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生活世界”与现实生活两种生活的抗拮——从现实生活中阻碍交往的诸多因素反思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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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生活世界”与现实生活:两种生活的抗拮——从现实生活中阻碍交往的诸多因素反思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论文关键词:“生活世界”现实生活交往行为理论论文摘要:“生活世界”是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一个基本概念，它为哈氏的整个理论大厦提供了一个基石。但这种基石却是虚幻飘渺的。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的往往是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中所说的“交往”相异甚至相反的交往。从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抗拮的角度对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进行反思，是走出理论与现实的悖论的第一步。一、“生活世界”: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的理论假设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今天的人们已经耳熟能详了。在“纯净”了“语言”、“主体间性”、“生活世界”、“交往”、“理解”这些概念之后，哈贝马斯在澄明的、通透的，同时又是人类共同的、普世的、可以通约的理性(知识)的基础之上，创建了一个令人明知不可达到但又无限心向往之的交往乌托邦。交往行为的发生必须要有一个大的背景，这个背景就是“生活世界”。哈贝马斯指出:“生活世界，作为交往行动者‘一直已经’在其中运动的视野，通过社会的结构变化整个地受到约束和变化。”他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在“生活世界”中发生的。“生活世界”就是人们在交往中达到“相互理解”所必须的共同背景知识。用哈贝马斯自己的话来说，“在一定方式下，生活世界，即交往参与者所属的生活世界，始终是现实的;但是只是这种生活世界构成了一种现实的活动的背景。这种背景知识是借助语言而符号化、客观化的，从而成了人们的共同财富，也为相互理解的主体间性提供了可能。其实，“生活世界”作为主体的共同背景知识或视野，指的是交往主体对世事(包括真假、美丑、善恶、是非等)既成的价值观、道德观和审美观，“生活世界”就是交往主体共享的对世事看法的“观念世界”。哈贝马斯所指的“生活世界”是由关于文化、社会和个人三大要素的知识构成的。这些要素相互交织、彼此作用，构成了“生活世界”的丰富的内涵、复杂的结构和多样的功能。用哈贝马斯自己的话说:“我把文化称之为知识储存，当交往参与者相互关于一个世界上的某种事物获得理解时，他们就按照知识储存来加以解释。我把社会称之为合法的秩序，交往参与者通过这些合法的秩序，把他们的成员调节为社会集团，并从而巩固联合。我把个性理解为使一个主体在语言能力和行动能力方面具有的权限，就是说，使一个主体能够参与理解过程，并从而能论断自己的同一性。对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赞赏者认为它为现代社会走出工具理性的羁绊提供了一种建设性的思路;批判者则职责它过多的乌托邦色彩。在批判者看来，交往不能停留在理想的“生活世界”，更多的应该关注的是现实生活。也就是说，他们两者的分歧“不在一个要理性，一个不要理性，而在于重建关于理性的元理论是否必要”。就像后现代主义者所说:“任何公度性的元话语，任何单一的、无所不包的解释性理论都只能是一种幻想，一个梦。也许现代主义者认为这种幻想有助于人们指导人生，抚慰心灵，但在当前，在人类目前的发展阶段上，这个梦更多地是起着阻碍我们按照现实去认识现实的作用。”二、现实生活:对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提出的六个难题其实，现代主义的祖师爷培根早在肯定人类凭借理性认识真理的可能性的同时，也指出了这条道路的曲折和艰辛。他提出了著名的四幻象说(即:“种族幻象”、“洞穴幻象”、“市场幻象”和“剧场幻象”)，用来归纳这些阻碍和迷惑。