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党和政府的非制度性权威刍议其它哲学论文.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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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党和政府的非制度性权威刍议_其它哲学论文【摘要】社会资本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分析视角和框架。作为国家社会资本重要的一部分，非制度性权威对执政党和政府来说至关重要。文章指出非制度性权威是执政党和政府的一种重要的、必不可少的社会资本，从结构、功能的角度以及执政党执政的基础等方面分析了其重要意义。文章认为，非制度性权威是执政党的基础和一个有效政府的前提，增强和培植非制度性权威完全符合“三个代表”的要求，是建设高素质领导干部的需要，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关键词】非制度性权威执政党和政府社会资本政治文明社会资本理论是一个年轻理论，引入我国并应用于研究的时间并不长。作为一个新的理论分析视角和框架，社会资本理论的丰富内容和强大的解释功能使其倍受学术界的关注。但研究多关注社会资本对于个人和组织（特别是营利性组织）的作用，而实际上在社会资本理论体系中，其主体可以是个人、组织和社区，也可以是国家和其它社会实体。社会资本对执政党和政府更有着特殊的重大意义，其中非制度性权威——由人们自发授予、可使人们信从的一种感召力和影响力，体现为执政党和政府不使用行政权力的条件下开展联系、团结、引导群众的能力——是其社会资本的主要内容。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制度建设和法理权威的树立是无可厚非的，而培植非制度性权威是完善执政方式、转变领导方式的需要，也是政治文明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现阶段增强执政党和政府的非制度性权威迫在眉睫。一、非制度性权威: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执政党和政府首先要处理好的关系是其与社会和群众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优势就是密切联系群众，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当利益冲突在人民群众内部无法通过自身机制予以解决时，执政党和政府能够起到怎样的作用以及如何起作用至关重要。同时政府的一整套功能与结构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要整合各种社会力量，维持社会的动态平衡和发展。目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的加速期，制度建设尚处于不断的完善之中，但各种政治、经济体制存在许多漏洞和弊端。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政府调控社会的能力在下降。伴随我国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执政党和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面临发生重要变革的压力。政府职能由传统的统治型转变为现代的服务型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现阶段一种新的经济社会体系正在形成，它对整个社会的作用不断增强，其自主性要求也与日俱增。而经济社会的自主性与政府自主性之间的融洽关系还没有形成。具有强制性的制度性权威（权力）对促进形成融洽关系显得不够，而具有社会性的非制度性权威在这里起着填充作用。政府要实现其功能存在诸多困难与问题。从功能的意义上而言，政府又属于社会的一个独特的部分或领域。多元论的社会观认为社会的主权是有限的，所以政府相对于其它组织和集体的自主性越大，在经验上越成问题[1]。中国现代化必须借助政府的力量来推动社会的整体发展，除了制度性权威外，政府需要通过非制度性权威来灌输其意志、实现其功能。然而，政府受到来自社会的持久的压力，这又会削弱政府的权威，降低政府在这方面的功能。因此，执政党和政府与社会之间需要一种既能实现社会的利益表达又能完成其意志传输的沟通和润滑机制，可消除或减少执政党和政府与社会、群众之间可能会产生的紧张关系，使其作用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这机制就是以非制度性权威为主要内容的社会资本。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的道德力量是其能够执政的重要基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离不开人民的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信念、宗旨和行为使其有着充分的道德基础，也享有广泛的非制度性权威。但近些年来，日益严重的官员腐败事件大大破坏了党的道德形象，也削弱了党的非制度性权威，降低了党和政府的社会资本，并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造成了潜在的威胁。政治合法性是民众对现存政治秩序和政权的信任、支持和认同。古代政权侧重于通过“强力控制”来维持政权的合法性。社会发展到现代的公民社会、市民社会，人们旧有的政治观念已经更新，政权的维持再依靠“强力控制”是不行的，政府必须改变其维持合法性的手段，获得人民所认同的“实质正义”的支持，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得依靠具有社会性的非制度性权威。转型期，党和政府在这方面的忽视导致出现了不少问题。