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高宗时期东南六路海盐政策的变迁历史学论文.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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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高宗时期东南六路海盐政策的变迁_历史学论文南宋淮浙钞盐史的序幕，在高宗称帝前已经揭开。《宋史·张悫传》说：“高宗为兵马大元帅，募诸道兵勤王，悫飞挽踵道，建议即元帅府印给盐钞，以便商旅。不阅旬，得缗钱五十万以佐军。”张悫曾担任计度都转运使。他颇“善理财，论钱谷利害，犹指诸掌”。（《宋史·张悫传》）当时另一位发运使梁扬祖也说：“昨来兵马大元帅府”，“印卖东南、北盐钞引。”（《宋会要·食货》32之19）这“兵马大元帅府”，是靖康元年（1126）闰11月在河北相州（今河南安阳一带）建置的。第二年正月，移至东平（今山东郓城）；4月，又移到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大元帅府卖钞换钱的办法，本来是高宗即位前为应付急需而采取的权宜之计。但高宗即位以後，在金军追逐下东逃西窜，竟过了十几年的流亡生活。於是，这权宜之计，居然变成了惯用的手段。为了躲避金军的追逐，高宗和孟太后等曾逃经多处——先後至扬州、镇江、建康（江宁）、越州、明州、温州、吉州、杭州等地。这些地方，都一度光荣地被称为“行在”和卖钞中心。其中，除明、温州外，其余六处都作过中央专卖机构——榷货务的设置地。南宋朝廷的第一个中央专卖机构，设在真州（今江苏仪徵）。那是高宗应天府称帝之初；汴梁的金兵虽解围而去，北方的商业交通却仍未恢复。而根据当时发运使及提领措置东南茶盐官梁扬祖的报告，真州恰处於“两淮浙江诸路商贾辐辏去处”。於是，由梁扬祖“即真州置司”（《要录》卷17）。这一专卖机构的名称，先为“提领措置真州茶盐司”，後来改作“真州榷货务”（《宋会要·食货》32之20）。真州榷货务建立之际，虽然宣布停止大元帅府印钞卖引，但汴京当初发行的淮浙盐钞，仍继续流通着。这些京钞，无异於新朝廷的一张张债券。为了通过真州卖钞而直接获得较多的现钱，高宗於建炎元年（1127）六月十六日下令，将淮浙盐场的海盐，分为两半，一半支付给真州钞客，一半支付给持京钞者。其中，每天支发京钞的盐数，不得超过支发真州钞的盐数（《宋会要·食货》25之31）；又规定从七月十五日起，“真州钞止用见钱入纳”。（《宋会要·食货》32之20）南宋朝廷的第二个专卖中心，设在扬州。建炎元年秋冬，金军大举南侵。宋廷臣僚在迁徙方向上发生争执。争议结果，是右相黄潜善一派得胜；主张西徙抗战的李网，则被罢相。高宗登舟向扬州逃窜。高宗既以扬州为行在，便又让该州通判开始印钞出卖，并根据黄潜善的建议，鼓励商贩淮南钞盐，售往原东北盐销区，条件是每袋添纳二贯，作为“借路钱”（《宋会要·食货》25之31）。扬州离真州极近——“止五十余里，又水陆相通”。（《宋会要·食货》55之25）虽真、扬“两处出卖钞引”，商旅却“尽赴行在，兴贩物货”。真州榷货务的存在，实际上已失去意义。所以，从建炎元年底至次年正月，将真州茶盐司移入扬州置局——“并真州榷货务都茶场於扬州”。（《要录》卷12）其“印卖钞引，并为一司”。不论是真州“已造下”的钞引，抑或是“扬州通判见卖钞引”，都改由扬州新的“行在榷货务”“衮同招诱出卖”（《宋会要·食货》55之25）。继扬州之後的第三个专卖中心，是建康府——建炎三年（1129）五月前，称为江宁府（今南京市）。这一榷货务的初置时间，是建炎三年二月十五日，也就是高宗从瓜州仓猝过江，并以建康作“行在”之际。用当时骗人的官话说，是“近缘巡幸，已降指挥，分立一司，就江宁府召人算请茶盐。”（《宋会要·食货》32之21）继建康或江宁之後的第四个专卖中心，是越州（今绍兴）。史籍虽未明载越州置务的时间，但金军过江和赵构逃至越州，在建炎三年十月（《要录》卷28）。那年十月二十五日的诏令也宣布：“客人愿於行在送纳见钱，或用金银算请钞引者，听。仍令提领司措置受纳，限日下给公据、或合同递榜前去。令杭州本场候到日下算给钞引。”（《宋会要·食货》55之25）这里说的“行在”，已指越州。越州创立“行在榷货务”，上距建康务场的设置，仅晚七个月。商人们手捧盐钞才离江宁，该城已被金军攻破。商人们在越州刚买到新钞，金人的铁骑又赶到越州。建炎四年（1130）正月，高宗逃至明州（今宁波），又一度跨海遁迹，或驻足台、温一带。钞客们也纷然聚向浙东支盐。一时投向温、台州的盐钞，足须那些盐场攒盐两三年才能支够。既然淮浙海盐已陷入兵燹战火之中，而印钞换钱的事，又须臾不可停顿；於是，高宗破例开放闽广钞盐进入淮浙盐区。其办法是，商人们在越州交钱买钞，去广东、福建支盐，贩至江浙荆湖来卖；或者，每袋交纳3贯“通货钱”，办理浙钞的“转廊”手续——“令行在榷货务换给新钞，赴闽广算请”。（《要录》卷31）有时，甚至允许用粮食换钞（《宋会要·食货》26之7）。继越州之後，第五个专卖中心，是杭州——当时已升作“临安府”。建炎四年四月，金军撤离浙江，渡江北去。高宗从海上返回越、杭，下令将越州行在榷货务的官吏，分一半至临安“置司”（《要录》卷32）；後来又宣布废越州榷货务（《要录》卷36）。但实际上，越州与杭州两个榷货务并存的局面，仍维持了一个时期（《要录》卷48）。