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之际南方城市市场网络的形成与繁盛历史学论文.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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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之际南方城市市场网络的形成与繁盛_历史学论文内容提要：唐宋之际，伴随着南方城市网络的形成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南方城市市场也形成了网络状结构。作为一个整体，这一市场网络在与北方城市进行经济贸易的过程中，显示出了独特的地位，成为全国主要的商品发散地。南北城市间的经济运动也显现出了非均衡性的发展态势，这一发展态势的形成是有着深刻的原因和影响的。关键词：唐宋之际城市市场网络非均衡性运动唐宋之际，南方城市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这一发展态势不仅体现在静态的地理分布上，南方城市数量大增；同时更表现在动态的经济贸易上，南方城市间初步形成了市场网络，并在与北方城市的贸易中，成为主要的商品发散地。本文拟就唐宋之际南方城市所取得的这些成就进行分析，不当之处，祈请方家不吝赐教。一唐宋之际南方城市的发展大放异彩，呈现出了兴盛的态势，城市网络的形成便是这一繁盛局面的主要表现之一。城市网络形成后，为城市市场网络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唐宋之际南方城市网络的形成。唐中期以来，北方人口因战乱而大量南移，进一步加速了南方的开发，江南地区逐渐变成了全国的经济重心。至玄宗时(713—755)，全国的大半租赋及粮食供应取自江南。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隋代开凿的大运河便显示出了巨大的作用，时“凡东南邑郡，无不通水，故天下货利，舟楫居多。转载使岁运米二万石输关中，皆自通济渠入河而至也。”①南方社会经济及其运河交通的空前发达，沿运河一带的城市便迅速繁荣起来。沿岸的扬州、苏州、杭州、楚州(淮安)在当时并称为4大都市；华州(华县)、陕州(陕县)、汴州(开封)、宋州(商丘)、泗州(盱眙)、润州(镇江)、常州也发展成为较大的城市。此外，沿运河在水陆要道或津渡之所又兴起了一批县城和重要集镇，如新丰、邵伯、河阴等。②形成了我国城市发展的第一条南北向轴线。另外，随着经济重心的逐渐南移，长江及其支流赣江、汉水、湘江也已成为了主要交通路线。大大小小的水道把各个大小城市融为一体，发展成为我国东西向的城市发展轴线。这一时期，建康(南京)、广陵(扬州)、润州(镇江)、江陵、成都、鄂州并称长江流域6大都市；沿江浔阳(九江)、洪州(南昌)和下游的吴郡(苏州)、毗陵(常州)、会稽(绍兴)、余杭(杭州)以及沔水(汉水)、淮水两岸的襄阳和寿春，都发展成为当时繁盛的商业城市。中唐以后，长江干流沿江即有州城15处，县城19处，重要集镇18处③。由于对外贸易的发达，港口贸易城市也有了极大地发展。南方主要有广州、泉州、潮州、福州、温州、明州(宁波)以及上海松江等。南方陆路交通城市如洪州(南昌)、宣州、绵州(绵阳)等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发展。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草市在南方的发展也极其迅速。①(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62页。②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上海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34页。③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E海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36页。到宋代，城市尤其是南方城市更是大规模地形成发展起来，如宋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上“城邑”条记载：“当此百年之间，井邑之富，过于唐世，郛郭填溢，楼阁相望，飞杠如虹，栉比棋布。”朱瑞熙先生据《元丰九域志》统计，北宋全境拥有10万户以上的城市有40多个，到徽宗崇宁年间又上升到50多个。①人口在20万户以上的有汴京(开封)、京兆府(西安)、临安(杭州)、福州、泉州和潭州(长沙)，南方城市占有明显的优势。宋代南方城市的经济职能突出，形成了大量经济型城市，如工商型城市：苏州、成都、西南的梓州、果州、遂州以及长江下游的扬州、镇江、吴江、吴兴和绍兴等；商业型城市：临安(杭州)、汴京(开封)、芜湖、蕲口、鄂州、荆州等；手工业型城市：景德镇、建阳、彭城、繁昌、同安等。②此外，草市大量向镇市转化，《梦梁录》曾这样描述：“户口蕃盛、商贾买卖者十倍于昔”。宋代在大城市迅速发展的同时，南方小城镇也取得了空前的繁盛。