糖的最大热失重速率峰均与空气气氛下挥发分释放第二阶段热失重速率峰相符，最大热失重速率峰前移，而棉子糖的最大热失重速率峰与空气气氛下挥发分释放第一阶段热失重速率峰相符，最大热失重速率峰后移。环烯醚萜类梓醇有一个挥发分释放阶段，最大热失重速率峰从274.3℃后移到276.8℃，热失重率及最大热失重速率均降低。益母草苷和5-HMF最大热失重速率峰则均前移。针对上述出现差异的原因，今后将采用更先进的分析技术，继续深入研究。第三章地黄制炭(炒炭、煅炭)的止血“存性"代谢组学研究实验结论本实验基于本课题组前期研究基础，通过皮下注射20%干酵母联合无水乙醇灌胃的方法建立血热出血模型[55-61]。模型大鼠肺、胃组织肉眼可见多个出血点，肝肾颜色加深，肺组织病理检查表现为间质出血、炎性细胞浸润，肛温在8h内显著升高(P<0.05)，大鼠TT，APTT和PT显著延长(P<0.05)，血浆FIB含量显著增加(P<0.05)，说明血热出血模型大鼠凝血功能异常，有明显的出血倾向。此外阳性药组、生地黄组、炒炭组（传统和新法）、煅炭组（传统和新法）均可显著的降低不同凝血因子的相对含量(P<0.05)，表明生地黄制炭（炒炭、煅炭）后止血作用增强，止血作用在生地黄炒炭品和煅炭品之间具备一定的差异性。PT主要反映机体外源性凝血系统功能，其延长表明血浆中外源性凝血因子水平降低。APTT和TT反映机体内源性凝血系统功能，其延长与内源性凝血酶的抑制有关。本研究结果也表明生地黄、生地黄炒炭品和生地黄煅炭品通过增强机体内源性凝血系统的功能发挥止血作用[62]。此外模型大鼠不仅存在凝血功能异常，还呈现血液流变学异常。具体表现为全血高中低切黏度、血浆黏度、全血高、低切还原黏度，红细胞刚性指数，红细胞聚集指数等均显著升高(P<0.05)。炒炭组（传统和新法），能显著降低血热出血模型大鼠全血高、中、低切黏度和血浆黏度(P<0.05)。阳性药组、炒炭组（传统和新法）能显著降低血热出血模型大鼠红细胞刚性指数和全血高切还原粘度(P<0.05)。新法炒炭、煅炭组能显著降低血热出血模型大鼠全血低切还原粘度(P<0.05)。其余各组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相关指数。经过分析，生地黄炒炭品可显著改善以上血液流变学指标，增强红细胞的变形性，降低其聚集性，表明生地黄炒炭后依然保留其“凉血”作用。而生地黄煅炭品仅在全血高切和低切还原粘度有显著的降低的作用，对其他血液流变学指标未有显著影响。综上，生地黄炒炭品具有“凉血止血”作用，生地黄煅炭品仅保留“止血”作用，而无显著的“凉血”作用。此结果与本课题组之前的相关研究具有一致性[55-64]。炮制方式以及火力、火候对炮制品质量具有显著影响。新法炒炭、煅炭品与传统制炭从止血凉血的药效学研究来看仍然具备一定差异，但是其仍不同程度上保留了生地黄凉血止血的功效。另一方面炮制太过和炮制不及的地黄制炭品在凉血止血方面疗效不显著，表明中药材在炮制过程中对火力、火候的掌握需要严格控制，否则会影响炮制品药效的发挥。通过基于血热出血模型大鼠血清代谢组学[65-82]的研究，表明不同炮制方式对炮制品内源性代谢轮廓具备显著的影响，具体表现为：（1）生地黄炒炭组和煅炭组之间具有一定的差异性。（2）新法炒、煅炭和传统炒、煅炭炮制品之间具有差异性。（3）炮制太过和炮制不及对其内源性产物之间具备差异性。但是，综合分析认为，无论何种炮制方式，仍然有向空白组回调的趋势，证明其制炭后仍然保留生地黄一定的功效，即所谓“存性”。基于非靶标代谢组学平台，筛选了传统炒炭和传统煅炭两种炮制方式之间的42个差异性代谢产物，进一步分析了其可能参与的17条代谢通路、内源性小分子在各组之间的含量差异和其调节趋势，探究了其发挥疗效的生物学机制。本章小结本研究通过皮下注射20%干酵母联合无水乙醇灌胃的方法建立血热出血模型。模型大鼠肺、胃、肝、肾的脏器组织、肺组织病理切片、肛温、凝血功能、血液流变学均出现异常，通过对生地炭在体内动态变化过程和代谢产物变化进行比较分析，认为生地黄炒炭品具有“凉血止血”作用，生地黄煅炭品仅保留“止血”作用，而无显著的“凉血”作用。中药炮制过程中火力、火候对炮制品的药效物质和代谢轮廓影响显著。同时筛选得到生地黄制炭（炒炭、煅炭）的42个差异性代谢产物，进一步分析了其可能参与的17条代谢通路和内源性小分子在各组之间的含量差异和调节趋势，阐明了生地黄制炭（炒炭、煅炭）工艺与其止血“存性”之间的相关性。此外，目前公认的血热出血模型有多种，如皮下注射内毒素型血热出血模型，皮下注射干酵母联合低浓度乙醇连续多次灌胃型血热出血模型，皮下注射干酵母联合干姜水提液连续多次灌胃型血热出血模型，皮下注射干酵母联合无水乙醇一次性灌胃型血热出血模型。在本研究中，选择干酵母联合无水乙醇一次性灌胃建立大鼠血热出血模型，来考察生地黄制炭前后的凉血止血作用。