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与文献(二)历史学论文.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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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与文献(二)_历史学论文二、古代文献与历史典籍反映中华古代文明的中国古代文献，通常是指1911年以前历代的刻本、写本、稿本、拓本等，一般也称为古籍。中国的古代文献，浩如烟海。其数量之多，至今也没有一个精确的统计数字。据有关专家估计，不少于8万种，也有估计为15万种左右的。下面，先论述古代文献的概貌，然后再考察历史典籍。（一）古代文献的分类中国古代，适应图书的日益繁富，产生了一套根据学术渊源、著述流别的图书分类法，逐渐形成为专门之学――目录学。1、《七略》到“四部”中国目录学的源流，一般都从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群书算起。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以图书散亡，召刘向等校理各种图书。每校一种，都著录书名和篇名，介绍作者生平及思想，辨别真伪，评说价值，写成叙录，上奏皇帝。后来这些叙录汇集一起，称为《别录》。刘向死后，哀帝命刘向子刘歆续其父业。刘歆综合群书编成《七略》，为辑（集）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数术）略、方技略，著录图书约13000卷。其中，辑略是综述学术源流的绪论，另外六略才是分类目录。《汉书·艺文志》“删其要”，成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文献目录。其类目如下：六艺略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诸子略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诗赋略屈原赋等25家、陆贾赋等21家、孙卿赋等25家、杂赋12家、歌诗28家兵书略权谋、形势、阴阳、技巧数术略天文、历谱、五行、耆龟、杂占、形法方技略医经、经方、房中、神仙魏晋之际，图书分类有了新的发展。三国魏秘书郎郑默根据皇家藏书编成《中经》，因已亡佚，分类不详。西晋武帝时，秘书监荀冒力因《中经》另编《中经新簿》，分群书为四部：甲部六艺及小学等书乙部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丙部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丁部诗赋、图赞、汲冢书这表明，从魏晋开始，图书分类体系出现重大变革。东晋初，著作郎李充整理图书，“以类相从，分为四部”，编成《晋元帝书目》，“秘阁以为永制”。与《中经新簿》不同的是，它换其乙、丙，“史记为乙部，诸子为丙部”[1]。这是最早以经、史、子、集顺序排列的图书四分法，但四部名称仍是甲、乙、丙、丁。南北朝期间，图书分类大体是四分与七分两个系统并存。官府藏书分类，基本采用四分，多沿袭《晋元帝书目》；私人藏书分类，大抵七分。七分图书目录，以南朝宋王俭《七志》和梁阮孝绪《七录》为代表。王俭《七志》为经典志、诸子志、文翰志、军书志、阴阳志、术艺志、图谱志，佛经、道书附见，实为九类。阮孝绪《七录》为经典录、记传录、子兵录、文集录、技术录、佛录、道录，前四录实际也是经、史、子、集的排列顺序。唐初，魏征在高祖、太宗两次大规模搜集、整理图书的过程中，主持编制了流传至今的皇家藏书目录――《隋书·经籍志》4卷，把图书分类的方法和理论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确定了中国文献四方法的主导地位。《隋书·经籍志》第一次正式用经、史、子、集给四部命名，逐渐取代了甲、乙、丙、丁的名称。每部又分若干类，共40类：经部10类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论语、图纬、小学史部13类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子部14类儒、道、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兵、天文、历数、五行、医方集部3类楚辞、別集、总集道经（附）佛经（附）这一分类方法，基本为此后1300年各代官修书目所沿用。清修《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也是以此为基础进行增益的。