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法治视域下社会自治组织的作用与规范管理———以山东省新泰市平安协会为例.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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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法治视域下社会自治组织的作用与规范管理———以山东省新泰市平安协会为例=“news_bd”>一、问题的提出法律本身是社会秩序与权利的稳定器，，它普遍地持久地保障着社会秩序的平安与稳定，保障着权利的安全享有和权力的安全有序行使。平安与稳定既是公共治理的基本目标，同时，与平等、自由等一样，也是法治的基本价值追求之一。然而，对于法治这一来自遥远的西方的舶来品，实务界和理论界的一部分人从理论和实践上简单地将其等同于依法治国，过于注重法律的形式合理性及其工具价值，强调法治是政府组织单方面的活动，是国家权力运行的法治化，简单将法治归为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村等，这直接导致了人们对法治理念和法治建设主体的片面认识。官本位下的法治意味着以法治民，使老百姓成为温顺的良民，其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在当代中国的法治实践中，忽视法治的独特运行机制及其局限，不重视法治与中国国情的结合，很少考虑公民的诉求与法律意识，尽管法律制度及其运行机制建立起来了，但是法的秩序并没有建立起来。

近年发生的一系列群体性事件如石首事件，瓮安事件等以及基层群众的各类集体上访和涉诉案件都对我国正在构建中的安全、稳定等法秩序提出了挑战，公共安全、特别是社会稳定已经成了各级地方政府官员工作中感到很头疼但又不能回避的头等大事之一。这与我们要追求的现代法治的基本精神是不一致的。国家权力与法的本源是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社会的主体。国家立法不应只是国家意志或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而应是全民的、全社会共同意志的体现。法的施行，也有赖于社会、全体民众的支持。法不应只是控制社会的工具，也是社会制约国家权力和社会自卫的武器。因此，国家的法治化，不能没有社会的参与，不能搞脱离社会的法治化。否则，法治国家就是空中楼阁，只是一种难以兑现的承诺。

在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中，我们应当尊重和保障公民国家主人的地位，通过构建公民等法律主体有序参与法治建设的平台，充分发挥公民在中国法治化中的积极作用。山东省新泰市在2008年6月10日成立了全省第一家县级平安协会。随后，20个乡镇街道都建立了平安协会，290个村建立了平安协会分会，发展电力、卫生行业协会2个，发展单位会员834个、个人会员6 608人，初步建立起市、镇、村、行业四级网络化组织体系。作为群众参与平安建设的的社会自治组织，协会会员多以老干部、老党员、老模范三老人员为主，他们来自群众，联系面广，信息灵通，熟悉基层情况，在群众中有较高的威信，容易与群众近距离的接触，也容易得到群众的信任，他们善于用群众理解的方式办事，用群众的语言跟群众沟通协商，参与调处各类纠纷特别是一些群体性事件，组织巡逻队伍，做起工作来比较有效。平安协会一方面按照党委、政府的安排，配合参与重大疑难纠纷的调处，另一方面自发调解发生在身边的矛盾纠纷，自发组织社会治安巡逻队，成为维护社会平安与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

平安协会的成立促进了新泰市域范围内良好法秩序的实现，构建了国家政法机关与社会自治组织联动的新型维护社会稳定的格局。以此为例，在政府组织外尝试着从法治的角度讨论一下社会自治组织发挥作用的机理，以及应当如何在法治理念的指导下，引导、扶持、规范社会自治组织的长效发展问题。

二、社会自治组织在国家法治化中的作用(一)社会自治组织有利于克服法律的稳定性、程序性带来的局限，及时、充分地满足法律主体的权利诉求稳定性和程序性是成文法律的两大特点，这是法律为树立其权威和实现公平的价值追求，通过立法活动及有关的诉讼法律制度而体现出来的。稳定性意味着法律一经制定并颁布就不能朝令夕改，无疑这对指导公民等法律主体的行为，使其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个可以预见的期待有着重大意义，否则，他们会无所适从，从而降低了法律制度的权威和公信力。诉讼法律制度能够有效地规范各类诉讼主体的诉讼活动，有利于法院发现纠纷背后的法律事实，为法院作出高质量、公平公正的判决奠定坚实的基础。但是事物作为矛盾的统一体，都包含着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成文法律制度的稳定性和程序性的对立面就是其滞后性和高成本性，这两点有时会对有关法律主体权利的实现产生诸多不利影响。