真正取代越州务，又与杭州务并列的专卖中心，是建康。绍兴二年（1132），高宗从越州移驻杭州。宰相吕颐浩与秦桧，准备实行内外分工制。负责军务的左相兼枢相吕颐浩，拟在建康设置江淮荆浙诸军事都督府。於是，下令越州务场，移於建康府置局，并限三天办理结帐和转移等事项（《宋会要·食货》55之26）。建康府，原是南宋第三个专卖中心所在地；如今，又成了与杭州并列的第六个专卖中心。南宋朝廷的第七个专卖中心，是镇江。绍兴三年（1133）四月，吕颐浩的都督府移往镇江，要求建康的务场，也相应移至镇江置局（《要录》卷64）。但是，镇江驻军纪律不好，钞商的钱财往往被人攘夺。所以，建康残留的务场，照旧“给卖钞引”（《宋会要·职官》27之50）；而且，与镇江、杭州务场相并列，形成三个专卖中心共存的局面。吕颐浩在绍兴三年九月罢相。至绍兴五年（1135），张浚以右相出任都督，希望在真州聚集钱财（《要录》卷87；卷114）。於是，下令将镇江务场的一部分官吏，分到真州“别置务场”，以便在该处专门办理出卖楚州盐钞的业务。“其镇江府务场，依旧存留看管，不得损坏”（《宋会要·食货》55之27）；实际上，与真州务并行卖钞（《宋会要·职官》27之50）。真州原是南宋初第一个榷货务所在地，这时又变成了第八个专卖中心。至此，南宋已出现四个专卖中心同时并存的局面。不过，真州务似绍兴七年（1137）废罢（《要录》卷114）。所以，继续保留下来的专卖中心，只是杭州（行在）、建康和镇江三处。其中，行在、建康两务，後来又在真州设置卖钞库（《隆庆仪真志》卷3）。直至理宗嘉定年间，真州才又设卖钞司，与三务场并列（《宋会要·食货》28之54）。上述以经销淮浙盐钞为主的榷货务，是随高宗逃遁路线沿途设置的。此外，南宋朝廷还有另外一部分——包括孟太后为首的六宫眷属及“非预军旅之事”的“省部百官”等，走别一条路线往江西逃难（《三朝北盟会编》卷130）。南宋朝廷这后一部分的开销，主要也靠沿途卖钞。其卖钞地点，如洪州、吉州、虔州等处。吉州榷货务的“职事”，曾一度以发卖广东盐钞为主。商人在该处购置钞引，赴广东支盐，在广东本路或荆湖南北、江西吉州、南安军等处住卖。绍兴五年（1135）11月，吉州务随广盐政策的改革而废罢（《宋会要·食货》55之27）。由於被称为“行在务场”的专卖机构较多，常常彼此混淆，难於区别，绍兴二年就它们的名称作了新的规定，象镇江、吉州等榷货务都茶场，今后一律叫作“行在场务某州某府置场务”（《宋会要·食货》55之26）。兹将南宋初榷货务的设置、移徙情况，列表如下：（见下页）二建炎至绍兴初的钞法十变南宋初的钞法，曾屡变不已。据李心传说，自渡江至绍兴五年，“盐法五变”。他列举这五次变化的时间如下：“建炎三年二月二十一日，改钞法。绍兴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又改。十一月十七日，又改。今年（绍兴四年）正月五日，又改。通今改（绍兴四年九月十七日），所改凡五色。”（《要录》卷80）从今天看到的史料来分析，李心传的统计或许还可补充——从南宋立国到绍兴五年秋季，淮浙钞法至少改过十次。南宋初榷货务设置移徙表置务地点置务时间移废变迁情况真州建炎元年(1127)5月初置建炎2年(1128)1月移扬州绍兴5年(1135)3月再置绍兴7年(1137)废弃扬州建炎2年(1128)1月建炎3年(1139)废(江宁)建炎3年(1129)2月一度移越州;建康绍兴2年(1132）闰4月长期保留越州建炎3年(1129)建炎4年(1130)4月部分移临安,后废临安建炎4年(1130)长期保留,称行在榷货务.镇江绍兴3年(1133)4月绍兴5年(1135)部分移真州，长期保留吉州绍兴5年(1135)11月废罢南渡以来的淮浙钞法，始定於建炎元年（1127）五、六月间，即真州设“措置茶盐司”并发卖盐钞以後。该司的提领官兼发运使梁扬祖，曾奉命“措置”东南茶盐法。他“措置就绪”的政策，大体上与蔡京政和钞法接近：“茶法，自政和以来，许商人赴官买引，即园户市茶，赴合同场称发。淮浙盐，则官给亭户本钱，诸州置仓，令商人买钞算请。每三百斤一袋，输钞钱十八千”（《要录》卷17）。关於“商人买钞算请”的方式，这年六月十六日和七月六日的敕令，都作了规定。六月十六日的敕令说：“真州钞引，止用见钱入纳。自今年七月五日为始。”（《宋会要·食货》32之20）该敕令还要求各盐场按对等的“分数”率支付真州新钞和汴京旧钞盐：“以十分为率，内拨五分，支真州钞；五分，在京钞。其每日所支盐，在京钞虽多，不得过日下合支真州之数。”（《宋会要·食货》25之31）七月六日的敕令，比六月十六日的规定稍事灵活：“若盐仓有客人，同日算请真州并在京钞，即合遵依各支五分指挥。如或其日无真州钞，只有在京钞算请之客，自合不限分数，算请京钞。”（《宋会要·食货》25之31）真州钞与在京钞的支盐“分数法”，实际上是对旧京钞的兑现能力作了限制——就淮浙盐仓每天的支盐量而论，旧京钞一般仅能兑现一半。尽管旧钞的使用，尚无法定的贴纳和对带条件，毕竟它们是被延期支兑了。南宋淮浙钞法的初变，是暂“许淮浙盐入东京，每袋纳借路钱二千”，与该东北盐销区的海盐“相兼货卖”。当时金军已再度南下，“滨海盐道不通”，而宗泽领导的东京保卫战即将开始。这一政策，原由吴直夫倡议，後经户书黄潜厚另行规划，提出在“行在”交纳“借路钱”的条件，於建炎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正式确定。