本模型较好的模拟了中医有关外邪入侵，热毒炽盛，伤津耗液，血液浓缩，血液黏稠的演变过程[63]。而本实验只选择了单一一种血热出血模型。从中医急性热证（热入营血）的病因和病机看，单一模型并不能完全概括血热出血证的特点。另一方面，在代谢组学研究中，可能会由于个体差异、饲养条件、化合物分析条件和数据库等的影响，对差异代谢物的寻找产生干扰，使结果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在今后的研究中，基于靶标代谢组学和更多组学技术，寻找鉴定更多差异代谢物质，分析其制炭前后“存性”的药效物质和具体的代谢过程。结语生地黄，性寒、味甘，具有清热凉血、止血、养阴生津的功效。制炭（炒炭、煅炭）后，寒凉之性减弱，止血功效增强，临床上多用于治疗血热所致各种出血证。关于生地黄制炭（炒炭、煅炭）前后止血作用大多采用体外实验，结果均证实生地黄制炭（炒炭、煅炭）后止血作用增强[55]。而无论古籍还是现代研究文献很少有涉及地黄两种炭制品（炒炭、煅炭）止血“存性”相关研究的报道[55]。本研究以生地炭“制炭存性”差异为切入点，提出“地黄炭止血‘存性’的物质基础，不仅包括体外转化物，还包括体内代谢物；而这些物质基础的量变与质变一定程度上主要取决于制炭工艺”的工作假说，并开展以下相关研究：1.采用指纹图谱和血清药物化学分析研究生地黄制炭前后的有效物质群。2.采用热分析技术，量化生地黄制炭（炒炭、煅炭）的炮制温度。3.采用皮下注射20%干酵母和灌胃无水乙醇的方法建立符合中医辨证特点的血热出血模型。观察生地黄制炭（炒炭、煅炭）前后对模型大鼠肛温、血液流变学、凝血功能、肺组织病理等方面的影响来探讨生地黄制炭前后的凉血止血作用。4.采用代谢组学技术分析血热出血模型大鼠血清中内源性代谢物的变化，研究制炭（炒炭、煅炭）前后对凉血止血作用的影响，筛选血热出血大鼠的潜在生物标志物，以及各炮制品间存在差异性，初步探讨地黄炭凉血止血的作用机制，为中医用药提供理论依据。根据生地黄制炭前后指纹图谱可知，生地黄共指认出15个色谱峰，生地黄炒炭指认出11个色谱峰，生地黄煅炭指认出8个色谱峰。经过鉴定，生地黄炒炭后指认出梓醇、益母草苷、毛蕊花糖苷和5-HMF，生地黄经过煅炭后只鉴定出5-HMF和毛蕊花糖苷。研究认为生地黄经过制炭化合物数量减少，且炮制方式对化合物种类具备一定影响。经过主成分分析、聚类分析和相似度评价可知，认为不同产地和不同炮制方式均对生地黄制炭后化合物的种类和数量具有显著影响。在生地炭血清药物化学的研究中发现，实验动物性别对地黄及其制炭品入血药效成分没有显著影响。生地黄两种制炭法（炒炭、煅炭）之间入血成分类似，但是具体含量有差别。另外与空白组相比，生地黄制炭前后增加了新的入血成分，认为梓醇以原形进入到血液中，是地黄的生物药效指标。采用热重分析技术，以生地黄和地黄药效物质群为试样，在程序升温条件下，分别以空气、氮气气氛，模拟传统制炭品制备过程。结果216.3℃为地黄炒炭最佳温度，274.3℃为炒炭温度上限。地黄煅炭的最佳温度为194.2℃，276.8℃为煅炭温度上限。通过皮下注射20%干酵母联合无水乙醇灌胃的方法建立血热出血模型。模型大鼠肺、胃组织肉眼可见多个出血点，肝肾颜色加深，肺组织病理检查表现为间质出血、炎性细胞浸润，肛温在8h内显著升高，大鼠TT、APTT和PT显著延长，血浆FIB含量显著增加，说明血热出血模型大鼠凝血功能异常，有明显的出血倾向。此外阳性药组、生地黄组、炒炭组（传统和新法）、煅炭组（传统和新法）均可显著的降低不同凝血因子的相对含量，表明生地黄制炭（炒炭、煅炭)）后止血作用增强，止血作用在生地黄炒炭品和煅炭品之间具备一定的差异性。本研究结果也表明生地黄及其制炭品通过增强机体内源性凝血系统的功能发挥止血作用。此外模型大鼠不仅存在凝血功能异常，还呈现血液流变学异常。分析认为，生地黄炒炭后依然保留其“凉血”作用。而生地黄煅炭品仅在全血高切和低切还原粘度有显著的降低的作用，对其他血液流变学指标未有显著影响。综合比较说明，生地黄炒炭品具有“凉血止血”作用，生地黄煅炭品仅保留“止血”作用，而无显著的“凉血”作用。炮制方式以及火力、火候对炮制品质量具有显著影响。新法炒炭、煅炭品与传统制法从止血凉血的药效研究来看仍然具备一定差异，但是其仍保留了生地黄凉血止血的疗效。另一方面炮制太过和炮制不及的地黄制炭品在凉血止血方面疗效不显著，表明中药材在炮制过程中对火力、火候的掌握需要严格控制，否则会影响炮制品药效的发挥。通过基于血热出血模型大鼠血清代谢组学的研究，表明不同炮制方式对炮制品内源性代谢轮廓具备显著的影响，具体表现为：（1）生地黄炒炭组和煅炭组之间具有一定的差异性。（2）新法炒、煅炭和传统炒、煅炭炮制品之间具备差异性。（3）炮制太过和炮制不及对其内源性产物之间具备差异性。但是，综合分析认为，无论何种炮制方式，仍然有向空白组回调的趋势，证明其保留了地黄炭一定的治疗效果。