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的政治性“过度阐释”现象分析学科教育论文.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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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的政治性“过度阐释”现象分析_学科教育论文摘要：在阐述思想政治教育代写论文活动意义时，由于价值心态、主体需要、从众心理等的影响，往往出现偏向政治意义的“过度阐释”。这种政治性“过度阐释”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效果有很大的影响。因此，我们应该注意克服政治性“过度阐释”的消极影响。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政治性“过度阐释”；消极影响一、“过度阐释”与政治性“过度阐释”“过度阐释”，按照美国著名作家和批评家苏珊·桑塔格的观点，就是以意义取代作品本身，为作品寻找意义对等物，最后，这个意义遮蔽了作品本身。她提出：“我们的任务不是在一件艺术作品中寻找最大量的内容，更不能榨取比艺术作品已有的内容更多的内容。”在作品应有之义之外，任何的阐释在她看来都是没必要的。作品本身拥有的意义应该由作品本身来体现，而不是靠作品之外的意义阐释来解读。当然，她所反对的是过度的意义阐释，适度的符合作品本身的阐释还是必要的。桑塔格反对过度阐释的观点可以从她主张用感受的方式来接触艺术的见解中可见一斑。虽然“过度阐释”概念是针对语言、文学、艺术等领域提出的，但这一概念同样适用于其他领域，如带有政治性的“过度阐释”现象。苏珊·桑塔格针对文学艺术领域提出的“过度阐释”现象，在其他领域也经常出现。比如：某学校在开运动会，发言人说，让我们把体育活动中这种不怕挥洒汗水的精神发扬到学习中去，发扬到我们日常的工作中去……这种体育精神体现了我校党政领导班子奋发向上的精神……。在某高校的流行歌曲决赛现场，主持人说，此次比赛体现了当代大学生以“八荣八耻”为行动指针的高尚品德……。实际上，以个体为单位的流行歌曲比赛，主题丝毫不关荣辱观的事。再以超级女声为例，我们看到很多人认为这是一次公民意识的唤醒或者预示了民主时代的来临。这些言论都是过度阐释。按照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周濂的分析，超级女声与民主八杆子也打不着。他对超级女声的定位，首先是商业行为，其次是娱乐行为。它不会唤醒什么公民意识和民主意识。充其量就是某种参与感，这种参与感是无方向的，它可以投向任何领域与事业。可以看出，某校的治校精神、某种德育指针、公民或民主意识，这些阐释都刻有某种政治的痕迹。这些对活动本身意义的阐释，都超出了活动本身的健身、娱乐、发挥特长、陶冶情操的目的而偏向于某种政治意义了。我们可以把这种超出活动本身意义而偏向于政治意义阐释的现象定义为政治性“过度阐释”。对于政治性“过度阐释”，据说最有拿手的要属搞政治的人了。所谓“搞政治”的人，除了当权者，还有一个重要的群体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这里，我们主要探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的政治性“过度阐释”现象。是不是教育者们在阐释带有思想性、政治性、教育性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时，必然要在阐释活动本身在活动过程中的意义同时，去千篇一律地反复强调活动的政治意义，才能达到思政教育的目的呢?比如，某党支部进行党团知识竞赛，是不是只有在活动结束时阐释出“此次活动体现了党员学生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用实际行动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神风貌”时，才达到了或更好地达到了使学生了解党团知识，以党的方针为指导的教育目的了呢?这种超出活动本身意义的政治性“过度阐释”现象出现的原因是什么，结果会怎样，应该怎样克服它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产生的消极影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内容。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政治性“过度阐释”现象出现的原因分析政治性“过度阐释”现象产生的具体原因很多。我们大体从以下角度概括：1.价值文化心态的影响“所谓价值文化心态，是对价值目标、价值尺度和价值取向等价值关系的感受、评价和态度……但价值文化心态对于价值关系的反映，主要不是求‘真’性反应，而是一种评价性规范性反映”［２］。这种评价性规范性反映的价值文化心态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它的产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文化和价值取向的影响。“在以儒家为正统思想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政治伦理中心色彩表现得最充分、最突出。长期习惯于将一切问题都化为政治、道德问题”［3］。在这种文化背景的影响下，很多思想政治教育者把各种活动的意义都戴上政治性的“高帽子”也就不足为奇了。由于价值文化心态“在于追问具有价值关系意义的事物和现象究竟‘应当怎样’，以求得行为实践的导向性自觉意识”［4］，这就更使得精心策划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组织者们寻求活动的某种政治意义，以求得使受教育者的日后活动有某种明确的“导向性自觉意识”。仿佛不这样明确阐释活动的政治意义就不放心了。于是，思想政治教育就由活动过程本身的隐性教育转变成为了看重阐释政治性意义的显性教育。关于这两种教育形式的效果，后文将作简要分析。2.