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保障房的社区空间情况与治理水平.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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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保障房的社区空间情况与治理水平保障房是政府为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提供的限定标准、限定价格或租金的住房，主要由廉租房、公租房、经济适用房、定向安置房等构成，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政策之一。改革开放后，我国保障房制度不断完善，保障房规模快速扩大。保障房是我国安居工程的核心环节，长期以来学界的关注点都聚焦于保障房的选址规划与住房管理制度，而社区的居住环境与治理受到的关注有限。我国有大量已建成的保障房社区，其治理状况往往并不乐观，也始终缺乏有效的治理体系。安居工程不仅是提供住房，而且应该提供给居民更好的居住环境。20世纪70年代后，以列斐伏尔、卡斯特、哈维为代表的学者通过对空间的多角度思考促成了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空间不再单纯作为社会活动的容器或平台，为我国在空间视角下开展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改革开放后中国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长期的地区间不平衡发展和城乡空间形态的巨大改变为空间社会理论的引入研究提出了现实要求。现代空间理论与城市有着密切的关系，保障房社区是城市中的重要部分，社区社会空间在各个参与主体的交往、行动、重塑价值认同等中被不断塑造和改变，在空间社会学视野下研究保障房社区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首先梳理西方社会学空间理论的发展与演化，继而总结我国对保障房社区社会空间的研究，基于此对进一步的研究进行展望。一、国外空间理论研究在经典社会学时期，迪尔凯姆提出了社会空间的概念，认为社会空间是社会活动的产物，被注入了人类的集体情感。齐美尔从心灵与互动的角度对空间进行了论述，认为地理界线只是人们观念和行为的消极诱因，空间是在人们的相互作用中才成为实在的东西，心灵才是空间划界的依据。其后古典芝加哥学派在互动与邻里方面的研究与空间相关联。米德提出了“符号互动论”，被赋予某种意义的符号成为人们的沟通形式，个人在社会互动中以符号来指导自己的行动。托马斯提出了“情景定义”——“如果人们把情景界定为真实的，那么他们在结果上也就是真实的”，为后世贝克尔和勒默特的“社会标签论”提供了雏形。帕克提出了表示个体或群体间密切程度的“社会距离”，发展了“边缘人”理论阐释被边缘化的群体，论述了主流社会文化对弱势群体的同化。芝加哥学派及其后续研究还提出了诸如“同心圆”等关于城市空间布局与演化的理论。现象学社会学助推空间理论发生了转向。空间不再被视为物理环境，而是以人为主体，在生活世界及时间中以某种带有人能动性的方式组建的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后，空间社会学理论蓬勃发展，出现了许多理论流派。新马克思主义是被广泛运用的理论范式。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是新马克思主义学派最突出的代表，在当代社会学空间理论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列斐伏尔认为空间体现社会关系，社会空间不同于物理空间与精神空间，在此基础上将社会空间分为“空间实践”、“空间表象”和“表现的空间”。“空间实践”是其中能被感知的维度，是社会构成物生产、再生产的特定空间位置；“空间表象”是权力的空间，包含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及秩序，是体现统治群体存在和利益的空间；“表现的空间”是想像中的乌托邦空间，客体在其中被象征性地使用成为作品。在现代社会中，“空间实践”被“空间表象”所支配，权力在空间中生产，并在合理的外衣之下暴力化运作。