基于非靶标代谢组学平台，筛选了传统炒炭和传统煅炭两种炮制方式之间的42个差异性代谢产物，进一步分析了其可能参与的17条代谢通路、内源性小分子在各组之间的含量差异和其调节趋势，探究了其发挥疗效的生物学机制。阐明了生地黄制炭（炒炭、煅炭）工艺与其止血“存性”之间的相关性。构建了基于热分析-代谢组学技术的中药炮制工艺与炮制机制研究的新模式。本研究基于非靶标代谢组学初步探讨了生地黄制炭前后体内外差异性的变化，生地黄炮制方式多样、药效成分种类繁多，在今后的研究中，针对差异代谢物应继续进行不同炮制品之间的差异物鉴定和指认，基于靶标代谢组学，深入探讨生地黄炭发挥疗效的生物学代谢通路和机制，以期更好的指导生地炭的临床应用。综述：《地黄炮制的现代研究进展》摘要：本文在对有关地黄近十余年炮制文献进行回顾分析的基础上，重点对地黄炮制过程中主要化学指标性成分的动态变化，多种炮制品的炮制工艺参数的客观化表征以及地黄经炮制后药理作用的变化等方面进行了综述。尽管目前地黄各种炮制品炮制终点的客观化表达方法很多，但其相关炮制机制尚不明确，仍需要进行标准化统一以及采用新的研究思路进行创新性研究。关键词：地黄炮制终点药理作用研究进展发展趋势地黄是玄参科植物地黄Rehmanniaglutinosa(Gaertn.)Libosch.exFisch.etMey.的干燥块根，最早载于《神农本草经》，被列为上品，《中国药典》（2015版）地黄项下共收载鲜地黄、生地黄、酒炖地黄、清蒸地黄四种炮制品。临床常用的炮制品种具有熟地炭和生地炭2种炮制品。其中经过生地炮制而成的熟地，其性味和功效均发生变化。其性由寒转温，其味由苦转甘，功效由清转补，以滋阴补血、益精填髓为主。鲜地黄以清热止血为主，用于热症；生地黄以清热养阴为主，用于阴虚内热症[1]。生熟之品药性迥异，无论从化学成分的种类还是含量来说都具有明显差别，且从古至今地黄的独特药效一直在中医药领域被众多医药家所重视。地黄在《神农本草经》中，品名为“干地黄”。在“干地黄”项下记为“生者尤良”。生地黄之名始于《名医别录》。清末名医张山雷认为《名医别录》的“生地黄”即“鲜地黄”[1]。熟地黄一词最早出现在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中[2]，宋朝《证类本草》对其多种炮制品的质量也有记录。酒制熟地黄最早出现在梁代《本草经集注》[3]酒浸法中，南北朝《雷公炮炙论》[4]第一次出现拌蒸时加入酒料的记载，宋朝的《普济本事方》[5]与《史载之方》[6]也同时记录了熟地黄用酒蒸的方法：“蒸九遍用酒制造”和“洒酒九蒸九曝，焙干”，明清阶段也承袭了用酒九蒸这样的加工技术。此外熟地黄虽然在加工方法有很大不同，但却都要求“光黑如漆，味甘如饴”，同时还要求“太过则性味发酸”。生地黄炭的记载最早见于宋代《太平圣惠方》，其中有用生地“烧灰”、“以竹刀子切，放铜器内炒令黑色”的炮制方法。宋朝《太平圣惠方》采用“烧令黑”的加工方法。明朝《济阴纲目》出现“熟地黄炭”的记录。古籍中关于地黄炭增强止血作用的记载鲜见，地黄炭止血作用的说法应始于近代[1]。基于此，本文就地黄炮制相关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在检索、分析近十余年地黄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着重探讨在地黄炮制过程中药效指标的动态变化以及地黄不同炮制方法的差异性，在此基础上针对地黄不同炮制品的炮制工艺参数进行客观化量化表征。同时，借鉴现代生物学评价方法，对地黄炮制前后炮制机理进行深入分析。1、地黄制备过程中常用的化学指标性成分的动态变化研究地黄在现代化学成分组成的研究集中于环烯醚萜及其苷类、苯乙醇苷类、糖类、氨基酸类等相关化合物，在不同的炮制过程中，所包含组分种类和含量有清晰的差异。1.1环烯醚萜及其苷类、苯乙醇苷类和5-HMF等物质的动态变化梓醇(Catalpol，分子式C15H22O10)，在多种环烯醚贴苷类有效成分中，含量最高，在由生地到熟地的炮制过程中基本变化趋势为明显下降，降低率为40%-80%[7]。熟地黄经酒制后，梓醇的含量仅为0.203%，同时其经过水炮制后，其含量更是低于0.2%，二者的差异性并不显著[7]。地黄苷A（RehmanniosideA，分子式C21H32O15），地黄苷D（RehmanniosideD，分子式C27H42O20），地黄苷A、D水溶性较好、热稳定强，在生地和熟地中含量较高，同时经过加工，其几乎不产生不分解，现在大多数学者都将其作为质量控制的标志物。孟祥龙[8]等研究地黄清蒸九蒸九制的过程，认为随着炮制程度加深，地黄苷A和地黄苷D含量略为增加。益母草苷（Onuride，分子式C15H24O9）其含量仅次于梓醇、地黄苷A和地黄苷D。地黄中益母草苷和梓醇的极性较为接近，分离纯化具有一定的难度，不易用化学试剂分离[6]。