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中产阶层的结构构成与发展前景.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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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中产阶层的结构构成与发展前景摘要：俄罗斯中产阶层产生于其社会转型的急剧变化时期，其特征为在与生产关系及单位类型上，大部分分布在私营部门，国营、集体占比例小；在社区资源分配格局中，现阶段中产阶层大多位于经济较为发达的大中城市；中产阶层内部分层现象严重；中产阶层处于严重的不稳定状态，向下的流动性趋向大；非法收入来源大，与权力中心接近，有一定的政治根基，官商结合特征明显。因此处于不成熟状态，有待于进一步培育和发展。关键词：俄罗斯；中产阶层；发展前景由于中产阶层的特殊功能，因此在社会结构分析中，中产阶层历来是值得大书特书的重要研究对象。初步检索俄罗斯的学术期刊网站发现自1991年到2006年底俄罗斯的本土学者探讨有关中产阶层的学术文章达541篇，探讨的主题十分广泛，姑且不论其文章的深度和国际影响力，单从研究的主题和研究者的学科背景看，中产阶层研究在俄罗斯已经成为“显学”。而在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有关俄罗斯中产阶层的研究只有屈指可数的十余篇，其中还包括翻译及非正规学术意义的文章。这种研究状况已经影响到对于俄罗斯社会转型模式的正确评价。一、俄罗斯社会结构变迁的历史轨迹分析俄罗斯中产阶层必须放置于其社会结构的演变过程中去，而分析俄罗斯的社会结构又必须追溯其社会结构演变的历史轨迹。首先，综观15世纪以前的俄罗斯社会。这时期其社会结构的演变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凭借武装力量征服阶段、凭借具有立法权的政权建立起来的阶段和凭借资本即经济差异的确立阶段。第一阶段形成了两个阶层即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第二阶段形成了含大公在内的军政管理者、普通自由民和家奴三个等级的阶层；第三阶段则进一步分化为大公在内的特权地主世俗权力阶层、祭士精神权力阶层、城市自由民、国有农民、地主农民、特权家奴和普通家奴等复杂的阶层。特别是第三阶段的阶层变化和阶层权力内涵的变迁为俄罗斯中央集权制的建立铺平了道路。1547年，伊凡四世加冕为沙皇。他是俄罗斯历史上的首位沙皇，标志着俄中央集权制的初步形成。此后经济差异和法律不平等是阶层划分的主要依据。当时作为相对原始的农业社会的基础结构，俄罗斯的农村公社尚未在封建制的发展中按照经济规律蜕化为私有财产形态的领主农奴制，可是已经在国家的法律意志下被政治强权保护下来并被导向专制国家、贵族地主和农村公社三位一体控制农民的国家农奴制的发展轨迹。到17世纪中叶，这种农奴制日臻完善，成为国家的一种主要制度形态。到18世纪初彼得大帝统治时期，这一过渡基本完成，农奴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到18世纪下半叶，俄国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的黄金时代来临了。这个黄金时代的来临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1649年的法典。该法典赋予了人们终身和世袭的特权：私有地成为所有供职者的特权，只有世袭的供职者(子承父业者)才能占有农奴，僧侣得到了布道的特权，工商业者得到了在城市从事商业、手工业和工作的特权，农业劳动成为农民的权利但不是特权。直到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这种等级制才逐渐消失。但等级观念直接影响了俄罗斯后来社会结构的轨迹。1917年苏维埃体制建立后其社会结构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这种等级观的延续(见表1)。从上表看，前苏联的社会结构主要是以大的宽泛的职业群体为划分标准，充分体现出了“无阶级”的历史理念，工人群体和职员群体几乎占据了70％以上。即便是从事农业生产的集体农庄成员也与其他国家特别与中国有本质性的差别。