主体需要的影响马斯洛认为，人类有五种基本需要，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自尊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他们是人类天性中固有的东西，不可抹杀，并且某种程度上起着决定性的影响作用。“人的动机活动组织的主要原理，是各种基本需要依其力量强弱或优先性的等级排列”［3］。也就是说，人们行为的驱动力也是建立在自身需要层次的基础上的。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他们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时，行为的驱动力可能在于归属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这是作为个人的每个个体都具有的。首先，思想政治工作者要把自己归为某个团体。当开展活动时，他扮演的角色应该属于职业角色。比如高校辅导员这一群体，他们开展某种教育活动，很可能就要让大家意识到他政治教育的角色，所以，他在发言中就会很明确甚至突出地强调阐释活动的政治性意义。该活动告诉学生们要怎样做，不该怎样做，他都要说清楚。这种阐释也许出于他无意识的角色归属感。也正是角色归属感让他做出了政治性“过度阐释”。其次，人都有自我实现需要。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他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目的一定程度上就是为了实现自身工作的价值。而他的价值就在于用活动影响学生的思想。于是，在这种自我实现的急功近利思想影响下，工作者们很容易不讲方法地直接阐释出种种活动的政治意义，以期实现活动的目的，实现自身教育角色的价值。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为了实现职位升迁目的，为了得到上级领导认可而做出各种“政绩工程”，在活动中生搬硬套各种超出活动本身的政治性的意义，仿佛只有这样才是向政策靠拢了。以上两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自我实现需要导致了他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政治性“过度阐释”行为的产生。3.从众心理的影响所谓“从众”，“就是以我们的社会和群体所认可的可接受的方式行事”。每个人在不同场合都或多或少的受到这种从众心理的影响，每个人可能都会想与身边的其他人保持一致。“从众的压力来自于许多情境下那些明确的或者是不成文的告诉我们该如何行为的规范”。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由于受到的可能是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所以,约束教育者言论的明确或不成文的规范会更多。每个人都不会想要自己背离大的政治方向，都不愿自己成为众人瞩目的“另类”，更愿意让自己成为该群体组织中典型的一员。比如在保持先进性教育活动中，假如大家不是观看《任长霞》这部电影，而是通过阅读关于她的敬业奉献精神的阐释资料，然后再聚在一起讨论任长霞精神对自己的影响，你就不好不谈。因为不谈别人就会觉得你不够先进，你自己就会觉得不入类。不想成为“另类”你也只好去违心地进行政治性“过度阐释”。而实际上，该影片对我们思想政治方面所起的教育作用主要的并不是通过这种对意义的阐释才获得的，电影播放本身给我们的感动和感触要更深刻。人们虽然可能觉得这种“高谈阔论”作用并不重大，但谁都不愿说出来。从众心理加之以上所说的价值文化心态，主体需要的影响，就会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形成一种政治性“过度阐释”的氛围。每个人都愿意服从这样一种氛围，政治性“过度阐释”就成为一种习惯，形成一定的社会惯性。反过来，这种惯性又以不成文的社会规范形式约束了每个人的行为，这也就是所谓的“规范化的社会影响，一种基于个人被别人喜欢或接纳的期望的社会影响”［４］。这种渴望支持和接受的心理是从众行为的一种表现。所以，从众心理对大范围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的政治性“过度阐释”现象的形成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三、政治性“过度阐释”现象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影响政治性“过度阐释”现象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影响，积极影响与消极是同时存在的。1.积极影响由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具有政治性的特点。因此，对于活动的政治意义的积极“过度阐释”，可能会形成某种强势方向性引导，保证人们思想不发生混乱，保证对敌对言论采取清晰的抵制立场，这某种程度上有利于稳定，有利于在被教育者中强化思维并形成一种“记忆”。但这种积极作用发挥的前提是“过度阐释”的内容必须是正确地从活动实践中引出的，而不是生搬硬套的。否则，本来就过度的政治性阐释就可能产生不良后果。2.消极影响首先，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时，对活动政治意义不厌其烦地反复强化，有时会形成一种倦怠。有人说，过度阐释乃是人生疲惫之渊薮。这也就是政治性“过度阐释”的不良影响。比如，对马列主义的认识，可能我们每个人从小就听说过无数遍了，但到了大学阶段，有多少人能明确知道该理论的主要内容呢?又有多少人能明确知道自己的何时何事是正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自己的学习和生活?相反，倒是有些令人痛心的现象：很多人一听到说什么方针什么活动反映了马列主义思想，就会嗤之以鼻，仿佛马列主义是很空泛的口号。