正是有了这些幻象，人们在认识世界和真理的过程中不但不能顺利前进，还往往导致谬误。培根是经验论者，遵循他的方法论，只要留心身边的事情，就会发现，由于年龄阶段、阶层差异、职业分工、思维定势、利益冲突、“科技依赖”等多方面因素的限制，造成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和方式的差异，从而形成千秋各异的价值观念，使得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往困难重重。第一，年龄阶段的不同造成的交往困难。年龄阶段的不同造成的交往困难，又被成为“代沟”。当今青少年们的偶像谢霆锋演唱的一首歌曲《不耐烦》就很好地反映了这一现象:就是有人要管我想怎么想/就是有人要来替我许愿望/这世界如此温暖/让我有些为难/该怎么样说shutup/才算够婉转/就是有人要来指引我方向/就是有人要来替我许愿望/我应该热泪盈眶/却总是坐立不安/能不能稍微打个商量/别再挑战我的教养就是有人要我说正确答案/就是有人要我别胡思乱想/这世界如此温暖/让我有些为难/像一件尺寸不太合身的衬衫/就是有人要求我变得正常/就是有人要求我作个模范/我应该热泪盈眶/却总是坐立不安/能不能帮我一个小忙/别再怀疑我的智商第二，社会阶层的不同造成的交往困难。诚如鲁迅所说，“美国的石油大王不知道北平拣煤渣老婆子的辛酸，贾府上的焦大也不会去爱林妹妹的。”(《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社会阶级与阶层的分工造成了当今社会人与人之间交往的重重阻碍。更为严峻的现实是，在当今中国，这种阻碍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难怪有人感慨，“不同的生活往往是缺乏可比性的，这一点我有着深刻的教训。在电视台工作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个主题叫‘幸福生活’的聊天节目，请了几个富豪或富婆级的人物与几位普通市民一起谈幸福。结果，现场成了两个互不干涉的脱口秀。主编在批评我的时候说了一句极为精辟的话:你想让食草动物与食肉动物在美味这个概念上达成共识?当今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差距远远大过了食草动物与食肉动物之间的差距，它们之间的“交往行为”的发生可谓阻力重重，难上加难。第三，职业分工的不同造成的交往困难。撇开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但就职业而言，现代社会越来越细密的职业分工，也造成了人与人之间鸿沟的扩大。下面的例子生动地表现了这一点:一只狗在大街上被车撞了。/一个诗人在现场。他看到狗为了咬一根肉骨头给大街对面的小狗而被车撞了，于是写了一首关于“母爱”的诗。/一个哲人在现场。他看到狗只顾看着对面的小狗而没发现有车前来。他因此发出了“见利而忘其真”的感叹。/一个画家在现场。他看到车无情地撞上了狗。他因此而举笔采用鲜红的颜料画出一张名为“残酷”的画。/一个社会工作者在现场。他看到狗挣扎着想要重新站起来。他因此写了一篇主题为“生命需要奋斗”的长文。/一个小孩在现场。他大声地喊着:“快把狗送到医院。它快死了。”第四，思维定势造成的交往困难。长时期的拘于已有的框框，造成现代人的思维定势下的交往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不同的背景的人之间的交往往往就像是鸡同鸭讲。请看下面的对话:某诗人:我愿做一只小鸟，自由飞翔于天空。某官员:不行，没有本地户口不许在此飞翔。某诗人:虽然天空没留下一点痕迹，但我已经飞过。某官员:那是不可能的，你飞没飞过，我说了不算，但只要有本地户口，不说也算。某诗人:大人，那你觉得鸟儿应该在哪儿飞翔?某官员:噢，……这我倒没考虑过。第五，利益冲突造成的交往困难。现代社会奉行的是“丛林法则”，即“人之与人就如同狼之与狼”。至于那些“羊”们，在与“狼”交往时，是不会有什么“平等”、“理解”、“主体间性”存在的。羊和狼走到一起，对话。羊小心翼翼地对狼说:“我要是你，仍然以草为食物……我深知和则两利，永远没有攻击性。”鉴于礼貌，狼也说道:“我变成羊时，会反过来吃狼……我坚信斗决不会两伤，从来不会坐以待毙。”对此，有人感叹:性格迥异，缺乏真正意义上的交心沟通;力量悬殊，没有公平利益下的换位思考。诚哉斯言!第六，科技依赖造成的交往困难。“科技依赖”是指在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人与人的交往失去了原来的本真性，越来越依赖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的科技手段，以至于在这些{手段的基础上建立了虚拟的交往世界，真实的世界却“退居二线”了。