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传统宿命的回归_影视文学论文【摘要】著名女编剧万方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20集连续剧《离婚女人》,讲述四个不同性格女性的婚姻生活和情变历程。该剧突出离婚女人是如何摆脱绝望,重新回到美满的婚姻当中。但笔者发现,“团圆”的表象背后,剧集的叙事逻辑告诉我们:“大团圆”结局即是让女性退回到家庭的位置,女性又回归传统的宿命——被看的第二性,几千年来形成的父权文化仍然在延续。这也是编导和传媒试图引导的。【关键词】女性传统宿命;回归;《离婚女人》;女性形象著名女编剧万方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20集连续剧《离婚女人》,因其同样涉及离婚题材,被誉为《中国式离婚》的姐妹篇。剧中通过对四个不同性格的女性在婚变中的心路历程的叙述,探讨了四种不同的婚姻状态。与《中国式离婚》一剧灰色的基调和无奈的结局相比,该剧基调还算是明快的,“大团圆”的喜剧式结局也让观众长长松了一口气,四位女性经历了“离去—归来”的殊途同归。编剧万方指出:“这个剧并没有模仿《中国式离婚》,它突出的是面对离婚,女人是如何摆脱绝望的。剧中四个女人最终都有比较美满的结局”。“大团圆”的结局迎合了中国观众传统的审美心理。但如果细细剖析这四种不同婚姻模式中男女关系和女性的角色定位,可以看到,“大团圆”结局即是让女性退回到家庭的位置,女性在婚姻和家庭中的陈规角色定位和被动状态仍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转变。“团圆”的背后,几千年来形成的父权文化仍然在延续。一、家庭主妇使命的延续四位女性性格各异,陈香是其中最传统的一个,她勤劳、能干,是操持家务的能手。她外表美丽,但剧中却把她塑造成一个邋遢、不修饰自己的形象,头发永远蓬松凌乱,衣服永远是灰色的调子。而且毫无主见,遇事只会哭哭啼啼,向别人求助。其丈夫孔三对其毫无爱可言,表现在由于阿秋的出现引起的种种误解时,陈香的反应是有些过激,但孔三的责任也不可推卸,对于陈香对他和阿秋关系的误解,阿秋屡次劝其向陈香解释,孔三每次都很不耐烦地说:“我看到她就烦!根本不想跟她说话。”特别是从离婚登记处出来时的一个情节,孔三的台词:“这回你满意了吧。没见过你这么蠢的女人,头脑像木头一样!”陈香受不了委屈做到地上号啕大哭。孔三火冒三丈,对其大吼:“别在这儿丢人现眼,要哭回家再哭!”接着把陈香像物品一样扛到肩上就走。结局是两人重归于好,按理我们应该为他们感到高兴。但细看其中缘由,却让人高兴不起来。离婚后跟阿秋住在一起,孔三并不感到幸福,最重要的原因是阿秋不会做家务,每当这时候,剧中便会出现孔三对他和陈香以前生活的回忆镜头:早晨起床,便可以看到枕边摆放的干净的内裤;到洗漱间,挤好了牙膏的牙刷和盛好了水的杯子早已在恭候;来到餐桌前,看到摆放好的热腾腾的包子和牛奶……看到这些,孔三满意地笑了。但这些镜头里主人陈香是被忽略掉的,孔三惦记着的只是会做家务的陈香,而不是陈香这个具体的人,陈香在这里已经变成了一个“空洞的能指”(劳拉?穆尔维语)。换成阿秋也会做家务,孔三是绝对不会离开她回到陈香身边的。剧中,两人重归于好的场面看似感人,堂堂七尺男子汉涕泪横流,纷飞的劳燕重归旧巢,但孔三对陈香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从这里看出,孔三是跟他以前的“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重逢了,他的幸福就在于享受大老爷们待遇。而除了懂得操持家务,没有其他性格魅力的陈香“打败”了年轻、能干却不懂家务的阿秋。表面上看是一个幸福家庭回归的大团圆结局。但我们看到的却是旧中国几千年婚姻模式的延续,对女性的“象征性的歼灭”(盖尔·塔奇曼语)。二、现代娜拉的母性回归剧中另外三个女主人公,韦庄,姜欣、姜妍姐妹,都是事业有成的职业女性,律师韦庄端庄、沉稳,姜妍年轻、靓丽,公司老板姜欣聪明、时尚、泼辣。这三位女性,跟陈香不同的是,她们独立、有时代感。社会学家李银河指出:“性的意义之一,就是为了表达权力关系。”[1]在这种关系中,这三位女性似乎都掌握了主动,她们超越了传统的被动、顺从、压抑的两性位置,成为主动、追逐、控制两性关系的主体。这是传媒试图表达的关于女性权力的立场和角度。成功的律师韦庄,在发现自己的丈夫有外遇了之后,果断提出离婚,在丈夫的执意挽留面前毫不动摇;姜欣在婚姻中似乎完全占据了主体的位置,其丈夫在剧中被塑造成下岗无业,对老婆唯唯诺诺的家庭主男,在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了传统家庭中两性关系的主客体置换。姜妍为了追求自己心中的爱情,离开深爱自己的丈夫,投入了了另外一个男人的怀抱。她给自己解释是:“我要跟我的爱在一起。”这让我们想起子君的话:“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姜妍似乎成了大胆追求心中所爱而离经叛道的代名词。但细细考察,在权力话语似乎偏爱这三位职业女性的同时,矛盾的表达也不时流露。虽然她们在两性关系中占据了主动,但婚姻永远是女人的依靠。“男人对女人最好的承诺,就是婚姻。”女人在两性关系中,渴盼的最好结局,就是婚姻。但男人并不这么看。韦庄在离婚后遇到以前互相暗恋的老同学刘生实,刘对其展开攻势,韦庄对他说:“你真想对我好,就跟我结婚。”刘生实的回答却让她大失所望:“我已经害怕婚姻了。现在这样不是也挺好吗?为什么一定要结婚呢?”年轻的姜妍,婚后丈夫对她疼爱有加,但她却对婚姻生活的琐碎渐生不满,林男的出现,让她体验到了浪漫生活的精彩:每天一束玫瑰、火辣辣的情书,驾船出海游玩……这一切都让她喜不胜收。