空间中充满着体现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符号，在空间实践的生产与再生产和社会关系的剥削、统治与服从中充斥着空间矛盾和冲突。空间是充满着社会再生产斗争的场所，斗争阻止着“抽象空间”的总体化进程。哈维论及资本的三级循环，资本首先投入物质资料和生产资料，之后转向物质结构和基础设施，最终投入科教、卫生和福利事业，认为社会公正的实现需要打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卡斯特研究了城市空间，认为城市空间是由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三者的结构性矩阵构造出来的，城市空间是由劳动力再生产和集体消费所建构的。现代与后现代也备受空间理论的关注。福柯是空间转向的另一位代表，其认为权力与知识只有在特定空间中才能成为一个关系的整体，权力在空间中铺陈知识并通过知识去发挥效能，知识在空间中作为权力的一种形式并传播权力的影响。在“身体”建构的过程中，空间成为权力的工具，权力通过纪律塑造等级性的具有功能的空间，空间在现代社会成为“全景性监狱”，个体在其中被监视，被权力通过纪律所规训，最终把强加的主体性转化为个体的认同。布迪厄从资本的角度分析了社会空间，其认为日常生活言行是“惯性”加“场域”组成的，“场域”可以被理解为社会空间，是一种具有相对稳定结构的社会关系构型，是权力斗争的场所，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总量及构成比率将决定行动者所能进入的场域，场域带来不同的阶级惯性和品味，惯性又反过来建构阶级区分。吉登斯在结构化理论中论述了“时空分离”，其认为现代社会具体事物以及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都从时空中抽离，作为交换媒介的“符号系统”和指代专业知识的“专家系统”都以此为基础抽象出来，而后又反过来重构时空。哈维提出了“时空压缩”理论，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偏爱“异质性和差异”、“分裂和不确定性”，以被包装过的迅速流动的绝大多数的和难以捉摸的文化形式来进行表达，时间和空间都被压缩及至崩溃，导致各领域时间的碎片化。卡斯特提出了流动空间，流动空间即网络这个由技术创造出来的新的空间，它并未完全脱离于现实社会，流动是这个空间最显著的特征。索亚提出了“第三空间”理论。“第一空间”是感知和经验到的空间，关注客观性和物质性；“第二空间”是构想出来的空间，将观念投向可能与之相冲突的客体——“第一空间”；“第三空间”将第一与第二空间、抽象与具体相融合，是一个边缘化的、存在各种可能性的、目不可见但凝聚着权力斗争的空间，第三空间融会着后现代思想与传统观念的冲突。二、保障房社区社会空间研究（一）空间视野下的社区研究。在我国早期社区研究中，费孝通先生关于村庄、乡镇、城市社区、地域共同体等“地域空间”的研究与空间理论相关联。中国城市化高速发展带来了城市的膨胀扩张，由此也伴随着城市外缘扩展延伸、空间扩大，吞并村庄，以及征地拆迁、旧村改造、撤村并居等一系列城市、社区变迁。社会的快速变迁催生了我国基于空间理论的社区研究。例如单位制社区解体后，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空间阶层分化与居住隔离，以及对于城市化进程中具体的现代社区、移民社区、中心旧区改造社区、村改居社区等的研究。此外，空间的使用者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对空间进行建构和生产也被诸多研究关注。（二）保障房社区空间研究。2007～2013年，我国保障房建设规模快速扩大，与保障房相关的研究随之进入热潮，集中在政策制度、供给建设、融资、管理体系四个方面。对保障房空间的大部分研究与规划选址和自然空间相关。大量学者从规划学、建筑学或经济学的视角探讨了保障房社区自然空间失配的原因、影响及解决方法。在保障房大规模建设时期，我国地方政府的财政主要来源于土地出让，有限的土地指标、对经济效率的过度追求再加上政府在规划中绝对的主导权使得空间正义成为了城市规划中被牺牲的对象。这与越来越明显的社会分层相结合，使在城市空间利益分配中本身就处于弱势地位的保障房社区面临着严重的空间失配问题，选址偏远与居住隔离将导致贫困聚集与代际传递，最终加剧社会分化，造成社会问题。为了应对此问题，学者们探讨了多种可能的解决方案。2013年后，保障房建设的速度回归稳定，保障房社区也基本形成，保障房社区的社会空间逐渐受到关注。保障房社区的边缘化与社会融合问题始终备受关注。