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2015学年高二历史同步训练1.2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新人教版选修6.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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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课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1．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发现和释读古埃及象形文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体系之一。自公元前3500年起逐渐形成，一直使用到公元2世纪。所记语种属古代埃及语，主要使用者为僧侣。这种文字通常被刻在庙墙和宗教纪念物上，因而在古希腊文中，称为“神圣的雕刻”或“圣书”。译成中文时，则借用了“象形文字”这一习惯用语。1822年，法国学者J．F．商博良①成功地译读了象形文字。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已有很大进展，对其语法、词汇等有了系统的总结，成为埃及学的重要内容。古埃及的象形文字系由原始的图画符号演变而来。按符号在文字体系中的作用可分为表意文字（意符）和表音文字（音符）两类。表意文字表现所描摹的实物或与之有关的某些事物的概念；表音文字则是用来拼音的符号，它原为表意文字，但又具有了标音的意义。据统计，当时经常使用的文字符号共计700个左右。古埃及象形文字的书写方式有直式和横式两种。直式是从上往下写；横式是从左向右或从右向左写。区别左右书写的方向是根据象形文字所表现的物体形象面向何方。古埃及的象形文字通常刻在庙墙、陵墓、石棺、调色板、雕像、洞穴峭壁等石质材料上，有时也写在陶片、木料和纸草上。前一类铭文刀法古拙，形状规整，其中具有重大研究价值的有金字塔铭文、卡纳克遗址神庙铭文以及在萨卡拉墓地和阿拜多斯遗址等处发现的墓壁铭文。后者则主要是纸草文书。中王国时代开始以芦苇笔为书写工具，因而从象形文字中演变出一种简化的速写形式。这种新的文字通常是由僧侣写在纸草上，所以称为僧侣体或僧侣文字。前7世纪左右，僧侣体又演变出一种书写速度更快的草书体文字，通常用于日常公文的书写，因而称为世俗体。世俗体文字和僧侣体文字一样，一般是由右向左写。象形文字、僧侣体和世俗体3种文字形式一直使用到希腊、罗马统治埃及的时期。罗马帝国统治后期，大约从前3世纪起，古埃及文字逐渐被科普特文字代替。──《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140—141页【解读】19世纪上半期，古埃及象形文字的成功释读，曾极大地推动了古埃及历史的研究，并形成一门国际性的埃及学。而古埃及象形文字的释读，则是充分利用了埃及文化遗产中的许多金字塔和寺庙遗址中的铭文。这些文化遗产后来有多项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世界文化遗产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价值。【注释】①商博良（1790—1832）：法国埃及学家和语言学家，埃及学的奠基者。1806年就学于格勒诺布尔大学，勤奋攻读古代史，学习科普特语和多种字母文字，1808年获语言学博士学位。1809—1816年任格勒诺布尔大学教授，其时已精通古希腊文和拉丁语，熟习埃及文等八种东方语言，并开始借助埃及罗塞塔石碑（收藏于大英博物馆）的三种文字铭文，着手释读石碑上的象形文字。1822年，成功释读了埃及托勒密和克娄巴特拉方尖碑石印本中的象形文字，拉美西斯和吐特摩斯的王名。1822年9月24日，在巴黎科学院宣读了著名的《关于象形语音学的字母给M·达西尔先生的信》，这一天公认为埃及学的诞生日。1828年，他组织了一个考古队到埃及发掘，收集古物、摹画和抄录铭文。1830年归国后主持卢浮宫博物馆埃及部。1831年，法兰西学院为他创设埃及学讲座。2．苏美尔文字的发现和释读苏美尔文字为苏美尔人发明的楔形文字，世界上最早的文字之一。公元前3500~前2600年属象形文字阶段，此后发展成为记写苏美尔语的楔形文字。前第2和前第1千年，苏美尔人同化于阿卡得人后，其文字在宗教和文学中仍被使用，公元1世纪后失传。18世纪中叶以后，楔形文字引起学术界的注意。19世纪，学者们利用“波斯古经”首先释读成功波斯楔形文字，然后，对照波斯文字释读成功塞姆语系的阿卡得文字。最后利用阿卡得文字释读成功与任何语系都无关系的苏美尔文字。在释读过程中，英国的H．C．罗林森（1810—1895）、爱尔兰的E.欣克斯和法国的J.奥佩尔作出了较大贡献。苏美尔人用当地盛产的芦苇和黏土作为书写材料，以削尖的芦苇杆在黏土泥板上压写字符，由于压出的笔画呈楔形，因此名为“楔形文字”。将写好字的泥板晒干或烧干后即成为今天所说的泥板文书。常用的苏美尔文字约600多个，主要分为表意符和表音符两种，另外还有定义符和尾音符。所记的苏美尔语被称为粘着语，其词干不变，依靠在词干上加前、后缀来表示语法作用，名词与动词是同形的，一字往往多音多义，现知的苏美尔词根约1 800个。苏美尔文字后来为西亚各古代民族所采用。塞姆语系的阿卡得人、迦南人、巴比伦人和亚述人，印欧语系的赫梯人和波斯人，语系难定的埃兰人、胡里安人和乌拉尔图人都用苏美尔文字来记写自己的语言，因而又形成了不同的楔形文字体系。──《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第495页【解读】教科书中所说的古巴比伦文字，是一种楔形文字，而其源头则是苏美尔文字。苏美尔文字的发现和释读成功，使人们得以了解古巴比伦王国及其之前的苏美尔城邦、阿卡德王国及乌尔第三王朝的历史。这又从一个方面说明文化遗产对于学术研究的重大价值。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原则3．