这一切,让她的心渐渐向这个男人靠拢,她以为跟他结婚,就可以永远拥有这一切。但当她离了婚奔向林男的的怀抱时,得到的却是这样的回答:“天使落入凡间,就不再美丽了。”林男以他振振有辞的理论“自由比爱情更重要”粉碎了姜妍的梦想。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男女关系中,最终的操纵者仍然是男性。其次,剧集的叙事逻辑也具有一种好莱坞经典电影拯救妇女的倾向。在剧集的结局,姜妍的丈夫不顾前嫌,以宽容、善良的心接纳了她,两人重归于好。剧情开始时,姜欣是个只看重自己的事业和美丽,为了美丽绝不生小孩的女权主义者,而随着剧情的发展,观众看到了她的母性回归。剧中设置了她患乳腺癌作为她性格转变的转折点,患上绝症使她重新认识了“生命的意义”,她把公司全部交给已离婚的丈夫,自己宁愿冒着生命危险也要把孩子生下。剧集的最后,她丈夫抱着小孩在超市门口等她,看着她拿着一大捆菜走出来,她丈夫满意地笑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剧中最具女权倾向的一位女性,最终也落入了传统妇女的角色规范当中。是编导让她的思想性格变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几个本来性格存在较大差别的女性殊路同归,在担当家庭角色方面都达到了共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编导的意图——这就是离婚女人最好的结局。安妮特·库恩在考察了经典好莱坞电影的叙事结构后指出,在好莱坞情节剧中,大团圆结局往往让女人回到家庭,或者别的什么“本属于她的位置”,“妇女也许不得不回到她原来的位置,这样社会秩序才能得以恢复。”[2]在这样的话语实践中,女人又回归传统的宿命——被看的第二性。传媒经济时代,电视剧以其通俗性、消遣性而成为百姓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其在本质意义上是一种大众文化、大众消费,在商业性这一特点上与好莱坞电影是一致的,其商业性的特点使它倾向于迎合大众心理,包括暗合他们落后的性别意识。“男性所自喻和认同的并不是女性的性别,而是封建文化为这一性别所规定的职能。”[3]该剧编导作为女性编导,也难逃男权中心文化的樊篱。另外,剧中还有一些情节呈现出典型的男权话语。如韦庄的前夫刘半江在被韦庄发现婚外情时,不仅不低头认错,而且振振有辞地说:“男人有这样的情况很正常。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就像茶壶和茶杯的关系,一个茶壶需要几个茶杯来匹配。”这是典型的男权中心论调。可以跟《中国式离婚》中刘东北的“三种背叛”理论相媲美。在剧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事实,就是女人都把跟男人的斗争转移到女人跟女人之间的斗争,一旦自己的丈夫有了外遇,她们都把自己的怨恨发泄到另外一个女人身上,而忽略了作为矛盾制造主体的男人的责任和过错。如陈香对阿秋,姜妍对林男的女同学薛晶晶,甚至最自信的姜欣对丈夫也不够“放心”,因为一连串的误会而解聘了秘书王悦。布尔迪厄认为,“女性之间的相互仇视和怨恨是人类最苦难最深重普遍的形式,它是支配者强加在被支配者身上最糟糕不过的东西。”[4]这实际上是积淀在女性心底的集体无意识,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妻妾之间争风吃醋的变相延续。现在女性虽然大部分经济独立,但男人依旧是她们心底最坚实的依靠,内化了的对男人的依附意识使她们患得患失。在两性关系中,女性仍然处在弱势地位,是情感的缺失者了,男性则在心理上或身体上张扬着某种优势和主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电视剧编导对当下女性的一种解读倾向。可见,在当前女性表面解放的梦境下,传统的父权制话语仍在对电视剧中的女性形象塑造产生着深刻影响,综上所述,女性要真正走向独立和解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方面,女性需要进一步加强自我意识的强化;另一方面,扮演着当下文化消费品中核心角色的电视剧,以其最通俗、最大众化的传播艺术形式,深刻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审美取向,在女性形象的解读和引导上,应努力塑造与女性现实生存状况更契合的角色形象,以期建立更加和谐的两性关系,从而为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担负起应有的使命。参考文献[1]李银河,《性的问题·福柯与性》[M],第9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2](英)奥利弗·.博伊德,巴雷特·纽伯尔德编,汪凯,刘晓红译,《媒介研究的进路:经典文献读本》[M],新华出版社,2004年。[3](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第21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4](法)皮埃尔·布尔厄迪,(美)华康德,李孟、李康译《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论》[M],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