〔1〕南宋初第二次改变钞法，是由淮浙盐仓滞支引起的——其中包括在京旧钞的积压，和支盐机构工作效率衰退等原因。这次改变，发生在建炎二年九月。其主要内容，是改革支盐机构和调整包装制度，即废弃政和以来的“州仓”法。关於这次改变，我们後面还要另说。第三次改变淮浙钞法，在建炎三、四年。其内容，是对买钞手段的限制逐渐放宽。建炎三年（1129）十月二十五日的诏令，鼓励商人在越州买钞。其入纳手段，已不像真州那样只限於“见钱”，而包括“见钱或用金银”（《宋会要·食货》55之25）。只是，需办理“召保给据，及报榷货务都茶场籍记拘收”等手续（《宋会要·食货》26之7）。建炎四年（1130）五月十四日的规定，又一度允许商人在各地“从便入纳米斛”，按和籴价“出结公据”，然後，“执赴榷货务算请盐钞。”（《宋会要·食货》26之7）第四次改变钞法，是从建炎四年起，一度开放福建、广南海盐和蜀井盐进入淮浙盐区；淮浙盐入东京的政策，则因“道路不通”而废止。前已述及，建炎四年正月，以孟太后和六宫为主的宋廷一部分逃往江西之际，虔州、越州先後出卖广钞和闽钞。二月间汴京失陷前后，“诸色人自京师带到钞引”，纷然聚往高宗驻跸的浙东盐仓场。於是，该月甲午（21）日，开始在越州办理浙钞换广钞的业务。其贴纳“通货钱”，比淮浙盐入东京的“借路钱”多一贯，即增纳3贯（《宋会要·食货》25之34至25之36）绍兴二年九月，又放行夔州路大宁监盐进入湖北和京西（同上，26之2）。只是，所有进入淮浙盐区的广、蜀盐，均为弥补淮浙盐不足而用。一旦淮浙盐复通畅，这些外盐又停止行销。这类情况，曾不止一次地出现。第五次改变钞法，是绍兴二年九月吕颐浩、张纯主持的改革。这次改革，内容比较广泛。就钞法而言，则主要是废弃对带法，改行贴纳法：“诏：淮浙盐，每袋令商人贴纳通货钱三千。已算请而未售者，亦如之。十日不自陈，如私盐律。”（《要录》卷58）“通货钱”，本来是专为在淮浙盐区兼贩广盐而设立的，如今变成该盐区内普遍增添的一部分钞价——增长後的钞价，已为每袋21贯；而且，对业已支盐而尚未售尽的盐商，又是那样苛刻。所以，这则诏令一颁布，舆论便为之大哗。右谏议大夫徐俯上疏说：“立法太峻，於人情有未顺。恐天下之人谓陛下为利而不恤！”他建议考虑海道运盐之艰难，和商盐寄存等复杂情况，放宽期限，并允许以抵押盐货而纳息的办法，补足这笔贴纳钱：“乞转由海道之盐，俟到州县日为始；寄顿邸肆之盐，俟盐主到日为始。自是之後，钱有未足者，许质盐於税务，而宽其期。”徐俯的建议，後来被采纳。这年十月，高宗又降旨：“诏各展十日。如钱有未足，听商人於官司质当，取息三分。”（《要录》卷59）而下一个月，又要求吉州务出卖广钞，也“增贴纳钱如淮浙例”（《要录》卷60）。第六次改变钞法，是恢复“分数”法。吕颐浩原以为“对带法不可用，乃令商人输贴纳钱”——大约是一律换给新钞或某种公据，统一使用。然而，实际上，新旧钞的差异是不可泯没的。他的贴纳法，并未解决旧钞的滞支问题。一个半月之後，他又不得不接受户书黄叔敖的意见，“复以分数均定，如对带”。十一月十七日的诏令说：“淮浙盐场所出盐，以十分为率，四分支今降指挥以後文钞，二分支今年九月甲申以後文钞，四分支建炎渡江以後文钞。”所谓“今年九月甲申以後文钞”，指贴纳通货钱的文钞。“今降指挥以後文钞”，则指绍兴二年11月17日以後的盐钞。这新钞是否照旧贴纳，没有明说。但从它与“今年甲申以後文钞”区别对待，并仅支“二分”来看，可能未输“贴纳钱”。换句话说，十一月七日以後的文钞，似乎又取缔了“通货钱”——钞价复为每袋18贯。第七次改变钞法，是再度调整“分数”法：“十二日，三省言：淮浙盐场日收盐货，见以十分为率，分作三项支遣。内，一项，系四分，支全新文钞。见今客人算请，诸场支发，别无阻隔滞留。二项，系四分五厘，及一分五厘之数。支发日久，见在钞数渐少，理宜措置。欲乞榷货务自今来指挥到日，许客人指定於逐场前件三项支盐分数内，从便算请。从之。”〔2〕这则资料中所说的“四分支全新文钞”，是指40％的盐，用来支付那些并无搭带而全持新钞者，另外“四分五厘及一分五厘”，大约是对前次“四分”与“二分”比率的调整，即将搭带“九月甲申以後文钞”者缩减5％，搭带“建炎渡江以後文钞”者，扩支5％。第八次改变钞法，是绍兴四年（1134）正月再行贴纳法。当时的宰相是朱胜非。这年正月5日（乙卯）的诏令说：“榷货务见卖淮浙盐钞，每袋於钞面前上添钱三贯文省，通计二十一贯文。数内掯留钱，除旧数外，更行掯留六百足，於盐场送纳，充再添盐本钱。其贴纳钱，令本州军类聚，候及一万贯，赴行在榷货务交纳。”（《宋会要·食货》26之21）这里提到包括“贴纳钱”在内的钞价时，称“通计”21贯文，或“通旧为”21千。可见绍兴三年的“旧”钞价，为18贯。这就为上文绍兴二年十一月十七日曾取缔贴纳钱的推断，提供了新的证据。第九次改变钞法，是绍兴四年九月再度取缔贴纳钱。正月再行贴纳法之诏颁布後，商人们大约采取了抵制态度——“入纳迟细”，买钞量锐减，於是，高宗不得不在九月戊申宣布：“诏减淮浙钞盐钱每袋三千”，“依旧作一十八贯文”一袋；并“令诸场对支新旧钞各半”。（《要录》卷80；《宋会要·食货》26之21）第十次变动钞法，是绍兴五年（1135），在原“对带”不变的情况下，开放新的“入纳”法，实施“二法兼行”的双轨政策。新的入纳，是按比例购买“出剩浮盐”，即“加以出剩，立为分数，许入纳不对带”（《忠正德文集》卷8；《中兴小纪》卷19）。绍兴四年以来淮浙钞法的改变，据说与赵鼎有关。赵鼎是解州人，旧史称誉他为“中兴贤相”（《宋史》卷360《赵鼎传》）他这时正作枢相，尚未正式拜相。