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互建构的全球环境话语与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其它哲学论文.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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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建构的全球环境话语与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_其它哲学论文摘要：全球环境话语与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既能相互促进也能相互制约，并且，这种相互促进、相互制约所形成的持续塑造过程可以使其作用关系最终被归结到建构性质上来，即全球环境话语与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是相互建构的。关键词：全球环境话语；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相互建构Abstract:The Global Environmental Discourse(GED)and the UN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Regimes(UNGEGR)can promote and restrict each other,which reveals the construtivity of their relationship in the durative process of their interaction.Therefore,the GED and UNGEGR are mutually constructed.Key words：global environmental discourse;the UN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regime;mutualconstructivity全球环境问题没有国界，它关涉整个地球以及在这个星球上生活的人类的未来。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为有效地认知全球环境问题、应对全球环境事务付出了持续努力。一方面，一系列表达国际社会对全球环境问题或其相应事务的主流信念、价值、通则与共识的全球环境话语体系被建构起来，并在思考范式上得以不断更新，从谋求生存的“生存主义”到寻求可持续性的“可持续发展”，再到更加自信的“生态现代化”理论与实践，呈现出一种演进的趋势。另一方面，以联合国为中心协调和处理全球环境问题或其相应事务的一系列制度化的原则、程序与组织机构（即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也在1972年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上形成，并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得以不断拓展议题领域、改进运作机制、强化治理期望或信念，总体上亦呈现出一种渐进或不断演进的趋势。这两个方面都相应取得了众所周知的成果，并且，双方成果间的相关性也开始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对此，笔者以为，全球环境话语与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是相互作用的，其作用形式包括促进与制约两种，并通过对其作用内容的探究以及基于建构主义理论所做的相应判断，可进一步把这种相互作用归结为建构性质，即全球环境话语与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相互建构。认知并理解两者间的这种相互建构性，不仅有助于澄清或补充学者们有关环境话语与环境制度共同进化的初步认识①，也能为国际社会构建有关全球环境问题或全球环境事务的认知框架提供一种适当的借鉴和基础。一、全球环境话语与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相互促进总体上，全球环境话语不仅赋予联合国及其相应机构以特定的环境治理身份，还能为其治理行为确立特定的意义，从而使之在全球环境事务中能够获得应有的理解与认可。反之，联合国及其相应机构则在全球环境话语的创设、讨论及其教育培训、实践推广方面付出了持续努力。（一）全球环境话语对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的促进这种促进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确定威胁、提供治理蓝图、定义对行为的期望、建构联合国在全球环境事务方面的相应身份。1．确定威胁这主要指针对全球环境问题的话语讨论可以辨明并界定国际社会在环境事务中面临着哪些主要威胁。这些威胁可能由人类的主观活动导致，也可能由自然因素引发，但不论怎样，它们都已经严重损害或将要损害人类社会既有的生活与生产秩序，甚至危及整个世界的生存与安全。生存主义首先对这些威胁进行了界定。罗马俱乐部在《增长的极限》（1972）中指出了5个方面的威胁：急速的工业化、快速的人口增长、普遍的营养不良、不可更新资源的衰竭、环境的退化；并认为这些威胁之间相互交织。①可持续发展话语则把这些威胁延展到了未来，并详细列举了人类在未来岁月中必须面临的贫穷、温室效应、遗传物种多样性的明显减少、臭氧层耗竭、森林消失、沙漠化等严重挑战，并认为环境危机、发展危机、能源危机实际上是一个危机。［1］31-49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威胁界定的明晰化，联合国已把环境事务所面临的主要威胁明确集中到臭氧层衰竭、全球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消失、土壤沙漠化等重大问题上来。