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言的基本语序对其语法系统的影响 ——兼论现代汉语句子组织信息的原则形成的历史动因.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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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言的基本语序对其语法系统的影响——兼论现代汉语句子组织信息的原则形成的历史动因论语言的基本语序对其语法系统的影响——兼论现代汉语句子组织信息的原则形成的历史动因【英文标题】The Basic Word Order of a Language and Its Effect on the Grammar SHI Yu-zhi(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119260,Singapore)【文章日期】2001－10－13【作者】石毓智【作者简介】石毓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新加坡119260石毓智（1963－），河南洛阳人，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现任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主要研究方向：认知功能语法、语法化、类型学。【内容提要】本文从类型学的角度，探讨一种语言的基本语序对其语法标记系统的影响。人类语言最常见的两种基本语序为SVO和SOV。凡是采用SVO语序的语言，语序是其最重要的语法标记手段，形态系统相对简单，VO之后可以有各种谓语动词的修饰成分。相对地，凡是采用SOV的语言，通常具有复杂的形态系统，同时具有其它一系列相关的特征。本文主要通过对汉语和英语的语法演化史的对比研究，证明一种语言的基本语序与其形态系统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并说明现代汉语的组织信息原则形成的历史动因。【摘要题】语言学【英文摘要】From a typological point of view,this paper addresse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basic word order of a language and its effect on the overall properties of the grammar.Cross-linguistically,the two commonest word orders are SVO and SOV,which account for approximately 90%of all the languages in the world.Those SVO languages typically employ word order devices to express various grammatical categories and thus have fewer morphological markers.Also,in SVO languages there is another important syntactic position after VO,which can contain numerous grammatical categories to modify the matrix verb.By comparison,those SOV languages usually have a rich morphological system and their word orders are relatively free.The empirical evidence of our analysis includes the history of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and some dialects in Chinese.In addition,this paper has explored the historical motivations for the emergence of the information-organizing principle of modern Chinese.【关键词】SVO语言/语序手段/形态标记/类型学特征/组织信息原则SVO languages/word order devices/morphological markers/typological features/information-organizing principle一、引言不论哪一种语言，其句子的基本成分都是S（主语）、V（谓语动词）和O（宾语）。