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团长我的团》人物塑造的突围与变奏2009年初,当《士兵突击》的余温尚未褪去之时,编剧兰小龙、导演康洪雷的新作《我的团长我的团》(下称《团长》)再一次成为了舆论的焦点,在或褒或贬的评议中,《团长》一剧的叙事方式及历史的真实性则又成为了争议的核心。笔者认为,争议的根源其实并非表象的上述两个问题,而是创作者在该剧的“基本立场”上就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军事题材影视剧,进而导致了此后争议的出现。在传统的军事题材电视剧(或电影)中,无论故事发生的背景是在战争时期抑或和平年代,主人公往往都被披裹上了英雄主义和神圣道德的双层外衣。虽然在近一段时期的电视剧(或电影)中,以《激情燃烧的岁月》、《亮剑》为代表的作品逐渐摆脱了非人性的道德至高性,但英雄主义依然是中国军事题材影视剧不可或缺的叙事核心,直至《士兵突击》中憨傻执着的许三多的出现才首次实现了军人形象的世俗化。但是,《士兵突击》的成功并不意味着中国军事题材的影视剧彻底完成了世俗化的转变,尤其《团长》一剧所选取的故事背景是中国人最为印象深刻,同时又是最为敏感的抗日战争,在伤口尚未痊愈的今日,——这其实就是争议的矛盾核心所在。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团长》的出现又为中国军事题材的影视剧带来了一种新的可能,本文就试图以《团长》中的人物塑造作为切入口,对该剧的开创性进行一些探讨。一、人物身份的取向意义众所周知,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长期以来在描写抗战时期的影视作品中,往往都是以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或敌后抗日武装部队作为了文本的主体对象,而由国民党主导的正面战场,除了《血战台儿庄》等少数几部影片外,鲜有完整切实的描绘。在最近一部被普遍认为在人物塑造上具有突破意义的电视剧《亮剑》中亦是如此,“李云龙才代表了抗日的主流,而其中的国军将领楚云飞,不但是满肚子阴谋,而且还是我军的手下败将”(凤凰网【OL】2009年03月05日)虽然胡锦涛同志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大会上充分肯定了国民党所领导的正面抗战(新华网【OL】2005年09月03日),但长期意识形态的束缚以及在中国现有的政治生态环境下,对于国民党所领导的正面战场以及抗战时期的“国军”将士,在现有的影视剧中依然呈现着缺失或者说失真的情况。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作为《团长》一剧所选取的史实背景——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在历史上无疑是具有特殊意义的。此战役乃是中国军队自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第一次主动出击,御敌于国门之外,并最终取得胜利的一次战役。因而,从这点出发《团长》一剧在人物身份(远征军)的选取上就已经超越了文本价值本身,在无形间业已承担起了抒写历史的作用,为中国普通观众重新了解、认知历史也起到了文本之外的意义。其次,《团长》一剧中对人物身份的设定提供了一种新的历史视界,这种视界的形成来自于历史价值观的重建。在传统的历史价值体系中,个体生命的意义都是依附于集体的利益之下的,从而导致了很长一段时间中,中国军事题材影视剧里对个体生命价值的漠视,甚至还演变为了一种“死亡崇拜”——即死亡本身不是我们对战争残酷性的参照面,反而成为了宣扬战争胜利方的神圣工具。