据《元丰九域志》统计，北宋全境共有1884个镇，其中大多数处于南方，作为新兴的工商业据点，进一步增进了南方城市之间的联系。总之，唐宋时期，由于南方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发达的交通系统，繁荣的经济共同促成了城市、市镇的兴起及各个城市间的紧密联系。这些城市共同构成了以水运为基础的城市网络的形成。2、唐宋之际南方城市市场网络的形成。南方城市在地理分布上形成网络结构之后，各城市之间展开了频繁的经济交往，从而又形成了城市之间的市场网络。南方城市间的经济交往，大体上可分为三个大的区域：首先，长江流域各城市之间的贸易往来。这一区域的城市商船往来，络绎不绝。张籍《贾客乐》诗云：“金陵向西贾客多，船中生长乐风波，欲说移船近江口，船头祭神各浇酒。停杯共说远行期，入蜀经蛮谁别离，金多众中为上客，夜夜算缗眠独迟。秋江初月猩猩语，孤帆夜发潇湘渚。水工持楫防暗滩，直过山边及前侣。年年逐利西复东，姓名不在县籍中。农夫税多长辛苦，弃业长为贩宝翁。”③这首诗反映了商人沿长江贩运于蜀中、金陵的情景。即使是在号称险途的三峡一段，仍然是“月照高塘峡，人随贾客舟”。④商人船只过往频繁。与此同时，四川商人纷纷到中下游活动，如唐咸通中，“有姓尔朱者，家巫峡，每岁贾于荆益。”⑤在长江上、下游的商业来往中，江陵地处其中，往往成为中转的商埠，如杜甫《客居》诗云：“蜀麻久不来，吴盐拥荆门”。《柴门》诗亦云：“众水为长蛇，风烟渺吴蜀，舟楫通盐麻，今我远游子。”⑥，记述的都是吴蜀盐麻经过江陵的流通情况。李白《江夏行》载：“自从为夫妻，何曾在乡土。去年下扬州，相送黄鹤楼。……适来往南浦，欲问西江船。”⑦描述的是鄂州商人东至扬州的贩运情景。而《长干行》：“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十六君远行，瞿塘滟灏堆。”“五月南风兴，思君下巴陵。八月西风起，想君发扬子。去来悲如何，见少离别多。湘潭几日到，妾梦越风波。”⑧则是以建业长干里商人溯流而上的背景，吟出了商人妇常年独居的苦楚。《唐国史补》卷下也记载：“扬子、钱塘二江者，则乘两潮发榷，舟船之盛，尽于江西，编浦为帆，大者或数十幅”。⑨其中大历、贞元年间巨商俞大娘船最大，“操驾之工数百，南至江西，北至淮南，岁一往来，其利甚博。”⑩入宋以后，长江流域城市之间的贸易活动更加频繁，在中下游段，商船云集，穿梭如织，曾有“昨日倒千樯，今日联①朱瑞熙：《宋代社会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4页。②参阅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③(清)彭定球等编：《全唐诗》卷382，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299页。④(清)彭定球等编：《全唐诗》卷273，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083页。⑤(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312《尔朱氏》，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469页。⑥(清)彭定球等编：《全唐诗》卷221，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335、2341页。⑦(清)彭定球等编：《全唐诗》卷167，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729页。⑧(清)彭定球等编：《全唐诗》卷163，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697页。⑨(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下，《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98页。⑩(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下，《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99页。百丈”之说。①上游与中下游之间，据欧阳修说：“宋受天命，一海内，四方次第平。太祖改元之三年，始平蜀，然后蜀之丝织文之富，衣被于天下，而贡输商旅之往来者，陆辇秦凤，水道岷江，不绝于万里之外。”②足见长江流域城市间的商业往来是多么频繁了。此外，这一时期城市之间所流通的商品种类也大大增加，如宋代长江流域贸易的商品种类，仅就下游输往上游和上游输往下游而言，据粗略统计，就有纺织品、药物、文化用品、食盐、香药、珠玉、金银、陶瓷器、粮食等几大类数十种。这比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其商品种类局于“棉绢纸席之属”③的情况，无疑是大大发展了，城市市场之间的联系也就更加密切起来。其次，江淮流域各城市之间的经济交流。江淮流域是全国盐、茶、瓷器等大宗商品最大的集散地，且农业发达，布帛丰富，珠宝杂货，胡商巨贾，盛况空前。因此，江淮之间的商船最多，常常是击舷挂墙，鱼贯而行。