这三个基本成分的可能排列顺序有6种：SVO，SOV，OSV，VSO，VOS，OVS。一种语言往往采用其中的一个作为其最基本的、无标记的语序。采用SVO和SOV的语言最多，大约占整个人类语言的90％。其它的就很少了，后两种几乎不见，根据现有调查，尚未发现哪种语言是采用OVS的。一种语言的基本语序决定着其一系列的类型学特征。本文讨论的重点主要是SVO和SOV这两种最常见的语序如何制约一种语言的语法的整体面貌。很多语言规律只有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才能充分表现出来。每一种语言都不会停留在一种状态不变，总是在不断演化之中的。一种语言的基本语序也会改变，与此同时，它的语法标记系统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汉语从古到今都是SVO语言，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汉语语法系统的整体面貌；但是，现代汉语也存在着背离典型SVO语言的类型学特征，这主要是近代汉语的内部发展所引起的。古英语是SOV型的，从15世纪之后变成了SVO语言，与此同时，它的标记系统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对这种现象的对比研究，可以给我们一些重要的启示，使我们可以明白现代汉语的语法何以是今天这个样子。二、SVO语言的典型句法特征首先，我们来考察SVO语言的动宾之后的修饰语。一种语言组织信息的原则是和谐统一的。已经确立的人类语言常见的两种组织信息的原则为（详见Hopper和Traugott 1993：51）：（一）中心语在前（headinitial）或者中心语在后（head-finial）；（二）已知信息和未知信息的前后顺序。一种语言组织信息的原则往往会支配该语言的各种类型的组织结构。根据我们自己的考察，组织信息的原则通常只在句子层面上发生作用。从普通语言学的角度看，谓语动词和宾语之间的关系是“中心语（head）”和“附加语（adjunct）”，或者是“中心语（head）”和“修饰语（modifier）”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接受这种分析，那么我们就很容易解释类型学上的一个相关特征：即凡是采用VO语序的语言，说明它们是采用了“中心语＋附加语”或者“中心语＋修饰语”的组织方式，那么在句子层面上，谓语部分（VO）的修饰语则常居于动宾之后。上述蕴含关系可以用下式表示：SVOSVOX，X＝介词短语，副词短语，结果成分，等等。根据李讷（2000）的考察，X成分位于动宾之后是SVO语言的典型类型学特征。现代汉语显然是一个特例，除个别表示结果的介词短语外，动宾之后不再允许任何其它成分出现。这是汉语内部的历史发展造成的（后文将加以讨论）。但是古汉语则跟今日的英语一样，具有典型的SVO语言的类型学特征，动宾之后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成分出现。下面以最常见的七种句子类型分别举例加以说明。（一）被动句。被动句是一种语言最常见、最基本的句子结构。古汉语跟今日英语一样，都是在谓语之后用一个介词短语引出动作的施事。例如：（1）My window was broken by a child。（2）John was criticized by his teacher。（3）治人者食于人。（孟子·滕文公上）（4）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二）比较句。比较句也是一种语言的基本句式之一。古汉语的比较句也跟今日英语的抽象格式一样，都是在谓语形容词之后引入那个程度较低的比较项。例如：（5）Mary is even taller than John。（6）The place looks even more beautiful than imagined。（7）季氏富于周公。（论语·先进）（8）一少于二而多于五。（墨子·经下）（三）地点短语。在古汉语中，地点介词短语的分布也跟今日的英语一样，常常出现在动宾之后。例如：（9）He is reading newspaper at the library。（10）He studied Chinese in Beijing。（11）种瓜于长安城东。（史记·萧相国世家）（12）属门生数十人于田曹。（世说新语·赏誉）（四）工具短语。古汉语的工具短语也跟今日英语的句法位置一样，是在动宾之后用一个介词引入工具短语。例如：（13）John cut down the tree with an axe。（14）I drew a picture with a pencil。（15）百公为方以矩，为圆以规。（墨子·法仪）（16）乃说桓公以远珍怪物。（史记·齐太公世家）（五）时间词语。古汉语的时间词语也常出现于动宾之后，这一点也与英语的一致。例如：（17）She has been reading a book for three hours。（18）She went to the downtown yesterday。（19）行之十年，秦民大悦。