《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的著录，大体反映了我国古代文献发展的脉络。2、经、史、子、集述评（1）经部述评经部的形成，是中国封建社会尊崇儒术的产物。本来，这类图书仅仅是一批古代文献。相传孔子收集鲁、周、宋、杞等国文献，整理出六部书，即所谓“丘治《诗》、《书》、《易》、《礼》、《乐》、《春秋》六经”[2]。春秋战国，诸侯争霸，反映在学术上是百家争鸣，没有哪一种学说在社会上占绝对的统治定位。秦始皇在政治上统一了中国，但在思想上未成一统。汉武帝时，政治上中央集权，思想上开始一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思想长期一统于儒的局面。“六经”因此被列居古代文献之首。当时以通行文字隶书书写的传世“五经”（《乐》已亡），后来称为“今文经”。秦始皇焚书时私藏的这类书，此时陆续出世，因是用未统一文字之前的篆文书写，故称“古文经”。文字、版本的区别，因门户之见，渐渐成为水火不相容的两个对立学派。今文经学派尊奉孔子，盛于西汉，至西晋末走向衰落。古文经学派崇奉周公，始盛于东汉后期，其后2000年基本处于优势地位。“六经”排列顺序，两派也有争论。今文经学认为“六经”是孔子作以教人的，有微言大义，应按深浅程度为序，主张《诗》、《书》、《礼》、《乐》、《易》、《春秋》的次第。古文经学认为“六经”是周公旧典，应按时代先后为序，主张《易》、《诗》、《书》、《乐》、《春秋》的次第。《易》本是古代占卜的书，相传有三种：一是夏代的《易》，叫《连山》；一是商代的《易》，叫《归藏》；一是周代的《易》，叫《周易》。各代目录中，所著《易》，实即《周易》。其书分“辞”、“传”两部分，“辞”是释卦的文字，“传”是释辞论卦的文字。全书多涉天地万物变化的道理，包含诸多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书》即《尙书》，指“上古的书”而言，是战国以前各个时代的官方文件汇编。该书是“六经”中问题最多的一部，不仅有今文、古文之分，更有真、伪之别。历代学者，分成两派，各执一端，争论不休。清代阎若璩作《古文尙书疏证》，才算是将真伪问题搞清楚。今文《尙书》28篇，不仅记述了当时的重要历史事件，也反映了古代的社会制度、阶级关系，还有古代天文、地理方面的重要史料。《诗》是西周诗歌的名篇选集，选收305篇，分风、雅、颂三大类。“风”亦称“国风”，多为民歌，反映社会风俗和民情。“雅”为宫廷乐歌，反映部分政治情况。“颂”是祭祀鬼神的颂词，反映其先祖的部分事迹。《礼》包括《仪礼》、《礼记》、《周礼》，又称为“三礼”。《仪礼》是古代礼仪汇编，包括冠、婚、丧、祭、朝聘、宴享等礼仪程序，从中可以了解古代亲属关系、宗法思想、风俗习惯以及统治者生活情况。《礼记》是专门讨论礼制的专集。《汉书·艺文志》称其为“七十子后学所记”。西汉传礼儒生戴德所穿85篇称《大戴礼记》，戴圣所传49篇称《小戴礼记》。“十三经”中的《礼记》是《小戴礼记》。《周礼》最早称《周官》，唐代始称《周礼》。该书主要记载古代官制，是关于春秋战国重要国家周、鲁、宋等官制的汇编。全书六篇，为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秦以后失冬官一篇，汉河间献王以《考工记》一篇补入。《春秋》是中国古代编年体史的雏型，因文字过于简短，缺乏对史事的完整记述，后来注家蜂起。传《春秋》的有左氏、公羊、谷梁、邹氏、夹氏等五家。汉代仅存“三传”，即《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左传》大体以《春秋》编年为据，记述这一时期的历史。《公》、《谷》二传，专释《春秋》体例和“微言大义”。汉代因《乐经》已亡，有《易》、《书》、《诗》、《礼》、《春秋》称为“五经”，又以《论语》、《孝经》、小学为读“五经”的基础。唐初，颜师古考订“五经”文字，形成“五经”定本；孔颖达撰《五经正义》，成为官方权威解释。同时，将《易》、《诗》、《书》、“三礼”、“三传”合称“九经”。唐文宗时，又加《孝经》、《论语》、《尔雅》为“十二经”，刻于国子学。宋代，增列《孟子》于经部，是为“十三经”。由于经学的新变化，至南宋，朱熹极力推崇《礼记》中的《大学》、《中庸》和《论语》、《孟子》，认为是经典基础，为学之本，并亲自作注，称为《四书集注》。由此，经部中又出现了一个“四书”的名目。如果说中国古代文献中经部的基本著作是“十三经”的话，那么注释、发挥它们的著述则多如牛毛。以《论语》而言，它是后来才列入“经典”的，又不是“经典”中的一流论著，注释、发挥它的书竟达3000多种。这种奇特的现象，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这正是思想一统后的墨守成规和对学术思想限制的必然结果。