“真实性”概念“真实性”概念最早出现于《威尼斯宪章》（Venice Charter，1964）中，之后在欧洲社会逐渐得到广泛认可。当时它主要针对欧洲文物古迹的保护与修复，因而现在主要用于文化遗产。世界遗产领域内关于“真实性”的解释最初见于“行动指南”，比较详细的解释见于《奈良文件》（Nara Document,1994）。《奈良文件》第13款指出，“想要多方位地评价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其先决条件是认识和理解遗产产生时及其随后形成的特征，以及这些特征的意义和信息来源。真实性包括：遗产的形式与设计，材料与实施，利用与影响，传统与技术，位置与环境，精神与感受。有关‘真实性’详实信息的获得和利用，需要充分地了解一项具体文化遗产独特的艺术、历史、社会和科学层面的价值”。文化遗产真实性还在于，“不同的文化和社会都包含着特定的形式和手段，它们以有形或无形的方式构成某项遗产”。世界遗产委员会在“行动指南”（又译作“操作指南”，第10版，1997）第24段指出：“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财产（property）至少应具有《世界遗产公约》所说的突出的普遍价值中的一项标准以及真实性标准”；每个被确认的项目都应“满足对其设计、材料、工艺或背景环境以及个性和构成要素等方面的真实性的检验”。另外，“行动指南”还从立法与管理角度提出对真实性的保护，应“具备足够的法律的/合同的/传统的保护和管理机制，确保被提名的文化财产或文化景观有足够的保护。国家、省、市的保护性立法，以及服务于保护的管理和规划控制机制，是一切遗产保护的基础，必须在提名格式中予以正确说明。这些法律的/合同的/传统的保护机制的贯彻实施是必要的。而且，为了保护文化景点（sites）的完整性，尤其是那些对大量投资者开放的地方，相关成员国应该提供合理管理的足够证据，保证文化财产的合理保护、保存和对公众的开放。”──张成渝《“真实性”与“完整性”是遗产保护的基本原则》，徐嵩龄、张晓明、章建刚编《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经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78—79页【解读】这段文字讲述了“真实性”概念的由来，指出根据《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的规定，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除了至少必须符合登录标准中的一条外，还必须符合真实性标准；同时还要求“具备足够的法律的/合同的/传统的保护和管理机制，确保被提名的文化财产或文化景观有足够的保护”。因此，真实性也就成为登录《世界遗产名录》的基本条件和保护原则。关于真实性的含义，这段文字也引用《奈良文件》加以说明，这就是指遗产产生时及其随后形成的特征，包括遗产的形式与设计，材料与实施，利用与影响，传统与技术，位置与环境，精神与感受。4．“完整性”概念完整性（integrity）一词来源于拉丁词根，表示尚未被人扰动过的原初状态（intact and original condition）。它主要用于评价自然遗产，如原始森林或野生生物区等。完整性原则既保证了世界遗产的价值，同时也为遗产的保护划定了原则性范围。“行动指南”（又译作“操作指南”，第44段b）对自然遗产的完整性有如下的界定：①对于自然遗产评定标准（即第44段a，本文注，下同）中第①条所涉及的遗产地（site）来说，它们应当包括自然环境中全部或大多数相关要素。……②对于自然遗产评定标准中第②条所涉及的遗产地来说，它们应当拥有足够大的范围，并且包括必要的自然环境，从而说明，对于景点所包含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长期保存过程来说，它们的许多关键方面是必不可少的。……③对于自然遗产评定标准中第③条所涉及的遗产地来说，它们应具有突出的美学价值，并应包括那些对于保持此美学价值必不可少的相关地区。……④对于自然遗产评定标准中第④条所涉及的遗产地来说，那些维持生物区或生态系统内绝大多数动物和植物物种特征的栖息地，应被考虑包含在内。……⑤第44段a描述的遗产地应有一个管理规划。……⑥第44段a描述的遗产地应有足够长期的法律、规则和制度保护。……⑦第44段a描述的遗产地应该是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最重要的遗产地。根据新近的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约》，生物多样性是指陆地生态系统、海洋和其他水生生态系统以及由它们构成的生态复合体（ecological complexes）中生命体在物种层次与生态系统层次的变异性。只有那些最具生物多样性的地方才能达到第44段a第四条标准的基本要求。不难发现，上述对自然遗产完整性的解释，是以涵盖与自然遗产密切相关的周边空间为要旨的，并且特别提出了管理规划、法律、规则和制度保护，以保障遗产的完整性。──张成渝《“真实性”与“完整性”是遗产保护的基本原则》，徐嵩龄、张晓明、章建刚编《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管理》，第79—81页【解读】以上两段材料指出，根据《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的规定，“真实性和完整性”这两个原则与遗产类型有着明显的对应关系：真实性原则对应于文化遗产，完整性原则对应于自然遗产。这种状况，是与两原则各自产生的背景有关。“国际文物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ICOROM）、“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和“国际自然和自然资源保护联盟”（IUCN）分别是世界文化遗产与世界自然遗产评定的主要依托机构。它们有着各自对遗产的独立认识。这使得“操作指南”对两类遗产的评定标准表现出各自学科领域（博物馆学和生态学）的特点。不过，这不等于说，真实性只对应于文化遗产，完整性只对应于自然遗产。