2．提供治理蓝图这里所说的蓝图意味着全球环境话语为解决全球环境问题、消除国际社会在环境事务方面所面临的主要威胁而规划的行动方案或行动路线。尽管不同的话语者所勾画的行动方案其细节或重点可能有些不同，但每一种话语体系所提供的行动方案在总体取向上却是一致的。生存主义话语总体上所趋向的，是对一种统一的权威管制体系的需要。它要求“以必要的统一性为目标来建设人类社会”，试图基于“这个行星上相互依存的新知识”提出“一种统一体系的蓝图”［2］。1972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的建立乃至其在全球环境事务中统筹协调功能的运作，正是这种话语的物质体现，或者说它是生存主义话语造就的产物。可持续发展话语则在生存主义话语维护所谓“一个地球”的基础上向着所谓“一个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努力前进，因为人类世界的分化已经严重阻碍了对“一个地球”的维护进程。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在《我们共同的未来》(1987)中从政策方向、国际合作、机构改革等方面向联合国提出了一系列建议，要求联合国秘书长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个高级的联合国系统领导中心”，“在联合国主持下，准备一个关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普遍性的宣言”，并呼吁联合国大会把《我们共同的未来》转变成一个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规划。［1］13-29《21世纪议程》(1922)的出台以及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UNCSD）的建立正是由可持续发展话语促成的。生态现代化则更进一步，它强调市场、技术以及私营机构对环境与发展事务的重要性，支持更加集约、更加高效的所谓“硬技术”、“硬农业”、“硬动力”，支持“私人保护的积极性”和“私有化污染”［3］，从而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执行手段。在《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执行计划》(2002)中，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市场参与能力从而消除贫穷、促进公私合作以及私营部门的参与和责任、开发并使用更加清洁高效的技术即成为与会各国所强调的重点内容。②3．定义对行为的期望人们在讨论环境问题过程中，不论是把威胁界定在哪些方面，也不论是打算遵循什么样的行动路线，总是要以特定的目标为指引，力图为自己构建一个美好的未来。环境话语如果缺乏一种适当的远景展望或追求，就会失去对社会公众乃至政治人物的吸引力。对所有国家而言，它们最终都需要一个良好的地球栖息地，需要一种洁净的、舒适的地球环境。为了维护这种环境，生存主义果断地舍弃了经济增长，要求实现罗马俱乐部米都斯等人所谓的“零增长”①。而可持续发展话语则认为经济增长、环境保护、社会公正都是长期可持续的，它们可以共同取得进展，从而为人们树立起一种可期待的远景追求，使其逐渐走出生存主义所引发的悲观氛围。生态现代化则确信“市场经济压力刺激和有能力国家推动下的更新可以在促进经济繁荣的同时减少环境破坏,而不必对现行的经济社会活动方式和组织结构做大规模或深层次的重建”［4］。因此，发展将会继续，社会仍将进步；一种乐观、自信的图景在社会中变得清晰起来。4．建构联合国在全球环境事务方面的相应身份由于环境问题复杂关联，国际社会在探索环境问题解决之道时已逐渐认识到了国际联合行动的重要性；随着世界迈入一种快速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协作又逐步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在全球环境协作方面，联合国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角色，世界各国在历次联合国环境大会以及联合国新千年大会等会议上都表明了自己的基本观点与态度。重点以2000年联合国新千年大会和2002年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大会（WSSD）为例。在联合国新千年大会上，与会各国在《联合国千年宣言》中强调“联合国作为世界上最具普遍性和代表性的组织，必须发挥核心作用。”①在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大会上，与会各国则在大会通过的《执行计划》第142段中明确规定：“一个充满生气和有效的联合国系统是增强国际合作、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建立对每一个国家都有好处的全球经济体系的基本条件。”并在随后的第143至155段中对联合国大会、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环境规划署、人类住区委员会、开发计划署、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等联合国机构在全球环境事务中的角色作了说明。②在大会最终发表的《可持续发展宣言》中，与会各国重申：“我们支持联合国发挥领导作用，它是世界上最具普遍性和代表性的组织，是最能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机构。”③因此，尽管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在全球环境事务方面的合法性与治理效能仍有待不断地讨论和改进，但国际社会还是对联合国表明了高度信任与期望，把统筹或支撑全球环境协作事务的主要任务与权威授给了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二）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对全球环境话语的促进这种促进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1．