它使思想理论难以获得新的发展，使学术研究不敢越雷池一步，只能因循守旧，墨守成规。随着这种书籍的繁多，注释、发挥经典的体裁也是五花八门，并在唐代以前基本齐备。南宋光宗时，选择了有代表性的注释，合刊群经注疏，成为《十三经注疏》。此后500多年，就连注释、发挥“十三经”有成就的著述也几乎绝迹，更加表明思想一统带来的僵化的趋势。清代考据之学兴盛，经部书是其研治群经之作，名为《皇清经解》。光绪时，王先谦又补刻了《皇清经解续编》。经部书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文化的主体，不乏糟粕。但其中又保存了不少有价值的历史材料，为我们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哲学、历史、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历史学者对经部书的研治，多少也反映了各个时期的政治思想和社会状况，同样提供了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有用材料。我们应当以严肃认真、科学客观的态度，进行切实的批判总结。关于史部书，第一节已叙其形式多样，后面还将着重考察史籍的基本系列，此处从略。（2）子部述评子部书，起初是指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争鸣之作。当时，儒家仅是诸子中的一家。汉武帝搞“独尊儒术”以后，儒家重要著作被视为经典，其它各学派的代表作被降到次要地位。但是，由于先秦诸子是在社会大变革时期陆续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他们纷纷阐述各自的种种主张，以应社会变革之需，因而诸子学说的内容包罗广泛，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学，等等，皆有论说。《汉书·艺文志》中的“诸子略”专收当时各学派的论著，共九家，反映东汉以前诸子学说“各推所长”的情况以及“诸子之言”与“六艺之术”“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的关系。东汉以后，在尊儒的一统形势下，百家之言不得发展，日渐衰落。但科学技术并不因统治思想的一统而停止发展，反映科学技术成就的图书则在不断增多。唐初编制《隋书·经籍志》时，认为《汉书·艺文志》中的“诸子略”虽为“圣人之教”，“而有所偏”，兵书、天文、历数、医方等也是“圣人之政”，只不过“所施各异”。“若使总而不遗，折之中道，亦可以兴化致治”。基于这样的认识，《隋书·经籍志》便把《汉书·艺文志》中的诸子、兵书、术数、方技四略一并归入了子部。这表明唐初是将科技书与诸子书等同看待的，因而扩大了子部著录的范围。概括地讲，子部14家，儒家“纪仁义教化”，道家“纪清凈无为”，法家“纪刑法典制”，名家“纪循名责实”，墨家“纪强本节用”，纵横家“纪辩说诡诈”，杂家“纪兼叙众说”，农家“纪播植种艺”，小说家“纪刍辞舆诵”，兵家“纪权谋制度”，天文“纪星辰象纬”，历数“纪推步气朔”，五行“纪卜筮占候”，医方“纪药饵针灸”。[3]其后，一方面随着集权政治的强化、思想控制的严密，非儒学派或被视为“离经叛道、颠倒是非”，或被指为“怀诈狭私，荧惑视听”，都要遭到严厉的“掊击”、“屏斥”。[4]另方面，又认为“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5]，科学技术长期不受重视，置于可有可无的地位。鉴于此二者，凡是君子所不为的经、史、集三部之外的书，都纳入子部。因此，子部书在四部中最为庞杂。清修《四库全书总目》对此有一番理论论述，并调整了排列顺序，以儒家（经以外用儒家观点讲学论事以及阐释孔孟学说之书）、兵家、法家（论法制理论之书）、农家、医家、天文算法六家“皆治世者所有事”，术数、艺术二家“皆小道之可观者”，谱录、杂家、类书、小说“皆劳资参考者”，释家、道家二氏为“外学”。同时强调，“儒家尚矣”，其它各家“皆儒之失其本原者各以私智变为杂学而已”。[6]对于子部书的研究，在四部中可谓最薄弱了，同经部的情况出现强烈的反差，这很值得深思和引起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3）集部述评不少学者认为集部主要是文学方面的书籍，似有绝对化之嫌。最初，《七略》有“诗赋略”专收诗赋，可以说是文学性质的。南朝梁阮孝绪《七录》有文集录，分楚辞、别集、总集、杂文四部，图书分类中文集之名始于此。《隋书·经籍志》集部分楚辞、别集、总集三类，略去杂文一类。大约自东晋始，集部书已不再单单是文学作品，而是带汇集性、综合性的个人作品和诸家作品。按传统说法，中国古代文学有两大源头，一是《诗》，二是楚辞。