应该说,这种体系的形成有意识形态的原因,但更多的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渍。好在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价值体系的重新构建,尤其是“以人为本”思想的确立,为中国军事题材的影视剧创作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2007年冯小刚导演的《集结号》便是最典型的例子。战争不再是单一的狭隘的讴歌对象,战争中的“人”成为了关注与描绘的主体。通过对严酷的战争场面的呈现,放大个体生命的脆弱,进而反衬出军人在生与死间抉择的崇高。在《团长》中,我们不难看到这种历史价值观渐变后的体现,比如剧中从孟烦了的视角在讲述故事的主要线索的同时,不时的穿插其个人内心世界的画外音以及主观的回忆性闪回镜头,都是在呈现战争这一大背景层面下个体的精神世界。作为观众我们看到了孟烦了的焦虑、自私、痛楚,但这并没有损失我们对他们的崇敬,相反拉近了观众对主人公的认知认同感,以及对彼时战争残酷的体察。如果说《士兵突击》开启了军事题材影视剧中人物的世俗化,那么《团长》则标志着世俗化的进一步确立。从一开始,编剧兰小龙就将描写的主体对象确定为了溃败的士兵,而后来由其组建的部队也被冠以了“炮灰团”的称号。这在过去的任何一部影视剧中都是前所未有的。如同剧中孟烦了所言“溃兵不如寇,流兵即为贼”。所以,从人物的身份取向来看,《团长》一剧已经远远超越了文本本身所讲述的故事,它是对历史的凭吊,也是对个体生命价值的重塑。二、人物塑造特色解析如果说《团长》的人物取向是对当代中国影视剧创作现状的一种突围的话,那么该剧的人物塑造与刻画则是对同类型影视剧的一种变奏。1、孟烦了:矛盾的叙事者作为全剧的叙述者,孟烦了不仅为全剧确立了视点的所在,同时在厚重的故事背景下其个人化的情感体验与思索则为全剧奠定了整体的叙事特征和主旨思想。在这个人物身上所彰显出的是具有强烈现代性的视角思维,他的塑造与刻画超越了叙事本身,更多意义上体现的是创作者对宏大叙事的审视方式。故事一开始,编导便通过划火柴这一细节勾勒出了孟烦了不同于其他人物的身份特质:他不单单是一个溃兵,确切点说他是一个“逃兵”。在战场上,他非但没有“杀身成仁”,相反他通过装死获得了“残喘”的机会。这种身份特质的塑造事实上也就确立了全剧所要表述的核心——生与死的抉择。这种抉择并非简单的道德考量,而是构建起了一种互相排斥和互相矛盾的生命多面性。由此我们也可以认为,这是全剧的整体叙事特征之一,即在人物身上呈现的不是单一的鲜明的个性,而是将人物塑造为了对立又统一的矛盾体。更进一步来说,这种矛盾的建立事实上也是创作者最基本的审视方式。此后,故事进入主线索的叙述,虞啸卿的出现和川军团的重建似乎给涣散的溃兵们带了一种新的希望,创作者一方面通过孟烦了的画外音强调虞啸卿铿锵有力的呐喊对他们灵魂触动,而另一方面又通过孟烦了与郝兽医间的对话将孟烦了“治腿”的现实动机摆在了观众面前。于是,又一个矛盾体在人物身上建立起来,这也使得作为观众的我们很难界定民族大义与个人目的间的区别。同样以此设置的还有阿译,在他的豪言壮语中有多少是出于对国家危亡的使命感,又有多少是出于替父报仇的个人恩怨,二者相互纠缠难以辨认。这种将“家国”与“国家”纠结在一起的处理,其目的显而易见,就是通过世俗化的个人目的来形成人物行为动作的外在驱动力,从而打破过去同类型影视剧中单一并且被“神话”了的内在驱动力——民族使命感。