他的治盐原则有二。正如当时臣僚所说的——“信守法令，使商贾不疑；存恤亭户，使衣食不缺。此二者，本也！”（《宋会要·食货》26之25）李心传《要录》徵引他的《事实》说：“自南渡以来，国计所赖者，唯盐。每因缺用，则改新钞，以幸入纳之广。第苟目前，不知利权悉为商贾所持。去年冬，鼎请立对带之法，商贾听命，而盐法遂为定制。除去积年之弊。加以出剩立为分数，许入纳不对带。二法并行，出入有常，源源不绝。始不为巨滑所制矣！”（《要录》卷80）李心传述史至此，也说：“自渡江至今，盐法五变，而建炎旧钞支发未绝。乃命以资次前後，从上并支焉。”（《要录》卷80）不管是“五变”，抑或是“十变”，南宋初年的淮浙钞法，总以多变为特徵。即使到绍兴五年以後，亦未尝绝无变化。不过，大体上说，从建炎初，至赵鼎的对带与“入纳不对带”二法并行政策以後，淮浙钞法由多变渐趋於稳定。绍兴中後期东南盐利的迅速增长，与此转折不无关系。绍兴六年六月的一天，已经拜相的赵鼎，兴高宗有一段对话。他告诉高宗，刚刚接到张浚的来信，说“建康入纳盐钱甚盛”。高宗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沿路既安，商贾放心往来”。赵鼎强调说：“亦缘久不变法。”高宗同意道：“法既可信，自然悠久。”李心传著录这段对话後，补充解释了一句：“盖自立对带法，二年不变，故比常岁增也。”（《要录》卷102）赵鼎以来的绍兴盐法，後来被称为“绍兴旧法”。绍兴二十一年（1151）八月，宰相秦桧综合各项政策，汇编了《重修江湖淮浙京西路茶盐敕令格式》，共计260卷呈上。南宋淮浙盐法，至此正式成书。宋高宗兴奋地说：“是书纤悉备载，若能遵守，久远之利也！”（《要录》卷162）三州仓法与场支法的交错反复南宋初淮浙盐法的频繁变迁，不仅表现於专卖中心的转移分散和支盐方式的反复更易，而且，还表现为旧支盐机构——州仓的几度兴废。商人的钞盐，究竟是由州仓支发好，还是在买纳盐场就地支付好些？在当时，这曾是人们激烈争论的重要课题。由此而带来的州仓兴废，仅高、孝两朝就不下五次。第一次废州仓，在建炎二年。这次支盐机构的改革，是由卢益、吕颐浩对州仓法的尖锐批评导致的。卢益时为兵书，吕颐浩为户书。根据他们的批评，政和以来蔡京创立的州仓法，至少有如下弊病：一是支盐设立州仓，增置机构和人员，开支浩繁——包括监官、押袋官及吏人在内，“诸州盐仓官吏、役夫无虑百余人，廪给之费，不知其几何也！”二是场仓之间搬运，造成人力和时间上的浪费。“所有般运一事，最为劳扰，仍更迂缓”。“打造舟船，招置兵梢，费用不资”，“每一仓数网，一网官吏与夫兵梢之费，又不知其几何也！”“官船不足，又须和雇，拘占民船，骚扰不一。兼兵梢沿路侵盗，复杂以为滥之物，伴和送纳，无由检察，为害不细”。三是仓吏贪赃舞弊，滞支钞盐，影响财政收入。“出纳之际，上下邀阻，待贿而行。”“般发稽留，支请不继。客人积压资次，动至数月”。（《宋会要·食货》25之32）在两位尚书的攻击下，高宗於建炎二年9月5日降诏，宣布停止各地州仓的支盐工作，淮浙钞盐的支发，改到买纳盐场进行——但并非由盐场买纳官兼任支发，而是“盐场支发、买纳，仍旧分为两处。”盐场多而仓吏少的州郡，则另外“选官贴差”。与支盐机构改革相联系的，是钞盐的包装制度。当时为盐袋而颁降的指示，还不止一次。《中兴会要》载录说：“建炎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提举淮南东路茶盐司言：就场支拨客钞盐，系依旧用袋给受。其袋法，前後所降朝旨，与未置州仓已前降法，多有不同。除已遵依今降指挥参照，如与袋法所降指挥不妨者遵奉施行外，若有相妨，即依袋法已降指挥。从之。”（《宋会要·食货》25之33）。按政和三年（1113）钞盐袋法的规定，不仅每袋以300斤为则，而且，盐商须购买订制的一次性官袋。但是，建炎四年初，江浙盐产区已流通60斤一袋的小袋钞盐。其福建的钞盐，又有80斤为一小袋者，与300斤之大袋并存（《宋会要·食货》25之35）。刘光世手下军官从通州盐场贩出的私盐，更是自制的“倣官袋”（《要录》卷61）。後来，其余各场中“大塔斤重”，每袋超过300斤者，更屡见不鲜（《宋会要·食货》26之23）。由此可见，南宋钞盐的“袋法”，已不像蔡京时期那样严格。建炎二年对支盐机构的改革，起初只宣布为暂时规定：“权许就盐场依自来资次支请，仍限半年依旧。”（《宋会要·食货》25之32）即是说，至建炎三年七月“依旧州仓支盐”。但第二年却“复许就场支盐”（《宝庆四明志》卷3）。这样，就场支盐法，又延用到绍兴六年。绍兴六年（1136）恢复州仓的事，史籍中没有明文载述。所以，历来不为人知。关於这次州仓的兴复，我们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证明其确属事实。证据之一，是绍兴二十六年（1156）十一月五日的尚书省奏言和榜文。该奏称述：“已降旨罢州仓，依旧就场支盐，以便商贾，於盐法即无改易。窃虑民旅疑惑，诏令尚书省出榜晓论。”（《宋会要·食货》26之35）绍兴二十六年既然又“罢州仓”，那么，在它兴建炎四年罢州仓之间，必有一次恢复州仓之举。证据之二，是绍兴二十八年（1-158）三月二十三日复州仓诏令中，曾提到绍兴六年有一次类似的命令：“诏浙东路复置州仓支盐。应合行事件，照应绍兴六年四月十七日已降指挥施行。”（《宋会要·食货》26之38）既然绍兴二十八年“复置州仓”该办的事项，须照绍兴六年四月十七日的命令施行，绍兴六年四月十七日“指挥”包括复州仓的具体指令，当无庸置疑。