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刑事侦查学]现代性视野中的“乡愁”.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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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刑事侦查学]现代性视野中的“乡愁”以湘中梅山为场域，湖南籍作家李健创作了一系列乡土文学作品，从《霜天霜地》《阳光撒彻山地》《约定坳蚂蚁》到《白鼠》《泥巴鱼》再到《幸福的花朵》《天上的鸭子》等，都是其中的精彩之作。作品承继汪曾祺、沈从文等京派乡土文学的精神气韵，将梅山，这一本是偏僻鄙陋、乏人问津的湘中山区，描述得风姿卓越，引人入胜。而同时，他也叙写了在现代城市化进程的喧嚣冲击下，梅山人的挣扎与裂变：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城市与乡村，多次元的二元对撞中，李健有现代性的乡愁。一李健的乡村文学系列，首先是有根据地的。著名文论家谢有顺曾言，好的小说家大都有一个自己的写作根据地，这个根据地，可能是地理学意义上的，也可能是精神学意义上的。福克纳一生都在写他那邮票大小的故乡，而鲁迅的小说，基本上是他故乡发生的故事，沈从文的如是，莫言的如是，张承志的如是，史铁生的如是，贾平凹的也如是。李健也如是，他文本里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一个地方――湖南一个叫梅山的地方。李健自己曾明确提及这个地域概念：“我作品中的梅山，并不具体指某一座山――那只是一个宽泛的地域概念，昔时包括邵阳、隆回、新化、涟源、安化、益阳等地。我是湖南新化人，新化地处梅山腹地，是生我养我的地方。”①看来作者有着自觉而明晰的文学地域意识。据学者考证，梅山文化的核心圈，发祥地新化县和安化县，它是居住在古称梅山溪峒一带的人民，世世代代所创造和传承的一种地域的民族传统文化，是瑶族和苗族等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互相影响和融合的产物。②这里有奇山秀水，盛产神话和巫傩，崇尚勤劳、勇悍、宁折不弯的精神，既尚文更重武。李健的小说在这梅山之地书写着他熟悉的故乡故事。梅山特色的人物、情节、细节、场景顺手拈来，无不活灵活现。方言土语，社会风尚，民间传说，以及该地区的独特景色，铺陈一地。小说突出展现了梅山由于相对封闭而得以保存的独特风情民景：炫目在阳光里的山地、山地里的树和田园，浓香四溢的桃树，肥硕得仿佛随时撑破皮漫出水来的树木、藤条，处处听闻的麦巴鸟叫声，燕子正在含泥筑巢的山洞。为了验证景致出处的真实，李健还特意在博客上贴出了老家的照片，或是云海淹没了梯田，或是渔舟唱晚，或是郁郁葱葱的腹地，或者水车劳作的声息，高塔上的火烧云，已经打烊了的安宁的旧街巷，的确美翻了。作者又是一个写景状物的高手，《到阳光一边去》描写一头叫“骚人”的牛犊：“骚人的毛发就像秋天没坠的枫叶，红润光泽，看上去像一棵冬去春来复苏的小草，青葱结实。它是泊良老汉以前的一头老母牛下的牛犊，整天蹦蹦跳跳，还经常独自钻出牛栏到外面疯跑一会儿，蛮骚的。泊良老汉轻轻抚摸它毛茸茸的背脊，打心眼里喜爱，就叫它‘骚人’。”缠绕着梅山特色的地域风情，小说场景总是写得非常细腻、从容，描写收麦、种花生、赶麻雀、挑水、剖篾编篾、喂猪、打簸箕等各种农活，还有喊风、盗墓、文物做旧、玩陀螺、驱鬼、押宝等，对湘山区风景、房屋、甚至古墓，还有神秘色彩的神话传说，也做了细致入微的描写。这些东西水乳交融地有机生长在故事中，作者如数家珍。这些风俗民情描写，使小说充溢着微苦而又温馨的日常生活气息，又为作品中人物营造出一种淡雅而朦胧的氛围，赋予小说里人物一种特别的生命神性，使作品在平静叙述中涌荡着魅人的浪漫情趣。和这山水相映衬的是生活在其间的，单纯质朴而又坚强韧性的梅山人。小说《泥巴鱼》描写的同时喜欢一个男人的两个女人一辈子的纷扰和理解。她们的纷扰缘于喜欢上同一个人，又同时缘于对土地的情感。土地和爱情都在诉说着她们的传奇和苦涩，但两位主人公的善良、执著、坚韧很好地冲淡了个人的悲苦困顿，读者读到一个光亮清幽，却又深沉质朴的乡村世界。