鲍德里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了著名的“仿真”理论。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情境并非海外奇谈，在今天的中国也不再新鲜了。2005年7月4日《新快报》报道:一对家住浙江宁波海曙区、结婚10年的夫妻闹离婚，吵架吵到了海曙段塘派出所，他们要离婚的理由都一样—两人都发生了网恋，各自在网络中找到了喜欢的人，要和网恋的对象结婚。当民警费力调解时，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当事人母亲的一句无心话，让吵架离婚的夫妻俩目瞪口呆，原来，他们为之神魂颠倒的网上恋人竟然就是对方。三、关于相互抗拮的两种生活的启示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上面的事例是十分浅显易懂的，类似的交往困难也是司空见惯的，但如果理论工作者对此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只是一味建构纯而又纯、玄而又玄的美妙理论体系，那我们就真不知该如何与之“交往”了。在现代主义的旗帜下，哈贝马斯为我们预设了一个全能的先验性语言，创建了一种单纯明快的主体间性，虚构了一个和谐理想的“生活世界”，编织了一个纯而又纯的交往神话。在他的感召下，今天的中国理论界也大张旗鼓、义无返顾地要把交往进行到底。然而，就在理论家们雄心勃勃、信誓旦旦的同时，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现实社会中交往过程和效果的不满。所以，可以说，从理论上讲，交往是完美的，美好的，美妙的，但在现实中，它却是残缺的，变形的，破碎的，这里面存在着诸多问题。问题出在理论在追求自身的“纯粹”的同时，忽视现实生活。“生活世界”很纯粹、很美妙，但它只能存在于彼岸世界。交往理论把一个超越现实生活的交往理想作为出发点来解读现代性，这是十分虚无缥缈的。哈贝马斯过分夸大了相互理解在人类行为协调中的作用，使交往理想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抽象乌托邦。在这个乌托邦中，语言成为“先天性”的东西“预先内设”于交往主体中，它对人具有普遍的、无可回避的、先验的约束力。然而，诚如福柯所指出的，语言固然是交往的媒体，但也是权力和操纵行为的媒体，从语言中不能先天地证明语言的交往使用具有优先性。同时，“生活世界”所允诺的“互为主体关系”也是一个美妙的童话。正如批评者指出的，“纯粹的‘互为主体关系’意味着主体始终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然而实际情形则是，在交往中，人们总是处于‘互为主客体’的关系中。有主体就必定有客体，主体是相对于客体而言的，无客体就无所谓主体，客体是相对于主体而言的。交往中的‘互为主客体关系’意味着人既是目的也是手段，此乃不容忽视的事实。纯粹的‘互为主体关系’只能是一种假设的想像中的抽象关系，因此，只能是存在于理论建构中的一种抽象的逻辑关系。l对此，福柯说得更露骨:“我相信不存在独立自主、无处不在的普遍形式的主体。我对那样一种主体持怀疑甚至敌对的态度。正相反，我认为主体是在被奴役和支配中建立起来的。”所以，“从理想的交往情境来说，相互理解激发的合理共识需要满足客观和主观条件。如交往行为者之间角色结构的对称性、大致相同的生活世界的意义背景、时间和空间上的无限开放性等等。主观上，交往行为者必须纯化自己的动机，除共同追求真理这一目的之外，没有任何私利。这些都是高度假定的、虚拟的条件，现实生活与这一交往理想相比，总是不完善的。现实生活中，自私自利的策略行为屡见不鲜。正因为如此，约翰·基恩直言不讳地把哈贝马斯的“交往主体”叫做“假设的和抽象的主体”。相比而言，哲学家赵汀阳的话就具体实在得多:“我自己有种‘实验的体验’(anexperimentalexperience)，不知道是否算是‘格物致知’的一种。随便在什么地方，比如在路口，看着随便发生的一切事情，行人、汽车、堵塞、违规、罚款、骗子，要脸的和不要脸的人。替所有事情着想，同时反对自己一贯的立场，慢慢地就会心智错乱地发现，所有事情的道理是如此互相矛盾并且自相矛盾，而又都非常有道理，所有的道理都是他人的。我想，这就是哲学家想知道的‘真实’(there-al)。哲学必然要高于现实生活，超越现实生活，但前提是要面向生活，扎根生活。在这一点上，赵汀阳对“交往”的哲学理解显然要比哈贝马斯高明。（本文来源：《论文资料库》http://lw.zaizhibosh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