由此可见，南宋头一次罢州仓，到绍兴六年四月十七日前结束。绍兴二十六年第二次罢州仓，则至绍兴二十八年截止。不论是政和间创立的州仓支盐或仓场分工法，还是建炎间实行的场内隔手支盐法，在管理体制上都各有自己的特色。然而，一切政策或制度的最终结果，都离不开官员的素质和行政机构的效能。在腐朽的封建官僚政体下，任何一项好的经济措施，也不可能不出现弊病。继卢益、吕颐浩等人对州仓法的抨击之後，人们对就场支盐法的缺陷，也提出了各种指责。根据绍兴二十八年三月淮东盐司和户部的意见，就场支盐法至少存在如下一些弊端：“场分迂远，客人艰於般请；及诸场竞相增加斤数，轻重不等。”在当时的淮东盐司和户部官员看来，“复置州仓，不唯革去大塔斤重之弊，又使客旅般请通快。委是经久利便”。（同上）绍兴二十八年复州仓的具体安排，是先淮东，次浙东，後浙西。三月十八日，淮东的通、泰、楚州三支盐仓首先兴复；仍设5名监官，10名押袋官。场盐赴仓的官网“水脚钱”，亦由钞客另付，但比以前“量行蠲减”。三月二十三日和二十五日，浙东、西提盐邵大受和谢伋，也都分别请准，在该路恢复州仓（《要录》卷179）。四吕颐浩张纯的峻法治盐及其争议南宋初淮浙盐法的另一特色，是堪与“元丰赏格”并论的“绍兴私盐法”，及围绕这一峻法的热烈争议。正是由於这一私盐法及其争议的影响，南宋的私盐刑律，才大致经历了从宽到严，又从严到宽的发展趋向。淮浙私盐的主要源头，一是盐场亭户的私煎，二是检查制度疏漏下的私贩——特别是官吏、军士与商民串通私贩。南宋初的战乱频仍，从客观上助长了私煎和私贩。建炎四年（1130）范汝为率领的盐贩暴动以後，私盐活动越发普遍：一方面，是江西、闽、广间传统的私贩演为武装起义；另一方面，是驻扎在淮浙盐区的军人及与他们关联的豪家，利用权势，贩盐牟利。随着金军北撤和高宗朝廷的趋於稳定，打击私盐以保障官府垄断盐利的工作，便愈来愈尖锐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而私盐律由宽到严的转折，则是通过吕颐浩、张纯的改革盐法而实现的。吕颐浩是南宋初一位颇具胆略而文武兼通的人才。张纯原是谙熟财计的机敏堂吏，後来作了专卖中心的提领监官。吕颐浩从建炎三年四月出任右相，绍兴元年九月升为左相兼枢相，绍兴二年闰四月，又兼领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开府於建康。越州的专卖中心移至建康，即在此时。吕颐浩拜相一个月之後，发生了宣州掠买商盐而贩易的事。都省奏准高宗，先行惩治了那位卓有战功的知州，并派江东帅臣亲往查处。十月二十六日都省的批状，全然站在合法盐商的立场上说话：“有旨，朝廷大费，全藉茶盐之利，务要客旅兴贩通快。其宣州知州，辄敢将妄乱告首客盐，更不勘会诣实，拘收入官……（知州）李彦卿，可先次降一官，令叶梦得体究诣实闻奏。”（《宋会要·食货》26之3）绍兴元年十二月，浙东盐官蔡向草定了各路“盐场监、专、催煎官不觉察亭户私煎盗卖”的“断罪刑名”。其中，巡检官“不觉察亭户隐缩私煎盗卖盐者，杖一百”，并“依法计数冲替”，监官、催煎官，“减二等”处罚（《宋会要·食货》26之3）。绍兴二年正月，修改了牙人参与私盐活动的刑律，即将原来牙人比一般私贩者轻一半的处罚——“依法止坐二分得一分之罪”，改为“与犯人一等科罪”。二月，宣布以往兼职巡捕官透漏私盐法“所立罚格太轻”，有“弛慢之人”，“不务用心缉捕”，今後兼职人员的处罚，一律按政和敕令中“正巡盐使臣法断罪。如任满别无透漏，亦乞重立赏格”（《宋会要·食货》26之4，26之25）——即超过元丰赏格奖励。绍兴二年十一月十五日，高宗又批准了刑部拟定的各县盐官月终会帐制度及有关处罚规定。参与会帐的，包括在盐场兼任监官的知县，及诸场各类盐官：“诸催煎、买纳、支盐场收支官钱历，本场官月终齐赴兼监知县厅，点对书押。违者，杖八十，有失收欺弊，及知县不为点检者，加二等。”（《宋会要·食货》26之20）第二天，十一月十六日，公布了官吏透漏武装走私贩盐的新惩罚条例，即“巡捕官、知、通、令、佐透漏持杖群众结党般贩私盐五百斤以上”的刑律，和查获私盐後，对疏忽失职官吏的处罚：“私贩，获三十斤以上，其透漏地分巡尉，捕盗官，并动替；令、佐、差替；知、通，不以官序，并降一官。”（《宋会要·食货》26之7）关於亭户逃亡和盐场纵容逃亡的惩治法，也日趋严密。绍兴二年十一月颁布的刑律是：“诸盐亭户及备丁、小火，辄走投别场煎盐者各杖八十，押归本场，承认元额。若别场承所属根究，不即发遣者，杖一百。”（《宋会要·食货》26之21，26之20）绍兴初对私盐的打击，至绍兴二年九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吕颐浩、张纯对私盐法的重大改革，即由此而正式出笼：“绍兴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奉圣旨，应私贩茶盐，虽遇非次赦恩，特不原减。”（《要录》卷58）这是吕颐浩私盐法中最著名、争议最多的律令。“虽遇非次赦恩，特不原减”之法，是从“并不用荫原赦”修改而来（《要录》卷69）。其打击对象，虽包括一切私盐贩，却主要指具有特殊背景的文武臣僚家属。因为只有这些人，才有幸得“遇非次赦恩”，并在一般赦令之外，不时凭“恩荫”特权而减免罪罚。上述诏令颁布後两个月左右，一椿耸人听闻的私盐大案——刘光世著名部将乔仲福、王德贩盐案，被揭发出来。