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曾经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危机日益明显，体现在人们对于权威的认同程度不断下降；党和政府及领导人的威望大不如以前；对抗政府法令的技巧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位；中央政府一些关于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无法顺利施行；更普遍存在一种逆返现象，凡是来自上边的意图、决定，都会引起一种出自本能的反感和自发的抵制[2]。一句话，党和政府的非制度性权威在下降。党和政府非制度性权威的下降无疑会使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受损。十六大指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受损的话，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为阻止形势的恶化，保持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党采取了许多措施，如党一直在加强和推进作风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根本目的，贯彻落实中央提出的“八个坚持、八个反对”。我党提出的“德治”实际上也是推行和增强非制度性权威的一个方面。按照费孝通教授的理解，也就是推行一种教化权力，“教化过程是……去陶炼出合于一定文化方式中经营群体生活的分子。这一方面是为了社会，一方面是为了教化者，而并不是统治关系。”[3]传统中国社会几千年来基本上以儒家学说的核心概念之一“礼”来治家、治国、治政、治社会。但非制度性权威的治理不是礼治，因为礼治只能产生并适应于乡土社会，乡土中国，礼只是一种依靠传统风俗习惯来维持的社会规范。显然这在现代匿名社会——高度异质性、高流动性、讲求个人利益与效率、主张理性行动的社会——是行不通的。二、非制度性权威对执政党和政府的意义国家的社会资本体现为使政府可以通过非正式制度或非命令式途径实现国家某种目的或既定利益的伦理规范、价值信念、道德观念、风俗习惯和精神风貌等。时下为了抗击“非典”国家下达了许多命令和指示。同时许多医务人员不惜生命危险志愿加入抗击“非典”的第一线，许多歌星演员勇敢地上医院义演，许多组织和个人也志愿宣传预防“非典”的知识甚至捐款捐物表现出极大的勇气和热情。这表明执政党和政府的非制度性权威还是比较大的，而不是如人们所想象中的那么糟糕。正是由于这方面社会资本的存在，社会上对“非典”还没有形成巨大的恐慌和骚乱，社会秩序得以维持并正常进行。非制度性权威产生的义务是社会性的，而不是法律性义务，尽管不带有强制性，但人们往往更加乐意去履行。在党和政府与群众的互动中，某些行动往往更具有社会性——即更依赖于关系和尊重——而较少受正式权威结构的指导。增强执政党和政府的非制度性权威的直接结果是国家的利益与权威得到维护，正式制度的功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增强执政党和政府的非制度性权威的根本途径是提高广大党员和干部的素质。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国家的政治领域总是以权威的存在为前提的，政治权威是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目前我国正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而政治文明首先就表现为权威产生和运行的合理性[4]。非制度性权威与正式制度产生的权威是相对的。正式制度包括政治规则和契约，以及由这一系列的规则构成的等级结构，它具有强制力，对个体产生的是一种外在约束。非制度性权威主要产生于党员和干部的思想、人格力量和工作作风，对群众形成的是一种内在约束。非制度性权威在广大工作在基层的干部（特别是街道和村乡干部）身上体现得较为充分。他们的非制度性权威实际上比政策法规等正式制度产生的权威对人们行为具有更大范围的约束能力。正式制度的功能在于对人们行为的维系、支撑和补救，尽管我国的各项制度处于不断完善中，但制度性权威的实际有效范围却在缩小，体现在二十年来我国的犯罪率和破坏程度比二十年前要高得多。同时，我国目前的非制度性权威较二十年前下降很大。六七十年代之所以出现了“夜不闭户”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那时候党和政府有着极大的非制度性权威。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利益，除了人民利益外丝毫没有个人私利，中国共产党的信念、宗旨和行为使其享有充分而广泛的非制度性权威。在正式制度调控越来越大的人们生活范围的同时，我国非制度性权威对人们的实际影响在不断下降。转型期，法人行动主体的普遍出现冲击了传统社会秩序，而维持新型社会结构中社会秩序所必需的规范又尚末形成，于是非制度性权威的相对短缺状态便出现了。对社会公共舆论的劝服和引导是执政党和政府培植非制度性权威的重要途径。人们在舆论引导下按既定意念去思考去行动，因此执政党和政府与群众沟通的内在障碍被消除。在这次抗击“非典”的斗争中，中央各大电视台和其他新闻媒体从不同角度展示我国政府抗击“非典”的信心和能力以及我们民族自古以来顽强的战斗力和生命力。在这里，人民群众对执政党和政府充满了信任与高度认同。在这次抗击“非典”的斗争中，执政党和政府的社会资本在这里不动声色地发挥作用，也因此而获得了一种非制度性权威。在德国著名学者哈贝马斯看来，人们在被系统性地限定的沟通中形成了某种特定信念，他们主观上认为这样的信念是不受约束的（事实上已经受到了约束），因此在沟通意义上创造出了一种权力[5]。哈贝马斯的分析重点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层面，而事实上党和政府与社会、群众的沟通过程同样也会产生这样一种权力，这是一种在无形中发挥着巨大作用的权力。党和政府在履行其职责实施其意志的过程中光依靠制度性权力是不够的，它在组织集体、追求整个社会的目标实现过程中同样需要可以生成非制度性权力的社会资本的支持。