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与改良：辛亥答案的再思考王建朗今年适逢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故辛亥话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这其中,电视连续剧《辛亥革命》以艺术呈现的方式,全景展示了20世纪中国发生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一举推翻清朝政府、结束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辛亥革命的整个过程。电视剧以其面向大众的艺术特性,在广大观众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让更多的人了解了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以及革命爆发的必然性。百年忆往,人们力图发现一个以往不曾发现的“辛亥”——辛亥革命对于百年中国社会的影响、辛亥革命的经验与教训。这其中,革命与改良的关系再度引发人们的思考与讨论。笔者不揣浅陋,议论一二,就教于方家。清末：革命与改良的选择如何拯救处于危境的中国?清末最后十年间,革命与改良展开了一场大论战。争论尚未有结论,一个突发事件触发了武昌起义。很快,起义获得各地响应,以前一直反对革命的立宪派也被卷入到革命之中。革命的突然爆发,为革命与改良之争遽然而强行地画上了句号。以致至今仍有人在发问:革命是否可以避免?改良是否更为理想?确实,近代中国的选择并非只有革命一途,改良曾是当时先进的中国人一直不断的期望。近代中国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打击下被迫打开国门,面对千年未有之变局,洋务运动可算是最初的改革自救。但甲午一战,中国输给了曾经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日本,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甲午战争被视为洋务运动破产的明证。痛定思痛,人们重新探索拯救中国的道路。人们意识到,仅仅限于器物层面的学习洋务是远远不够的。戊戌之年,维新之光闪现。维新派企图借鉴西方制度,对中国的封建政治进行局部改革。然而,变法仅仅持续了103天。顽固派很快扼杀了这场运动。六君子用鲜血证明,涉及体制的改良不为清政府所容。有史家云,戊戌维新的失败宣告了改良主义在中国行不通。其实,历史比史家更为宽容,它还是给清政府提供了改革自救的机会。义和团运动的失败使清政府结结实实地意识到中国与世界的差距。在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之后,清末新政运动终于拉开了帷幕。清末十年的改革不能说毫无成就,改革官制、修订律例、编练新军、振兴实业、废除科举、兴办学堂、设谘议局资政院等,确有进展。然而,在改革的速度和方向上,清政府和社会期待逐渐显现出巨大的差别。社会所期望的改革,是要限制君权,扩大民权,建立起现代的君主立宪体制。而清政府的目标则相反,它期望通过改革,将过去模糊的无所不包的君权明确化、法制化。它并不想通过改革来放权,而是要通过改革将君权披上现代的外衣。正如载泽在上慈禧的密折中说到,“君主立宪,大意在于尊崇国体,巩固君权,并无损之可言”,并举日本之例说,“凡国之内政外交,军备财政,赏罚黜陟,生杀予夺,以及操纵议会,君主皆有权以统治之”。1908年8月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便显示了清廷的这一意图。大纲规定“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主将掌握颁行法律、召集及解散议院、设官制禄、统率陆海军、宣战媾和、订立条约、宣布戒严、司法等大权。1911年5月皇族内阁的建立,则清楚不过地展现了清廷改革欲强化君权的实质。在13个阁员中,满人占了9个,其中皇族竟占了7个。对此,各省谘议局联合会两次上书朝廷,指出由近支王公充当内阁总理大臣,不符立宪国通例,要求另选贤能,组织名副其实的责任内阁,但遭清廷申斥。清廷将立宪派推向了对立面。曾与革命派展开大论战的梁启超相当精辟地指出,是清廷制造了革命党,“伪改革者,革命之媒”,“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在今日之中国而持革命论,诚不能自完其说;在今日之中国而持非革命论者,其不能自完其说抑更甚!”其实,革命党人也并非是天生的革命者。他们都是经历了对清政府的极度失望后才走上革命道路的。孙中山、黄兴、章太炎等革命派人士最初也曾希望通过温和的改革来拯救中国。1894年6月,孙中山曾前往天津,向直隶总督李鸿章上书,提出他的改革主张。但孙中山的这次上书没有成功,他没有见到李鸿章。此后甲午战败和李鸿章屈辱求和活动,打破了他对清廷改革的幻想,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晚清的政治腐败、民生凋敝与清廷的拒绝改革,使社会对革命派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从不解与反对转化为同情与期待。孙中山回忆说:当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时,“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但1900年惠州起义失败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由于清政府断绝了改良之路,动荡的社会普遍弥漫着革命情绪,只是等待着有人出来登高一呼。