在熟地黄被加工炮制的过程中，伴随蒸制次数的不断增加，其含量逐步减少，最后几乎全部降解[9]。另外随着加热炮制时间的延长，地黄苷D的含量逐渐增加，是否由单糖苷或多糖苷以及与其结构相似的益母草苷转化而来，有待进一步研究[10]。毛蕊花糖苷（Acteoside，分子式C29H36O15）又名麦角甾苷，是《中国药典》（2015版）中熟地黄质量控制的指标性成分[11]。在炮制成熟地的过程中，毛蕊花糖苷的含量不断地降低，然而异毛蕊花糖苷却呈现相反的趋势。尚伟庆[12]等考虑毛蕊花糖苷在生地黄加工的过程中还可以转变为异毛蕊花糖苷。然而也有发现生地和熟地中毛蕊的含量不存在明显差别，生地中含量为0.030%，熟地中含量为0.028%（P>0.05），判断麦角甾苷的化学性质较为稳定。于文娜[13]认为蒸制时间对异毛蕊花糖苷的含量波动的影响较大；然而鲜地黄在不同时间阶段下其异毛蕊花糖苷的含量变化并不具有显著性。毛蕊花糖苷与异毛蕊花糖苷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5-HMF是由生地不断加工的期间，一直增加和新出现的物质，其含量可增加到原先的20倍左右。5-HMF的变化在地黄炮制过程中有一定的踪迹可寻，研究发现在达到传统质量标准的前提下，常压蒸制24h或加压蒸制4h的熟地黄其5-HMF含量在0.2%-0.3%之间，另外它的含量随着蒸制时间的增加而增加，在蒸制52h左右时，其含量逐步下降。猜想其可能是由于水蒸气的加热蒸发，或5-HMF进一步分解之故，有待进一步进行研究[7]。另外在梓醇的减少的同时伴随5-HMF的增加，且两者具有同步性[14]，对于二者是否有一定转换关系，还未有定论。另外对5-HMF是毒性成分还是特殊的活性成分，一直有争议[10]。5-HMF的增加也有人认为是美拉德反应中还原糖或蛋白质中的自由氨基，经过Amadori重排，在一定的PH条件下转化而成的物质。在对5-HMF及其新分离衍生物5-（α-D-吡喃半乳糖基-（1→6）-α-D-吡喃半乳糖基氧基甲基-2-呋喃甲醛的研究中认为其浓度与5-HMF的浓度相当，表明其有可能作为地黄炮制中的标记化合物[15]。陶益[16]等运用质谱鉴定了地黄中8个差别显著的化学性成分，并发现蒸制品中的梓醇含量下降57%，而连翘酯苷E含量增加70%，其他环烯醚萜苷类成分含量都显著降低，特别是连翘酯苷的含量下降最大，降低了78%。此外，毛蕊花糖苷和异麦角甾苷的含量分别下降64%和35%。另外，酒炙品中环烯醚萜类成分含量均显著降低，猜想其可能与环烯醚萜苷类成分在酒制条件下发生断裂之后进一步降解有关。另外地黄随炖制时间的增加，毛蕊花糖苷、梓醇等的含量在13h之前的趋势为逐渐下降，然后趋向于平稳；同时5-HMF的含量却为不断增加，在炖制时间达到11h之后，其上升的程度具有一定的显著性[17]。九蒸九晒制备熟地黄的过程中，从第一次蒸晒到第六次蒸晒，梓醇和益母草苷的含有量呈现逐渐减低的趋势；七蒸七晒后，梓醇和益母草苷均未检出。这也许是由于梓醇、益母草苷分解、转化或随水蒸气损失所导致的。地黄苷D的含量从一蒸一晒到三蒸三晒并没有明显差别；从四蒸四晒到九蒸九晒，地黄苷D不断的增加。这可能是由其它环烯醚萜苷类成分水解或转化而来，其结果有待进一步研究[7]。梓醇和毛蕊花糖苷在一蒸一晒到四蒸四晒这个过程中含量明显下降，而后趋于平稳。地黄九蒸九晒的过程中，随着炮制程度加深，5-HMF含量呈明显上升趋势，同时可看出，从二蒸二晒到九蒸九晒的过程中其含量明显増加[18]。1.2糖类的动态变化地黄中主要有水苏糖、毛蕊糖、棉子糖、甘露三糖等寡糖，半乳糖、葡萄糖、果糖、甘露糖等单糖和分子量不等的多糖[19]。在生地寡糖中水苏糖的含量为64.9%，为所有糖类成分中含量最高的成分，随着炮制时间的增加，水苏糖的含量有十分明显的下降，在熟地黄中其占有量不超过8%，大部分的寡糖转变成了甘露三糖（大于30%）[20]。此外证实鲜地黄在烘焙过程中，水苏糖主要经过脱半乳糖的形式转化为棉子糖，在蒸制的过程中，经过脱果糖的形式转化为甘露三糖[21]。另外伴随着炮制时间，蔗糖、棉子糖、水苏糖和毛蕊花糖的含量不断下降，而果糖和甘露三糖等的含量不断上升，且均具有显著性[22]。现代研究认定糖类的变化与熟地黄功效的变化可能与美拉德反应相关，不仅糖的种类和结构不同会使发生反应的速率不同，而且其还原糖的含量与褐变速度成同步趋势[23]。研究认为还原糖在清蒸时间达到22h、酒炖时间达到48h和七蒸七晒后，其含量最高，之后含量具有一定程度的降低[24]。地黄九蒸九晒过程中，随着炮制程度加深，一蒸一晒之后葡萄糖明显增多，而四蒸四晒之后果糖含量明显增加[17]。1.3氨基酸类动态变化在生地被炮制加工的过程中，随着时间的延长，几乎所有氨基酸的含量均呈现下降趋势，其中精氨酸的下降率达到90％以上，它们下降的原因可能是加工过程中产生的5-HMF及果糖等单糖与氨基酸反应生成蛋白黑素造成的[15]。