前苏联集体农庄成员同国营部门的职工一样，是从社会消费基金中获得一定数额的收益，靠这部分收益来保证农庄成员的免费医疗、兴办中等学校和提高技能的训练班，给予多子女家庭提供津贴，给就读者提供助学金、发展文化生活和闲暇生活服务等等。对农庄成员实行统一的退休金制度和社会保险制度是一项旨在提高农村劳动者福利待遇的重大社会措施。农庄根据全体会议的决议修建自己的疗养院、修养所、少先队夏令营，并向庄员提供到国家或部门的疗养所去修养的优待证，在庄员丧失劳动力时向他们提供津贴。同时个人副业可以充分利用劳动力和获得额外收入。这种状况与中国不同，前苏联不存在明显的城乡二元结构，这也是前苏联努力追求的境界。但是也应看到，虽然苏联社会的阶级结构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也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但苏联社会中显然也存在阶级分化至少是阶层等级的事实。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前苏联(俄罗斯)社会结构转型最初的表现是其社会成员经济收入差别的出现与扩大，其实质是由社会结构的单一性走向多元化，也就是由前苏联的利益一致走向利益多元。相关研究表明俄罗斯居民最低收入阶层在1991年利益遭受巨大损失后近十年内基本保持了较低的份额，说明其社会地位基本被定型化，也说明俄罗斯在社会转型之初是他们在承担改革的消极后果；真正的利益获得者是最高收入阶层，他们一直保持比较高的份额，而且呈逐年上涨的态势。从总额系数看，俄罗斯的贫富差距还在不断扩大之中。这种状况在俄罗斯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它不仅是对俄罗斯固有历史轨迹的破坏，而且是对前苏联“无阶级”模式的巨大讽刺。正如雷日科夫所指出的“1992～1993年间形成的福利水平的差距，即使是根据资本主义国家的标准来衡量也是变得过分了，在这段时期10％的最富有家庭和10％的最贫困家庭之间的差距达1600％，超过西欧发达国家平均差别水平1倍，超出美国贫富差距0.5倍。”以上看来，如果说1980年代以前的俄罗斯社会结构演变是以国家利益至上为主导的一种“无阶级”型态，那么1985年之后这个历史轨迹发生了历史性转变，社会利益代替国家利益成为社会结构变迁的主导性因素，具体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阶层骤然出现且分化严重突破了俄罗斯社会结构演变的轨迹；二是利益分割及隔离使俄罗斯社会结构快速定型化，并成为其社会结构转型的内在机制；三是社会冲突不断，社会严重失序。二、俄罗斯中产阶层的结构构成与发展前景上述俄罗斯社会结构的演变分析为本文研究其中产阶层奠定了历史背景。在既有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将其分为四个阶段，即1985年以前、1985～1992年、1992～1998年和1998年以后，这种划分是依据影响俄罗斯历史发展的几次重大历史事件而作为标准。1985年以前，由于前苏联实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权力的占有成为一个人社会资源分配的几乎唯一的衡量标准，因此可以说它不存在实际意义上的阶层分化，同质性明显。尽管如此，从教育和权力所体现出来的稳定社会秩序的机制来看，前苏联仍可分出一定意义上的“原始中产阶层”，如有学者从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教育水平等角度出发发现在前苏联存在着一个由4000万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员组成的“原始中产阶层”，它包括教师、运动员、科学家和其它行业的人员。认为这些人群以其所受的教育程度、物资和精神方面的追求、独特的品位而保持着与其他社会成员间的不同。以权力来划分，它包括对党忠诚者、国营企业和农庄的中层管理者和党政军系统的公务管理者，他们是苏联社会的既得利益者也是真正的利益协调者，他们在苏联70年的历史中扮演了减缓矛盾的中坚作用，后期俄罗斯社会结构的分化也主要是这部分人的分化，他们奠定了后期俄罗斯中产阶层的基础。1985—1992年是俄罗斯中产阶层的雏形产生阶段。