刘光世是南宋初三大帅之一。乔仲福、王德，是他手下最得力的大将，统兵近万，战功累累（《宋史》卷27《高宗纪》）。他们的军队，素以骄横、冗费著称。绍兴二年，他们从长期驻防的淮东撤到江南和浙西一带，“以备退保”（《宋史》卷369《刘世光传》）。这年十二月，有臣僚上札劾奏说：“通州递年支盐，约二十万袋。近来却有刘光世下统兵官乔仲福、王德下人兵，於本州沿江港汊内，公然泊船，计嘱江口镇巡检军兵，於亭户处以入钱先後，理为资次，收买私盐。伏望行下统兵官严行禁止。”（《宋会要·食货》26之19）《要录》也载录“言者论”说：“近浙西安抚大使司统制官乔仲福、王德市私盐，倣官袋，而用旧引货於池州，人不敢问。今岁缘此，支盐仅三万袋。有害钞法。”（《要录》卷61）每年20万袋的通州官盐，被他们盗贩得仅剩下3万袋。该年盗贩数量，竟达17万袋，或5100多万斤——臣僚这番劾奏，着实令人震惊。面对如此大案，吕颐浩为首的都省岂能装聋作哑？都省的批状，一方面强调盐利的重大干系，另一方面，要刘光世追查乔、王二将的责任：“奉圣旨，令刘光世限今来处分到日，立便勾追王德、乔仲福，取问辄违祖宗成法、侵夺朝廷盐利因依闻奏。仍仰光世，严加诫谕所部将佐，遵守条法，不得般贩私盐，侵夺客贩。务要觉察严密。如尚敢违戾，朝廷察探得知，取旨追摄正身，赴御史台根勘，重行贬窜。”（《宋会要·食货》26之19）顺便指出，“绍兴二年之冬，因大军所驻，常有兵卒於诸州军般贩百姓私盐”。（《宋会要·食货》26之17）对乔王二将的处置，又牵涉到驻军的防务是否稳固。在金人逼江的当儿，这自然是须格外慎重的事。〔3〕不过，对与乔、王等人合作私贩的通州亭户，却不可轻饶。所以同一天，十二月八日（甲午），吕颐浩将从重打击亭户私贩的处置意见，交高宗书旨宣布：“奉圣旨……令尚书省出榜产盐场监告谕亭户，今後辄将煎到盐货冒法与私贩军兵、百姓交易，不以多寡，并杖脊配广南牢城！私买贩人，取旨行遣。仍不以赦降原减。”（《宋会要·食货》26之19至20）“不以多寡，并杖脊配广南”的重刑——後来被称为“甲午指挥”或“十二月八日指挥”，起初只是针对通州亭户的。但此刑一经公布，事情便扩大起来，一发而不可收拾。淮东提举郭楫说：“非亭户而与军民交易者，未有明文。”“事下榷货务”，张纯回答说：“亦合一等科罪。”於是，吕颐浩奏淮高宗，在三月公布了“非亭户一等科罪指挥”——“所有亭户、非亭户煎盐与私贩，军人聚集般贩，及百姓依借军兵声势私贩，即依绍兴二年十二月八日指挥”。（《宋会要·食货》26之17）。继“更淮南盐法”之後，浙东提刑司也要求“申明亭户盗卖刑名”，“断罪事理”。张纯说：上述十二月十八日刑律，“诸路亦合一体施行”。这回，吕颐浩“不复奏陈”，而直接以都省批状发下诸路：“诸路私煎盗卖盐，并依通州已得科罪”——或配广南，或拘押入狱，听候圣旨裁处，并一律虽赦不宥。（《要录》卷66）为了进一步打击私贩中那些有恃无恐的人物，刑寺还向榷货务索问旧章，查询有关品官、有荫子弟“不许兴贩”钞盐的规定——宣和三年以前对这些人家经营钞盐的限令，有可能被重新采用（《宋会要·食货》26之23）。这就是吕颐浩与张纯峻治私盐的主要活动。吕、张修改的私盐律，比原“绍兴敕”及政和三年的私盐法更为苛酷。绍兴二年的盐法改革及其私盐重律的出笼，一方面反映了南宋初私盐的猖獗，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宋廷维护盐利的决心。就打击当时大规模的私贩来说，这场改革的作用是不容抹煞的。既然张、吕改革私盐法，反映了朝廷同各种私贩势力——特别是同文武臣僚私贩势力的尖锐斗争，它遭到後者的强烈反抗，是不言而谕的。何况，绍兴二年的私盐律，也的确过於苛酷。改革进行一年以後，侍御史辛炳批评吕颐浩“不恭不忠，败坏法度。”接着，殿中侍御史常同，又罗列颐浩十大罪状，说他“循蔡京、王黼故辙，重立茶盐法，专为谋利”等等。於是，绍兴三年九月，吕颐浩不得不引疾辞职。（《要录》卷68）常同在劾罢左相以後，又向高宗评议“私贩刑名太重”之事。高宗说，“凡举事不能有利无害，第当择利多害少者为之”。（《要录》卷69）张纯则请求高宗明令坚持新律。他指出：“访闻近有妄造言语，扇摇盐法之人，乞降黄榜约束。”九月甲戌以後，果然公布了坚持盐法的黄榜。（《要录》卷68）为了驳倒张纯并说服高宗放弃新法，常同列举了“甲午指挥”前的私盐律令——“私有盐一斤，徒一年；三百斤，配本城；煎炼者，一两比二两”等。他认为这些律令，“刑名不为不重”。然而，绍兴二年九月以後，私盐罪“并不用荫原赦”，甚而“虽遇特恩不原”，其“行法之深乃至於此，可谓尽矣！”再说，不论多少，一概杖配广南的作法，只能是“一时禁止，非通行天下永久之法”。而张纯以一堂吏的“鄙浅之见”，“附会去相之意”，竟敢用“批状”代替诏令，也太轻率！“自此法之行，州郡断配，日有之；破家荡产，不可胜计！”岭南又是险阻多乱之处，若再激起方腊、范汝为一类私贩暴动，难道利多於害吗？（《宋会要·食货》26之17、18《要录》卷69）常同的论奏，转下户、刑部、大理寺讨论，刑部也开始指责——“不曾分别斤重数目”，未免“用法轻重不伦”，并建议恢复政和三年刑律。至于“私贩不用荫原赦”之令，除犯人抗拒捕捉、情节恶重者外，也酌情放宽（《宋会要·食货》26之17）。这时的户书黄叔敖，也站在常同一边。於是，绍兴三年10月壬辰，又恢复旧法：“诏自今犯私盐，并依绍兴敕断罪。如亭户、非亭户煎盐与私贩，及军人聚集、百姓依借军兵声势私贩，本犯不至徒者，配邻州。若罪至徒，即配千里。