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大国的庇护——太平洋战争期间澳美关系述评.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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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大国的庇护——太平洋战争期间澳美关系述评寻求大国的庇护——太平洋战争期间澳美关系述评【作者】张建新【作者简介】张建新广东湛江师范学院历史系讲师湛江市524048【内容提要】自从1902年“英日同盟”条约签订以来，澳大利亚一直担心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扩张，为此，澳大利亚积极寻求美国的军事庇护，但同时又难以割舍英澳之间的传统联系。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面对日军咄咄逼人的南侵态势，澳大利亚工党政府适时调整其外交政策，澳美联盟关系基本上取代了英澳传统关系。大战期间，澳美两国在政治、军事等领域进行了密切的合作，这不仅是澳大利亚外交重新取向的开端，也为战后澳美特殊关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关键词】大国庇护/前哨防卫/英澳传统关系/澳美联盟/布里斯班线珍珠港事件后，澳大利亚和美国精诚合作，共同谱写了西南太平洋地区反法西斯战争的新篇章。战时澳美关系不仅是战时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反法西斯国家携手合作的典范。遗憾的是，战时澳美关系尚未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迄今为止尚无专文论及。笔者不揣浅薄，就此初步讨论，以求教于史界同仁。一、澳大利亚从依附英国转向依附美国1939年9月希特勒入侵波兰，英法对德宣战，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战争初期，以欧洲为核心的战争强化了澳大利亚人“为英国而战”的忠诚意识。9月3日，澳大利亚总理孟席斯在广播演说中宣称：“由于德国入侵波兰的既成事实，英国已对德国宣战，澳大利亚随之也进入战争状态。”（注：加里斯·伊文斯，布鲁斯·格兰特：《澳大利亚对外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的世界上》(Gareth Eva-ns,Bruce Grant,Australia’s Foreign Relations:in the world of the 1990s)，墨尔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1页。）这意味着澳大利亚的战略利益从属于英帝国的战略利益，由于英国对德宣战，澳大利亚“自动地”处于战争状态。孟席斯在外交上是个极端亲英的人物，他曾公开声称自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不列颠人”，他的外交政策差不多是由伦敦制定的。1939-1941年间，孟席斯积极主张制定统一的帝国外交原则，反对加拿大、南非和爱尔兰的分离主义倾向。正是出于对大英帝国的忠诚，孟席斯呼吁澳大利亚全力以赴援助英国。“英国的削弱就是我们自身的削弱”。（注：加里斯·伊文斯，布鲁斯·格兰特：《澳大利亚对外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的世界上》(Ga-reth Evans,Bruce Grant,Australia’s Foreign Relations:in the world of the 1990s)，墨尔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2页。）从1939年起陆续编入英国军队的澳大利亚远征军，在希腊本土、克里特岛、巴勒斯坦和托卜鲁克等战场浴血作战，屡建奇功。英澳两国士兵的并肩作战和默契配合，是英澳传统关系在战场上的折射。此时对澳大利亚来讲，战火毕竟燃烧在欧洲，日本的侵略还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假想。在此情况下，英澳传统关系依然密不透风，澳美关系难有发展。1941年12月7日，日本联合舰队突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远东局势骤然紧张，澳大利亚正处于日本南侵的锋线之上。