事实上，“操作指南”也明确规定要“保护文化遗产的完整”（第24段），并规定凡是申报遗产的项目，都必须将“真实性/完整性”作为列入的理由，写入提名表格之中，还规定每个缔约国向世界遗产委员会提交的关于《世界遗产公约》执行情况的定期报告，应包括“真实性/完整性说明”的内容。5．对“真实性”和“完整性”原则的全面理解世界遗产事业发展到今天，无论是文化遗产还是自然遗产，对它们的评定、评价与保护常常要涉及真实性和完整性两个方面。首先，关于自然遗产的真实性问题。对自然保护而言，真实性比完整性更为基础，完整性是对真实性的强化。从对问题的认识层面上来讲，最高级的自然保护是“preservation”（原封不动的保存），而非“conservation”（可以利用的保护）。在经历了数百年人类加速改造自然后的今天，保护片状的自然遗产地、自然保护区，成为人类追忆“原汁原味”自然环境的退而求其次的手段。因此，完全地实现preservation而不是以conservation为借口进行遗产的利用，尤其是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利用，是人类尊重自然和自然遗产的原生性的最佳方式。另一方面，从实践的角度来说，自然遗产的真实性也往往在不经意间被打破。例如，以生态系统保护为核心内容的自然遗产地，近年来一直受外来物种侵入的威胁。我国云南滇池水葫芦的蔓延及其对水体造成的污染，便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与此对应的是，本地物种的缺失与恢复也已成为一个新的关注热点。美国黄石国家公园，现已完成“恢复灰狼在公园内生存”的初期试验，借以恢复消灭灰狼之前的自然生态系统。正反两个事例说明了当前在自然遗产真实性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人类在恢复自然生态系统真实性（不人为增加，也不人为减少）方面所做的努力。可见，自然遗产真实性的现实意义是毋庸赘述的。国际自然和自然资源保护联盟（IUCN）是最早提出自然遗产“完整性”原则的，如果我们探究一下其早在1974年认定的国家公园标准，便不难发现，那里最强调的是排除人为因素的影响。如：“标准（1）……具有优美景观、特殊生态或地形，有国家代表性，未经人类开采、聚居或建设”；“标准（3）……限制工业区、商业区及人类聚居开发，禁止伐木、采矿、设厂、农耕、放牧及狩猎等行为，以有效地维护自然景观及生态平衡；标准（4）保护现有的自然状态，准许游人在一定条件下进入，可作为现代及未来的科研、教育、游览与启智的场所”。可见，无论是自然遗产还是文化遗产，它们的真实性实际上都面临着排除人为因素影响的同样问题。因此，如果一味完全按照“行动指南”（又译作“操作指南”）和《奈良文件》上的界定来解决实际问题，就过于机械了。其次，文化遗产也存在完整性的问题。一是范围上的完整（有形的）。建筑、城镇、工程或者考古遗址等应当尽可能保持自身组织成分和结构的完整，及其与所在环境的和谐和完整。二是文化概念上的完整性（无形的）。如我国的明十三陵，作为中国陵墓文化的一组典型代表，它们具有文化概念上的完整性，以及相应地体现在地理位置上的相互关联性。最简单地理解，十三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作为一个组团，十三处缺一不可。再如泰山，其文化价值体现在佛教、道教、封禅以及世代歌咏、吟诵文化等同为一体。登山线路的变换，泰山封禅祭祀过程中酝酿、登天和抵达仙境等三个阶段，都突出了文化遗产伴随实物而来的概念上的完整性。“行动指南”明确提出过“保护文化遗产的完整性”（第24段）。在1996年“关于提名世界自然遗产的总体评价原则和标准”的专家会议上，讨论的主题是，将完整性条件应用到自然和文化遗产上，为确认和评价世界遗产制订一种通用的方法。《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意见书》（《ICOMOS Position Paper》，简称“意见书”）中说，“希望简单地把适用于自然遗产地的完整性条件移用到文化财产的想法是不明智的。虽然如此，完整性条件表达了整体上对文化遗产的接近，它比真实性原则与文化遗产之间的关系更相关，更有意义。作为一个概念，‘完整性’适用于自然遗产，它同样平等地适用于文化遗产”。“意见书”还举例，1972年《世界遗产公约》刚刚订立和1975年正式实施期间，一份关于“美国历史纪念地提名进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使用标准”的文件中，“完整性”已作为一个决定性因素被专门使用。可见，通过完整性原则判定文化遗产并不是一个近年来才出现的概念。《威尼斯宪章》中的有关论述也值得一提，在“修复”一节第十四条指出，“古迹遗址必须成为专门照管的对象，以保护其完整性”。──张成渝《“真实性”与“完整性”是遗产保护的基本原则》，徐嵩龄、张晓明、章建刚编《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管理》，第82—84页【解读】如何全面理解世界遗产评价和保护的“真实性”与“完整性”原则，此段文字作了深入的论述，并举例加以说明。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文化遗产完整性的论述，指出它既包含有形的范围上的完整，也包含无形的文化概念上的完整性。6．将世界遗产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材料一〕4．委员会应在必要时制定、更新和出版一份《处于危险的世界遗产名录》，其中所列财产均为载于《世界遗产名录》之中、需要采取重大活动加以保护并为根据本公约要求给予援助的财产。《处于危险的世界遗产名录》应载有这类活动的费用概算，并只可包括文化和自然遗产中受到下述严重的特殊危险威胁的财产，这些危险是：蜕变加剧、大规模公共或私人工程、城市或旅游业迅速发展计划造成的消失威胁；土地的使用变动或易主造成了破坏；未知原因造成的重大变化；随意摈弃；武装冲突的爆发或威胁；灾害和灾变；严重火灾、地震、山崩；火山爆发；水位变动、洪水和海啸等。委员会在紧急需要时可随时在《处于危险的世界遗产名录》中增列新条目并立即予以发表。