（史记·商君列传）（20）声名光辉传于千世。（史记·范睢蔡泽列传）（六）副词短语。古汉语的一些修饰谓语动词的副词也跟英语一样，可以出现在动宾之后。例如：（21）I have already checked all the receipts very carefully。（22）John ran into the classroom，quickly and peacefully。（23）戴既无吝色，谈琴书愈妙。（世说新语·雅量）（24）后箭射人深。（祖堂集·药山和尚）（七）结果短语。在古汉语里，表示动作结果的词语，如果有宾语的话，也是出现在动宾之后的，这一点也与现代英语的句法特点一致。例如：（25）The dog barked my child awake。（26）Mary ate herself sick。（27）宣武移镇南州，制街衢平直。（世说新语·言语）（28）唤江郎觉！（世说新语·假谲）上述古汉语的反映SVO语言典型特征的句子结构，都在历史上消失了。这些结构到现代汉语的变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不再能出现在动宾之后，具体地说，除结果和表动作量的时间词语是出现在动宾之间外，其它的都移到谓语动词之前；二是介词标记都为新出现的介词而取代。比如，在现代汉语里，被动句的标记是“被”、“叫”或者“让”，比较句的标记是“比”，工具格的标记是“用”，它们都是在谓语动词之前引入有关的词语。一些结果成分则是移到了V和O之间，比如例（19）在现代汉语中的相应说法是“执行了十年这个法律”，例（28）的相应说法则为“叫醒江郎”。在讨论现代汉语为何背离SVO语言的典型特征之前，让我们看一下古汉语跟英语在语法上的更多相似点，以及近五百年来由于英语基本语序的改变而引起的新的发展趋势。三、古汉语与英语的其它语法相似性除了上面所讨论的七种基本句子结构以外，古汉语和今日英语之间还存在着其它重要的共同语法特征。下面分别举例加以说明。（一）疑问、否定和强调时的语序变化。古汉语和英语的疑问代词都是置于谓语动词之前，而相应的普通词语的正常位置都是在谓语动词之后。所不同的是，英语的疑问代词是出现在句首，汉语的疑问代词则是在主语和谓语之间。引起这种语序变换的原因是，疑问代词的自身语义固有一个“焦点”特征，这个特征通过语序的变换加以表征（详见石毓智、徐杰2001）。同样的理由，语序的变化也可以用来加强否定或者强调宾语成分。例如：A.疑问（29）What do you want to eat?（30）Which book have you finished reading?（31）吾谁欺？欺天乎？（论语·子罕）（32）客何好？（论语·子罕）B.否定（31）At no time was war as imminent as now。（32）Not even ten years ago could you see such a film。（33）无我怨。（书·多士）（34）居则曰：“不吾知也。”（论语·先进）C.强调（35）In this way alone is it possible to explain their actions。（36）Only one more point will I make。（37）率师以来，惟敌是求。（左传·宣公十二年）（38）余唯利是视。（左传·成公十三年）（二）数量短语结构。在现代汉语里数词不能直接修饰名词，其间必须由量词来连接。这一点跟英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英语的数词则是直接修饰名词的，比如one book，three persons等。其实古汉语跟今日英语的情况是一样的，也没有量词，数词直接修饰名词。汉语的普遍量词最早见于汉代，那时只是极为个别的现象，经过长期的发展，其数量由少到多，直到13世纪左右，量词作为一种语法要求的规则才最后建立。下面是古代汉语数量短语不用量词的例子。（39）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尚书·吕刑）（40）一言以蔽之。（论语·为政）（41）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世说新语·任诞）（42）婢子百余人皆绫罗裤。（世说新语·汰侈）（三）形态手段（inflection）的使用。对于一些重要的语法范畴，不同的语言往往都倾向于用一种形态的手段来表示。古汉语也利用形态表示一些重要的语法范畴，比如使成式（causative form）就是其中一例。古英语也使用稳固能产的形态手段来表示使成意义，现在还残留在部分形容词里，比如可以通过加形态标记－en使一些形容词或者名词变成使成意义的动词：red→redden，dark→darken，broad→broaden，strength→strengthen等。一种语言的形态标记采用什么样的语音形式取决于其语音系统。古汉语主要是采用声调的变换或者声母辅音的清浊来表示使成意义。A.四声的变换在动补结构出现之前，汉语是用曲折形式表达使成观念，最常见的是声调的变化：把一个非去声变成去声或者把一个去声变成一个非去声。