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资产减值准则对盈余管理影响的实证研究一、引言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进程,满足我国市场经济发展需要,2006年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这是一套包括1个基本准则和38个具体会计准则的新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标志着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体系正式形成,同时也是我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进程所取得的一项阶段性成果。其中《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规定“当企业的资产存在减值迹象,资产的账面价值高于可收回金额时应提取相应的资产减值准备”,同时还规定“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得转回”。这与2001年开始执行的《企业会计制度》中关于资产价值回升,计提的减值准备可以转回相比存在着很大差异。同时,长期资产减值不得转回与IAS36和SFAS121都有所区别,也是我国新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仅存的两项差异之一,成为了理论及实务界关注的焦点。新资产减值准则的颁布,是否达到了抑制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的计提和转回进行盈余管理的目的?本文试图对此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二、文献综述西方学者关于利用资产减值政策进行盈余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且大多使用实证研究方法。关于资产减值动机主要有“盈余管理工具论”和“资产价值毁损观”两派意见。“盈余管理工具论”认为,企业会利用资产减值的计提和转回平滑或大幅提升利润,另外企业高管层为了嫁祸或者提升未来业绩,也会选择在人员变更的时候大幅计提准备。而“资产价值毁损观”则认为,资产减值主要源于经济因素,即宏观经济环境和公司自身经营问题而导致了资产的价值损毁,计提减值准备是为了更加真实的反映资产的市场价值。例如:Strong和Meyer(1987)发现管理层变更时公司会通过注销长期资产建立一个秘密准备账户,未来需要提升业绩时,再将减值转回以增加利润。Zucca和Campbell(1992)运用随机游走模型进行收益预测,发现上市公司会利用政策的可选择性任意计提减值准备,以达到“大清洗”(big bath)和“利润平滑”(smoothing)的目的。Francis、Hanna和Vineent(1996)利用加权托宾模型对影响企业资产减值会计的两类因素——价值损毁因素和盈余操纵因素进行了考察。研究结果表明,价值毁损变量对企业提取减值准备的比例和动机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我国对于资产减值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起先是理论层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资产减值问题的理论基础和存在问题。随着实证的研究方法不断被大多数学者所应用,近年来关于我国资产减值政策执行情况的实证检验开始涌现。新会计准则颁布实施后,我国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新准则实施前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以讨论新准则变化的科学性,同时,也利用描述性统计的方法对新准则实施后上市公司资产减值计提额的变化趋势进行了一定研究。例如:黄婷晖(2002)认为,三类公司(“ST”、“PT”或停牌公司)往往计提较高的资产减值,为下一年度的转回从而达到扭亏目的做好充分的准备。祝焰、顾伟敏(2007)发现,上市公司倾向在首次亏损年度计提更多的长期资产减值,存在以后年度进行“巨额冲销”以实现盈利的动机。廖晓丽、张勤(2008)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对2001年前上市的亏损企业进行研究,发现他们存在盈余管理行为,从而得出新准则中禁止资产减值损失转回的做法有助于压缩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制度空间,使得资产减值更好地反映其经济实质,符合我国现实国情的结论。何民(2009)发现在新准则颁布的当年,上市公司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较以前年度要小;新准则对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准备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但不是很明显。三、研究设计(一)提出假设伴随着我国会计改革的不断推进,为了真实反映企业资产价值,提升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我国财政部也先后制定了一系列资产减值会计政策。但是众多研究发现,随着政策的陆续出台,我国一些上市公司却利用这些政策展开盈余管理,大玩“计提”—“冲回”的数字游戏,通过人为操纵资产减值为严重亏损的公司“洗大澡”,为连续亏损的公司“扭亏为盈”,严重损害了投资人和其他会计信息使用者的利益,扰乱了我国股票市场秩序,阻碍了整个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的正式出台,规范了企业非流动资产减值的会计处理和信息披露,将一些原本较为抽象的概念明晰化,为资产减值的实务操作提供了较为详细的应用指南。准则的变迁,其目的就在于贯彻谨慎性原则,关闭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大门,更加稳健地反映企业资产的真实价值毁损和质量的实际状况,为报表使用人提供更为决策有用的信息。因此提出如下假设:H1:新准则实施后3年(2007年至2009年)上市公司资产减值计提比例明显低于新准则实施前3年(2004年至2006年)的计提比例。H2:新准则实施后3年(2007年至2009年)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动机变量对于资产减值率的影响程度显著低于新准则实施前3年(2004年至2006年)其影响程度。H3:新准则实施后3年(2007年至2009年)上市公司经济因素变量对于资产减值率的影响程度显著高于新准则实施前3年(2004年至2006年)其影响程度。(二)模型构建及变量定义在借鉴国内外学者已有研究成果和文献的基础上,本文通过以下模型对假设进行检验:Y=β0β1COβ2CARβ3Levβ4Currentβ5Turnaroundβ6Sizeε(1)被解释变量Y——减值准备计提率(2)解释变量CO——盈余管理动机,哑变量,存在利润操纵动机的公司取1,不存在的取0。具体划分如下:“洗大澡”动机(巨亏公司):剔除当年计提减值准备后净利润仍小于0扭亏动机(扭亏公司):取值前一年已出现亏损,但取值当年实现了盈利持续盈利动机(微盈公司):资产报酬率在0%-1%之间CAR——上市公司股票超额收益率(反映企业自身经济状况)(3)控制变量Lev——资产负债率Current——流动比率Turnaround——资产周转率Size——企业规模(取值范围:总资产自然对数)(三)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本文所选样本公司限定在2004年前在沪、深两市A股上市的房地产业公司,所选样本的行业依据证监会行业板块划分标准确定。