──《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Ⅲ.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政府间委员会〔材料二〕80．按照《公约》第11条第4段，委员会将把满足以下要求的财产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ⅰ．考虑中的遗产列在《世界遗产名录》中；ⅱ．遗产受到严重或特殊的危险的威胁；ⅲ．有必要对财产进行大型维护；ⅳ．要求对遗产提供《公约》规定的援助；委员会认为在某种情况下最有效的援助就是它所关心的信息，包括将一处景点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所发出的信息，该项援助要求可以由任何委员会委员或由秘书处提出。──《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Ⅲ.设立濒危世界遗产名录【解读】根据《世界遗产公约》和《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规定，被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必须有几个条件：一是该项遗产已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之中，否则不予列入；二是正在遭受严重的或特殊的危险的威胁；三是已经遭到某种程度的破坏，需要进行大规模的维护；四是遗产的维护需要提供《世界遗产公约》规定的国际援助。柬埔寨的吴哥石窟是一项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化遗产，但长期遭到外部侵略和内部战乱的破坏，必须进行大规模的维护，而这项大型维护工作又非柬埔寨自己所能独立完成的，急需国际社会的援助。但柬埔寨又不是《世界遗产公约》的缔约国，该项遗产尚未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按照操作指南的规定，无法对其维护实施国际援助。1992年，世界遗产委员会考虑到当时的柬埔寨内战刚结束不久，尚不及签署《世界遗产公约》，也无法将吴哥石窟申报世界遗产，便破例将它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随即又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呼吁世界各国帮助柬埔寨进行抢救。7．将世界遗产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的标准81．当委员会发现如《公约》第1条和第2条定义的世界遗产的状况满足以下两种情况中的至少一个标准时，可将其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82．就文化遗产而言：ⅰ．确知危险──遗产面临特殊的且证明正在临近的危险，如：a．材料受到严重毁坏；b．结构或装饰特点受到严重毁坏；c．建筑或城市规划的一致性受到严重破坏；d．城市或乡村空间，或自然环境受到严重破坏；e．史实性受到严重损失；f．文化重要性受到严重损失。ⅱ．潜在危险──遗产面临有害于其固有特征的威胁，如：a．遗产的修复或法律地位削减了其受保护的程度；b．缺少维护性政策；c．区域规划项目带来的威胁性结果；d．城镇规划带来的威胁性结果；e．武装冲突的爆发或威胁；f．地质、气候或其他环境因素的逐渐改变。──《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Ⅰ.《世界遗产名录》的设立【解读】《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将《世界遗产公约》所规定的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的条件加以细化。就文化遗产而言，操作指南将濒危划分为确知危险与潜在危险两种情况，每种情况又各列出六条标准，只要符合这两种情况中的至少一条标准，就可将其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列入濒危遗产，虽然可以获得资金、技术的援助，但实际上是明确表示了世界遗产委员会对遗产地所在国家保护不力的批评。因此，对濒危遗产的评定，要充分考虑主权国的意见。被评定为濒危遗产，总是件不光彩的事情，会影响到主权国的名誉，主权国往往对此提出异议。但濒危遗产的评定并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并不完全取决于主权国的意见，而是根据对事实的认定，因为它的终极目的，是为了提醒人们关注危险的现实，促使主权国家采取有力之措施进行挽救和保护，使之重获新生。8．从《世界遗产名录》中删除遗产的程序46．委员会在以下情况下用以下程序将遗产从《世界遗产名录》中删除：a．当遗产已恶化到失去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时所具有的特征时；b．当一处世界遗产景点的固有质量在提名时已受到人类行为的威胁，而有关国家本应采取的必要矫正措施未在建议的时间内实施时。47．当《世界遗产名录》中列入的遗产受到严重破坏、或当必要的矫正措施未在建议的时间内实施时，景点所在的有关国家应通知委员会秘书处。48．当秘书处从除有关国家之外的来源收到此类信息时，将尽快向有关国家核实信息的来源和内容，并要求其做出评论。49．秘书处将要求资深咨询组织（国际遗迹和遗产委员会（ICOMOS），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或罗马国际文物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ICCROM）①）就收到的信息作进一步评论。50．收到的信息将与有关国家和咨询组织的意见一起提交主席团。主席团可采取以下步骤中的一项：a．可以决定遗产在未被严重损坏的情况下不采取进一步行动；b．当主席团认为遗产已受到严重损坏、但没达到不可修复的程度时，可以向委员会建议遗产保留在名录中，并提供有关国家在合理的时间采取必要措施修复遗产的证明。