这种现象又叫“破读”。例如：（43）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44）晋侯饮赵盾酒。（左传·襄公二年）（45）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孟子）它们仍然残存于现代汉语中。例如：（46）基式使成式B.辅音的“清（声带不振动）”和“浊（声带振动）”先看一下英语中的类似现象。英语有时靠辅音的清浊来区别一个概念的不同词性，比如advice（规劝）作名词用时最后一个辅音为［s］，动词用时则为［z］；use（用）也是如此，作名词用时最后一个辅音读［s］，动词用时则读［z］。即依靠同一对辅音的清浊来区别同一概念的名词和动词用法。类似地，中古汉语也常利用一对清浊辅音来创造一个普通动词的使成式（周祖谟1966：116－118；梅祖麟1991：126－127）。例如：（47）［k－］［g－］见：看使某种事情显现解：散开使某种东西散开系：绑使某种东西被绑例（47）中的声母辅音是对当时语音系统构拟的结果。根据周祖谟（1966）的考察，上述现象是成系统地存在于中古汉语的。可是随着语音系统的演化，原来的清浊对立消失了，所以上述曲折使成式也就无法存在下来。清浊曲折使成式的用法可以用中古汉语的一首著名民歌中的一句话加以例示。（48）风吹草底见牛羊。（敕勒歌）在使成式的发展方向上，汉语和英语也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都是由形态手段变成分析手段。现代汉语常用动补结构来表示使成意义，比如“他解开了缰绳”、“我笑疼了肚子”。而现代英语则用“auxiliary／verb+O+resultative”表示，比如I painted the chair green和He made me crazy等。本小节的讨论，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古汉语和英语之间的语法相似性是极高的。汉语和英语并没有同源关系，它们之间的共同语法特征很难说是纯出于偶然，我们认为，这些是由基本语序SVO所带来的相关类型学特征。四、句子的基本语序对语法标记系统的影响一种语言的基本语序决定着其语法标记系统的整体面貌。这里所说的“整体面貌”包括三层意思：一是该语法系统主要是采用分析式（periphrastic，analytical）手段，还是形态（morphological）手段；二是语法标记系统的复杂程度如何；三是标记什么样的句法成分。不论从历时的角度还是从共时的角度，我们都可以看出一种语言的基本语序与其语法系统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从共时的角度看，SVO型的语言往往没有丰富的形态标记系统，主要依靠分析式手段来表示各种语法范畴，充分利用语序而不是形态来标识句子的主要语法成分“主语”和“宾语”。相对地，SOV型的语言往往具有复杂的形态标记系统，倾向于用形态手段来表示各种语法范畴，它们通常有“主格（nominative）”和“宾格（accusative）”标记来标识句子的基本成分。这种类型学上的对立可以从交际功能的角度加以解释（参阅Greenberg 1966；Vennemann 1984；Comrie 1989：213－214）。对于SVO型的语言，句子的基本成分已经由语序加以明确表示，谓语动词之前的为主语，之后的为宾语，无需再借助其它额外的标记来表示其语义角色。然而，SOV型的语言情况就复杂了，S和O不一定都出现，而且因为话题化等的原因，S和O语序常颠倒，因此如果不借助其它语法标记就会造成严重的歧义，无法辨认谁是施事，谁是受事。因此SOV型语言往往依赖形态标记来标识句子的基本成分。同时，SOV型语言的句末动词之后往往跟随有与动作有关的成分，如时间词、否定词、能愿动词等，它们常常可以通过语音的弱化而成为动词的形态标记，结果这种语言往往具有丰富的动词形态标记。此外，动词之前的其它名词成分，如地点、工具等名词，也倾向于用格标记来表示其语义角色，结果就造成了这种语言有丰富的格标记系统。从历时的角度也可以看出基本语序对语法标记系统的影响。我们以英语的发展为例来说明这一点。英语原来是SOV型语言，十五世纪左右变成了今天的SVO型语言。与此同时，它的形态标记系统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用Barber（1993：161）的一段话加以概括：As the inflectional system decayed,other devices were increasingly used to replace it.For one thing,word-order became more important:inflections were increasingly incapable of showing which noun was the subject of the sentence,and which the object,and this function was taken over by the use of the S-V-O word order.Barber认为，英语SVO语序的出现，是因为它的形态系统大量简化，已无法标识句子的基本语义角色，因此必须借助于语序这个手段。