从人物塑造的角度来说,人物的行为是内、外在驱动力的集合体,有意思的是孟烦了的驱动力看似集合,但实则上在道德层面又是矛盾的,它所体现出的是人性中无法割裂的多面性,而这恰恰是现代作品中对人类自身最基本的一种认知表现。当“生与死”、“现实与理想”、“平凡与崇高”、“国家与个人”交互对立的矛盾确立后,龙文章的出现不仅是全剧情节发展的“激励事件”,同时也给孟烦了的变化埋下了伏笔。需要指出的是,孟烦了的变化不同于一般影视剧中在“神父”式人物自上而下的指点迷津后所产生的,相反创作者戏剧性的将孟、龙二人放在了一种微妙的人物关系下展开,他们相互依存又相互排斥,怀疑与信任一直交织于情节的发展中。这种钟摆式的人物关系在普遍表现“兄弟情深”或“惺惺相惜”的中国军事题材影视剧里可以说是极为罕见的,而其对应的依然是人性中“人既自爱,又爱人”(郑雪.人格心理学【M】.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P31)的基本矛盾。所以,从孟烦了的刻画上可以看出,创作者有意识的将人物塑造为一个模糊的矛盾体,使之折射出整个宏大叙事的审视方式——它不是简单的对历史的讴歌与赞颂,而是书写下了在悲剧性的大背景下,人的生存状态、精神世界以及人性的呈现形式,这才是此剧的主旨思想之一。2、龙文章:意象下的英雄历史的形态从来都是由是讲述者的立场所决定的,作为《团长》中最重要的被讲述者——龙文章,在对他的塑造中创作者赋予了浓厚的意象化色彩,这种意象化不是简单的图腾式的表述,而是通过对英雄神话的解构来还原人性中的力与痛,进而对英雄作出了非诗意化的现代性解读。第一,英雄神话的解构。从古至今,英雄传奇便是人类文明史中不可或缺的创作题材,在人类的潜意识中都一个“英雄情结”,它是人们对“生命理想的凝聚方式”,也是“寻找自身危机的拯救途径”(高力.世纪末的镜语【M】.中国文学出版社,2002.P182)。但是在《团长》中,龙文章从出场的那一刻起便颠覆了人们对英雄的传统印象:他几乎是“偷偷摸摸”的进入观众的视野,紧接着又被一群衣衫褴褛的“炮灰”们制服在地,跪地求饶。从这一出场方式的设置来看,创作者有意从一开始就将人物置身在了生与死的抉择下,并使之与全剧表述的核心构成一体。当然,更重要的是龙文章的基本形象由此奠定,他不是神话传奇中无所畏惧的“英雄”,他在生与死的当口像常人一样对死亡也会充满恐惧。这种对人性的还原随着剧情的展开表现的更为生动具体,龙文章不仅嬉笑怒骂、装神弄鬼,甚至连道德底线也被他的坑蒙拐骗给一并打破了,而作为观众内心深处对“丰碑”的崇敬也就此垮塌。最为典型的例子便是“替孟救父”段落。一开始,创作者将龙文章勾勒出了中国英雄神话中最为人称道的“侠义”精神,可随着故事的进展,人们却发现他“替孟救父”的目的竟然是刺探军情。尽管这一行径作为一名军人无可厚非,但对观众而言幻灭的不仅是“侠义”,更是数千年来英雄与道义间的不可分割性。毫无疑问,这种解构式的处理是创作者对关于英雄的神话传奇的抽离,更是对战争中所创造的崇高性的再考量。第二,英雄的现代延伸。随着时代的进步,尤其是个体意识的觉醒,传统的古典主义色彩的英雄形象已经越来越不被观众所认同,究其原因在于人们对于个体生命的认知有了较大的转变。传统的集“超能力”和道德至高的英雄往往会被观众对其行为动机产生巨大的疑问,因此可以认为,英雄形象的现代延伸不仅是《团长》一剧中对龙文章塑造上的特点,更是整个中国影视剧人物形象塑造的方向所在。在《团长》中现代延伸的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强化龙文章行为动机的现实性,有意打破传统古典主义中英雄的道德至高性,也就是诗意化色彩;另一方面则是呈现出龙文章在诸多场景中“装神弄鬼”的情节,将其塑造为一个非正常化的人物形象。这种处理方式在美国好莱坞电影里屡见不鲜,其目的在于通过反英雄式的塑造,以达到创作者对主旨思想的表达。