主席团还可建议世界遗产基金向遗产的修复工作提供技术合作，如果有关国家没有要求这种技术援助的话，可以向有关国家提出建议；c．当遗产明显受到损坏，已失去决定其列入名录的特征，且不可挽回，主席团可向委员会建议将遗产从名录中删除；在向委员会提出此类建议之前，秘书处将把主席团的建议知会有关国家；有关国家对主席团建议的任何评论将与主席团的建议一起交由委员会权衡；d．当信息不足以使委员会采取上述（a），（b）或者（c）步骤时，主席团可以向委员会建议授权秘书处来采取必要的定夺行动，使其在与有关国家的商议同时，决定遗产的当前状况、面临的危险和充分修复遗产的可行性，并向主席团通报其行动结果；此步骤可以包括派遣查证组或向专家进行咨询。在需要采取紧急行动的情况下，主席团可自己授权世界遗产基金筹措用于所需的紧急援助的资金。51．委员会将审查主席团的建议及所有获得的信息，并做出决定。根据《公约》的第13条（8），任何此类决定均应由出席成员的三分之二投票做出。委员会在做出删除决定之前应与有关国家就此事进行磋商。52．委员会的决定应知会有关国家，委员会应立即就此发出公告。53．如果委员会的决定使《世界遗产名录》有所改动，该改动应在下次出版的更新的名录中反映出来。54．在采纳上述程序时，委员会特别注意应采取一切可能手段防止将财产从名录中删除，并准备向有关国家提供尽可能的技术合作。此外，委员会希望缔约国注意《公约》第4条的规定，即：“本《公约》缔约国承认鉴定、保护、保存、介绍和向后辈们移交第1条和第2条规定的、位于其领土内的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义务，主要由有关国家承担……”55．委员会就此建议缔约国应与委员会要求进行监督汇报的顾问机构，就其对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的遗产保护所做的工作的进展情况进行合作。56．世界遗产委员会请《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缔约国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处向委员会表示其在受《公约》保护的地区承担或授权进行大型修复活动、以及可能影响到该遗产的世界遗产价值的新建筑活动意向。应在做出任何难以逆转的决定前尽快发出通告（例如，在草拟某个项目的文件之前），以使委员会能协助寻找适当的解决方案，保障景点的世界遗产价值得到全面保存。──《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Ⅰ.《世界遗产名录》的设立【解读】世界遗产被列入《濒危遗产名录》后，如果得到有效的保护，可从濒危名录中删除。如柬埔寨吴哥石窟1992年被列入濒危遗产名录后，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呼吁下，法国、日本、中国等许多国家积极参与援助，使它得到了有效的保护，2004年便被从濒危名录中删除。如果濒危的状况始终得不到解决，使遗产失去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时所具有的特征，或者当一处世界遗产景点在提名时已受到人类行为的威胁，而有关国家未在建议的时间内采取必要的矫正措施的，则该项遗产可从《世界遗产名录》中删除。当然，将一项濒危遗产从《世界遗产名录》中删除，事关重大，必须慎之又慎。所以操作指南对此规定了极为严格的程序，并要求世界遗产委员会在采纳这些程序之前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向有关国家提供技术合作、协助寻求适当的解决方案，防止把遗产从《世界遗产名录》中删除。【注释】①罗马国际文物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ICCROM）：又称文化资产的保存和修复国际研究中心，因该中心坐落在罗马，又称罗马中心。它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56年创建，是一个提供关于如何保护《世界遗产名录》遗产的专家意见，以及进行保护技术培训的政府间团体。艰巨的保护任务9．世界遗产遭受破坏的综合原因《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中提及世界遗产遭到破坏的一些因素，这些因素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由不可抗拒因素造成的，许多因素并不在人类的控制中，大多数属于“天灾”范畴，如：1．蜕变加剧；2．灾害和灾变，如火灾、地震、山崩、火山爆发、水位变动、洪水、海啸等；3．未知原因造成的重大变化。另一类，则是由人为因素造成的破坏，人类对此类破坏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完全是属于“人祸”：1．大规模公共或私人工程的威胁；2．城市或旅游业迅速发展计划造成的消失危险；3．土地的使用变动或易主造成的破坏；4．随意摈弃；5．武装冲突的爆发或威胁。对于文化遗产遭受破坏的原因，国际文化遗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ICCROM）在罗马召开第22届全体大会时，中国专为此次会议设计创作的一幅宣传画，详细分析并形象地归纳了文化遗产遭受破坏的各类因素。这幅宣传画把原因按照时间，分成骤然的损毁和日积月累的破坏两类。骤然的损毁：──自然因素：地震、火山爆发、洪灾、暴风雨、飓风、雷电、冰雹、海潮、火灾；──人为因素：公众方面：战争、暴乱、宗教狂热的破坏、非法盗掘、盗窃、城市建设、公共工程、现代农业；专业方面：不科学的发掘、决策失误、缺乏项目规划和预测、缺少教育培训、缺少内部外部交流、安全失控、利用没有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日积月累的破坏：──自然因素：自然腐蚀、不正常的温度、盐碱腐蚀、污染、自然火灾、细菌、植物生长、昆虫破坏、啮齿动物破坏、粉尘腐蚀。──人为因素：专业方面：不合理的发掘、缺少交流、基础建设遗产的不合理的展示和保护等；公众方面：人们的忽视、旅游业、人为的磨损、振动和涂写、走私。