我们的看法与此不完全一致，形态标记简化与语序变化之间不是单向的因果关系，而是互为因果的，即形态的简化促使了SVO频率的增加和稳固化，而SVO语序的建立又进一步加速形态标记的简化。也就是说我们认为，如果英语的SOV语序不变，它原来的形态标记即使消失了，也会再诱发新的形态标记来标识句子的基本成分。语序和形态标记的相互作用中，语序是一个关键。这一点还可以从汉语的一些方言中的现象得到印证。汉语西北的一些方言，由于受藏语的影响，基本语序发生了重要变换，SOV语序成为更基本、更普遍的，与此同时，它们也出现了宾格标记，用以标识谓语动词之前的名词语义角色。以下引例均引自马树钧（1982）对临夏话的调查结果。（49）我这个人哈认不的。（我不认识这个人。）（50）我他哈劝了半天。（我劝了他半天。）（51）他哈我劝了半天。（我劝了他半天。）（52）玻璃哈打破给了。（玻璃给打碎了。）临夏话的“哈”相当于宾格标记，如果没有它的话，句子将会出现歧义。如例（50）没有“哈”的话，将无法判断是“我劝他”还是“他劝我”。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一些受事名词单独出现在谓语动词之前时，普通话不需要任何标记，而临夏话则仍然需要用“哈”标识。临夏话的宾格标记“哈”并不是直接借自其它语言，而是基本语序变化之后，从其内部的语气词语法化出来的。随着语序的改变，临夏话还出现了SOV型语言的其它语法特征，我们拟另文讨论。再来看英语的情况。随着SVO语序的建立，英语语法还在其它方面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下面是Barber（1993：161）对这种变化的描述。Another device encouraged by the decay of the inflectional system was the use of separate words to perform the functions formerly carried out by word-endings.For example,preposi-tions like in,with,and by came to be used more frequently than in Old English.A similar tendency for inflections to be replaced by more analytic devices is also seen in the verb-system of Middle English.这两段话告诉我们，英语发展成了SVO语言之后，语法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原来用形态表示的语法意义逐渐用虚词（functional word）来替换，诸如介词之类的虚词地位也越来越重要，使用频率和范围也越来越广。二是逐渐用分析式来表示原来用形态表示的语法范畴，比如用助动词和动词一起表示各种时态。英语从15世纪至今，剩下来的形态系统又进一步虚化，但是并没有增加任何新的形态标记。更重要的是，人类语言基本语序的改变是单向的（unidirectional）（参见Croft 1990：227－228）。斯坦福大学Kiparsky（注：作者曾于1997年斯坦福大学学习期间，选修了Kiparsky教授的Historical morphosyntax课，这是他课堂上讨论的其中一个重要论点。）教授根据对大量语言发展史的观察指出，世界上很多原来为SOV的语言，都变成或者正在变成SVO，与此同时，它们的形态标记大量简化，特别是“主格”和“宾格”标记的消失；但是没有相反的发展。因此Kiparsky提出以下假说：利用SVO这种语序区别句子基本成分的语言，是人类语言最优化的结构，最符合人类的认知顺序。上述的讨论应该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汉语是我们的先人为我们留下的最珍贵的财富。他们一开始就给我们选择了SVO语序，这就决定了汉语语法的整体特性、语法化的方式和语法演化的方向。这就好比我们的祖先给我们传下的基因一样，决定了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外部特征，诸如肤色、毛发的特征等，也造就了我们的性格、智慧等。如果我们接受象Kiparsky这样的西方学者的观点，我们应该对自己的祖先多一份感激，感谢他们为我们一开始就选择了最佳的标识句子基本成分的手段——语序，这不仅使得我们的语法系统简洁、经济而且有效，也使得我们的语言免于繁琐的形态标记之赘，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语言无需再经历语序变化之累。以往谈汉语优点的多是我们自己人，自己夸自己，难免会被人打个折扣。