1.4其他成分的动态变化含糖基的紫罗兰酮类加工成熟地黄时会脱去糖基。而脂肪酸、芳香酸等有机酸类在地黄加工过程中变化较小[18]。在熟地黄中，一些金属元素如Ca、A1、Cu、Zn、Fe等含有量较高，在被加工制备的过程中它们也具有显著波动，Ca和A1的变化最为明显[25]。2、地黄炮制终点的研究进展传统关于中药炮制终点的判断一般基于基本感官经验，即“眼看、手摸、鼻嗅、口尝”等直观感受或者最简单的统计方法。对于熟地黄，《中国药典》（2015版）的炮制规定仍然是蒸制黑润，晾晒至八成干、切片、干燥。此外地黄炭和生地黄质量标准的考察和建立鲜有文献记载。现今中药炮制终点的衡量有了多种方式，具体如下：对于水制熟地黄，张浩等[26]采用HPLC，浸出物测定法和L9(34)正交试验设计得出熟地黄需先切片再蒸制且在浸水量为0.2L·kg-1，浸润时间为2h，蒸制时间7h的情况下条件最优；曹建军[27]等运用指纹图谱，发现在蒸制时间达到26h后，生地黄可以达到炮制的终点；屠万倩[28]等考察在蒸制的温度达到125℃且在蒸制压力150kPa的条件重复蒸2次，每次2h可以达到标准化的程度；对于地黄的蒸制，马晓嘉[29]建议可将生地黄加水浸润1h，然后蒸制5-10h，同时注意在不要影响蒸汽量。在蒸制结束后，先经过晾晒后，再以60℃的温度烘至全干。对于酒制熟地黄，李华坚[30]高压蒸汽灭菌器调节压强在0.12MaP，且黄酒的用20%，蒸制7h等条件下炮制效果最佳；赵丹等[31]发现5-HMF的含量在酒炖28h后大幅度的增加；同时还原糖的含量也逐渐升高，伴随着外观颜色由灰变黑，口感的转变，优选出酒炖24h为最佳炮制时间；研究者[32]比较了酒制熟地黄在改进和传统工艺下辅料的使用量、制备时间和蒸制时间、耗煤量等影响因素，对其进行了工艺的优化。樊克锋[33]等研究认定在酒炖熟地的过程中，10h左右时各项指标特征开始出现复杂变化态，15h时各项指标都趋于稳定特征化。以还原糖含量的变化作为指标，李军[34]发现地黄在清蒸时间为22h和酒炖时间为48h时，炮制品中还原糖的含量最高；张丽萍[35]等发现在地黄不断蒸制的过程中，在清蒸时间达到22h和七蒸七晒之后，还原糖的含量达到峰值，接着会有所降低。对于古法“九蒸九制”，钟恋[17]等采用机器视觉技术、电子鼻技术、电子舌技术对其炮制终点进行客观量化，发现清蒸第四次的熟地黄是颜色变化的主要阶段，清蒸第六次的熟地黄是气味明显变化的阶段。此外又结合“性状”“聚类分析”结果及内在成分聚类结果，认为地黃润透后至于蒸锅内待圆气后密闭蒸制4h，取出晒至八成干，经过四到五次的炮制可以达到标准[17]；孟祥龙等[8]研究了炮制所用的辅料的影响，发现清蒸法与酒蒸法都在第3次、第4次和第6次蒸晒后有明显的变化；张静等[36]通过综合平衡多种指标，认为地黄在加黄酒量达到40％，每次蒸制时间达到6h的前提下，再经过9次重复的蒸制和70℃的鼓风干燥，所得成品最优；胡志芳[37]考察认为在炆制熟地黄的过程中，辅料的使用也可能会引入一些新的化学成分，因加入考虑范围之列。陈熙[38]等研究建立地黄炭的质量标准，从显微、薄层、含量限定等方面作出结论。认为地黄制炭品中所含的毛蕊花糖苷的量应在大于0.015％左右。中药炮制现代化、客观化是伴随着现代仪器的发展实现的，因此需要应用多方面的技术对药效化学成分进行定量表征。3、地黄药理作用的研究进展药效学研究表明，地黄在抗炎、降血糖、利尿、止血保肝等方面有独特作用。传统中医药理论均认为地黄为“壮水之主，补血之君”。《药品化义》[49]中记载熟地可“安五脏，和血脉，润肌肤，养心神，宁魂魄，滋补真阴，封填骨髓，为圣药也。”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加工后的地黄可增强免疫力和记忆力，在延缓细胞衰老和细胞凋亡、抑制肿瘤、抗炎、降血糖血脂方面具有显著效用[50]。3.1增强记忆力地黄通过调节GABA和NMDA受体来发挥独特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熟地黄增长了痴呆动物在跳台实验的潜伏期、同时使犯错误率降低；同时在水迷宫实验寻台所花费的时间大大减少。因此熟地黄有改善学习记忆的作用[51-52]；李龙宣等[53]发现地黄毛蕊花糖苷类物质使小鼠的神经元数目增加，同时也使神经类细胞的凋亡和β淀粉样蛋白沉积产生了下降；李许[54]研究发现了地黄的水提物对衰老型大鼠的学习记忆能力存在一定干扰作用。崔瑛[52]等认为地黄对MSG大鼠学习记忆的影响，可能是通过提高C-fos、NGF的表达来进一步实现的。3.2延缓细胞衰老SOD（超氧化物岐化酶）具有一定生理方面的活性，是自由基消亡十分重要的酶。SOD是临床药理中衰老与死亡的直观指标；NOS（一氧化氮合酶）也是一种在不同脑区中选择性分布的同工酶。