这期间发生了两件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一是苏联模式的崩溃，代之而起的是私有化为先导、总统个人集权的非正规市场经济体制；二是利益协调的均衡机制被打破，代之而起的是权力追逐阴影下的市场竞争。它对于俄罗斯中产阶层的意义是在于分化和重组了其构成的社会成员。它构筑了现代俄罗斯中产阶层的雏形。甚为可惜的是，据现有的资料看，学界普遍忽视了对这个阶段的研究。这一阶段是俄罗斯社会利益急剧分化的时期。众所周知，西方国家资产阶级的形成及无产阶级的产生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但在俄罗斯只花了短短的几年时间就实现了社会的大分化。“原始中产阶层”分落到社会的各阶层。一般而言，这时期的俄罗斯中产阶层由这样几个部分组成，即公司和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及专业技术人员、中间商人员、高水平的体育运动员、小企业主和商贩。前苏联时期的“权贵阶层”发生急剧分化，一部分人积极钻营，投入到了新的体制中去，成为新制度下的上层阶层，如据俄罗斯的有关报道，至1996年前苏联官员出身的人或有官僚背景的人在总统周围占75％、政党领袖中占57.1％、地方精英中占82.3％、政府中占74.3％、经济领域精英占61％；而另一部分则投身到经济实体中去，成为所谓中产阶层的主体。如1987年在合作制企业就业的职工只有8.8万人，1988年就增加到15.2万，1989年已经超过五百万人。但这部分人还未能成为地位群体，也就是说在当时还没有获得普通民众的合法性认可，但他们利用后期的俄罗斯私有化改革逐渐占据了有利条件。1992～1998年是俄罗斯突变型模式形成时期，也是新的利益关系协调机制形成时期。这时期通过暴风骤雨式激进私有化的洗礼俄罗斯中产阶层基本完成了定型化。在这一时期，权力关系虽然仍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经济标准的突出是其主要特色。如果说1985年以前对党的忠诚即政治态度和教育程度更多是主宰其中产阶层形成条件的话，1985～1992年则主要是权力关系，即社会大动荡中权力的经济资本化，那么1992年后主要是经济收入标准。在这一时期，维持原来分工状态的原生产部门、教科文部门人员即“原始中产阶层”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下降，在新的体制下，原有的特权、福利和保障等消失了，而收入则与普通工人、农庄庄员一样跌入到了贫困者的行列，他们所拥有的文化资本也不能使其保持苏联时期的社会地位。此时期发挥中产阶层作用的主要是企业主和农场主。1993年之后俄罗斯激进的市场化转制使部分私营企业主已经占据了地位。但规模小影响了其进一步的发展。据俄罗斯两次权威的社会学调查表明，俄罗斯社会的企业家阶层为11.5％或10.8％。其中包括传统意义上的企业家、个体劳动者及其他正式职业的“半企业家”和经理阶层。其组成人员主要有三类：一是原来党政部门、共青团系统的干部以及原国有企业的管理者、领导人；二是1988年后靠个体经营、合作社经济甚至是“影子经济”发家的人；三是部分科技人员。农场主阶层是学界普遍忽视的阶层，现有的学界研究几乎都将之排除在外。事实上，农场主阶层一度被俄罗斯改革家视为建构俄中产阶级的希望和基石。因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被解散以后，取而代之的是私营农业经济。他们的理由是原苏联农民是被迫加入集体农庄的，一旦这种制度被取消，农民马上就会自愿的、积极地建立起自己的农业经济，建立起自己的私人农场。按2000年6月通过的《俄罗斯政府2001～2010年农业食品政策基本方针》的材料，俄罗斯目前已有62％的农业用地转为私有，至1999年初，建起了各种形式的农业企业和组织27287个，光占有土地1.62亿公顷，占整个农业用地的82％；居民经济(居民个人副业，果园等)1190万公顷，占整个农业用地的5.4％，农户经济1300万公顷，占整个农业用地的6.6％，至2000年11月，全俄共建立了26.1万个个体农户。1998年是俄罗斯中产阶层存在与发展的重要分水岭，这一年发生的经济危机使俄罗斯社会各阶层都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不少原来收入水平、生活水平较好的中产阶层成员在这场打击之中丧失了原有的阶层地位。对中产阶层产生重大影响的因素主要有三个：一是各种精英的寡头化；二是国力大减，贫困人口大量增加；三是中产阶层的认同度和道德取向遭受普遍怀疑。