但是这一次是西方学者根据自己语言的发展总结出来的规律得出的结论，所以作者毫不犹豫地把它推广到汉语，因为近代的中国人比别人更需要自信，包括对自己语言的自信。五、现代汉语句子组织信息原则的形成前文讨论了，古汉语跟今日英语一样，拥有典型的SVO语言的语法特征，主要表现在动宾之后仍有一个X句法位置，可以容纳下各种句法范畴。同时我们还论证了SVO语言与X位置存在之间的内在关系。但是随着语言的演化，大约在十五世纪左右，这个X位置在汉语中消失了。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主要是动补结构在汉语中的建立，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新的组织信息的原则。下面就简述现代汉语句子组织信息的原则和其历史成因。现代汉语句子组织信息的原则为：伴随特征＋谓语动词＋结果特征。跟人类语言业已发现的其它组织信息的方式一样，汉语的“谓语＋结果”的组织原则的作用范围也是超越词类限制的。不管是什么样的词类，比如时间词、介词短语、形容词、动词等，只要它们是表示谓语中心的结果的，都必须出现在谓语中心语之后。这一原则通常只作用于句子层面，很多这样的组织方式不能进入句子的下位成分，诸如从句或者短语等。在这一原则的类推之下，汉语的谓语结构整体上发生了变化，其中一个表现是，光杆动词一般不能单独构成谓语而成句，往往要补上一个结果成分才行，然而这个被补上的结果成分通常是语法上的需要，而不负载什么语义值。下面我们将考察一些具体现象。（一）时间词的分布根据语义特征可以把时间词分为两个大类和四个小类：A.时间位置：（a）时段：早上、凌晨、傍晚、唐朝、昨天、元月、1999年等（b）时点：三点、零时、八点半等B.时间称量：（a）持续长度：三小时、两天、五年、一会儿等（b）发生次数：一次、一下、两趟、三回、多遍等很明显，时间位置是独立于动作行为的，并不是动作行为运动变化的结果，不属于结果成分，所以它们只能出现于谓语动词之前。时间量是行为动作运动变化的数量特征，它们表达谓语动词的结果属性，因此时间量词语只能出现于谓语动词之后。在现代汉语里，时间词语遵循下面的分布规律：时间位置＋谓语动词＋时间称量。违犯这一原则，将造成不合法的句子。例如：（53）a.我昨天去逛商店了→*我去逛商店了昨天（注：在口语里，时间位置词语可以出现在句子之后，它与主句之间有一个停顿。这是口语里的倒装现象，用以补充说明行为动作发生的时间。比如，“我进城了，昨天”。但是在稳定的句法层面上，谓语中心之后是不允许时间位置词语出现的。）。b.我每天六点钟起床→*我起床每天六点钟。（54）a.我已经学习了三个小时了→*我三个小时已经学习了（注：在表示完全否定时，基本量（通常为最小量）可以出现于谓语动词之前，例如：“我一次也没有去过”。）。b.我已经看过两遍了→*我两遍已经看过了。（二）“在”所引进的地点介词短语表面上看来，一些介词短语可以出现在谓语动词前后，但是不同的语序所表达的语义特征很不一样。引进处所的“在”字短语就属于这种现象。由于受汉语组织信息的原则的影响，同样一个介词短语，出现的句法位置不同，表达的意义也截然对立：谓语动词前的只能诠释为行为动作发生的场所，之后的则只能理解为行为动作达到的终结点。显然，终结点指示的是行为动作的结果状态。吕叔湘等（1984：537）已经注意到这种对立。例如：（55）a.在地上跳：跳的动作就在地上发生。b.跳在地上：从别处跳到地上。（56）a.在马背上打了一枪：在马背上向别处射击。b.一枪打在了马背上：枪弹打中了马背。当表示动作达到的处所即终结点时，“在”字短语只能在动词之后出现；相反，指动作发生或事物存在的处所时，只能在谓语中心之前出现。例如：（57）一本书掉在了地上→*一本书在地上掉了。还有一种情况是，当动词是表示出生、发生、产生、居留的处所时，“在”字短语可以出现于谓语动词的前后，而意义上没有明显的区别。例如：（58）a.住在东城→在东城住b.出生在北京→在北京出生c.事情发生在老张家里→在老张家里发生了一件事d.生活在广东→在广东生活上述现象与这类动词的含义有关。从语感上来判断，动词之后的“在”字短语的结果含义并不明显，但是我们可以用一个形式标准来识别它们实际上占据结果补语的句法位置。汉语的组织信息的原则还有一个限制，一个谓语中心只能带一个结果成分。对于上述用例，当“在”字短语位于动词之后时，动词就不能再有其它结果补语。比如不能说“住烦在东城”、“生活惯在广东”等。可见此时的结果补语实际上占据的普通结果补语的位置。（三）“给”字短语的分布“给”字短语也是可以出现在动词前后的。吕叔湘等（1984：197）指出，介词“给”用于引进交付、传递的接收者时，可用于动词前后。例如：A.用在动词前（59）a.家里给小刘寄来了一个包裹。b.教师给每个同学发了一份复习提纲。B.用在动词后（60）a.留给你钥匙。b.交给我一封信。吕叔湘等所列举的例子里，用在动词后的“给”所引进的都是交付、传递的接收者，动词的受事都是具体的事物，但是在实际语言应用中，并不限于此。例如：（61）a.李冬宝指给戈玲看。（懵然无知）b.我的发言稿拟出了一半了，念给你们听听。（懵然无知）c.江导笑了笑，走到模型前拿起一根小棍指着讲解给大家听。（懵然无知）d.把落款儿小声念给戈玲听。