这一分类，较详尽地分析文化遗产遭到破坏的个中原因。如2000年，阿富汗的巴米扬大佛的骤然损毁，就可以归结到人为因素的公众方面的一个原因：宗教狂热的破坏。而贝宁的阿波美皇宫①，则是因自然的因素遭到骤然的损毁。1984年3月15日突然遭到龙卷风的袭击，使阿波美皇宫受到极大损害，包括波尔蒂科宫、格莱莱皇帝的陵墓等在内的建筑损失惨重。1985年阿波美皇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同时，也被列入《濒危世界遗产清单》（即《濒危世界遗产名录》）。──刘红婴、王健民《世界遗产概论》，第190—192页【解读】这段材料，根据《世界遗产公约》的有关内容，把遗产遭到破坏的原因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不可抗拒的自然因素，另一类是人为的因素。关于文化遗产遭受破坏的原因，则援引中国专为国际文化遗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第22届全体大会设计创作的一幅宣传画所归纳的两大类因素，即骤然的损坏和日积月累的破坏。从这些归纳分析可以看出，对世界遗产的破坏，人为的因素要远远大于不可抗拒的自然因素。【注释】①阿波美皇宫：贝宁南部的阿波美城，曾是17世纪初至19世纪末非洲西海岸盛极一时的达荷美王国的都城。在此期间，曾有12位皇帝相继统治过阿波美王朝。除阿巴加皇建造一处单独的宫殿外，其他的宫殿都建在同一道城墙之内，形成一组豪华的建筑群。在宫殿区内，每座建筑物又都建有围墙，形成三个相通的院落，一个主要用于举行典礼和阅兵仪式的外院，一个用于分配物品的内院和另一个直通皇宫和皇后寝宫的内院。宫殿的建筑，都装饰有精美的浅浮雕、壁画和雕塑。1892年，法国殖民者攻占阿波美，灭亡了达荷美王国。阿波美皇宫也被付之一炬，变为一片废墟，仅有两座皇宫侥幸地逃过厄运，至今仍傲然耸立于废墟之中。10．战争对世界遗产的惨重破坏人类的罪恶战争，是使濒危遗产增多的最主要原因。前南斯拉夫的科托尔的自然保护区和文化历史区（Natural and Culturo-Historical Region of Kotor）①是第一个进入《濒危世界遗产清单》的，原因就是战争。我们熟知的其他许多遗产，如柬埔寨的吴哥窟（Angkor）、耶路撒冷的古城和城墙（Old City of Jerusalem and its Walls）②都是因为战争的缘由，被列入到濒危遗产中。刚果民主共和国所发生的内乱，使得刚果国家全部的5项世界遗产③尽数落入《濒危世界遗产清单》之中。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描述说：“这里的守护者经常收不到薪水，并且公园的巡逻已经停止。”2003年，我们看到了美国、英国发动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致使伊拉克国家博物馆的17万件文物尽数被毁被盗。人们在谴责这场罪恶战争的同时，对战争的法理依据深表怀疑。美、英及伊拉克均是《世界遗产公约》的签约国，均有责任遵照公约的规定行事。在《世界遗产公约》第6条第3款有这样的明确规定：本公约各缔约国不得故意采取任何可能直接或间接损害本公约其他缔约国领土内的、第1条和第2条中提及的文化和自然遗产的措施。炮火摧残之后的伊拉克，那座留在《世界遗产名录》中的伊拉克的世界遗产，让人们牵挂在心。或许用不了多久，我们只能在《濒危世界遗产清单》（World Heritage List In Danger）中才能见到它的名字。伊拉克：哈特拉Hatra编号：377—001 1985年根据文化遗产遴选标准C（Ⅱ）（Ⅲ）（Ⅳ）（Ⅵ）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对哈特拉的评价是：哈特拉是帕提亚王国的一个大的军事重镇。公元116年和198年它抵挡住了罗马人的多次进攻，这主要得利于它高大坚厚的城墙和城堡。这座城市的遗址，特别是融会了希腊罗马建筑风格及东方装饰特色的寺庙建筑展示了帕提亚文明的辉煌。──刘红婴、王健民《世界遗产概论》，第192—193页【解读】战争对世界遗产的破坏最为惨重，有时一发炮弹，一颗炸弹，即可将一处著名的遗产夷为平地，化为废墟。这段文字，列举许多具体事例，说明战争是促使濒危遗产不断增多的最主要因素，令人感到触目惊心。【注释】①科托尔自然文化历史区：科托尔位于今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南部科托尔湾岸边，始建于罗马时代。自建城以来，它一直是东西方文化──罗马文化与拜占廷文化、基督教文化与伊斯兰文化、威尼斯共和国文化与奥斯曼帝国文化、哈布斯堡帝国文化与塞尔维亚王国文化之间交流的纽带。科托尔自然文化历史区拥有丰富多彩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它保留着中世纪的城堡、城墙和16世纪的圣特里芬教堂、罗马建筑等多处古建筑，有世界闻名的肖像画学校、航海学校和航海博物馆。这里还是世界罕见的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区，海湾风景幽美，动植物品种和水生动物品种非常丰富。②耶路撒冷古城和城墙：耶路撒冷古城位于巴勒斯坦中部约旦河西岸，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共同的圣城。古城（东耶路撒冷）伫立在犹地亚山区之巅，环绕古城的城墙及城墙上的八座城门至今尚保存完好。城里根据各种宗教的圣地所在地，划分为基督教区、伊斯兰教区、犹太教区及亚美尼亚区。犹太教徒常到哭墙前凭吊或举行仪式，穆斯林每周五前往阿克萨清真寺聚礼，基督教徒每逢星期日便去圣墓教堂做礼拜。此外，耶路撒冷古城著名的遗迹，还有耶稣与12门徒举行“最后的晚餐”的地方──晚餐室，一些犹太教会堂和伊斯兰教经学院，以及有顶棚的商业街和坚固的城堡等。③刚果的五项世界遗产：指维龙加国家公园、加兰巴国家公园、卡胡齐—比埃加国家公园、萨尤加国家公园、狓野生动物保护区。11．过度的旅游开发对世界遗产的破坏〔材料一〕世界遗产旅游强有力地推动了旅游业和整个经济的发展，为世界各国的几百万人创造了就业的机会。