1942年1月4日，日本第4舰队对澳大利亚领地新不列颠岛的腊包尔狂轰滥炸；1月20日，澳空军第24中队8架飞机在与日机鏖战中遭受重创，被迫撤回本土。2月15日，新加坡失陷，澳军1789人阵亡，1306人受伤，1.5万人被俘，师长贝内特权率少数残部经爪哇乘船返抵澳大利亚，澳第8师全军覆没。2月19日，日军先后以188架和54架舰载机轰炸澳北部重镇达尔文港，码头、机场均遭重创，整个战争中，澳大利亚沿海城镇共遭受到62次空袭。（注：李巨廉，王斯德主编：《亚太地区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斗争（1931年－1945年）》，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301-302页。）新加坡战场的失败，无情地粉粹了“英澳情结”中所谓英国保护的神话，而且澳大利亚在新加坡损失了近1个师的兵力，这使许多澳大利亚人确信，英国军官是笨拙无能的。美国人在菲律宾所进行的抵抗和英国人在新加坡的惨败相比，使他们越来越把得救的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注：威廉·哈代·麦克尼尔著，叶佐译：《美国、英国和俄国：他们的冲突与合作1941-1946》，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236页。）其实，英国根本无力保护澳大利亚。早在1939年欧洲形势恶化之际，英国就已决定把保卫本土和贸易通道放在首位，而希望美国承担起保卫远东（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责任。1941年初，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已经确立了欧洲的陆上霸权，英国虽从纳粹空军持续的狂轰滥炸之中得以幸存，但通过战争，它在军事上的孱弱已暴露无遗。对于英国的远东利益，包括它在太平洋的自治领的安全，只能仰赖“山姆大叔”的庇护了。1941年初，即英美参谋会谈之前，英国的立场是，美国应当肩负起保卫太平洋和澳大利亚水域的责任，新加坡应划入美国战区，英国将全面负责大西洋。1月29——3月29日，英美举行了正式的参谋会谈，基本上达成了“大西洋第一”的战略共识，但在太平洋及远东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国人不愿担负起保卫“英帝国之一部分”的责任，只同意负责赤道以北最西远到关岛，赤道以南最西远到斐济的防御，在此界线以西，包括菲律宾在内都属远东，美国海军不想承担负责。（注：徐蓝：《评1941年英美参谋会谈》，载《历史研究》，1992年第6期。）这意味着澳洲安全被搁置起来，英美主要集中力量打败希特勒，在远东只是维持守势。实际上直到1942年5月澳政府对这个“大西洋第一”的战略仍一无所知，编入英国主力的澳大利亚远征军，高峰时达到9万余人，此时继续由英国将军指挥和调遣，转战中东、北非、希腊和克里特等各大战场。他们是在为英国而战，但在澳本土防御上，丘吉尔的态度竟是这样的：“即使澳大利亚沦陷了，一俟敌对状态结束，他就会获得解放”。（注：罗素·华德：《澳大利亚20世纪史》(Russel Ward,A History of Australia:the Twentieth Century)哈珀和劳出版公司1977年版，第251页。）这种必要时就牺牲澳大利亚以维持英帝国长存的自私想法是澳大利亚政府断然不能接受的。在英美首脑举行“阿卡迪亚会议”期间，澳大利亚工党政府适时地调整了外交与国防政策。英国战略上的软弱，造成帝国整体防务与各自治领本身防务之间的实际利害冲突。在英国无力保护澳大利亚本土安全的态势下，澳大利亚只能寻求美国的保护。1941年12月27日，新上任的澳总理柯廷在《墨尔本论坛报》上发表了题为《未来的任务：迎接1942年》的新年祝辞，提出澳大利亚既已投入反法西斯战争，就应在军事上逐步摆脱单纯依靠英国，外交上唯英国马首是瞻的局面，他说：“我毫不讳言，澳大利亚指望着美国，这对我们与联合王国的传统血肉关系丝毫也没有损伤。我们明白英国面临的问题，……但是我们也知道，澳大利亚有可能崩溃，而英国依然能够坚持下去，因此我们决心使澳大利亚不至于跨掉，将竭尽全力制定出一个计划，以美国作为这个计划的基石，使我们自己获得抗战的信心，直至战争的形势转向对敌人不利的时候。”（注：罗宁·克拉克：《澳大利亚简史》(Manning Cl-ark,A Short History of Australia)，澳大利亚麦克米伦有限公司1983年版，第211页。）