发动或组织全球环境讨论，并为之提供平台自1972年以来，联合国已成为历次全球环境大会的发动者、组织者，这些大会所进行的相关活动及其所取得的成果也是富有生气和显而易见的。在会议之前，联合国往往要聘请专家或组织专门委员会召开筹备会议，拟定大会程序，进行专题调研并提出建议报告或撰写具有大会基调性质的研究报告。④会议期间除了召开所有成员都可参加的全体会议外，还要根据参会人员的性质与要求，按照不同的议题进行小组讨论、辩论甚或谈判。会议在结束时则往往发表能够总结与会人员观点、具有广泛共识性的原则宣言或行动计划。⑤而且，为了能够包容各种相关行为体和利益，对全球环境及发展问题进行充分磋商或讨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正式组织了两个类别的全球环境论坛。一是自1999年起，对环境规划署理事会进行开放和扩大改造，在理事会年会召开的同时举行由世界各主权国家部长级代表参加的全球部长级环境论坛（GMEF）；二是自2000年起，组织与前者平行的由市民社会成员参加的全球公民社会论坛（GCSF）。⑥因此，“关键的联合国环境机构与方案在向市民社会、私营部门、各种不同的行为体和利益保持开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不应当被低估”⑦。联合国在全球发起并组织了绝大多数环境大讨论，为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行为体提供了相互讨论和沟通的平台。2．为全球环境讨论设立议题，积极促进环境思考范式转变自20世纪60年代末尤其是1972年以来，环境问题已经跨越国界而成为全球人类的共同经历和感受。但究竟应当如何思考环境问题，进一步说，如何思考和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人们由于各自所处的境况不同，会不可避免地从不同的视角和背景进行探索，发出不同的声音。联合国在汇聚、引导这些探索从而建立一种协调一致的环境思考范式上发挥了主导作用。以对环境与发展关系的思考为例。尽管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在宣言中指出，“在发展中国家中，环境问题大半是由于发展不足造成的”，而“在工业化国家里，环境一般同工业化和技术发展有关”。但由于大会的主要议题在于使保护和改善环境成为人类“一个紧迫的目标”，因此对环境与发展关系的思考并不充分。①1980年3月，联合国大会发出呼吁：“必须研究自然的、社会的、生态的、经济的以及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的基本关系，确保全球的持续发展。”［5］1983年秋，第38届联合国大会决定成立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专门调查研究环境与发展的关系问题；1987年，该委员会在经过4年时间的努力工作后，向第42届联合国大会递交了研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提出了综合考虑环境、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受到国际社会高度评价与重视。在1992年召开的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探讨并促进“可持续发展”成为联合国设定的主要议题，大会在宣言中提出：“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工作应是发展进程的一个整体组成部分，不能脱离这一进程来考虑。”②与会代表还达成了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行动计划《21世纪议程》。在联合国的努力下，追求可持续发展逐步成为人类社会一种新的环境思考范式和新的全球共识。3．在全球进行环境教育，促进话语学习、沟通与理解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界定，环境教育的主要功能在于培育一种能够认识并关注环境及其相关问题的世界居民，使其在个体和集体层次上具备面向解决当前问题或预防新问题的知识、技能、态度、动机、承诺。③更为深层的，则是通过教育体系在社会中培育一种更为宽广的环境世界观④以及对这种环境世界观的积极感知，培育一种具有环境责任感的环境公民。⑤在1972年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UNCHE)上，环境教育就已成为与会代表所讨论的重要议题。大会在行动计划的第96条建议中提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应当共同创建有关环境教育的国际项目。⑥197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环境规划署即在第比利斯政府间会议上共同发起了国际环境教育项目（IEEP）；1987年莫斯科环境教育与培训大会又把环境培训附加到了教育项目上。⑦《21世纪议程》第36章则概括了环境教育的3项主要内容：朝向可持续发展重订教育方针、增进公众认识、促进培训。⑧1996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又把环境教育方向明确为“可持续”教育。⑨通过在全球层面、尤其是针对青年实施环境教育，设立诸如世界环境日、世界水日、生物多样性国际日、保护臭氧层国际日等各类纪念日，并举办一系列环保推广活动，联合国在提高世界公众对环境保护的认知能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促进了世界公众对环境话语的讨论学习、沟通和理解，从而最终有利于既定的环境原则、战略、计划等在全球各层面各领域的贯彻。