熟地黄在整体上具有对抗衰老变化的作用，研究发现其能明显降低衰老模型大鼠大脑皮层SA-β-gal阳性表达的细胞数，同时提对记忆功能有一定帮助作用，这可能与其可以提高SOD、NOS的生物活性，减少MDA、LPO的数量有关[55]；董静[56]等在对地黄多糖研究中发现，其可促进细胞凋亡，并存在调节免疫的功能，考虑其可能与下游的靶基因的表达有关系。3.3减慢细胞凋亡李龙宣等[53]发现熟地在进行大鼠海马神经元细胞凋亡的实验中，起到减慢细胞凋亡速率的作用，认为其可以通过不断对神经元进行干扰，从而加强减慢细胞调亡的速度，同时也考虑这也影响了动物在记忆方面的功能。3.4抗肿瘤Caspase-3是一种蛋白酶，作为细胞凋亡过程当中最重要的剪切酶和CTL细胞机能的主要组成部分。Caspase-3在抗肿瘤方面具有明显的研究意义。地黄多糖可能通过对荷瘤小鼠的细胞内色素的激活调节，影响线粒体存活，从而使肿瘤细胞实现凋亡[57]。熟地黄多糖也可通过调节相关的蛋白表达，使凋亡细胞增加[58]。瞿英英[59]等研究了生地黄提取物在肿瘤方面诱发的一系列症状，发现生地黄通过环稀醚萜类和苯乙醇苷物质发挥血管作用。3.5抗焦虑、抗疲劳崔瑛[60]等发现熟地黄也有一定抗焦虑作用。在对小鼠进行明暗箱和迷宫模型的实验上均有明显的反应。猜想其发挥作用可能与GABAAR1等一系列受体的表达有关。在对地黄多糖的抗疲劳作用的研究中认为地黄抗疲劳作用机理可能与肝糖原贮积的增加和SUN和BLA积累的减少有关[61]。3.6抗炎熟地黄的肠道茵群代谢研究发现，熟地黄可进了肠道中有益菌生长的同时抑制有害菌的生长，这样就通过减少炎症因子数量量，从而减轻了炎症[62]。李哲[63]等发现在同步放化疗基础上，对鼻咽癌患者给予地黄多糖的药剂服用，可能对鼻咽癌患者STAT3通路存在显著影响。此外地黄中的DHAP是在在活化的巨噬细胞中通过阻断ERK1/2和NF-kB信号传导途径来抑制激活的巨噬细胞中炎性介质的产生，从而揭示了其具有一定的抗炎活性[64]。梓醇可抑制肺内异常嗜酸性粒细胞浸润，并抑制趋化因子eotaxin和CCR3等的升高。在对地黄主要有效活性成分梓醇的研究中发现，经过梓醇治疗的哮喘小鼠的骨髓细胞中IL-5R对的表达低于未治疗的哮喘小鼠，表明梓醇可减弱OVA诱导的哮喘症同时抑制炎性细胞尤其是嗜酸性粒细胞的浸润，进入肺部。本研究进一步将抗炎作用归于其具体的药效成分[65]。3.7降血糖、降血脂经不同炮制方法制备的地黄合剂有明显的降血糖和血脂的作用，观察到其可以明显降低糖尿病小鼠的血糖血脂含量。并且地黄不同炮制品之间差异性显著[66]。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holesterol；HDL-Ch）是一种能够逆向转运的内源性的胆固醇酯，在对患冠状动脉心脏病的治疗中十分重要。地黄对糖尿病的治疗和预防作用，可能与血清成分含量的变化有关。在比较中发现，地黄对降血糖及调脂的作用远远大于熟地黄，其原因可能是经过地黄的多种方法的炮制，可能会导致降血糖类成分的减少[67]。此外还证实熟地有显著的抵抗糖尿病性骨质疏松的功效[68]。而李莉[69]的研究发现生地黄在降血糖血脂方面，与胰岛β细胞和肝葡萄糖-6-磷酸酶的活性有明显关系。3.8促进造血和止血作用地黄多糖可促进机体的造血机能，多糖量的不同会导致效果有十分明显的差别，量越大对造血的改善作用越有力，可能是通过提高血清粒-巨噬细胞集落的刺激因子含量的水平来实现的，并且以中剂量下的造血提升作用最强[70]。李娴等发现地黄炭无论生和熟均具有止血的功效，生地制炭可以进一步增加在止血方面的影响，而熟地制炭后较之前却新增加了在止血方面的功效，且不同制炭方法之间的止血作用并没有显著差别。杨兰英[71]认为与传统酒制地黄相比，生地黄产地加工饮片炮制一体化的补血作用会更显著。3.9增强免疫熟地黄增强免疫可能是通过增强Th1和Th2细胞因子的表达来实现的。郑晓珂[72]发现熟地黄水提物和粗多糖有免疫增强作用，观察到其显著促进了刀豆蛋白A刺激前后小鼠胸腺及脾的淋巴细胞的增殖，提高了上清液中多种白细胞介素的水平，同时呈现剂量依赖性关系。生地[73]通过加强对活性白细胞介素-2（IL-2）的产生从而使细胞免疫功能得到加强。4.0对滋腻碍胃现象的影响地黄在病人久服之后出现了滋腻碍胃的现象[74]。李娴等[75]在对地黄多种炮制品影响大鼠滋腻碍胃现象影响的程度的比较研究中认为经过水蒸制的地黄对这一现象的干扰最为明显，而经过多次蒸晒之后的熟地黄却大大消除了其副作用，猜想其原因可能是GAS相关物质的增加，导致的胃内容物量的大幅减少。4、结语和展望中药炮制终点的确认与量化表征是近代中药研究者的重要任务，中药的多成分，多靶点，多来源一直是限制其发展的因素，就本文地黄而言，虽然众多学者就指标化学成分和应用多种仪器技术对其进行了考量，取得了初步成果，但是仍有以下问题值得探讨：(1)目前分离检测的常用指标性成分是否就是发挥疗效的物质并不明确。