这番话被认为是澳大利亚外交重新取向的标志之一，意味着澳美关系将发生重大变化。澳美关系变化的深层原因，归根到底，是英国实力的削弱导致澳大利亚自虞难保，不得不投向美国怀抱，寻求美国的庇护。英军在新加坡临难而降，麦克阿瑟在巴丹顽强抵抗，这使澳大利亚人痛切地感到“英国已经尾大不掉，再也无力保护他在太平洋上的自治领了，英国的主要力量必须用在欧洲、大西洋和中东，澳大利亚必须用他能抓到的一切，通过与任何可以给予援助的强国——当然尤其是美国，结成最亲密的关系的办法，来增强自己的力量。”（注：刘同舜主编：《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50-1951》，第6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1页。）至于美国政府的态度，按照1941年初英美参谋会谈规定的“大西洋第一”的战略原则及英美对各自负责的战区划分，其作战范围并不涵盖澳大利亚，因此罗斯福对柯廷未经事先磋商就单方面发表澳美关系的声明感到大为恼火。他告诉澳驻美大使凯西说，“美国对澳政府的奉承是不会领情的，恰恰相反，它只会引起恐慌和不忠。”（注：米纳：《战争与和平中的澳大利亚》(T.B.Millar,Australiain Peace and War)，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47页。）然而，随着新加坡的陷落，美国对远东的态度起了变化。美国准备在远东及西太平洋地区承担责任。首先，自从1942年3月1日美英荷澳战区瓦解以后，英国势力已从远东退往印、缅一线，日本的占领只是暂时性的，远东太平洋已形成巨大真空；其次，在英荷从东南亚退出后，美国在该地区的行动再不具有“保卫英帝国利益”的性质，因而美国在远东及南太平洋地区担起防御责任，符合美国的战后利益。1942年3月9日，罗斯福致电丘吉尔，宣称：“美国将承担起在太平洋地区的全部作战责任。整个地区的陆、海、空军作战方面的决议将由美国三军参谋长在华盛顿作出。华盛顿还将设立一个由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属东印度和中国组成，并由美国人主持的有关作战事务的顾问委员会。中间地区从新加坡延伸到包括印度和印度洋、波斯湾、红海、利比亚以及地中海，将由英国直接负责。所有这个地区的作战事务将由你们来决定。……”（注：威廉·哈代·麦克尼尔著，叶佐译：《美国、英国和俄国：他们的冲突与合作1941-1946》，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240页。）至此，澳大利亚在战略上寻求大国庇护的愿望同美国向西推进的战略利益完全契合在一起，英澳传统关系为澳美关系所取代。二、澳大利亚和美国在西南太平洋战区的密切合作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的消息刚传到菲律宾，日军地面先遣队就在菲律宾吕宋北部阿帕里和维甘两地实施了小规模的试探性登陆，12月12日，日军一支分遣队在吕宋南端的黎牙实登陆成功，22日，本间指挥的日军主力4.5万人开始从马尼拉西北仁牙因湾登陆，美军虽顽强抵抗，但握有绝对的海空优势的日军仍进展神速，美军最后退守巴丹半岛。情势显示，菲律宾行将不保。1942年3月，麦克阿瑟将军乘坐一艘破旧的鱼雷快艇穿越日军海上封锁线，来到澳大利亚，准备以澳大利亚为基地，组织澳美联合力量反击日军，这标志着澳美两国关系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个阶段澳美关系的重大变化具体表现在：第一，鉴于英国力量的削弱且身陷欧洲战事的泥淖而自顾不暇，英国无力履行战前一再声明的保护澳大利亚的承诺，澳大利亚对英依附关系的国防前提已经丧失，寻求大国庇护的外交努力转向了美国，传统的对英依附关系被对美依附关系所取代；第二，面对日军席卷太平洋、囊括东南亚之势，英帝国实际上在远东已无心恋战，英荷从远东太平洋地区的战略收缩甚至退出，使该地区形成势力真空，美国急切地想要填补这个真空。在这两个大背景下，澳美双方进行了密切的战时合作。特别是1941年形势最危急的时刻，是两国外交史上关系最密切的时期，被称为“蜜月期”。在这个阶段，澳大利亚与美国精诚合作，表现在下述三个方面：首先，美国兑现了保卫澳大利亚的承诺。这是战时澳美关系的前提和基础。在澳本土防御问题上，美国采取的重要步骤，就是重新划定战区。1942年4月，美国将远东太平洋地区划分为三大战区，即太平洋、西南太平洋和中-缅-印战区。西南太平洋战区包括澳大利亚、所罗门群岛、荷属东印度（苏门答腊除外）和菲律宾。早在3月17日麦克阿瑟从巴丹来到澳大利亚时，就被宣布为当时尚未划定的西南太平洋战区的司令官。