二、全球环境话语与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另一面是相互制约，甚至可以说，这种促进本身就是对事物（务）发展路径的一种限制，它使得事物（务）朝着某种方向而不是另外一种方向行进。（一）全球环境话语对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的制约诚如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报告所说的那样：“地球只有一个，但世界却不是。”［1］31北方发达国家与南方发展中国家由于所处的历史境域不同，其发展水平有着或大或小的差异。他们因此具有不同的需求重点、不同的话语背景和思考方式，对同样的环境问题就会产生不同的理解乃至分化现象。1．南北双方关注点不同对北方国家而言，他们一般都是技术革新、工业化进程的先行者、推动者、受益者，处于全球化进程的核心位置，有着较强的避免工业化、全球化风险的能力。由于已经达到一种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认知水平，他们现在所关注的一项重点内容是如何获得或保障高质量的生产与生活环境。对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的建设及运作，北方发达国家注重其效力或效果，倾向于探查该机制有什么样的缺陷、优势和问题解决能力，对与此有关的因素或原因的发现被认为是对机制设计有着重大意义。①北方国家一般认为，南方发展中国家在环境事务方面不负责任是造成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效率偏低甚至失效的主要原因。但对南方国家而言，他们一般是工业化进程的跟随者、模仿者，处于全球化进程的边缘，处于一种致力于国家建设即秉持国家利益至上观念、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加强社会凝聚力、保持政治稳定、大力发展民族经济、恪守或强化本民族文化特色的阶段。他们所需要的往往是依靠持续的经济增长和自然开发所提供的更多的生产与生活资源，环境事务被其当成是发达国家的“奢侈品”，贫穷才是他们所谓的“最大的污染”。②对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的建设及运作，南方国家往往注重其合法性问题，倾向于探查该机制在决策过程上所体现出来的代表性，这种决策过程被认为应该在国际层次上规制公共权力运行，能更好地受制于法律规则。①南方国家一般认为，贫困是环境问题的主要根源，北方发达国家在提供资金与技术方面的不合作、在贸易方面以环境标准所施加的种种限制使得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运作困难、效果不佳。2．南北双方环境知识分化由于南北双方关注点不同，更由于双方在产生和建构有关环境问题的新知识方面有着较大的能力差异，双方之间已经逐步形成了一种有关环境问题的知识分化现象。不论是在环境问题的研究资源、研究团体，还是有关环境问题的科研产出方面，南北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③凭着较强的知识基础，北方发达国家在全球环境议程上的活动能力越来越强，发言权越来越大，所谓的“负责任”形象也越来越清晰；由于知识基础较差，南方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环境议程中的身影则越来越微弱，有关全球环境问题的所谓“全球”知识对南方来说越来越缺乏代表性，南方发展中国家也就不太可能平等地参与到全球环境议程中去。在1996年的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中，第1工作组有158位专家来自美国，61位来自英国，7位来自中国，3位来自印度；第2工作组与第1工作组相似；第3工作组有30位专家来自美国，5位来自英国，7位来自印度，2位来自中国。很明显，与北方发达国家相比，南方发展中国家的参与比例非常小。为了表示对南方国家的重视，提高其参与全球环境事务的积极性，联合国曾在成立环境规划署时专门将其总部设在了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但由于北方发达国家在环境话语方面的强势地位，有关全球环境事务的探讨与实践主要集中在诸如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等北方发达国家，联合国后来组织的大量全球环境公约或多边环境条约的秘书处绝大多数设在了北方，这对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的整体协调与运作造成了或多或少的障碍。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全球环境话语方面的不同理解乃至分化会使联合国在环境目标设定、环境事务安排上遭遇困难，从而会限制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的统一建构和整体运作效果。（二）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对全球环境话语的制约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有关全球环境事务讨论模式的限定将会制约讨论的广度和深度。该讨论模式主要包括参与讨论的行为体、讨论的方式与程序两方面内容。1．对参与讨论的行为体的限定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在召集和举行有关全球环境事务的讨论方面，尽管在不断地扩大非政府组织、私营机构、其他各类行为体的参与，也明确了联合国与非政府组织具有“天然同盟”关系，但它仍然首先是以各主权国家作为最主要行为体的，首先保证的是各主权国家的参与。在2002年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大会的代表安排上，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规定每个“圆桌会议”的席位是70个，而且首先保证50个国家首脑级代表的席位，其次才将剩余的20个席位分配给其他代表，这20个席位还要优先分配给联合国各有关机构或专业组织的代表。