如《太平广记》卷44“萧洞玄”条记载：“至贞元中，洞玄自浙东抵扬州，至庆亭埭，维舟于逆旅主人，于时舳舻万艘，隘于河次，堰开争路，上下众船，相轧者移时。”④日本和尚圆仁入唐后将至扬州时，也目睹了江中船只衔尾的景观，他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1中说：“江中充满天舫船、积芦船、小船等，不万胜计。”⑤这些船只大都是从事商业贩运的。如苏州常熟县单尊师，乘船前往嘉兴，“遍目舟中客，皆贾贩之徒”。⑥又如瓜洲附近也往往是“舟搏甚隘”，夜有笛声清发，“舟人贾客，皆怨叹悲泣之声。”⑦这一时期，江淮城市也是全国商品的主要集散地之一。如成都织锦是名牌特产，而扬州却是它的主要销售市场之一。杜牧《扬州》诗曰：“蜀船红锦重，越橐水沉堆。”⑧反映了蜀锦载往扬州的事实。唐末罗隐《江都》诗亦云：“歌听丽句秦云咽，诗转新题蜀锦铺。”⑨可知扬州已有“蜀锦铺”专售蜀锦了。如此等等，类似的例子不甚枚举，说明江淮流域城市间的经济联系也已大幅度增强。再次，江淮以南区域城市之间的经济交流。这一时期，随着南方城市网络的形成，岭南、福建、湖南、江西的主要都市之间也展开了频繁的经济联系。如岭南都会广州，“交易之徒，素所奔凑。”⑩而商人如果沿桂湘路北上，一般都要经过桂州、长沙，于是桂林成为“南北行族”之所集。⑾长沙城也是“一繁会处”。⑿荆、鄂二州同是如此，例如某商人自岭外被还，得龙眼一株千余枚，“至荆南，献高保勉”。⒀《法苑珠林》卷21记广州某商船载北上，“不久遂达渚宫”。仆射刘崇龟薨于广州，家人北还至渚宫，“鬻海珍珠翠于市”。⒁从广州北越大庾岭沿赣水北上又至洪州，因而洪州也是“辐辏鳞集”、“舳接舻隘”。⒂唐后期广州同江淮直接交往一般通过海运，而福建又是海路的中转站，《太平寰宇记》卷158“恩州”条，记载了广陵、会稽的商船循海东南而至，将吴越南品贩于岭南的史实。不难看出，江淮以南城市之间的经济交往也是非常频繁的。以上说明，唐宋之际，伴随着南方城市网的形成和这一区域内市场流通的发达，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大幅度增强，初步形成了城市市场网络。①(宋)陆游：《剑南诗钞》《将离江陵》，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1989年。②(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39，北京九州出版社1994年版，第624页。③(梁)沈约：《宋书》卷84《孔觊传》，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160页。④(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44《萧洞玄》，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77页。⑤(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2页。⑥(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29《李卫公》，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90页。⑦(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下，《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95页。⑧(清)彭定球等编：《全唐诗》卷522，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6008页。⑨(清)彭定球等编：《全唐诗》卷663，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7657页。⑩(唐)陆贽：《陆宣公集》卷18《论岭南请于安南置市舶中使状》，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51页。⑾(唐)莫休符：《桂林风土记》“夹城条”，全国图书馆缩微文献复制中心，1992年。⑿(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470《赵平原》，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3874页。⒀(宋)陶毂：《清异录》卷上《四十团》，《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47页。⒁(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卷3《刘仆射荔枝图》，《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824页。⒂(清)董诰等：《全唐文》卷398，独孤及《豫章冠盖盛集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1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