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我们必须对这种令人痛心的现象进行反思：是我们马列主义教育进行得太少了还是我们在各种活动中为了标榜我们的政治角色，过度地提到了口号式的“马列主义”，以至于被教育者觉得这是“政治谈资”，而不是思想领域中的信仰?这种现象是存在的，这种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我们教育者政治性“过度阐释”的结果。过度看重对活动的政治意义的阐释，就会把思想政治教育由隐性教育转变为显性教育，由隐性的暗示与潜移默化影响转变为口号式的说教与灌输。这两种教育方式的效果是不言而喻的。与其看重对政治性意义的阐释与宣传，不如多注意活动过程本身的价值。长期性的这种“显性”教育，会使被教育者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形成某种刻板式的印象，形成某种倦怠，认为它是枯燥、乏味、唱高调和没有价值的。甚至会对德育，对爱国，对某种积极向上精神产生不严肃的嘲弄心理。如，将“八荣八耻”道德规范口号式的空洞滥用就会导致人们甚至在开玩笑时也言必称“荣辱观”，而实际上却并不知道“荣辱观”内容是什么。这样的政治性意义阐释，远不如选择典型事例，注重人们对活动本身的感受的激励教育的效果好。其次，政治性的“过度阐释”客观上有时还会改变事物本来面目。比如，对端午节的认识。乌丙安说：“多年来报纸书刊上介绍端午节的来历时，总是只讲它是一个纪念楚国爱国诗人屈原的节日，这未免过分片面地强调特定地方的纪念性内容，夸大地利用其政治性的功利目的。结果，在相当长的年月里，几代人不了解端午节的真实内容和全民防疫健身内涵，逐渐失去了美好的传统文化记忆，从整体上讲冲淡并损害了一个全民共享的祝福祝寿、企盼吉祥的美好节日。”［５］可见，这种政治伦理中心色彩在过度阐释中表现得最突出。似乎一切都为政治意识服务，这样做的后果正如乌丙安认为的，不但使文化活动失去了原汁原味的面目，而且同时丧失了其他一些更为有价值的东西，比如，端午节所代表的象征人民身心健康的意义。因此，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必须反对政治性“过度阐释”现象；当然，反对“过度阐释”并不是不要阐释，“适度阐释”还是必需的。如在阐释端午节时，对屈原政治气节意义还是要提的，只是同时要符合实际的看重它的其他内涵，而不是只谈政治，不谈其他的阐释。唯有如此，思想政治教育才会还活动的本来面目，收到积极效果。四、克服政治性“过度阐释”的消极影响反对“过度阐释”就是使词语复归事物本身，或者用现象学的话说，就是回到实事本身，面向实事本身。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反对政治性“过度阐释”就是要使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恢复活动本身原汁原味的对被教育者的心灵的触动，而不是通过过度地强调它的政治意义来达到规范思想，教育他人的目的。当然，也不提倡对应有的政治意义避而不谈，要做到“适度阐释”。那怎样才能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做到对政治意义的“适度阐释”呢?可以有以下几条途径：第一，教育者多谈活动本身，少谈活动的政治意义。那意义有谁来谈，怎样收到或检验教育效果呢?可以让受教育者自己体会，或者写成书面感想，可多可少，但不对其做公开评价。出问题的，可以做个别引导。只要活动本身有教育力量，即使教育者不明确阐释其政治意义，教育效果也会很好。这样，可以免除从众心理影响。第二，领导机关从政策上支持“隐性教育”，抵制口号式的“显性教育”。对思想政治教育者考核看重过程性活动本身的效果，而非形式的意义阐释材料。第三，从质量上来说，政治意义阐释不可过分，但不等于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不谈活动的政治意义。我们反对的是对政治意义的“过度阐释”，而非“适度阐释”，政治意义要谈，但一定要做到适时适度，不可千篇一律重复套话。要深入挖掘深意和新意。说那些大家真正得到的和真正想听到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组织者能不谈就不谈尽量让当事人自己去体会。要有“放得开，牵得住”的把握。总之，正如桑塔格在《反对阐释》这篇文章的结尾所说的：“我们的文化是一种基于过剩、基于过度生产的文化；其结果是，我们感性体验中的那种敏锐感正在逐步消失……现在，重要的是恢复我们的感觉。我们必须学会去更多地看，更多地听，更多地感觉。”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我们让被教育者更多地去看、去听、去感受的，不是对活动意义政治性的“过度阐释”，而是对有内容、有价值、有力量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本身。克服了政治性“过度阐释”现象的不良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一定会收到更好的教育效果。参考文献：［1］Susan Sontag,“Against Interpretation”in David Lodge,edt,20th Century Literary Criticism,Longman,London&New York,1972,P660．［2］冯文华，张俊芳．试析社会文化心态理论的分类［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7～８．［3］王海明.人性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4］R·A·巴伦，D·伯恩.社会心理学［M］．黄敏儿，王飞雪，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447～459．［5］乌丙安．文化记忆与文化反思——抢救端午节元文化形态［J］．西北民族研究，2005(5)：33～８０．［6］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M］．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