我国云南省原来地处偏僻的丽江城，自从1997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招来了来自全世界的旅游观光者，每年有200万以上，年经济收入增加10多亿元，以旅游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增长到占国民生产总值50%左右。还可以看到不少这样的例子，列入世界遗产金榜，往往使一个不知名的荒僻之地一跃而成为世界闻名的观光胜地，同时带来了经济发展的大好机遇。然而，旅游对世界遗产的消极影响也越来越显现出来。一个地方一旦被认定为世界遗产，往往使一些贪图眼前经济效益的官员与惟利是图的商人以为得到了一块金字招牌，全然不顾“可持续性发展”的原则，采取种种过度开发的手段。马路纵横、旅馆林立、过量的娱乐设施、汽车的噪声和废气、大量游人的践踏、生活垃圾遍地等，造成了对土壤的侵蚀、植被的破坏与对水和空气的污染，废气和空调排气对石头寺庙群也造成腐蚀；有时外国游客带来的生物物种会繁衍并和本地物种互相残杀；还会发生对文物的掠夺、非法挖掘以及非法捕杀野生动物这样的事。旅游造成的城市化、商业化、人工化趋向，使得文化与自然遗产地的真实性和完整性逐渐丧失，生态平衡受到破坏。例如厄瓜多尔“桑盖国家公园”被列入《濒危世界遗产清单》，其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瓜莫特—马卡斯公路”的修建。大量甘油炸药爆炸、污染，还有居民骤增带来的盗猎、放牧等等，对自然环境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害。在中国，失控的旅游开发也已经成为世界遗产的最大威胁，媒体报道如“中国世界遗产七处疮疤”等连续不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和有关专家多次提出批评和呼吁，已经到了再也不能不引起警觉的时候。我们现在能看到并欣赏这些世界遗产，是因为祖先珍惜、爱护它们，把它们传给了我们，那么，如果我们为了眼前的短暂利益，把它们毁坏殆尽，将何以面对我们的子孙后代。世界遗产之所以值得珍惜，就是因为它是不可替代、不能再生的，一旦毁坏，就无法弥补，造成永久的损失。世界遗产旅游这一优秀旅游品牌的开发是以世界遗产的文化、自然环境的完好保护为前提的，如果遗产地被破坏，游人就不会再来，旅游也就不复存在。因此，坚持保护第一，在保护的前提下有计划、有控制地开发旅游业才是正确的方针。为此，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编写了《管理世界遗产地的旅游业──遗产地管理者实用手册》，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许多国家采取了行之有效的措施，对保护区实行封闭或部分封闭管理措施，严格限制游客数量等。这里可举很多例子：埃及金字塔已不允许攀登；美国的所有国家公园里没有一辆通向峡谷的缆车，黄石公园限制每天只能有一辆汽车的游客进入生态保护区；日本的富士山虽海拔3 776米，高于我国的泰山、黄山、庐山，但日本不但不建索道缆车，公路也只修到2 000米高度，再往上的台阶也不建，以保持富士山的神圣；秘鲁“纳斯卡和潘帕斯草原线路图”这个遗产地地表上有百来米大小的天然图案：猴子、蜥蜴和蜘蛛，管理者就让游客乘坐直升飞机或登上瞭望塔观看；韩国的旅游区没有豪华宾馆，游客以住简易质朴的房屋为乐趣，卫生间也公用；美国、日本等国家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向，许多人离开喧闹的城市去和旅游区的农民、渔民、牧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去体验生活、净化心灵，尽情享受大自然的恩泽。──上海交通大学世界遗产学研究交流中心主编，余晋岳执行主编《世界文化与自然手册》，第24—25页〔材料二〕“走在古城街道上，你看到的是一幅与真实纳西人无关或变异了的旅游商品交易图。”云南省生物多样性和传统文化研究会的生态学者李波说。游人如潮，意味着商机无限。古城里原来居住着六千多户纳西族居民，自从旅游业蓬勃发展起来，主要街道上的一千六百多家户主纷纷开起了店铺和客栈。政府部门统计，这其中有70%以上都是外来人口在经营。王冬海告诉记者，他家门前这条街上的店主，几乎都是近几年从福建和大理迁来。而且铺面出租，合同往往一订就是几十年。纳西人迁出了祖祖辈辈居住的老屋，搬到新城里崭新明亮的商品房中。那长满青苔的台阶、井沿，见证了百年风云的雕花木门窗，已被翻修一新，迎接八方来客。古朴宁静的古城，正在变成游客和商贸的街区。只有站在小小的四方天井，摒弃了外面世界的喧嚣嘈杂，仰望澄净蓝天，才能重新体会到这高原小城本来的美。夜幕降临，河边的饭馆、酒吧灯红酒绿、觥筹交错。“我对书中描写的香格里拉充满了向往。今年暑假一个人来到这里，可没想到看到的尽是外地人。那小桥流水人家的安静生活，几乎是看不到了。”来自广州的女孩何莉莉不无遗憾地说。原丽江古城保护行动计划办公室主任段松廷对此感到非常担忧，“人口的置换和空间污染，如果再不进行有效控制，将导致古城文化主体的转移和失落。而这正是古城作为文化遗产最有价值的部分。”──《丽江：不能承受商业之重》（新华社稿）〔材料三〕在我们的世界遗产地，保护工作与旅游活动一般还是亲密友好地和谐共存的。但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苗头。如某著名古城大规模复建已不存在的古建筑，引起专家忧虑；某著名山岳遗产，主管者竟有“要建成热闹非凡的天上城市”、“变文化的×山为经济的×山”之议，以至游人登其山有“只见建筑与人，连一块自然石也难见”的慨叹；某著名景区在国际专家监测考察时被国际友人谆谆告诫：“这是你们的一只金鸡，你们可不要杀了他来取蛋啊！”原因是该景区内私搭乱建和无序的旅游活动严重地影响了自然的质朴与美丽；文化遗产地和自然遗产地景区内的人工化倾向（突出的如某大型陵区和一些风景区）及周边增添现代化建设（突出的如某大型园林建筑区）的不恰当做法在不少地方都有程度不同的出现，各遗产地大都人满为患，节假日竟至摩肩接踵，甚至二三小时不得移动半步，遗产地有些地方的地皮板结，植物枯死，景观失色……无疑，这都是应该立即高度警惕的。