如系流罪，即刺配广南，内私贩拒捕之人，依政和指挥，不以赦降原减。其去年十二月甲午敕旨及今年六月辛丑尚书省批状指挥，勿行！”（《要录》卷69）常同在论罢私盐重法的同时，又弹劾张纯“阴狡恣横，肆为不法”。其具体罪状，一是与都省户房官单知章、都茶场监官程庠“深相交结”，控制都省机构，“权分执政，势动中外；有违其意，立见祸患”。罪状之二，是在钞客少时“强抑交引铺户先次纳钱，给空名文钞；俟入纳拥并日，旋填姓名，出纳不公”。（《要录》卷69）这月己亥，张纯被罢去务场提举职务，并送大理寺治罪。同一天，曾为吕颐浩幕客的朝廷要员王庭秀、王冈，也引疾离职而去。两个月後，常同又对诸路监司大员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揭露和打击。其中包括江西提盐章亿、浙西提盐张愿、浙东提盐郑侨年、广东提盐蔡向、广西提盐胡升、湖南提盐卢宗训、福建提盐李承迈等，共13名，统统加以撤换（《要录》卷71）。至第二年六月，户书兼提举榷货务黄叔敖也被罢职（《要录》卷77）。这时的枢相是徐俯——吕惠卿女婿，黄庭坚外甥；新任参相是赵鼎，而务场提举是郭川。为了稳定人心并保证朝廷盐利，赵鼎、郭川等人在绍兴四年七月间作了两件事：一是重新明确官吏家属贩盐的合法性，二是立法限制军队回易官盐。官吏家属经营钞盐的政策，南宋以来一直沿袭宣和五年旧舊——“从来多是有官荫”的“豪富之家”，假立商人的名号，贩卖钞盐；“无阻节禁约明文”。只是，自刑寺向张纯“取会”不许他们贩盐的文件後，消息传开，不免惹人“疑惑，算请”者少。为此，七月四日重申了宣和旧章，以取信於人（《宋会要·食货》26之23）。至於“诸州及诸军回易官盐”的作法，则於7月14日由高宗降旨，一律禁止：“自今辄回易官盐，并依私盐法，罪轻徒二年。”（《宋会要·食货》28之7）南宋高宗後期对私盐的打击，似乎多注意鼓励捕获私盐的奖赏。绍兴二十七年六月的一道诏令，甚至宣布“命官捕获私茶盐，依赏给，各递增一等”。这一来，捕获私盐“全火（伙）七千斤，累及万斤”者“皆改京秩”。这种政策，引起许多臣僚的不满，“议者以为滥”。第二年正月，又取消了这类滥赏（《要录》卷177）。五优恤亭户与明州建场风波在高宗朝的淮浙盐法中，对待亭户的优恤政策比较引人注目。尤其是绍兴前期，这一点更为突出。从建炎元年秋季以来，淮浙地区屡遭战乱。有些盐场几度沦丧，亭户大多逃散。淮浙海盐的减产，使高宗朝廷的财计蒙受不少损失。除暂时借用外路海盐、井盐略事弥补外，君臣们不得不留心於淮浙盐场的重建和新建——特别是招集亭户，重新恢复生产。优恤亭户政策的根由，即在於此。南宋初优恤亭户的主要措施，大致不外三项：一是拨给钱物耕牛，或发放贷款，接济他们安排生活和生产。二是赦免逃亡亭户的罪责，并减轻归复亭户的赋役负担。三是预支一部分本钱，并提高盐产的徵购价格。对亭户给予钱物支援的事，在南宋初比比皆是。其中较突出者，如绍兴元年浙西“量度借贷存恤”（《宋会要·食货》26之2）；绍兴三年淮东支散“修灶钱”，给牛，及“如遇阴雨或冬寒，本司支散钱接济”，并将这些措施“镂版”刻印，遍帖“於县镇乡村，分明晓示。”当时对归复亭户支钱米的标准是，上等户每户支钱40贯，中等35贯，下等30贯；“生添灶座，每二灶支修灶钱50贯”（《宋会要·食货》26之9）。向亭户预贷本钱的作法，已成为高宗朝初年的某种惯例。其偿还办法，是事後以盐折纳。所谓“亭户依法遇缺食或缺耕牛、柴本、动使之类，听将盐本钱借支应付，已有立定以盐折纳条限”，即系指此。这些形形色色的贷款，後来被称为“亭户七色借贷”（《宋会要·食货》26之31）。赦免逃亡亭户罪责，包括一般情节的刑事犯罪。这类罪责，朝廷认为“累该赦宥”，特别是“被虏胁从，因而作过之人”。但地方官司，往往追究不已，“妨废盐作”。於是，诏令这些人限期“出首还业”，“其兵火以前罪犯”，除情节特别严重的以外，“一切不问”。即使牵连人命案件，只要不是被害人家“陈诉”的主犯，也“并免追证”。（《宋会要·食货》26之11）关於亭户的赋役待遇，北宋主要是二税折盐的规定。绍兴初，浙西提举梁汝嘉主张免去亭户的一切差役：“乞将盐亭户，除合纳常赋外，不得与坊郭乡村人户一例科敷诸般色役等差使。”户部接到这一奏报，认为查无旧章为据。於是，绍兴二年三月，采取折衷办法：给盐户立定一个产盐岁额指标，凡完成指标的亭户，“与量减三分科配色役。如不及立定分数，更不减免”。（《宋会要·食货》26之5）亭户折纳二税的盐，通常是由盐场转给漕司，作为蚕盐支与民户。南渡以来，蚕盐早已罢支，漕司便要求更改旧章，让亭户二税也像农户一样纳粮。经过梁汝嘉的力争，漕司的作法才被否决。亭户的利益得到维护，照旧“以盐折纳。”（《宋会要·食货》29之1、2）绍兴三年淮东徵购亭户浮盐的价格，曾达到每斤19文；正额盐，每斤16文（《宋会要·食货》26之9）浙东浮盐的徵购价，为每斤17文；正额盐，每斤14文（《宋会要·食货》26之10）。其买盐本钱的支付方式，此时已改为官府先支一半或一部分本钱（同上，27之18，26之13）。这些，对於提高亭户的生产积极性，起了重要的作用。除了招集亭户，恢复旧场之外，绍兴初还试图新建一些盐场。而为将自由盐户纳入盐场，曾一度引起过尖锐的冲突。浙东明州创置新盐场的建议，是该州定海知县盖文渊在绍兴二年闰四月向都省提出的。〔4〕他说，本县邱崇等四乡，“周回各边大海，泥土极咸”。“其逐处人户不务农作，久来在上占据煎盐，私自卖与客人。若许令置场措置，实为利便”。都省就此议奏准高宗，令浙东提举王然“躬亲前去”考察（《宋会要·食货》26之6）。