从理论上来看，选址规划所带来的自然空间失配对保障房社区的社会融合具有非常不利的影响。有学者对保障房社区的社会融合进行了实证调研，陈宏胜、李志刚对广州市保障房社区进行研究后发现居民社会融合度总体偏低，互动内卷化，并从制度、个人、社会经济角度总结了其中的影响因素。保障房社区社会空间的特征也受到了研究，例如张京祥、马晓亚、袁奇峰、赵静计量了南京和广州保障房社区的社会空间，发现其居民结构复杂，在承受老龄化压力的同时，还面临着工作和收入上的不利影响。一些学者在研究中涉及了污名化标签对保障房社区居民的影响，标签所带来的社会排斥将加剧边缘化，不利于社会融合。保障房社区对周围社区的影响时常被人们所讨论，标签与污名的形成也与此相关。陈宏胜、刘晔、李志刚经过实证调研认为保障房社区不会对周围社区带来负面影响，作者还认为保障房社区不存在贫困同质化现象，应该消除不同社区居民间的认同隔阂。保障房社区的社会资本同样受到了关注。林晓艳、陈守明、黄贞经测量发现保障房社区社会资本总体显著低于商品房社区，但邻里凝聚力强于商品房居民，租、售保障房社区的社会凝聚力有显著差别。黄晓星曾在化名为南苑的大型解困房社区进行过质性研究，对其社区空间的生产过程、社区运动的发展、市民社会的“间隙生产”，进行了系统的描述和分析，发展了我国的空间理论与其在社区的实践运用。从总体上看，我国保障房社区空间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与选址规划相关的自然空间领域，主要运用规划学和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社会空间方面的研究比较有限。欧美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系统研究保障房社区，一直保持着较高的热度。与我国不同的是，欧美国家政府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并不显著，少数族裔的聚集使欧美国家保障房社区所面临的问题远比我国复杂。针对其所面临的状况，欧美学者对社区居民社会与阶层流动的关注度也非常高。空间社会学中的马克思主义流派本就在批判城市中社会分化的过程，保障房社区是两极分化的结果之一，无论是保障房政策、选址还是社区中的互动，都与空间社会学有着天然的契合。三、保障房社区治理研究研究保障房社区空间的初衷在于改善社区状况。我国社区治理领域从理论到实践有着丰硕的研究成果，当前我国社区治理以政府主导为主要模式，居委会被纳入科层制并呈现出行政化特征，参与式治理的建设以及新技术和方法的运用被大批学者所讨论。不过具体到保障房社区治理研究上，该领域还有着较大的空白。2013年前从宏观层面探讨社区管理制度是保障房社区治理领域最受关注的议题，例如住房的分配与管理、社区后期管理制度、住房空置、违规出租等问题。2013年后的研究对社区及其中居民的关注度不断提升，但研究数量有限。学者们总结了保障房社区治理的特征：住房产权结构复杂，住户来源复杂，居民利益诉求多元的同时文化程度不高、权责意识不匹配，残病、年老、孤寡居民占比较高，社区治理主体单一，服务行政化浓厚，团队缺乏专业人员。保障房社区居民满意度的影响因素也受到关注。社区设施、环境、服务、管理制度、居民素质与文化、家庭住房与经济状况是保障房社区居民满意度的影响因素。保障房社区的物业管理、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社工发挥的作用都受到了研究。也有学者通过深入的质性研究，记述了北京某保障房社区从矛盾尖锐到良性治理的过程，认为社群意识和公共精神在其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对保障房社区空间的研究也会基于结果提出治理建议。值得一提的是，分析保障房选址规划的研究都得出了保障房社区会加剧贫困聚集与代际传递的结论，而如果基于社会空间或单纯研究社区治理，则有学者提出了相悖的观点。总之，我国在保障房社区宏观管理体系上已有比较完善的研究，但在微观层面，对社区和其中居民的关注较为不足。欧美国家对保障房社区治理的研究数量更多，研究角度也更为丰富。种族问题大幅提高了欧美国家保障房社区治理的难度。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出发研究保障房是欧美国家特有的，不少研究认为保障房社区会加剧其中妇女的贫困。从教育的角度看，保障房社区不利于儿童教育。对社区帮派、暴力、犯罪及吸毒问题的关注自芝加哥学派时就已经开始，至今也依然是研究热点。保障房社区居民健康问题也是其独有的关注点，例如饮食、抑郁、吸烟、酗酒、疾病、空气质量、污染排放等专门的研究。