但美方与澳大利亚政府进行了充分的磋商，直到1942年4月19日，麦克阿瑟的权力范围才予以宣布。当麦克阿瑟初抵墨尔本时，数以千计的群众雀跃欢呼，沿途热烈相迎。可是，麦克阿瑟发现，“这鼓舞人心的欢迎场面却掩饰不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七百万澳大利亚人的绝大部分存在着危险的失败主义”。（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麦克阿瑟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41页。）据披露，澳大利亚陆军参谋部的官员们划定了一条“布里斯班线”，他们从布里斯班大致沿着达令河，途径东海岸，直达南部滨海的阿德莱德。这是他们要誓死保卫的一条线，一俟日军侵入本土，澳军将退守“从布里斯班至阿德莱德一线之东南部地区”，（注：罗素·华德：《澳大利亚20世纪史》(Russel Ward,A History of Austral-ia:the Twentieth Century)哈珀和劳出版公司1977年版，第256页。）这意味着澳准备把3/4的国土拱手让给日本人。而在这个所谓的“布里斯班线”的背后是四、五座最重要的城市和大部分的居民点，它是澳大利亚的心脏和腹地。麦克阿瑟决定全盘放弃这个计划，移师千里之外的巴布亚东部，利用新几内亚境内崎岖高耸的欧文·斯坦尼山脊截击日军，把澳大利亚的保卫放在澳大利亚境外进行，即以“前哨防卫”取代“本土防卫”，这个决定使澳大利亚政府和人民精神振奋。就连日本人也大吃一惊，驻守腊包尔的日本东南舰队高级参谋官俊一小前说：“1942年春天，日本意想不到麦克阿瑟会进驻新几内亚，并以此保卫澳大利亚。”（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麦克阿瑟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45页。）澳大利亚的本土防御最终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原因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麦克阿瑟的境外防御战备取得了实质性的战果。1942年，美军先后取得中途岛和珊瑚海海战的胜利，日军入侵澳本土的危险已基本消除。1943年，美澳在新几内亚境内险峻的斯坦尼山脊反击来犯日军取得决定性胜利，日军攻占莫尔兹比港，威胁美澳之间交通线的企图彻底破灭，不仅澳大利亚的外围防御已经相当牢固，而且盟军在西南太平洋地区已处于对日反攻态势。二是1942年2月9日至3月4日间，日本陆海军在是否攻占澳洲问题上出现了战略分歧。日本海军方面，无论军令部还是海军省都强调对澳洲采取积极行动，主张应该攻占。陆军则坚决反对，认为“用比开战以来投入南方的全部兵力还多的兵力，遽然进攻海上远隔4000海里的澳洲，这是荒唐透顶的作战，显然超过了日本国力的限度。”最后陆海军达成了妥协，即“谋求通过不太消耗国力和战力的局部积极作战来切断美澳之间的联系，孤立澳洲”。（注：服部卓四郎著，张玉祥译：《大东亚战争全史》，第2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21-522页。）日军实际上放弃了攻占澳洲的企图。其次，澳总理柯廷与麦克阿瑟将军私人交情甚厚，他们的友谊成为太平洋战争史上的一段佳话。麦克阿瑟到墨尔本后不久，就前往堪培拉与澳工党政府总理约翰·柯廷会晤，柯廷对于美国决定以澳大利亚为反击日军基地，倍感振奋，双方达成了“通力合作，坚持到底”的共识。柯廷将全部澳军交由麦克阿瑟统一指挥，两人经常会晤，共同磋商。据载，除了澳大利亚总理柯廷外，麦克阿瑟很少与别人有密切的私人交往（注：傅雁南：《桀骜不驯——麦克阿瑟》，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97-99页。）。柯廷曾说：“您（麦克阿瑟）与澳大利亚政府之间的关系从来就不必用任何文件根据来支配，您一定意识到西南太平洋地区所建立的地位却正是这样支配的。……澳大利亚政府对您处理的事务始终是给以最大的信任，并且高度赞赏您以有限的资源取得如此显著的成果。”11月23日，柯廷在全国性的广播讲话中再度提及“麦克阿瑟将军的高度政治家的气概”，“我们的思想完全一致。”麦克阿瑟在澳大利亚深孚重望，他常常举行记者招待会，应邀到议会发表演讲，因而迎得了澳大利亚各界人士的尊敬。总督高里勋爵卸任时曾致信麦克阿瑟将军：“我深知您和我们的首相以及各部长之间的融洽关系。在澳大利亚部队中，不论军衔、军种，所有的人都很敬重您，信赖您。”