（修改后发表）（62）牛大姐全然不顾，似乎迟一步那点经验之谈就要烂在心里，掰着手指头数给林一洲。（修改后发表）例（61）中“给”所引进的名词是紧随其后的动词的施事，该结构中的“给”字短语是不能移到第一个动词之前的，比如不能说“*李冬宝给戈玲指看”。例（62）的“给”引进的对象好像是动作的受益者，其实这里跟真正的动作受益者并不完全一样。真正的引进动作受益者的“给”字短语一般是不能置于动词之后的，比如不能把“给李大爷治病”说成是“*治病给李大爷”。这里实际上是一种比喻用法，把一个人的经验传授给另外一个人，类似于把一件具体的东西传递给另外一个人，因此可以置于动词之后。单从合不合语法的角度讲，引进交付、传递的接收者的“给”字短语可以出现在动词前后两种位置。例如，“家里给小王寄了一个包裹”可以说成“家里寄给小王一个包裹”。但是，两种格式所表示的语法意义还有明显的差别。“给”字短语用在动词之前时主要强调的是动作的受益者的一面，而用在动词之后时则是强调有关事物的运动过程和终结点。可以图示如下：施事运动的方式终结点受事当强调受事的路径和终结点时，“给”字短语置后则最恰当，置前则听起来不对味，虽然也是合乎语法的。例如：（63）a.后卫把球踢给了守门员。b.？后卫给守门员踢了一个球。（64）a.李艳又把球托给了郎平。b.？李艳又给郎平托了一个球。在体育比赛的场合，人们的注意力始终是球的运动变化，即球由一个队员到另外一个队员的运动，此时接球的运动员是球运动的一个终结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给”字短语的最自然的位置是动词之后。上述两例的b例都听起来不自然，语义迟缓，这与它们的格式是把接球的一方看作动作的受益者有关。相对地，如果强调的是动作受益者的一面时，“给”字短语最自然的位置是动词之前，放到后边反而听起来不自然。例如：（65）a.唐尧东又给中国队踢进了一个球。b.？唐尧东又踢进了一个球给中国队。（66）a.李艳又给郎平传了一个漂亮的球。b.？李艳又传给了郎平一个漂亮的球。虽然从概念义上看，例（63）、（64）分别和例（65）、（66）的差不多，但是强调的重点是不一样的。比如，例（66）实际上是说，李艳传的球恰到好处，使得郎平能够施展自己的球艺，扣球成功。此时强调的不是球的运动过程，而是动作的受益者，所以“给”字短语置于动词之前最为自然。（四）现代汉语组织信息原则形成的历史动因对于上述所谈的各种各样的述补构造，人们很容易把它们简单归结为语法临摹现象。不错，从时间顺序上看一定是动作行为发生在前，结果出现在后。但是语言并不是现实规则的简单复写，现实规则对语言的制约需要通过人的认知这个中介，而且还特别受到语言系统的影响（详见石毓智1992）。我们所讨论的现代汉语组织信息的原则，除了句法临摹这一层影响外，更重要的是语言系统内部发展变化的结果。这种现象的形成是最近五、六百年的事情，在此之前的汉语是另外一种情况。古代汉语和英语具有平行的用法，谓语动词及其宾语之后可以具有各种各样的修饰语。但是，随着语法的演化，汉语这些修饰语要么不能再出现于谓语动词之后，如引进工具、施事、比较项的介词短语在现代汉语里都只能出现于谓语动词之前；要么根据语义特征进行了重新分配，只有表示结果性质的那一部分仍然留在谓语之后，如时间词、地点短语等。我们认为这种变化，是动补结构在汉语中牢固建立以后所带来的类推效应，结果就造成了本文所讨论的现代汉语的组织信息的原则。动补结构的语义格式为：关于动补结构产生的动因和过程，我们已经做过深入、系统地探讨（参见Shi Yuzhi 1999）。蒋绍愚（1994：182）指出，“动补结构的普遍使用是在唐代以后。”根据我们的考察，动补结构的孕育和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它作为一种高度能产的句法格式形成于十二世纪左右。动补结构是一个极为常见的现象，因此它会产生强大的类推力量，改变谓语结构，使得汉语句子的信息安排按照下列方式进行：伴随特征＋谓语中心＋结果状态很显然，古代汉语并没有这个原则。由此可见，现代汉语句子的组织信息的原则并不是单纯的语法临摹现象，而是语法系统内部长期发展整合的结果。这也给我们一个重要的理论启示，现实规则并不能直接或者必然地投射到语言中去，它们对语法规则的影响要受到该语言的结构特点的制约。六、结语本文从类型学的角度，以历时、共时和方言的材料说明了一种语言的基本语序是如何决定其整体语法面貌的。凡是采用SVO语序的语言，其形态标记系统往往比较简单，语法形式主要是分析性质的，往往依赖语序来表示各种语法范畴。这一点对我们了解汉语的整体语法特点很有帮助。汉语自古至今都是SVO语序的语言，这决定了汉语语法的发展方向和整体语法面貌。这一点对我们正确理解汉语在世界语言中的地位至关重要。除了基本语序外，还有其它因素可能影响一种语言的语法特点。本文所讨论的现代汉语句子组织信息的原则，是背离了SVO语言的典型句法特征。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汉语内部的变化，即动补结构的建立以及由此而带来一系列类推变化。本文的分析也表明，针对某一特定的现实规则，一种语言是否加以临摹，什么时代开始临摹，临摹的程度如何，受该语言的语法系统的整体特性及其演化的制约。