由于前苏联体制的“路径依赖”和非规范化的私有化影响，在俄罗斯体制转轨数年后出现了势力强大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在1998年经济危机中非但没有萎缩，反而一跃寡头化。如俄罗斯政治精英的核心层主要有两个来源，即前苏联上级任命的党务和经济管理官员，“这些人将强加于国家的改革模式的本质理解为优先发展经济出口部门和快速建立有产者阶级”，在此出发点下他们本身也快速地将手中的权力资源转换为个人所有权，实现了权力精英的寡头化转变；另一来源是在体制转轨和建立市场体系过程中形成的社会阶层，主要是指那些领导了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群众性民主运动但未能获得实际权力的政治领袖。这些人在俄罗斯新政治精英的重组过程中被吸收过来，并在一定程度上垄断着国家权力。还有金融寡头等势力把持着国家的政策导向，在一定意义上说是抽干了还未成熟的中产阶层的根基而使之在金融风暴中不仅遭受损失不大，相反取得了更进一步的扩张，正如霍夫曼后来所论述的，既得利益者、社会权势集团的意志总是得以掌控政治权力；改变权钱联盟的性质，国家政策最终要体现他们的利益，当社会不同阶层发生利益冲突时，最终决定胜负的还是力量对比，即包括各自所能运用的资源及其组织化程度的对比。与寡头势力膨胀式发展相比，曾在前苏联和私有化改革之初渐已形成的中产阶层则大多沦为贫困阶层(见表2)：从表2可以看出，虽然俄罗斯本土学者划分的中产阶级使之内部又呈现出分层性，但可以肯定地说，1998年的经济危机对中产阶层造成了大的利益伤害，除去其中产阶级的上层之外，其余各层皆达到65％的受损面，而且随着其阶层地位的降低，受损面越大。这也说明中产阶层在俄罗斯本身缺乏一个有效维护自身利益及协调社会整体利益的良好机制。总之，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弄清了俄罗斯中产阶层的构成部分和产生的历史条件，由此可以归纳出俄罗斯中产阶层的特征：在与生产关系及单位类型上，大部分分布在私营部门，国营、集体占比例小；在社区资源分配格局中，现阶段中产阶层大多位于经济较为发达的大中城市；中产阶层内部分层现象严重；中产阶层处于严重的不稳定状态，向下的流动性趋向大；非法收入来源大，与权力中心接近，有一定的政治根基，官商结合特征明显。三、俄罗斯中产阶层的特点分析通过对俄罗斯中产阶层的构成、来源、特征等方面的归纳和梳理，不难发现，其特点主要表现在：首先，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它产生于国家经济转制和社会转轨时期。俄罗斯的中产阶层除去原苏联的政府苏共官员及国营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外，大部分产生于苏联解体俄罗斯转轨后。1992年俄罗斯政府颁布广泛私有化的命令，决定从1992年10月1日起向每个俄罗斯公民无偿发放一张面额为1万卢布(合165美元)的记名私有化证券，从而掀起了俄私有化的浪潮。其私有化进程大约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1992～1994年为私有化证券阶段，1995年为私有化抵押阶段，1996～1998为私有化货币阶段，1998年视为私有化到位阶段，通过私有化，小企业得到了飞快发展。截至1997年，小企业发展到八十四万多个，固定就业人数达到了600万人，至1999年初，农业企业达到了27287个。俄罗斯十年间完成了私营企业从无到有，从无到飞速发展的转变，在转变的过程中还产生了中间商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等俄罗斯中产阶层的中坚力量。其次，其内部分级现象较严重，这就意味着阶层内部的差异性大，很难作为一个阶层的整体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从其年均户收入及从其职业声望和社会资源的拥有量的反差可以看出他们之间不可能有一致的经济追求、政治追求、教育追求等等。这种各项指标均参差不齐的状况与西方中产阶层的均衡化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因此其中产阶层都是不成熟的阶层。再次，其共同的利益追求不一致导致其在国家市民社会建设中难以占据积极的主导地位。