王然赴明州的象山、定海、鄞县“询访”之际，附近的知绍兴府（越州）兼安抚使张守，已预感到事有不妥。他在奏议中，明确反对在明州定海等三县设场，并批评盖文渊——“小人不晓朝廷之意，竞献新说，务在苛刻。恐非今所宜！”（《要录》卷60）王然在“询访”之後，认为设场“有利无害”。当年11月，他断然将三县傍海卤田37顷统统收归官有；把以史超为首的460余家盐民，一律“拘充停户，尽榷其盐”，并强迫他们接受每年209万余斤的徵购岁额，以支卖客钞钱10余万贯。“事既行乃言於上”。绍兴三年正月十七日，都省批状，命王然将建场以来所收钞钱7万余贯，“尽数起发，赴行在送纳。”（《宋会要·食货》26之10）对於王然此举，明州知州陆长民也颇不以为然。他上疏争辩道：史超等“乃失业细民，旋采薪炼土，往来无常。明州自兵火之后，民未复业，今又集舟调夫，水陆防拒，劳苦至甚。岂宜更置盐场，重其骚扰！”（《要录》卷60）鉴於明州设场的分歧意见，都省乃令该路宪司表态——“具的确利害，申尚书省，毋得少有观望！”浙东宪臣孙近“体究”的结果，认为只有“象山一县，可以置场”。这样，当年二月九日，都省宣布：“奉圣旨，内象山盐场，依孙近体究到事理施行……其鄞县与定海县拘籍亭户置场事理，未得施行！”（《宋会要·食货》26之9）定海、鄞县设置盐场的事，虽然被否决而搁置下来，但明州三县为设置新场而开展的各项工作，已在当地居民中引起极大的骚扰。官吏们“将沿海下户一例拘籍。其间有不愿结甲，及虽结甲而不愿贷本钱，至有忧畏而自缢，或持杖而逐保正者”。其後果竟如此严重，王然自不免遭到弹劾。朱异及其他“言者，亦论其扰民”。二月二十六日（壬子），王然被罢去提举之职，并贬秩一等！〔5〕三月七日，都省颁下象山设场的各项规划。其中包括“不得一例拘籍住近良民”，“每户预藉官钱三十贯，作三次应副作本煎盐”等“优加存恤”的措施。至於正月27日“尽数发起”7万贯钞钱的命令，也改为“掯拨五千贯，专充盐本”。（《宋会要·食货》26之10）四月九日，象山盐场正式宣告成立（《要录》卷60）。明州兴建盐场之举，虽然掀起一场风波，但其最後处理，仍考虑了自由盐民的意志和利益。即使在新成立的象山盐场，对待亭户也较为优惠。正是由於采取了一系列抚恤亭民的措施，南宋初残破的淮浙盐场，才逐渐恢复了生机。比如淮南泰州各场“自兴复之後”，其绍兴三年已“煎卖过盐”25万余石；比绍兴二年增产近一倍。该州上下盐务“当职官，各特转一官”。（《宋会要·食货》26之14）至绍兴中期以后，淮东盐场又从14处346灶，发展为19处452灶，年产量接近两亿斤。与高宗朝前期的优恤亭户政策相比，高宗朝後期却显得大不相同。对亭户的抚恤，日益变成空话。代之而来的，是变本加厉的克剥和勒索。绍兴十五年（1145），秀州各盐场拖欠亭户的本钱，已“积十九万七千余缗不给。亭民无以煮盐，诉於朝”而告了御状。这椿公案由高宗转下户部调查“究实”，後来撤换了浙西提举官，派王珏（王安石曾孙）去接任。一年以後，才“尽偿所负；又开华亭海盐河二百余里，盐滋得通流其隘”。（《要录》卷160）绍兴二十六年（1156）时，殿中侍御史周方崇揭露说：“比年以来，淮浙路盐皆不全支本钱，且违法多克头子钱等。”（《宋会要·食货》26之33）绍兴三十年（1160）五月，路郴又批评“盐场监官放债与亭户”的作法，及勒索亭户用本钱还债的风习。（《宋会要·食货》27之5）除此之外，盐官们还将一部分“合支”给亭户的盐本钱，当“作羡余进献”朝廷，以“要名”钓誉。这样作的结果，又导致支本方式的改变——从事前和分批支本，改为事後支本（《宋会要·食货》27之1）。当然，从总体上说，高宗初年的抚恤政策和扩大生产等措施，并不是徒劳的。施宿和姚宽记述越州、台州的试卤技术，大约就出现在绍兴年间（施宿《嘉泰会稽志》卷17；姚宽《西溪丛语》卷上）。随着盐产的增加，它与运销量之间的差距也日益显著。至绍兴中期以後，各盐场的积盐壅滞开始日趋严重。淮东盐官们甚至不得不采取减灶并场的办法，来压缩生产——绍兴二十八年（1158）时，19场452灶中一次省并84灶（《要录》卷180）浙东、西盐场，则用加饶给盐的方式来宣泄积盐（《宋会要·食货》26之44）。注释：〔1〕《要录》卷10；《宋会要·食货》25之31。李心传列举渡江後钞法的第一次改变，《要录》载为“建炎三年二月二十一日。”今考此说，仅见於《要录》卷80的注文。《要录》正文及其他史籍，均未著录。疑其“建炎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乃建炎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之误。若然，即与本文考订之初变为同一件事。或者，也可能是建炎四年二月甲午（21）日之误，即本文所说第四次钞法改变。〔2〕《宋会要·食货》26之20。《宋会要辑稿》此条系於绍兴三年10月11日条之後，但《要录》失载。〔3〕王德与乔仲福大约未受重罚。此後，他们仍旧在刘光世左护军的十军统制官之列，甚至还升为都统制。见《要录》卷111，及《三朝北盟会编》卷200、卷212等。参阅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4〕盖文渊，《宋会要·食货》26之6作盖大渊。今从《要录》卷60。〔5〕《要录》卷63，该卷载二月乙巳事，注云19日，由是推知其壬子为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