《诗》被列入经部，剩下只有楚辞。楚辞作为春秋战国时代楚国文学，到西汉不少文人写下类似作品，楚辞便成为全国性的文学。刘向辑录屈原至西汉诸家的这类作品，为《楚辞》16篇。东汉王逸在刘向《楚辞》基础上加进他本人和班固的作品，编成了《楚辞章句》，逐篇注释。宋洪兴祖又撰《楚辞补注》，在王逸基础上一一疏通证明，补注于其后，并多阐发，“于楚辞诸注之中，特为善本”[7]。朱熹认为王、洪二家均详于训诂，未得意旨，特着意阐发意旨，这与理学家注经的精神是一致的。别集，指个人作品的综合集。《隋书·经籍志》认为“别集，盖汉东京之所创”。《四库全书总目》同意此说，亦认为“集始于东汉”。章学诚则以东汉“文集之名犹未立”，“实仿于晋代”[8]。别集的编辑，有自编、门人后学编及后人、亲朋编。一般说来，自编较之他人所编谨严。自编别集始于六朝，唐末已有专集刊版印行。其编辑方法，有依体裁分为前集、后集的，又有依精粗分为正集、外集的，也有依多少分为全集、选集的，等等。一集中还有内、外，正、续等编排方法。至于别集取名，章学诚也有过评论：“人心好异而竞为标题”，“巧立名目，横分字号”，“遂使一人诗文，集名无数”。[9]总集，指诸家作品的综合集。作为文学总集，起源很早。《诗》、王逸所辑《楚辞》，便是古代诗歌、楚辞一体的总集。就各体综合性总集而言，《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都以西晋挚虞《文章流别集》为始。《文章流别集》分体选集古今文章，并按篇论其优缺点。其书今已不传。现存最早的总集，便是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所编《文选》，又称《昭明文选》。萧统所选，上起周代，下至梁朝，“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10]者，即收录的是艺术构思深沉、文章词藻华丽的文学作品。全书分文体为38类。《文选》一书对于后世颇有影响，研究它、注释它的书很多，差不多形成专门的“文选学”。后世编纂历代文章或一代文章总集，大都参照、继承《文选》的体例。清康熙时吴楚材、吴调侯所编《古文观止》，也是一部有影响的总集。这种选收文章偏重于文采的做法，在南宋理学盛行的形势下，发生了变化。理学家真德秀编选的《文章正宗》，“以明义理切世用为主，其体本乎古，其旨近乎经者，然后取焉，否则辞虽工而不录”[11]。显然，这是有意识与《文选》对立，试图取代《文选》的地位，但“终不能强行于天下”。集部书数量多，内容丰富，绝不可理解为文学作品。不少集部著录的诗、文，都含有经、史、子的内容。章学诚认为在是“学不专家”的结果，“经学不专家，而文集有经义；史学不专家，而文集有传记；立言不专家，而文集有论辩。后世之文集，含经义与传记、论辩之三体”[12]。所谓“学不专家”，反映学术的研究深入、范围扩大，是学科交叉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别集、总集在文学研究之外，越来越受到哲学、思想、社会、历史等研究的重视。文艺理论，如诗文评论及词曲之论等，也在集部，这主要属文学范畴。但自宋代以来，及至明清长足发展的话本、章回小说，在各官方图书目录中均不见著录，这也是中国目录学和古代书史上的一件怪事。（二）史籍的基本系列中国古代的史籍，最初隶于经典。刘知几所讲“六家”中的《尙书》、《国语》、《春秋》及《左传》四家，历来都属于经部（或六艺）。就是《史记》，在《汉书·艺文志》中也为“六艺略”下“春秋家”之属。此时，“春秋家”中的史籍仅9部，为整个图书的1.4％。经东汉魏晋南北朝数百年，史籍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东汉时期，史籍约占图书总数1／4。三国时期，超过1／4。[13]两晋时期，史籍已占图书总数的1／3。[14]《隋书·经籍志》中，史籍卷数已超过四部总卷数的1／3。不仅数量剧增，形式也日趋繁杂。东汉一代，史籍已可分为15类。《隋书·经籍志》史部归并为13类。其后，经唐宋数百年，史籍明显地呈现出按类发展的趋势，形成我国古代史籍的四大基本系列。1、“正史”与“国史”这是反映我国古代各个朝代历史的基本史籍，或因其最能代表正统观点，或因其由官方组织编修，并经皇帝“钦定”，因而称为“正史”。从《隋书·经籍志》开始，“正史”专指官方认定的纪传体史书。唐代有“十三史”之说，宋代增为“十七史”，明称“二十一史”，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方定《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南史》、《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辽史》、《宋史》、《金史》、《元史》、《明史》为“二十四史”。