──郭旃《中国世界遗产工作评论》，张晓、郑玉歆主编《中国自然文化遗产资源管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02页〔材料四〕作为“世界遗产之尊”的泰山，过度的旅游开发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一篇《泰山的镣铐》的文章写道，泰山的一些地方官员竟然提出“把风景的泰山，改造成经济的泰山”、把“岱顶建成热闹非凡的天上城市”等口号。于是，三条索道和一条公路真的把泰山变成了“经济山”，不仅有宾馆、饭店，还有娱乐城、电影院，非遗产商业建筑远远超过遗产建筑。如今，空中索道来来往往，大量游客纷至沓来，自然景观面目全非，泰山如同带上了沉重的镣铐。双重遗产的黄山不仅修了三条索道，造成地形、生态破坏和视觉污染，而且还在核心区精华地段大兴土木，继续进行错位、超载的开发。在山顶建体量大、耗能大、服务人员多、污染大的星级豪华宾馆、饭店、商店等。在坡度很大的山腰溪谷间建水库、修蓄水池，开崖凿壁、垒坝蓄水，破坏了此山的水系、生态、花岗岩体，造成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破坏。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文章就此发出质问：《取消世界遗产称号谁是罪人？》中国为数不多的自然遗产之一武陵源的破坏性建设使得景区备受损害。1998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在武陵源进行遗产监测时，对这种现象提出了尖锐批评，认为“在峡谷入口区和天子山这样的山顶上，其城市化对自然界正在产生深度尚不清楚的影响”；“将道路和旅馆糟糕地定位于河边，给河床被挤窄的地方造成危险隐患”；“武陵源现在是一个旅游设施泛滥的世界遗产景区，大部分景区现在像是一个城市郊区的植物园或公园”。2003年1月19日，世界文化遗产武当山古建筑群重要组成部分遇真宫主殿突发大火，3个小时全部化为灰烬的新闻，更是让人震动。从而引发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专员木卡拉先生“建议中国暂停申报世界遗产”的呼吁。──刘红婴、王健民《世界遗产概论》，第194—195页〔材料五〕尽管为保护国家遗产颁布了不少法规条例，但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出现了许多新矛盾，遗产遭受破坏的情况十分严重。除了自然损耗和分散性的人为破坏以外，集团的掠夺性开发、法人的破坏性建设、权力部门的出让遗产国有权、行业部门的滥用产业政策已成为国家遗产遭受重大威胁与破坏的主要原因。●掠夺性开发，即把国家遗产作为一般物质或土地资源进行掠夺性利用或占用，造成遗产的直接破坏。如开山取石占地、侵占水源、污染水体、采伐林木破坏植被、捕猎珍稀动物、盗挖拆毁文物胜迹等。●破坏性建设，即违反国家法规和有关批准程序，进行破坏国家遗产或其景观形象、生态环境的建设项目。如在主要景物、景点、景区范围内搞不应有的人工设施，造成景观破坏或性质改变；在文物遗迹集中的地方搞大型建筑工程，造成珍贵文物的毁灭性破坏；在自然保护区内搞不适宜的建设项目，造成生态改变、物种减少、珍稀动植物消失。●出让遗产国有权，即避绕国家法规的有关规定，以多种名义或方式，挤占、改变国家遗产及其用地的国有权性质，造成国有权架空和遗产的破坏与流失。例如，把负载遗产用地当做一般土地低价出租或转让给开发商、外商、合资企业，任其开发使用；把国家风景名胜资源低价或无偿整体划拨给亏损企业，以填补企业经营不善的漏洞；把国家遗产的“门票专营权”划拨给股份制企业并“捆绑上市”①，既欺骗股民又让遗产承担股市风险。●滥用产业政策，即套用经济学的一般概念和框架来简单化解释非经济现象的历史文化、自然保护和风景名胜，片面地误导或硬把国家遗产推向行业市场，造成遗产性质的异化及其保护管理的失控甚至失效。例如，在“旅游不是产业”、“旅游业范围难以界定”、“旅游支柱产业热亦需冷思考”的争论声中，硬把国家遗产当做行为“产品”，“重组”进垄断性企业的集团资产，搞唯利是图的企业化经营；为求利润最大化，在国家遗产区大刮索道风、宾馆风、人造景观风，争上高档化、贵族化的建设项目，改变国家遗产的精神文化功能和社会公益性质。近年来，掠夺性开发、破坏性建设、出让遗产国有权、滥用产业政策都有愈演愈烈的趋向。例如，在世界遗产的泰山岱顶仅有0．6平方公里的用地，竟挤占有20多个单位的建筑，泰安市前主事者提出“要把泰山顶建成热闹非凡的天上城市”，使景区人工化、城市化、商业化日趋严重；在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将5个经济效益较好的公园和景点整体划拨给某股份有限公司，其公开名义却以“门票专营权”入股的方式拼凑成一个集团股份公司，“出海上市”，让桂林山水承担后患无穷的风险，明显违反“风景名胜区资源属国家所有，必须依法加以保护。各地区各部门不得以任何名义和方式出让或变相出让风景名胜资源及其景区土地”的国务院规定。据悉，有人正在酝酿仿效此类方式把更多的遗产单位推向股票市场，大有推波助澜和“刮风”之势。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风浪之中少数人可能得利，损害的却是国家的、大众的长期利益。──张国强《加强国家遗产保护的若干问题》，张晓、郑玉歆主编《中国自然文化遗产资源管理》，第123—125页【解读】上面五则材料，用具体事例说明，过度的旅游开发，不仅超出遗产地对游客的承载量，而且还直接导致遗产景观和价值的破坏，成为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最大威胁。如何避免大规模的建设和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对我国珍贵的遗产造成的破坏，使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得到合理的可持续利用，已成为我们的一大课题。【注释】①1999年，根据国务院主要领导的指示，我国已暂停风景名胜资源的上市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