众所周知，在民主国家，法律是进行利益分配的基本标准和依据，然而，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从改革开放到现在，我国社会在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公民的意识等领域都发生了巨变，由于各种原因，有些法律规范还没有及时通过立法程序进行适时调整，这种立法的滞后性导致有关的法律规范不能与时俱进，无法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势，从而难以满足法律主体的合理权利诉求，比如，我国在民事赔偿中同命不同价的做法就是很典型的体现，其涉及到计划经济时代的户籍制度。同样，程序作为法律的实现机制，主要是为了追求公平等法律价值。权利主体为了救济其权利所需的最后屏障即司法救济必须以诉讼法律所设定的诉讼程序进行，对权利人来讲，通过诉讼程序应当能够发现有关的法律事实，然后由法官依法作出判决来维护权利人的权利。但诉讼程序之所以能实现法律的公平，是以其所特有的事实发现机制相一致的，在诉讼活动中，当事人要撰写诉状并递交诉状，法院在审查立案后，要经历庭审准备、法庭调查、法庭辩论、案件评议、案件判决等等一系列的审理阶段，所有这些活动都需要耗费权利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很多时候，权利人即使胜诉了，如理性地总结，他们就会发现诉讼成本远高于其通过诉讼活动所获得的收益。

并且，我国的国情决定了相当一部分公民的法律素养不是很高，再加上转型时期政府组织公信力的下降，就直接导致了一旦该部分公民的权益被侵害时，他们就会向有关的义务人提出超出现行法律法规不能支持的权利请求，甚至通过非理性的方式，比如通过破坏交通秩序等试图向政府和社会施压，希望政府组织出面迅速地救济其权益，而各类政府组织都是有着明确的职责和分工的，基于有关法律制度的滞后性和诉讼程序上的时效延迟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迅速地对该部分公民的权利救济请求给予及时、准确的回应，这样就很可能会导致该部分公民对法治和政府组织失去信心，该部分权利得不到及时救济的群体很可能会转变为破坏社会秩序与稳定的消极力量，从而进一步恶化了法治建设和其他社会事业建设所需的法秩序环境。此外，诉讼程序下的以诉讼证据为依据的法律事实发现机制，有时会因某些主客观因素，难以做到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的一致，法院判决依据的是法律事实，这样有些客观事实就因存在于当事人的心中而无诉讼证据佐证可能会直接导致当事人的败诉，而在此种情况下，有些当事人会因有冤无处申，对社会失去信心，可能就会因此丧失理智，仇视对方当事人和司法机关，甚至发展为仇视社会，成为影响社会安全和社会秩序等重要法价值要素的不定时炸弹.

三、规范管理社会自治组织(一)社会自治组织需要依法扶持、引导与规范西方发达国家的法治文明是建立在其市场经济的悠久历史和市民社会充分发育的基础上的。而我国自夏朝以来的历代专制统治基本上都秉持重农抑商的政策，市场经济直到改革开放后才逐渐发育，国家对社会的严密管制才逐渐松动。因此，在我国，社会自治组织作为相对独立的力量，其产生与发展特别需要国家的放权与松绑，相应地，其产生与成长就更需要国家的扶持与引导。基于法律规范的民主性、公开性与稳定性以及社会自治组织的自治性，除了必要的财政扶持和组织领导、政治领导外，立法应当是国家对社会自治组织进行扶持与引导的主要途径。

目前，国家对有关的社会自治组织进行管理的依据主要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和《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前两者主要是规范农村和城市社区的两个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的活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各种类型的新型社会自治组织有了长足发展，而对这些新型的社会自治组织进行规范的国家立法还主要是国务院于1989年颁布，并于1998年作了一定修改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该条例还比较粗糙，管理的范围也比较小。因此，鉴于社会自治组织在法治构建中的重要作用及对社会自治组织管理和监督的薄弱，亟需国家在法律层面上对社会自治组织的设立与管理予以及时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