不管外界天地在如何地变化折腾，李健笔下的这个世界正以梅山的节奏朴实而沉稳地进行着自己的生活。短篇《恩牛碑》思考的是人与牛之间的生命体恤与关怀。林四海是个老实人，他的心思全都花在田里土里，从不去琢磨人。种什么作物，什么作物适宜什么季节，犁是犁，铧是铧，没浪费过土地光阴。一年下来，同样的土地，总比人家多收三五担谷物。就是这个老实人，养的牛比别人家的都要壮实。最终牛救了林四海的儿子，还报了主人的深恩。乡土小说中，写人与牛的故事不少，这篇小说继承了这一叙事传统。一头牛的世界有多渺小，又有多辽阔？人与牛的温情，实际上叙述的是人与那片土地之间相互关爱的深情。美国小说家赫姆林・加兰1894年写就的理论著作《破碎的偶象》，强调“地方色彩”对文学至关重要，他认为：“显然，艺术的地方色彩是文学的生命力的源泉，是文学一向独具的特点。地方色彩又以比作一个人无穷地、不断地涌现出来的魅力。我们首先对差别发生兴趣，雷同从来不能吸引我们，不能象差别那样有刺激性，那样令人鼓舞。如果文学只是或主要是雷同，文学就要毁灭了。”③梅山这块神秘而具有灵性的土地养育了李健，梅山文化中独特的地域风情气氛，不仅作为题材进入现代乡土小说，也对创作主体的思想、意识文化结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就像素朴、单纯、和谐的神性湘西孕育了沈从文，迷信、倾轧、缺少诚与爱的�H镇孕育了彭家煌，交织着暴虐与优美的洞庭湖畔孕育了叶紫。小说中所展现的贫穷而幽美的自然环境，雄强浪漫、自由自在的生命活力，以及小说人物强烈的生存意识和责任感，都源于这种文化氛围的熏陶。湘楚文化不仅是小说生长的土壤，也是它的基本内容。李健对梅山文化的关注和阐释都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在以现代理念反观故土时，虽然他也看到了故土的落后、愚昧和动乱，但湘楚文化中那特有的自然神性和浪漫激情，对他还是有着无法抗拒的魅力。梅山地域文化是他这类小说中人物存在的生态，又浸润于人物的潜意识中，流淌在人物的血管里面。李健对于梅山文化的表现是出乎其中、入乎其内。西方作家格林说过，一个人在二十岁以前，他的写作风格基本上已经形成了，此后一生的写作无非是在回忆他二十岁之前的经验和生活。④这话是有意思的。有时，一个人就是一片土地，一片土地也是一个人。换言之，梅山成就了李健，李健也成就了梅山。同样，李健的作品也呈现出田园小说特有的乡愁。作者反复表达自己游离在城市与乡村的边缘地带：“虽然我在城市生活这么多年了，按理说身上的土性也应改造得差不多了，但我的乡音总是把我出卖，没办法，我无法改变自己。因此，在内心上，我把自己自觉地归于乡里人一类。无论我写什么题材，作品中的人物总归丢不掉梅山地方的气息。好像外面那些奢华与我无关。”{6}侨寓于长沙城，却不属于其置身的都会，甚而把城市体验为狭窄、堕落和阴沉的所在，毫不掩饰自己对城市文化的隔膜和厌恶。李健的心灵不无矛盾地漂泊在现代都市与古朴的乡村之间，转化为作品文字里无所不在的浓淡哀愁。这是自然的。作为一名客观理性的观察者，他看到社会转型中的梅山也跟着发展变化。在这个缓慢发展变化的过程中，人心开始分化，欲望空前膨胀，思想观念和物质财富落差加大，社会到处充满浮躁。田名正们“非常平衡的人生模式”受到破坏，是顺理成章的事。工业时代的物质化与欲望化，使乡村世界难以保留“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幸福的花朵》以一个沦落城市火车站乞讨生存的残疾儿汪四千的流浪经历，沉重写出乡村的堕落，以及城市的残忍。城市文明的现代化危机使其不能再作为一个自明的方向存在。在现代性冲击中，李健秉持着民生立场，对被碾压的乡村是同情的、爱惜的、宠爱的。这种底层关怀如此悲悯深沉，即便是汪四千的爷爷、利用它乞讨的吴婆婆，他也怜悯他们的苦楚，认为是生活困顿中的窘迫逼使他们不自觉地恶。但社会现实发展的复杂变化，使得乡土中国的现代化目标变得越来越模糊、暖昧，留给李健们越来越多以及越来越深的怅惘。深的怅惘中，李健的田园写作成为一种家园写作。换言之，李健系列乡土小说倾心打造的纯美故乡只是精神意义上的，是现代人寻找精神家园的一个心理空间。