（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麦克阿瑟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72页。）再次，澳大利亚为美军提供了大量的物资援助，双方经济上的合作十分密切。战争期间，数十万美军进驻仅有七百万人口的澳大利亚，美国陆军部的指示是“尽可能利用当地的资源”。1942年末，从美国运去的给养还不足10万吨，其余物资都是自给自足的。据估计，1942年下半年，盟军所需资源的65%-70%是由澳大利亚提供的，同时还给邻近的南太平洋战区运送了大量资源，其数量超过美国运往西南太平洋地区的补给。“事实上西南太平洋并非美国负担，而是自给的。”（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麦克阿瑟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90页，第48页。）美国根据租借法向澳大利亚提供了大约3亿美元的援助，而澳方向驻澳美军提供的资源几乎与此相等。战争结束时，澳大利亚是盟国中唯一不欠美国债务的成员。总之，1941年美国帮助澳大利亚防御日军的进攻，并不是柯廷政府的外交拉拢，也不是澳美两国之间天然的亲和性造成的，而是因为澳大利亚是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大规模集结兵力反击日军的最适宜的基地和跳板。“美国根本不是真正想要帮助澳大利亚，而是要利用澳大利亚，在利用它的同时，也附带保护了它的安全”。（注：米纳：《战争与和平中的澳大利亚》(T.B.Millar,Australiain Peace and War)，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61页。）战时澳美两国接近的根源还在于：澳美合作既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也符合澳美各自不同的战略利益。澳大利亚只有仰赖美国的强大保护才能维护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美国保卫澳洲大陆，是盟国对日战略的需要，澳大利亚是盟军发动对日反攻的不可替代的战略基地之一。这是澳美战时合作的基础，也是两国外交的契合点。三、澳美在战后利益及其它安排上的立场分歧应该看到，战时盟国间的冲突与磨擦早已存在，只是在法西斯还很强大，反法西斯任务仍然十分艰巨的情况下，各国政府能够相互宽容，因此矛盾与冲突也就容易化解。战争初期，盟国间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小国对英美垄断战略决策权的愤慨与不满。1941年12月至1942年3月，围绕美、英、荷、澳战区及有关作战问题，美英荷澳之间首次出现了分歧。1941年底，罗斯福和丘吉尔在阿卡迪亚会议上决定成立美英荷澳战区。从表面来看，盟军在远东统一指挥，协调作战，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但英美在决定成立美英荷澳联军司令部时，事先并没有同荷兰和澳大利亚方面磋商，这自然会激起荷澳两国政府的强烈反感。1941年12月27日，柯廷曾宣称：“澳大利亚政府把太平洋战争看作为主要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美国和澳大利亚应在民主国家确定作战计划方面充分发表意见。”（注：克劳利：《现代澳大利亚文献汇编：1939-1970年》，第2卷(F.K.Growley,Modern Australia in Documents,1939-1970,Vol.Ⅱ,)墨尔本华伦出版公司1973年版，第49页。）事实上，英美却将澳大利亚和荷兰拒之门外。12月29日，丘吉尔向柯廷解释说，成立美英荷澳战区的“这个决定是美国人作出的”，“总统和美国参谋人员都认为这个决议是万分紧急的”。（注：马丁·吉尔伯特：《胜利之路：温斯顿·丘吉尔1941-1945》(Martin Gilbert,Road to Victory:Winston S.Churchil)，伦敦，C和T出版有限公司1986年版，第33页。）丘吉尔把矛盾的皮球踢到了美国人一边。1942年2月10日，为缓和乃至消解澳大利亚、荷兰等国的不满，盟国在伦敦设立一个作战委员会。日军的神速推进已使澳大利亚处于对日作战的最前线，澳政府有理由参加盟国重大战略的决议过程。澳外长伊瓦特博士早就对英美主宰战略决策的局面感到厌倦了，无论在伦敦还是华盛顿，他常发现自己被置于战略咨询的门外。为了能够参与战略决策，伊瓦特博士访问了伦敦和华盛顿。