1921年，柯劭忞修成《新元史》，当时政府明令列为“正史”，又有“二十五史”之说。1927年《清史稿》修成，共为“二十六史”。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范晔《后汉书》、陈寿《三国志》称“前四史”，在“二十四史”中具有特殊地位。《史记》不仅创纪、表、书、世家、列传综合史体，成为中国第一部通史，开纪传体史书系列的先河，而且回答了新兴地主阶级共同关心的问题。它把秦始皇到汉武帝的全国大一统局面反映到史学领域中来，集中体现了长期以来考察历史的优秀成果。《汉书》继《史记》纪、表、列传，改书为志，成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它适应的是“包举一代”的需要，专写一代帝王之史，深为各朝各代统治者所重视。其“记事详赡”，十志博洽，又为古代史家所尚。《三国志》为纪传体史书记述割据政权历史创出新法，但也为各政权鼎革之际的“禪让”找到“回护之法”，成为后世各史效法的程式。《后汉书》突出忠义和类传的增多，更为其后各史所承袭。经《汉书》、《三国志》、《后汉书》，纪传体断代史编纂日趋完备，思想愈益正统，逐渐成为中国古代史籍中最主要的形式。南北朝时期，修史开始受到政治力量的干预，诏修、监修的情况相继出现。沈约《宋书》奉诏修撰，主要依据刘宋史官旧作。萧子显《南齐书》是启准而修，亦以南齐史官旧作为据。魏收《魏书》更是奉命修撰，并有宗室总监。这几部纪传体断代史，为“正史”独尊地位的确立，又添加了砝码。唐初所修八史，即姚思廉《梁书》、《陈书》，李百药《北齐书》，令狐德棻《周书》，魏征主编《隋书》，房玄龄监修《晋书》和李延寿《南史》、《北史》，不仅使纪传体断代史的独尊地位进一步巩固，而且使“正史”的修撰走向官府化、制度化，并把中国古代史学的鉴戒功用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晋、隋二史志，还奠定了其后“正史”中志的基本规模。五代以下，至于清初，除欧阳修《新五代史》外，“正史”的修撰逐渐程式化。新建各个政权，都以前代政权所修《实录》、国史等基本史料为据，组织修撰前代纪传史，先后修成《旧唐书》、《旧五代史》、《新唐书》、《辽史》、《宋史》、《金史》、《元史》、《明史》等八部“正史”。在编纂方面，体例有所发展：恢复立表，略备大事；扩大书志，反映社会；增创类传，褒贬人物；充实本纪，新创“世纪”。而在思想方面，则呈现出曲笔讳饰愈甚、伦理说教强化、正闰之辨突出的趋势。欧阳修《新五代史》更是要“以治法而正乱君”，因此“法严词约，多取《春秋》遗旨”[15]。金章宗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才明令削去《旧五代史》，只用《新五代史》。所谓“国史”，是指唐代以来各封建政权所修本朝史。其中，各代政权的国史几乎没有一部是完整的，而各朝皇帝《实录》却接续不断。大体完整保存至今的，明代13朝皇帝《实录》约3000卷，清代12部《实录》约4400卷。从清政府规定的《实录》记述范围看，它几乎包罗了当时所有的社会活动和所知的自然现象，成为一代帝王的史事总汇。但由于宫廷权利之争，其中部分帝王《实录》几经修改，多与史实不符，造成“《实录》不实”，这是在使用此类史料时必须注意的。作为历史典籍，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系列。2、典章制度沿革记述制度的典籍，最早可以追溯到“三礼”。在图书分类中，出现关于典章制度的部类，当见于阮孝绪《七录》。其“传记录”中的旧事、职官、仪典、法制四部，在《隋书·经籍志》史部则为“旧事”、“职官”、“仪注”、“刑法”四类。所著录之书，皆为朝廷政法礼仪。这几类书，占当时整个史籍的1／5左右。唐前期，这四类书不仅数量剧增，在形式与内容方面也呈现出新的特点。其一，增加新的专题，如“选举”。其二，注意沿革考察，如《唐六典》总结了《周礼》以来历代官制的变化，又重点记录了唐前期的官制发展。其三，初具总结性质，如“刑法类”的《唐律疏义》、“仪注类”的《大唐开元礼》。另一方面，纪传体史书中的志的修撰也出现新的趋势。唐初对于“仪注”等单项的制度书，已认为是“一时之制，非长久之道”。同时指出，“载笔之士，删其大纲，编于史志”，又“不能尽其旨要”；而未编入史志的部分“亦多散亡”。[16]因此，在修晋、隋二史志时，针对上述情况，做了“本末鉴明”、“惟通前后”的努力，表现出一定的“会通古今”、“观其沿革”的思想。这两部纪传史的志，所记制度沿革，自东汉至隋末，前后衔接，对修典制史不仅提供了取材的方便，更重要的是其会通思想对后世的启示。由单项制度考察走向综合研究，由记一朝一代典章制度向系统探索沿革演变，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成为典制史产生的学术原因。