如沈从文在他《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中所言明：“这世界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7}沈从文意图在他宁静超脱的乡土作品中寄寓“人性”的主题，李健没有这么明晰的概念表达，但叙写梅山地域风情之时，文字背后的确在追寻一种文化态度和生命方式。这种文化态度和生命方式生长在被记忆过滤后的乡村。他反复强调他的乡土气息，在此，“城市人”与“乡下人”，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社会身份，而主要是一种文化身份。他对“乡下人”的自认，其实是其对自我文化身份的选择与辨识，同时也标志了他对宗法乡村所象征的传统文化的宽容和认同心态。正是出于这种内蕴复杂的文化认同与价值选择，他在贬抑城市的同时，竭尽美化乡村，挖掘并张扬乡土中国的人性美和人情美。所以，小说里的故乡处处充满了善意，充满了单纯的愿望和诉说。而且这个梅山还是与世隔绝的，地理上的交通闭塞，正得以保留它的传统德性和理想，完全没有现代社会中那种紧张、自我膨胀与心灵的焦虑。这些与都市文明截然相反的乡村图景，构筑出抵御现代工业文明进击的梦中桃源。如此桃源是浪漫的、非现实的、理想化的，作者未必不懂社会的苦痛，只不过他是以率真淳朴、人神同在和悠然自得的边缘性异质性的乡土文化叙述，显示处于弱势的边缘文化中沉静深远的生命力量，从而内在地对所谓都市文明社会的种种弊端构成了超越性的批判。这是一种审美批判，或者说，一种审美现代性意识构建了李健等乡土小说作家的内在创作精神。什么叫审美现代性？这么说吧，倘使说社会的现代化是一个匆匆赶路的人，那么，审美现代性就好比是那个不断提醒方向和路径的人。{8}那个匆匆赶路的人，崇拜科学和理性，对于市场和行政体制趋之若鹜，享受着现代物质文明、科技文明所带来的种种高效便利。的确，以都市为中心的社会现代化过程，给人类带来的好处不可计量。但另一方面，当整个社会都陶醉在高速度文明所带来的财富、成功、荣耀时，现代生活的问题和阴影却如影如随，紧密相生。现代生活的弊端太多了。所以，在现代化的内部产生了一种审美现代性，它的任务就是，当一味高扬前进的旗帜，拼命追赶先进，大踏步拓荒之时，它却停下来反思一下：前进总是对的吗，匆匆忙忙赶路是否遗落了什么，现代化建设是否真正生产了幸福，我们是否有更好的社会路径或人生方式的选择？李健的田园小说系列大体就是这种审美现代性思潮中的一种以文学形象体系形式出现的反思。反思，是为了更好地前进。寻找或创造一个对更好的社会向往的理想乌托邦，不断反衬出现存世界的黑暗和不公正，激励人们对美好的新世界的追求。正如阿多诺所说，它“所要完成的任务不是保存过去，而是拯救过去的希望”{9}。或者，最简单的层面，在文字世界营造一个纯美的人性空间，氤氲了一层温宁的心灵光韵，为现代城市人提供越来越匮乏的心灵鸡汤。作家曹乃谦读了李健的小说后坦言：“因为怕消失，所以愈珍惜。”{10}是的，读这样的文字有时就是仪式，医治现代人共同的乡愁。《幸福的花朵》中的汪四千，频繁思念着那个给了他容身之地的废煤窑，以及窑洞周围匍匐的桔梗花，做出一个眺望的姿态。乡村何去何从？在隐隐的迷惘中，作者李健不断反思并调整自己的现代性思路，模糊眺望着乡土中国的未来。注释：{3}赫姆林・加兰：《美国作家论文学》，三联书店1984年版。{4}丁帆：《作为世界性母题的“乡土小说”》，《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7}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3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8}周宪：《审美现代性的四个层面》，《文学评论》2002年第5期。{9}安德鲁・芬伯格：《可选择的现代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页。{10}曹乃谦：《三瓣嘴》序言，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版。（作者单位：湖南工业大学包装设计艺术学院）本栏目责任编辑曹庆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