而就《团长》一剧而言,对龙文章非正常化的塑造的目的则在于勾勒出战争本身的严酷性,即战争对人心理的异化,同时又是对极端背景下个体灵魂的叩问,也就是片中反复提及的“魂”。3、虞啸卿:人性的镜子与孟烦了、龙文章不同,虞啸卿第一次出场便满足了观众对于士兵或者说英雄的所有想象:身体英姿飒爽、眼神充满杀气、说话铿锵有力。然而当我们看完全剧时,却不难发现这其实是创作者有意为之的。虞啸卿这个人物与前面二者相比,在全剧中所起的作用更似一面镜子,当然,这不是一面普通的镜子,而是一面折射人性中懦弱与勇气,道德与利益的镜子。纵观全剧,虞啸卿这个人物的塑造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唤醒勇气的英雄。正如前面所说的,虞啸卿第一次出场便呈现出了一个十足的英雄架势,面对以孟烦了为代表的溃兵们,虞啸卿用它具有穿透力的声音和极具感召力的行为动作唤醒了这群已经无心恋战或者说已经丧失了战斗欲望的士兵们的激情。同时在这一阶段,创作者还有意强调出虞啸卿对岳飞的崇敬,即是对“仁义”这一传统道德观的强化,力图将虞啸卿塑造为一个有勇善义的英雄形象。第二阶段,易碎的凡夫。虞啸卿的第二次出场是在龙文章率领众人逃回禅达之后,此阶段的主要内容是围绕着备战南天门战役而展开的。当已经晋升为师长的虞啸卿踌躇满志准备攻打南天门时,却被龙文章用现实的残酷给击溃了。他在作战室门口的倒下无疑是极具象征性的,创作者在此将这个神话般的英雄人物拉回到了现实世界中,向观众呈现出了虞啸卿内心脆弱的一面。第三阶段,利益的走狗。当故事进入到高潮也就是南天门战役打响时,虞啸卿抛弃了自己的“袍泽弟兄”,更抛弃了他一直所尊崇的岳飞精神——“仁义”,在现实利益的驱动下成为了道德所不齿的利益走狗。毫无疑问,在这个阶段创作者对虞啸卿的塑造不单单是承诺与背叛的抉择,而是要放大人性中的善与恶。通过以上分析还可以发现,在虞啸卿和龙文章两个人物的塑造上,二者明显形成了对比的形态,这种设置依然是前文中所总结道的对在悲剧性的大背景下,人的生存状态、精神世界以及人性的展现与叩问。三、结语我们都知道人物是影视剧叙事文本的基础和灵魂。在任何一部影视剧里,人物塑造的成败往往决定了整个作品水准的高低。就《团长》一剧而言,虽然在全剧中人物众多,但我们依然可以从中寻觅出创作者对于人物塑造的基本观点与策略。从整体叙事特征来看,《团长》一剧并没有采用传统的经典叙事手法,即一个或一群小人物在特定情境下为实现某一目标而采取的一系列行为。这种叙事方式的起源由来已久,也在长时间内被受众所认同,但我们又不得不指出这种叙事方式虽然经典,但自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新好莱坞电影崛起之后,越来越多的影视剧选择了对这种经典叙事方式的“背叛”,而其中的核心就是对人物的模糊化。在传统的叙事方式里,主人公的身份及其行为往往具有道德的至高性,观众普遍认同或同情主人公的行为,因此,在这样的架构下面,在对主人公性格或内心世界的呈现上通常是以突出鲜明的性格为主要特征的。而新的叙事方式不仅模糊了道德的至高性,同时对主人公的呈现上则以立体、复杂甚至是矛盾作为了塑造的主要手段。通过前文对部分主要人物的剖解我们就不难看出,《团长》一剧从整体的叙事方式上所采用的便是这种方式。该剧在人物塑造上对中国军事题材的影视剧无疑是一种革新,更是一种突围。它势必将开启一种全新的表述战争的途径,也将推进中国军事题材影视剧对战争的基本认知视点和对战争下的人的关注与思考。(作者单位:湖南艺术职业学院)责任编辑:蒋晗玉（本文来源：《论文资料库》http://lw.zaizhiboshi.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