(2)各种成分在不同炮制品种的炮制过程中转换、增减、转运等关系不清楚，以及其作用机制也有待研究。(3)现在大多学者认为美拉德反应[76-77]与地黄的炮制过程中化学成分的增减密切相关。生地黄含有的数目巨大的糖的水解产物和许多游离氨基酸均能发生美拉德反应；由于苷元具有半缩醛的官能团性结构，具有特定的活性，经过水分离解析后也会发生美拉德反应；同时温度在美拉德反应速度的变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温度相差达到10度左右时，褐变这一现象产生的速率就会不断加快，而地黄炮制过程恰恰就是要不断的进行加热。(4)关于地黄文献的研究大多集中于熟地黄和九蒸九晒的炮制方法，对地黄其余炮制品，特别是地黄炭的研究还没有显著性的突破，此外关于地黄炭的“炒炭止血理论”认为可能是受元代“血见黑止”的影响而来的。(5)地黄的古法炮制为“九蒸九晒”，在中医药文化史上含“九”的炮制方法和中药材有很多，这一独特的加工过程对中药药效的发挥是一个质的飞跃，无不体现着中华先古对药材加工的神思，为后世留下“九蒸九曝（晒）”、“九制”、“九转”及“九煅九淬”等堪存堪鉴的记述，如何首乌、自然铜等。因此对其炮制次数的内涵性阐述需要进行统一的分析研究。另外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学科间的融合交互，中药的发展有更多的任务，如对于量效关系的把握，对各种成分的动态比例关系的探讨，分子水平的研究，质量标志物和生物标准的建立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衡量终点的依据，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以期促进地黄的现代化研究。参考文献：[1]王军.地黄的加工炮制与应用考[A].中国药学会药学史专业委员会.第十九届全国药学史本草学术研讨会暨2017年江苏省药学会药学史专业委员会年会论文集[C].中国药学会药学史专业委员会:中国药学会,2017:10.[2]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1:15.[3]陶弘景.本草经集注[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3:218.[4]雷斅.雷公炮炙论[M].上海: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1986:116.[5]许叔微.普济万事方[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5:9.[6]史堪.史载之方[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120.[7]卢鹏伟.地黄的化学成分和炮制的比较研究[D].郑州.河南大学,2008.[8]孟祥龙,马俊楠,张朔生,等.熟地黄炮制(九蒸九晒)过程中药效化学成分量变化及炮制辅料对其影响研究[J].中草药,2016,47(05):752-759.[9]刘明,李更生,王慧森,等地黄九蒸九晒炮制过程中益母草苷的含量测定及其动态变化[J].中国药学杂志,2009,44(09):658-660.[10]岳超,高杰,石上梅,等.HPLC测定地黄炮制前后3种苷类物质的含量[J].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2015,21(04):71-74.[11]周倩.地黄标准物质及熟地黄质量评价标准的研究[D].郑州.河南大学,2014.[12]尚伟庆,贺清辉,张建军.地黄炮制过程中毛蕊花糖苷变化的研究[J].新中医,2014,46(05):209-211.[13]于文娜,张振凌,张颖,等.地黄炮制过程中异毛蕊花糖苷含量的动态变化[J].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2017,23(18):22-26.[14]董金石.地黄的炮制对5-羟甲基糠醛含量的影响[J].黑龙江科技信息,2017,38(07):38.[16]陶益,蒋妍慧,唐克建,等.地黄炮制前后化学成分的UHPLC-Q-TOF/MS比较研究[J].中药新药与临床药理,2016,27(01):102-106.[17]钟恋,汪云伟,杨诗龙,等.地黄酒炖过程化学成分及“味”的关系[J].中成药,2015,37(05):1041-1044.[18]钟恋.基于“性状”和化学成分的清蒸九制地黄过程研究[D].四川.