欧美国家保障房社区治理并不乐观，有的国家甚至拆除了曾经修建的大型保障房社区。东亚其他国家同样关注保障房社区治理，一些经验被推广到我国，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保障房社区治理状况良好，相反住房问题深深困扰着部分国家。四、研究展望城镇化进程中保障房社区的社会空间与治理已经越来越引起学界的关注，已有部分学者从不同学科、不同视角来进行研究得到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但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尚需充实，主要体现在：（一）除了2007～2013年的四大研究方向，其他研究之间相对独立；（二）研究方法集中于理论层面与定量分析，不太容易了解到保障房社区内部的微观状况；（三）保障房社区的治理并不只是简单的保障房管理，现有研究对保障房社区和小区的关注较为有限。未来可以考虑一些新的方向：第一，综合考虑保障房选址规划、管理制度以及社区目前现实的状况，将其作为一个整体的空间来进行分析，各个因素如何综合在一起塑造出保障房社区的社会空间，提出社区治理与对未来政策规划的建议。第二，关注保障房社区基层治理组织、社区中的文化以及社区的生活方式、心理、互动、想法和行动的逻辑。第三，可以尝试从女性主义或健康问题等视角来进行研究。参考文献：[1]林聚任,向维.涂尔干的社会空间观及其影响[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55(2).[2]郑震.空间:一个社会学的概念[J].社会学研究,2010(5).[3]牛俊伟.从城市空间到流动空间---卡斯特空间理论述评[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0(2).[4]刘欣.阶级惯性与品味:布迪厄的阶级理论[J].社会学研究,2003(6).[5]刘能.重返空间社会学:继承费孝通先生的学术遗产[J].学海,2014(4).[6]徐苗,杨碧波.中国保障性住房研究评述及启示---基于中外期刊的计量化分析结果[J].城市发展研究,2015.22(10).[7]张波.保障性住房社区研究:回顾与展望[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7.143(2).[8]李强.社会公平与社会空间领域的公平､公正[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1).[9]赵聚军.保障房空间布局失衡与中国大城市居住隔离现象的萌发[J].中国行政管理,2014(7).[10]陈宏胜,李志刚.中国大城市保障房社区的社会融合研究--以广州为例[J].城市规划,2015.39(9).[11]张京祥,李阿萌.保障性住区的社会空间效应反思---基于南京典型住区的实证研究[J].国际城市规划,2013.128(1).[12]马晓亚,袁其峰,赵静.广州保障性住区的社会空间特征[J].地理研究,2012.31(11).[13]陈宏胜,刘晔,李志刚.中国大城市保障房社区的邻里效应研究---以广州市保障房周边社区为例[J].人文地理,2015.144(4).[14]林晓艳,陈守明,黄贞.保障房社区社会资本测量与比较[J].东南学术,2018(6).[15]黄晓星.“上下分合轨迹”:社区空间的生产---关于南苑肿瘤医院的抗争故事[J].社会学研究,2012.27(1).[18]周瑞雪,马辉民,张亚军,张金隆,周征征.保障房住户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黄石市为例[J].城市问题,2015.243(1).[19]吴莹,陈俊华.保障性住房的住户满意度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香港公屋的调查[J].经济社区体制比较,2013.168(4).[20]刘新庚,黎雨宸.社会工作参与公租房社区治理的行动领域､组织模式､与路径选择[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1(1).[21]方舒.保障房社区治理路径新探---以北京C社区的治理实践为例[J].甘肃社会科学,2015(1).马玉珉,张静,郭珂彤.保障房社区空间与治理研究综述[J].合作经济与科技,2020(10):164-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