唐玄宗之世，首先出现了刘秩《政典》。至德宗时，杜佑以其分门不尽合理，将《政典》“取《周礼》六官所职”而为“九门”，编成《通典》200卷。全书以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刑、兵、州郡、边防的篇第编次，自上古黃帝至于唐玄宗末，第一次明确而自觉地从经济说到典章制度，从中央政治制度叙至地方制度，再论及周边政权，突破了上千年来按六官所职认识社会结构的传统，在历史编纂学上是一大创举。前面谈到，杜佑的旨趣是从“体要”探“政理”，以史经世。所以，不应认为杜佑是为写典制史而纂修《通典》。而且，书中九门，兵、州郡、边防三门，所记并非“古今制度沿革”。通常因其所记内容基本是历代制度沿革，便称之为中国古代第一部典章制度通史。元末马端临又以其“节目之间，未为明备；而去取之际，颇欠精审”，仿其体制，编成《文献通考》348卷。其书补唐玄宗以前事，并续至南宋宁宗末；新增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5考，记上古至南宋宁宗事，共24考。虽通古今，但有关宋代的史实占一半以上，可补《宋史》各志之所未备。在《通典》、《文献通考》之间，南宋初郑樵有《通志》200卷，以本纪、年谱、略、世家、列传、载记六体综述的方式改编了自《史记》以下15部“正史”，成为《史记》之后又一部纪传体通史。但全书断限混乱，纪传止于隋，礼乐刑政至于唐宋。《略》52卷，为全书精华，“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其中，氏族、六书、七音、都邑、昆虫草木5略，以往各志皆无；艺文、校雠、图谱、金石4略，乃各史“艺文志”的扩大；其它诸如天文、地理、礼、谥、器服、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灾祥11略，或是对各史志的改造，或是本于《通典》。这20略，把旧史志的范围扩大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丰富了历史研究的课题。鉴于此，通常称《通典》、《通志》、《文献通考》为“三通”。经有明一代，王圻撰《续文献通考》254卷。至于清初，“三通”这种新的史籍编纂形式受到高度重视，出现了官修“续三通”，即《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记事续至明末。而后，又修成“清三通”，即《清朝通典》、《清朝通志》、《清朝文献通考》，专记清代制度，大体以乾隆五十年（1785年）为下限。“三通”、“续三通”、“清三通”，世称“九通”。1921年，刘锦藻又完成《清朝续文献通考》，起乾隆五十一年，迄宣统三年，是为“十通”。在《通典》问世的同时，记一代制度沿革的史籍亦萌生出来，这就是中唐苏冕《会要》40卷，叙唐高祖至代宗九朝制度沿革。随后有《续会要》40卷，增至唐宣宗时。北宋初年，王溥续成完整记述有唐一代制度沿革的《唐会要》100卷，“沿革损益之制，极为详核”。同时，又有《五代会要》问世。随即，会要的修纂便由私修转为官修，成立了专门的机构――会要所。两宋所修《会要》，超过2000卷，前后成书10多种。[17]经元、明两代，散失、火焚殆尽，唯以《永乐大典》所录保存于世。清嘉庆时，徐松从《永乐大典》辑出两宋各次所修《会要》五六百卷，后经辗转整理，成为今本《宋会要辑稿》。元、明、清三代记一代制度沿革，与“会要”不尽相同，大体以六部为纲，叙其职掌及历年事例，名为“会典”。元修《经世大典》虽已亡佚，尚有《元典章》传世。《明会典》性质与《元典章》相近而条理较为整齐。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光绪五修《会典》，乾隆以下所修主要是增加事例。光绪续修本，因制度损益较大，故增列新目，其它仍照旧式。由于“会要”分类编纂，便于检索，自南宋始，又有仿其体例整理唐以前各代制度的“会要”出现。它们是：《春秋会要》、《七国考》、《秦会要》、《西汉会要》、《东汉会要》、《三国会要》、《晋会要》、《南朝宋会要》、《南朝齐会要》、《南朝梁会要》、《南朝陈会要》，等等。3、编年史与编年史的改写编年体史书是世界各国史书的基本形式。在中国，《春秋》作为编年史雏形问世后，《左传》使其体裁完备。随后，被视为经典，以致编年体史书中断了五百六百年。东汉末，荀悦改纪传体《汉书》为编年体《汉纪》。东晋中，又有袁宏《后汉纪》问世。至此，编年体史书在中国才真正获得发展。两晋南北朝数百年间，编年史与纪传史两种体裁同步发展，出现“班（固）、荀（悦）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18]的局面。唐初，“正史”独尊，编年史又遭抑制。中唐前后，随着《春秋》学的新起，编年史再度抬头。自马总《通历》始，出现了一系列通古的编年史书。