成都中医药大学,2015.[19]曹建军.地黄基于HPLC指纹图谱的质量评价及种质资源利用研究[D].陕西.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2.[20]刘彦飞.地黄活性物质与功能研究[D].北京.北京协和医学院,2013.[21]武卫红,温学森,赵宇.地黄寡糖及其药理活性研究进展[J].中药材,2006,29(05):507-5.[22]张文婷,岳超,黄琴伟,等.地黄生品与炮制品中8个糖类成分及不同炮制时间点其量变化分析[J].中草药,2016,47(07):1132-1136.[23]周逸群,贺福元,杨岩涛等.美拉德反应研究现状及对中药炮制和制剂工艺研究方法的影响[J].中草药,2014,45(01):125-130.[24]张慧芳.不同炮制方法对地黄中糖类及梓醇含量影响研究概况[J].实用中医药,2009,25(07):501-502.[25]秦昆明,束雅春,曹岗,等.中药炮制研究的思路与方法-以地黄的炮制研究为例[J].中草药,2013,44(11):1363-1370.[26]张浩,杜伟锋,梅威威,等.熟地黄不同蒸制工艺的比较及其工艺优化研究[J].中华中医药学刊,2014,32(11):2636-2638.[27]曹建军,梁宗锁,杨东风,等.应用HPLC指纹图谱技术确定熟地黄炮制终点[J].中国中药杂志,2010,35(19):2556-2560.[28]屠万倩,周志敏,张留记,等.多指标综合评分正交试验法优化熟地黄的炮制工艺[J].中国药房,2017,28(22):3121-3124.[29]马晓嘉.熟地黄蒸制工艺的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17.[30]李华坚,陈华师,马兴田.高压蒸制熟地黄工艺研究[C].中华中医药学会中药炮制分会.中华中医药学会中药炮制分会2011年学术年会论文集.中华中医药学会中药炮制分会:2011:3.[31]赵丹,张振凌,韩宁宁,等.酒炖炮制时间对熟地黄质量的影响[J].中医学报,2017,32(07):1231-1235.[32]杨荣英,陈健明,黄秀玉,等.黑豆蒸制首乌和酒制熟地黄的传统工艺与改进工艺比较研究[J].中国民族民间医药,2016,25(21):26-28.[33]樊克锋,赵建平,汤法银,等.FTIR对酒炖熟地黄炮制终点的量化分析[J].中国兽药杂志,2017,51(09):49-55.[34]李军,张丽萍,张振凌,等.熟地黄清蒸和酒炖不同时间还原糖含量测定[J].中成药,2006,28(04):513-515.[35]张丽萍,李军,张振凌,等.熟地黄清蒸和九蒸九晒炮制品中还原糖含量测定[J].河南中医学院学报,2005,20(04):22-23.[36]张静,马瑛.多指标综合平衡法-正交试验优化九蒸九晒地黄炮制工艺[J].中国药房,2016,27(07):962-965.[37]胡志方,王小平,郭慧玲,等.江西建昌帮炆制熟地黄中辅料作用探索(Ⅱ)[J].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2015,21(01):7-9.[38]陈熙,马超英,罗会,等.地黄炭质量标准研究[J].职业与健康,2016,32(05):603-606.[39]雷敬卫,白雁,樊克锋.NIR和HPLC指纹图谱在熟地黄饮片质量稳定性考察中的对比研究[J].中国中药杂志,2008,33(18):2052-2055.[40]张颖,张振凌,杨佳宁,等.地黄不同炮制品中无机元素的ICP-OES法测定[J].时珍国医国药,2019,30(06):1358-1361.[41]张波泳,江振作,王跃飞,等.UPLC/ESI-Q-TOFMS法分析鲜地黄､生地黄､熟地黄的化学成分[J].中成药,2016,38(05):1104-1108.[42]王小平,胡志方,王进,等.不同炮制法对熟地黄中化学成分影响的比较研究[J].时珍国医国药,2015,26(01):91-93.[43]朱纯,谢心,杜家蒙,等.导数同步荧光光谱对不同产区熟地黄的鉴别.光谱学与光谱分析[J],2015,35(12):3450-3453.[44]李建军,连笑雅,王君,等.怀区熟地傅里叶变换中红外光谱指纹图谱研究[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7,45(02):77-81.[45]郭楠,李稳宏,赵鹏,等.不同炮制地黄中水苏糖含量研究[J].中成药,2008,30(12):1012-1014.王勃.生地黄炭止血“存性”与制炭工艺相关性研究[D].山西中医药大学,2020.如需获取全文请联系本网站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