比如本文所讨论的现代汉语的组织信息原则，表面上看来是对动作和结果的时间顺序的临摹，而实际上是汉语内部语法系统发展调整的结果。【参考文献】［1］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2］马树钧.临夏话中的“名＋哈”结构［J］.中国语文，1982，（1）：72－73。［3］梅祖麟.从汉代的“动杀”、“动死”来看动补结构发展［A］.语言学论丛（第16辑）［C］.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112－36。［4］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5］石毓智.肯定和否定的对称与不对称［M］.台北：学生书局，1992。［6］石毓智.汉语的有标记和无标记句法结构［A］.语法研究与探索（＋）［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9－30。［7］石毓智.论汉语动词重叠式产生的历史动因［J］.汉语学报，2000，（1）：35－38。［8］石毓智，徐杰.汉语史上疑问形式的类型学转变及其机制——焦点标记“是”的产生及其影响［J］.中国语文，2001，（5）：454－465。［9］石毓智.论汉语的句法结构和词汇标记之关系［J］.当代语言学，2002，（1）。［10］徐通锵.语言论［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11］朱德熙.语法讲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12］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8（1979）。［13］周祖谟.四声别义释例［A］.问学集［C］.北京：中华书局，1966.406－433。［14］Barber,Charles.The English Language: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161.［15］Comrie,Bernard.Language Universals and Linguistic Typology(Second edition).Chicago:The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90.［16］Croft,William.Typology and Universal［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17］Greenberg,Joseph H.Universal of Language(Second edition)［C］.Cambridge,Mass:MIT Press,1966.［18］Hopper,Paul J.&Elizabeth Closs Traugott.Grammaticalization［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19］Li,Charles.N.Beyond borrowing and interface:Contact-induced morphosyntactic change in Chinese［A］.Presented at the 9th International Chinese Linguistic Conference,Singapore,2000.［20］Shi,Yuzhi.The Formation of the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 and its Effects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Modern Chinese Grammar［D］.Ph.D.dissertation.Stanford University,1999.［21］Sun,Chaofen.Word-order Change and Grammaticalization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M］.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22］Vennemann,Theo.Typology,universals and change of language［A］.Fisiak,Jacek.Historical Syntax.Trends in Linguistics:Studies and Monographs 23［C］.Berlin:Mouton,1984.593-612.（本文来源：《论文资料库》http://lw.zaizhibosh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