在他的坚持下，1942年4月1日成立了第二个太平洋作战委员会，地址设在华盛顿。罗斯福亲自出任主席，中国、英国、荷兰、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都有代表参加。设立两个太平洋作战委员会是对太平洋地区一些愤怒的国家，特别是对澳大利亚的让步。实际上不论英国或是美国都不愿把战略方面不易作出的重大决定提交这些小国，受它们的审议、批评和阻挠。因此在整个对日战争期间，“澳大利亚和所有其他小国对重要的战略总是只能发挥有限的影响，好象是从舞台边厢说话那样。”（注：威廉·哈代·麦克尼尔著，叶佐译：《美国、英国和俄国：他们的冲突与合作1941-1946》，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241页。）开罗会议是又一个例证。这次会议澳大利亚既没有代表参加，事先又未得到过任何磋商，再度被拒之于重大决策之外。1943年以后，随着战争形势发生变化，各国开始考虑战后利益分配问题。在战后太平洋地区事务的安排上，澳大利亚准备争取应得的利益，并不顾开罪英美两大国之后果，工党政府希望澳大利亚能扮演一个“太平洋主要国家的角色”。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开始接近，共同推动了区域性合作的进程。澳外长伊瓦特说，澳新认为“两国就西南太平洋事务作出计划的时刻已经来临。我们已经步入一个确保取得战争胜利和战后稳定的新阶段，总之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国政府认为，为战争后太平洋地区的安排订出了一个计划，避免胜利果实丧失，这是完全必要的。”1944年初，两国政府在堪培拉签定了“澳新协定”。新西兰总理弗雷泽认为澳新协定“标志着太平洋自治领的政治发展中两国政府的一个新的重大步骤。”（注：尼古拉·曼塞：《英联邦事务概览1939-1952》(Nic-holas Mansergh,Survey of Commonwealth Affairs,1939-1952)，牛津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81页。）澳新协定首先表明了两国政府对本地区战后国际安排的立场和态度，“两国对结束现有敌对行动的一切准备工作以及战后的安排都有重大的利害关系；应派高级代表参加任何计划或进行停战工作的机构，以保护两国之利益”（注：格伦·巴克莱：《高层朋友：1945年以来的澳美关系》(Glen St J Barclay,Friends in High Places:Australian——American diplomatic relations since 1945)，牛津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6页。）。两国对使用太平洋上的敌方领土是“利害攸关的”，向任何第三国转交这些领土的主权“只有得到他们的同意才能生效”。这不仅直接针对大国的战后安排，而且明显地表达了独立主义的倾向。美国对澳新协定颇有微词，指责“协定中的合理条款被其他条款的狂妄自大给玷污了。”（注：米纳：《战争与和平中的澳大利亚》(T.B.Millar,Australiain Peace and War),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55页。）澳新协定是一次真正的“背叛”，它“使得华盛顿颇为恼火，因为美国原设想由它来单独分配太平洋战争的战利品的；也使得伦敦老一辈人不寒而粟，因为他们觉得澳新的自主行动威胁到英帝国的前途”。（注：克劳利：《现代澳大利亚文献汇编：1939-1970年》，第2卷(F.K.Growley,Modern Australia in Documents,1939-1970,Vol.Ⅱ,)墨尔本华伦出版公司1973年版，第94页。）诚然，战时澳美两国的矛盾与分歧是次要的，两国之间的密切合作才是澳美关系的主流。战争结束后，澳大利亚的对外政策呈现出向英联邦传统关系回归的趋势，澳美关系一度有所恶化。然而，随着冷战的兴起，澳大利亚再次投入美国怀抱，成为美国在全球推行遏制主义策略的一员小将，先后追随美国在亚洲打了两场“热战”，共参加了10次战役，其中朝鲜战争中有3次，越战中有7次。尽管越战后，澳大利亚外交呈现出独立的趋势，但太平洋战争以来所形成的澳美联盟关系基本未变，而澳大利亚寻求美国庇护的依附外交政策也得到历届政府一以贯之地推行。（本文来源：《论文资料库》http://lw.zaizhibosh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