另外,相关数据不全的公司样本也予以剔除。最终得到公司年样本74个。本文所采用的各类财务数据来源于巨灵金融服务平台的股票信息数据库,实证分析软件为SPSS15.0和EXCEL2003。四、实证结果(一)描述性统计结果用SPSS对2004-2009年度74家房地产业上市公司资产减值计提率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1的数据来看,2004年房地产业上市公司平均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率为2.2368%,2005年为2.1021%,2006年为0.6044%,2007年为0.4076%,2008年为0.2525%,2009年为0.3444%。由此可见,从总体趋势上讲,2007年新准则颁布实施之后的3年,房地产业上市公司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率明显低于准则实施前3年,尤其是相较2004年和2005年的水平,仅占这两年的10%到20%。该结论验证了假设一,说明新资产减值准则的颁布实施对于企业过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行为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二)回归分析结果以新准则正式实施的2007年为分界线,将样本数据分为准则实施前(2004-2006年)和准则实施后(2007-2009年)两组分别代入回归方程,生成回归方程1(2004-2006年)和回归方程2(2007-2009年),利用SPSS软件输出模型相关数据如下所示。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回归方程1中,盈余管理动机(CO)自变量和反映企业自身经济状况的超额收益率(CAR)自变量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是盈余管理动机的显著性水平较超额收益率更高,且根据回归系数可知其对于因变量的影响程度更高。回归方程2中,盈余管理动机(CO)自变量和超额收益率(CAR)自变量依然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盈余管理动机的显著性水平有所降低,而较超额收益率的显著性水平有所提高,在回归系数方面,盈余管理动机(CO)有了大幅下降,但其影响水平已低于超额收益率(CAR)。上述结论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假设2和假设3,即新准则实施后3年房地产业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动机变量对于资产减值率的影响程度显著低于新准则实施前3年其影响程度,同时,经济因素变量的影响程度呈反向变化。但也不可否认,盈余管理变量对于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消除,仅是较准则实施前有了大幅下降。五、结论及政策建议(一)结论新资产减值准则中关于长期资产减值准备一经确认不能转回的规定,一方面是希望上市公司更加稳健、谨慎的确认资产减值准备,提高财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另一方面则希望能够对上市公司通过长期资产减值准备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有所制约。2004-2009年,房地产类上市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比例的下降趋势说明在新准则下,由于不能在未来期间将已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转回,所以已经计提的准备就成为了沉没成本,只减少了当期利润,因此上市公司在计提资产减值时就会更加慎重,从而达到了提升会计信息质量,抑制盈余管理的预期效果。另一方面,在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宏观经济环境的恶化使得原材料和产成品的价格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下跌,因为资产减值准备本身具有反映资产“价值毁损”的本质,因此上市公司,尤其是房地产业上市公司会大量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尤其是存货跌价准备。但由于存货跌价准备并不受到“不可转回”规定的限制,因此无法排除上市公司会利用存货跌价准备进行盈余管理。综上所述,新准则的实施从制度上压缩了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空间,但尚没有达到完全关闭盈余管理大门的程度。我国目前的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会受到价值真实毁损和盈余管理动机的双重影响,虽然真实反映资产价值的动机占了上风,但盈余管理动机依然值得我们关注。此外,客观数据也进一步证实了在资产减值准则方面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存在的差异性是十分合理的,更加符合我国实际情况,有利于市场监管和财务信息质量保证。
(二)政策建议新资产减值准则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但会计政策赋予的选择权和职业判断以及证券市场的监管政策基本没有改变,同样会诱发盈余管理行为的出现。针对这种情况,笔者提出了以下相关建议:首先,进一步完善资产减值准则,缩小盈余管理空间。新准则实施后,上市公司仍可以依靠计提流动资产的减值准备来操纵利润;另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会计估计和判断仍会提供上市公司一定的选择权。因此,在完善准则过程中,应对选择权进一步加以限定,更加严格的限制可能导致会计信息模糊和失真的处理方法。其次,完善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提高审计效率。注册会计师审计是会计信息质量的重要保证。会计准则的不完全性决定了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客观存在,而注册会计师审计正为这种不完全性提供了重要的补充,因此加快完善外部审计制度建设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填补准则漏洞,遏制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第三,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制度。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可以杜绝高管层为了达到某些特定目的,利用准则漏洞随意操纵会计利润,给投资者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内部控制制度则可以规范企业会计行为,保证会计资料真实完整,防止并及时发现、纠正错误及舞弊行为。因此,完善的公司治理也可以对保证企业会计信息质量,抑制盈余管理行为起到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