辛亥：革命派与立宪派的合力武昌首义之后,各地纷纷揭竿而起。数月之间,江山易色,民国建立,清帝退位。清政府何以在短短的数月之间便告崩溃?若就革命党人的力量而言,与此前相比,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革命力量与清廷掌握的军力相比,仍然处于相对弱小的地位。就在几个月前,革命党人投入更大精力所发动的黄花岗起义,还像以往所发动的历次起义一样以失败告终。何以在数月之后,革命便如此迅速地取得成功呢?答案是:社会各阶层对革命的认同和参与使得辛亥革命迅速取得了胜利。以往的历次起义,革命党人主要依靠会党和新军,只是少数人的暴动。因此,起义难以持久地坚持下去,最终归于失败。辛亥革命则有着广泛的社会参与。如作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索的四川保路运动,便有包括商人、士绅及普通民众在内的数十万人卷入,它极大地动摇了清政府的统治根基。辛亥革命的胜利,孙中山曾明确指出是“群力”所致。在参与革命的社会各阶层、各政治派别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立宪派。立宪派在辛亥革命中发挥了其他力量所难以取代的重要作用。革命爆发前,部分立宪派已经开始转向,埋下了支持革命的潜因。早开国会请愿运动失败后,清廷勒令各省请愿代表出京还里。由绝望而愤怒的各省代表曾密议,“同仁各返本省,向谘议局报告清廷政治绝望。吾辈公决密谋革命,并即以各谘议局中之同志为革命之干部人员,若日后遇有可以发难之问题,则各省同志应即竭力响应援助,起义独立。”革命爆发后,立宪派的立场终于完成转变,投入到各地的革命之中。立宪派的头面人物张謇在致袁世凯电中如此表明了他支持共和的原因:自清廷下诏立宪三年以来,清廷所作所为,“无一不与立宪之主旨相反”,“人民求护矿权、路权无效,求保国体无效,求速开国会无效,甚至求救灾患亦无效”,“今则兵祸已开,郡县瓦解,环视世界,默察人心,舍共和无可为和平之结果,趋势然也。”一般而言,革命党主要在社会中下层中展开活动,而立宪派人士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拥有比较雄厚的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且与开明官员多有交往,对于争取这些官员支持革命或保持观望,亦有一定助力。辛亥革命中,各省的立宪派领袖,如湖北的汤化龙、江苏的张謇、浙江的汤寿潜,湖南的谭延闓等,均利用他们的社会影响和资源,在推动本省的光复中发挥了程度不同的作用。革命派和立宪派的联手,使革命方面的力量大增,对稳定局面、迅速夺取革命胜利具有显而易见的积极作用。可以说,辛亥革命是社会各阶层踊跃参与的一场革命,它不仅是革命党人的革命,也是曾经反对过革命的立宪派所参加的革命。立宪派以他们对革命的参与表明:革命是正确的选择,现实的选择。反思：革命与改良的纠结辛亥革命前十年间,革命派和改良派围绕着中国应走革命还是改良的道路争论激烈,甚至恶语相向。这一争论对后人的判断影响深远。然而,百年之后,后来人可以而且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度来观察那一段历史,来厘清革命与改良的纠结。陋识如下有三:其一,革命与改良并不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对立选择,革命派和立宪派都是要在中国建立起近代民主政体,要实现国家的独立和富强,只是在实现的手段上存有分歧。两者都主张扩大民权,但一个要限制君权,一个要彻底取消君权。应该看到,尽管革命派与改良派争吵不断,但在全局上却存在互动互利关系。两者的论战,使民主思想前所未有地普及开来。立宪派主导的国会请愿活动和收回利权运动为辛亥革命创造了有利条件。革命党人也对国会请愿运动和收回利权运动给予了声援和支持。四川保路运动则是由立宪运动转向革命运动的一个典型案例。其二,革命与改良的发生皆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并不取决于个人愿望。对于社会的转型,一般而言,改良总是比革命付出的代价要小得多。因此,以改良为首要选择、避免公开的暴力对抗应为常情。可以说,改良是社会发展的常态,暴力革命则是非常态。然而,古今中外的历史表明,革命与改良的发生是不依据于个人或群体的良好愿望的,它完全取决于社会矛盾的发展状态。当社会矛盾尖锐到改良不足以应对时,革命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当社会矛盾相对缓和之时,革命又绝非任何好事者所能煽动。其三,重建新秩序的革命并不必然导致混乱。民国初期,中国出现了军阀割据与混战的局面,有人将它归因于革命。这一结论不免失之简单。仔细观察,民国初期出现军事强人势力的潜因在晚清已经养成,其割据正是旧势力旧传统在新社会的变异与表演,它恰恰与共和制度、共和精神是格格不入的。因此,与其说由此可证明辛亥革命搞糟了,倒不如说由此可见辛亥革命是何等的必要,由此可见辛亥革命的任务又是何等的艰巨。扫除数千年封建专制的有形和无形的影响,正是辛亥革命的目标之一。辛亥革命虽然未能完成这一任务,但却开启了中国历史的伟大变革。电视剧《辛亥革命》用三句孙中山的话,诠释了一代伟人的精神。一句是“天下为公”;一句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一句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虽然辛亥革命先烈们的事迹已经过去了百年,但其精神与今天我们实现民族复兴的伟业一脉相承。(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副所长、研究员)文章来源：《光明日报》（2011年10月28日02版）责任编辑：楚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