如为了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需停止对某原始森林的砍伐，政策上的禁止制度规定是必不可少的，而人们对此行动的理解和支持同样不可缺少。缺乏这方面的社会资本，政策的贯彻落实就存在很大的难度。可见非制度性权威的社会资本有助于国家的权力被赋予更多的权威。而根据帕森斯的观点，权力越是被赋予权威，也会有更多的权力[6]。这样的直接结果是国家和人民利益实现最大化。布迪厄认为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是资本的三种基本类型，并且各种资本类型之间可以相互转化。因此，社会资本在某种条件下也是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的。执政党和政府的非制度性权威是一种社会资本，可以转化为另外的资本形式，也可以转化为一种社会生产力。从上面可以看出，执政党和政府的非制度性权威的重要意义首先在于其促进获得社会和群众的支持的作用。在现代社会中，政府的义理性首先来自于公民的普遍支持，这便需要政府和公民之间能有长期而稳定的合作。非制度性权威正是政府和公民合作以及保证整个社会良性运行的基础。卢梭认为，人民拥有的公意是政治合法性的唯一基础[7]。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和国家的决策以社会公意为基础，而以非制度性权威为主的社会资本是形成社会公意的必要中介。第二，促进沟通的作用。执政党和政府与群众沟通无效或受到阻碍是国家和社会不稳定的潜在因素。丰富的社会资本提高了沟通质量和沟通速度，减少了政府政策法规实施的阻碍。在价值取向呈现多元化的今天，执政党和政府努力提高非制度性权威，积累社会资本，充分发挥其促进沟通的功能显得尤为重要。第三，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公民政治参与是指公民自愿地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与政治生活的行为。在国家制度法规保证公民这一基本权利之下，非制度性权威的作用在于进一步调动公民的积极性和责任意识。传统政治伦理使中国民众心理形成了“权威崇拜”——在这里，权威是制度性强制权力——的政治意识，这大大降低了公民的政治参与率。执政党和政府非制度性权威存量的扩大会融洽其与群众的关系，促进政治文化的世俗化，随之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与参与能力无疑会增强。这样也有助于我国政治权威性和实践性的巩固和提高。第四，维持国家和社会的团结与稳定。具有共同理念、内部团结的国家也是一个内部稳定的共同体。非制度性权威有助于执政党和政府与民众建立更广泛的密切联系，这可增加彼此的理解度，提高人们对国家和社会的认同感与归属感，进而维持行动的一致性，执政党政府的权威也得到了强化，从而起到维持国家团结和稳定的作用。三、结语社会转型期，执政党和政府工作面临各种挑战，在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和政府职能转变的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非制度性权威是执政党的基础和创建一个有效政府的前提。研究个人与组织的社会资本往往与经济效益挂钩，认为社会资本可为其带来丰厚的经济利益，而执政党和政府的社会资本不一定与经济相关。培植和增强执政党和政府的非制度性权威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需要，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对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健康的政治局面意义重大。党的十六大明确指出，要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这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全局性的作用。培植和增强非制度性权威是执政党和政府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建设高素质领导干部的需要，也完全符合“三个代表”的要求和需要。具体来说，它更有利于维护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促进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提高。参考文献：[1]（澳）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2]戴维·奥斯本，彼德·普拉斯特里克.摒弃官僚制：政府再造的五大战略[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3]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02-11-18。[1]徐大同主编.当代西方政治思潮[M].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第325页。[2]孙立平.集权·民主·政治现代化[J].政治社会学，1989.03。[3]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66页.[4]李景鹏.政治发展与政治文明[N].学习时报，2002-10-18。[5]Habermas,1986,‘Hannah Arendt’s Communications Concept of Power’,in S.Lukes(ed.)Power.Oxford:Blackwell:75-93.[6]Parsons,1986,‘Power and the Social Sestem’,in S.Lukes(ed.)Power.Oxford:Blackwell:106.[7]卢梭.社会契约论[M].商务印书馆，1982，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