编年体通史，创自中唐，成于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294卷，上起战国周烈王，下至五代后周世宗，记1362年史事，是现存《史记》之外另一部空前规模的通史巨著。其书取材广博，仅据《通鉴考异》所见书目，已超过350种。司马光先后邀请三位助手，刘攽负责两汉部分，刘恕负责魏晋南北朝部分，范祖禹负责唐代部分，最后由他本人总其成，结构浑然一体，文字一气呵成。该书“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19]之事，“不特纪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亦致其详”[20]。即以政治为中心，较全面地反映历史演变之迹。在本书之外，司马光另编有《资治通鉴目录》30卷，用年表形式将重要事件标题列举，可按目录检寻，实为《通鉴》的索引。更有《资治通鉴考异》30卷，比勘史料异同，说明取舍原因，大受推崇效法。《资治通鉴》的巨大成就，使得编年史的地位大为改观，不仅注家蜂起，而且后续、改编接踵，形成中国史籍发展中的又一基本系列，再次与纪传史相抗衡。为《通鉴》作注，有北宋刘羲仲《通鉴問疑》、南宋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元胡三省《资治通鉴注》等。其中，以胡三省注成就最大，几乎与《通鉴》密不可分。续前、续后之作，首尾连接，不遑备举。诸如《通鉴外纪》、《通鉴前编》、《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朝北盟会编》、《宋元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后编》以及《国榷》、《明通鉴》等等，皆取法《通鉴》，各具史学价值。在首尾相接的编年史系列形成的过程中，自南宋起，又派生出改编之作，亦各成系统。改编之作，倶因《资治通鉴》而起，一是认为《通鉴》叙事首尾难稽，二是认为《通鉴》书法尚欠完备。针对前一种情况，袁枢取《通鉴》叙事，改以每事各详起迄，自为标题，创新史体，编成《通鉴纪事本末》。其后，续前、续后之作接踵而起，自古至清，自成系统，形成“纪事本末体”系列。续前者，清马骕《绎史》、清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续后者，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清张鉴《西夏纪事本末》、清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金史纪事本末》、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近人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另有南宋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清李铭汉《续通鉴纪事本末》等。针对后一种情况，朱熹改以先标提纲，再叙史事，编成《资治通鉴纲目》。明商车各等奉敕续修《宋元资治通鉴纲目》（即《通鉴纲目续编》），南轩又有《通鉴纲目前编》，起上古，止三家分晋。至清，又有敕撰《通鉴纲目三编》，专叙明代。此外，还有《纲鉴易知录》、《历代通鉴辑览》、《增补正续历代通鉴辑览》等。这类书因自成系统，故称之为“纲目体”史书。4、地理“总志”与“方志”这是中国古代文献中体例独特、数量最富（尤其方志），以记述区域地理、沿革、人口、物产、社会、民俗等为主要内容的一个基本系列。通常以《禹贡》“别九州，定其山川，分其圻界，条其物产，辨其贡赋”，为地理书渊源。《汉书·地理志》“州国郡县，山川夷险，时俗之异，经星之分，风气所生，区域之广，户口之数，各有攸叙”，则为后世“正史”中“史志”之滥觞。西晋挚虞依《禹贡》作《畿服经》，“州郡及县分野，封略事业，国邑山陵、水泉，乡亭城道里、土田，民物风俗，先贤旧好，靡不悉具”，虽然详备，但因其个人经历，自为撰述，“不能成一家之体”。经南北朝陆澄《地理书》、任昉《地记》、顾野王《舆地志》等，至隋“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尙书”，故隋有《诸郡物产土俗记》、《区宇图志》、《诸州图经集》等。[21]地理书此前没有单独立目，自《隋书·经籍志》列之史部，直至清代亦未更改，遂为历史典籍中一大部类。南宋至清，随着地理书的发展，图书分类中史部地理类或分其为地理、都城宮苑、都邑、图经、方物、川渎、名山洞府、朝聘、行役、蛮夷等10类，如《通志·艺文略》、焦竑《国史·经籍志》；或具体分为宮殿疏、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水、古迹、杂记、游记、外记等10类，如《四库全书总目》。