所谓市民社会是指独立于国家，但又受到法律保护的社会生活领域以及与之相关联的一系列社会价值或原则。其社会价值包括了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公开性、开放性和法治原则；其功能是保护社会不被国家权力所淹没，维护人的基本权利；其建立的基石是中产阶层。因为中产阶层有较固定的收入，良好的教育背景，有保持社会稳定的愿望，有渴求自由的希望。这些特征是与市民社会的要求相吻合的。但由于原苏联曾长期实行被称为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的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管理体制，在这种体制中，国家通过经济计划等手段严格控制社会经济生活的每一方面，同时明令禁止各种非官方的社团、协会等组织的存在。由于市民社会为国家所淹没，国家在人们生活中处于支配地位并享有充分的行动自由。它使普通群众养成对国家的依赖感和懒惰思想，个人成为国家的附庸，来自民间的积极性和首创精神受到窒息，集权与专职成了这种制度的附属品。概言之，俄罗斯由于传统的意识形态的作用导致其中产阶层于西方相比有更多的差异性。其产生的条件也就体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具体为：首先从产生的基础看。俄罗斯推行的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方案，它产生于原苏联时期，从1990年开始，小商业中的国有企业重新以小型化的形式占据了主导地位。在1991～1992年的两年间，随着政治体制的改变和意识形态中偏见被清除，小型企业更以一种新的形势蓬勃发展起来。到1994年初，俄罗斯已经有8.5万个商店、饮食店、咖啡餐厅、生活服务性产业转到私人手中。1996年，小型企业总数已达90万个，“休克疗法”“全面私有化”等从上而下的强制性的法令的颁布造就了俄罗斯中产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其次从构成来源看。根据前文引述的材料说明俄罗斯企业界与官场的交往十分密切，有些党派就是企业界的代言人，如切尔诺梅尔金组建的“我们的家园——俄罗斯”明确提出要联合所有的“有产者”阶层，即争取把中央的、地方的、大的和小的金融企业集团及其领导人吸收到“家园”。据俄报道，1995年大选前有50家大型企业、银行拨出200万美元支持“家园”；另据报道，1995年俄杜马大选中，金融企业界人士在支持“家园”的选民中数量为21万，支持“亚博卢”占17.2万，支持俄共的占15.4万，支持自由民主党的占14.8万。而自由民主党与军工集团及“首都”银行等关系密切，该党公开宣称，钱是进入自由民族党议员候选人名单的“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通行证，谁要进，就要付出100—150万美元。俄共主要与“红色经理”交往。这些材料说明占中产阶层主流地位的企业主集团大部分是通过政治的投机或官商勾结来稳固和发展自己的势力的。再次从其稳定性看。如上所论，由于俄罗斯中产阶层的来源是国家的慷慨赠与及与官府的勾结上，不是靠诚实劳动一步步从下层走上来的；同时俄罗斯实施集权下的多党制，党派利益冲突大，社会处于一种不安定状态，中产阶层犹如浮萍，上无安全保障，下无群众根基，经受不住大风浪的袭击，因而其稳定性差，稳定性差又导致中产阶层急功近利，不能做出长远的规划，影响了社会的发展。最后从其分布形态看。俄罗斯学者认为，1998年俄罗斯有产阶级的形成已经十分明朗化。主要是由经济上层官员组成的新兴工业资本所有者。所谓“新兴的工业资本家”主要是指在新的经济形式下，掌握或支配着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以赢利为经营目的的一部分俄罗斯人，而其中私营企业主占大多数。也就是说中产阶层的主流在私有制企业。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其一，俄罗斯的中产阶层处于不成熟状态，有待于进一步培育和发展。其二，俄罗斯中产阶层的无根性将导致俄罗斯社会的发展仍将有一段曲折的路要走。但无论如何，他们都已经开始在社会发展中担当起稳定和示范的作用。（本文来源：《论文资料库》http://lw.zaizhibosh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