但在“正史”《地理志》（包括《郡国（州县）志》、《地形志》等）之外，自唐至清形成系列的地理书主要是全国性的“总志”和地域性的“方志”。西晋至隋，虽然出现全国性的“总志”，均已散佚。经过唐代前期和中期的发展，图经总志的绘制与编纂逐渐趋于成熟，形成图志合一的总志体例。《元和郡县图志》不仅超越了以往地理总志的内容、形式，而且为后来的地理总志开出先例。北宋前期，先有乐史《太平寰宇记》200卷，后有王存《元丰九域志》10卷，至北宋末又有欧阳忞《舆地广记》38卷；南宋则有王象之《舆地纪胜》200卷、祝穆《方舆胜览》70卷。至元，出现1300卷的《大元一统志》，“编类天下地理志书，备载天下路府州县古今建制沿革及山川土产风俗里至宦迹人物”[22]。其书虽然散佚，仅有辑录本传世，却展示出编纂“一统志”的新趋势。明代，沿袭《大元一统志》，于天顺年间修成《大明一统志》90卷。稍前，景泰时还有奉敕所修《寰宇通志》119卷，也是明代全国性的重要地理书。至清，自康熙起，中经雍正、乾隆、嘉庆，前后三次编纂《大清一统志》。其中，以嘉庆二十五年（1820）完成的560卷最为完备。这是全国性的“总志”系列。区域性的“方志”渊源虽然可以追溯到很早，但开始显现出“系列”性则在宋代。四库馆臣这样评述宋代地志的演变：“《太平寰宇记》增以人物，又偶及艺文，于是为州县志书之滥觞。元明以后体例相沿。”[23]这说明元明以后，州县志体例是受《太平寰宇记》影响，逐渐完备起来的。元代出现行省，开始编制“省志”。明代省志始称“通志”或“总志”，记一府者称“府志”、记一州者称“州志”、记一县者称“县志”，为清代完全因袭。清修《一统志》主要以各地编辑的方志为基础，多次规定各省“促修”，并规定各省、府、州、县志每60年纂修一次。清代全国性“总志”由朝廷敕修，“通志”、“总志”由省开局，总督、巡抚领衔监修；府州县志，各归所在官府纂修。从朝廷到地方，各府州县无一不修志，而且不断重修、续修，保证其记述的历史连续性。“方志”的编修，在清代出现全盛的态势。全国现存方志8500多种，其中明代方志近1000种，清代方志近6000种，成为其他任何历史典籍都无法取代的一大系列。在繁富的古代文献中，除前述诸体史籍外，他如笔记小说、稗官野乘等，琳琅满目，不胜枚举，无一不是了解和研究中国数千年文明史的可贵依据。四部分类虽然大体赅括了中国古代文献，但随着各个部类的发展和学科的交叉，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趋势――史学范围日渐扩大。中唐前后，子部杂家、小说家，集部别集、奏议、诏令等，首先开始受到史家的重视。其后，经也被视为史，才有“五经皆史”、“六经皆史”的说法。史学与文献的关系，更加密不可分；史学的各个分支学科，愈益发展起来。政治史之外，经济、军事、思想、宗教、学术、文化、科技、民族、外国，等等，各类专史，正在勃兴，向传统的史学提出严峻的挑战！我们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体系，就要“吸收和改造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24]，当然首先是吸收和改造我国古代文献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1]臧荣绪《晋书》，《文选》卷46《王文宪集序》李善注引。[2]《庄子·天运篇》。[3]详见《唐六典》卷10《秘书省》。[4]《四库全书总目凡例》。[5]韩愈《师说》，《韩昌黎文集》第1卷。[6]《四库全书总目》卷91《子部总叙》、卷117《杂家类一》后案。[7]《四库全书总目》卷148《楚辞类》。[8]《文史通义》卷3《文集》。[9]《文史通义》卷4《繁称》。[10]萧统《文选》自序。[11]真德秀《文章正宗》自序。[12]《文史通义》卷1《诗教上》。[13]据姚振宗《后汉艺文志》、《三国艺文志》，《师石山房丛书》（开明书店排印本）。[14]据秦荣光《补晋书艺文志》、吴士鉴《补晋书经籍志》、黄逢元《补晋书艺文志》，均见《二十五史补编》。[15]《直斋书录解题》卷4《正史类》、《宋史》卷319《欧阳修传》。[16]《隋书》卷33《经籍志二》。[17]依《玉海》卷51《会要》、《文献通考》卷201《经籍考二八》、《宋史》卷203《艺文志二》。[18]《史通》卷2《二体》。[19]《资治通鉴进书表》。[20]《资治通鉴》卷212唐玄宗开元十二年四月胡三省注。[21]上引均见《隋书》卷28《经籍志二》地理类后序。[22]《秘书监志》卷4《纂修》。[23]《四库全书总目》卷68《地理类一》总序。[24]列宁《论无产阶级文化》，《列宁选集》第4卷第3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