对于参加会议的非政府组织、私营机构及其他代表，他们必须获得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的认可方能参加大会讨论。①2．对讨论方式与程序的限定联合国所组织的讨论通常会被分成几种形式，包括全体会议、圆桌会议、非政府组织及相关利益者参加的论坛或其他活动等。在全体会议上往往先进行一般性的发言，然后进行一般性的辩论，代表发言的时间也受到限定；尽管发言者名单是通过抽签方式确定的，但发言的顺序则是首先确保主权国家的高级别代表发言，然后再视情况安排其他代表团的主要代表发言。与全体会议相比，圆桌会议虽然规模较小却更显重要，因为它主要是由主权国家的高级别代表参加，往往会就具体的环境事务展开辩论，有可能取得一些实际的成果。尽管非政府组织等其他代表也有可能受邀参加圆桌会议，但他们通常并不能在圆桌会议上发言。各圆桌会议主持人则由会议组织者按照地缘区域范围邀请。与全体会议和圆桌会议相比，非政府组织及相关利益者参加的论坛或其他活动一般比较简短，其召开往往需要得到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的支持，其成果也要得到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或主权国家集体层面的认可才能发挥特定作用。仍以2002年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大会为例。在8月29—30日全体会议的一般性发言中，发言者名单是依照传统程序确定的，即先保证部长发言，然后由其他代表团团长和观察员发言。在9月2日至4日全体会议的一般性辩论中，参加者主要是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发言的时间限制在7分钟以内。在与一般性辩论同时举行的4个圆桌会议上，除了安排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发言外，还邀请数量有限的联合国机构的负责人发言，非政府组织或其他代表尽管被邀请参加圆桌会议，但并没有发言权。4个圆桌会议的主席也分别来自亚洲集团、东欧集团、拉丁美洲和加勒比集团、西欧和其他国家集团。大会在9月4日闭幕前还举行了由主要群体、政府最高代表参加的多方利益相关者的简短活动，以重申对会议成果的承诺①。因此，在参加全球环境事务讨论的行为体、讨论方式与程序方面，联合国仍然主要遵循了传统的讨论模式，把主权国家间的对话放在了最重要位置。而全球环境问题作为全球化时代的新问题，并没有特定的边界，不会因人为划定的政治界线而裹足不前。以主权国家或其相应集团的政治界线作为参照系的全球环境事务讨论模式，往往会把传统的国家中心主义的价值观渗入到新问题讨论之中，仍然是把同一个地球划成了不同的世界，从而限制了话语讨论取得广泛的、深入的进展步伐。三、两者相互作用的建构性通过前文论述可知，全球环境话语与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两者间存在着促进与制约两种形式的作用关系。而且，笔者认为，基于以下建构主义理论方面的相应判断，这种作用关系在特质上可进一步被归结为建构性质。（一）两者相互塑造在建构主义理论中，“建构”主要用来指涉两个相关因素中一方对另一方的塑造作用，即一方最终构造了另一方并促成对方的存在，但同时也制约着对方的存在状态与发展轨迹。［6］就全球环境话语与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的相互作用而言，有关全球环境事务的大讨论及其所达成的共识与通则、所树立的主要价值与观念赋予了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体系特定的身份和意义，并帮助其设计了行动路线图；这些共识、通则或主要价值与观念还直接转化为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的重要原则。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则为讨论全球环境事务提供了平台、设立了议题，并通过在全球构建教育体系实施环境教育来促进世界公众对环境观念、价值、共识、通则等的学习、理解与沟通，有可能促进全世界环境思考范式的进步或转变。而且就目前实际来看，有关全球环境事务的许多共识与通则，也主要是在国际组织尤其是联合国这样的全球性组织的推动下达成或取得进展的。另一方面，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的建设及运作又有可能受到全球环境话语分化的不利影响，对全球环境事务的讨论也会受到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某些传统的选择性限制。因此，全球环境话语与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相互之间既构建并促成了对方的存在，又制约了对方的存在状态和发展轨迹，即两者都在不断地形塑对方。（二）两者同处一个互动过程建构主义认为，行为体与结构是在一种持续的建构进程或互动过程中构建起来的，如果脱离这一进程，双方都将无法得到有力的支撑。［7］230若把全球环境话语与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分别看作为一种社会结构和行为体，那么，由于两者都在不断地形塑对方，其促进或制约也是相互的，两者实际上就同处于一种持续的互动过程之中。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可能会不断地通过环境治理实践来检验环境话语的真实性、可靠性，推动环境话语逐渐朝着增加深度和广度或其他的某种方向发展。反之，环境话语也会把这种实践作为自己的讨论对象和思考范畴，通过不断地更新自己的思考范式，为构建、加强或转变联合国在全球环境事务方面的制度建构作努力。（三）与因果关系有别因果关系的成立往往需要具备以下要素：在空间概念上，关系的双方是独立存在的；在时间概念上，一方必然要先于另一方发生；在预期上，如果没有此一方，另一方就不会发生。因此，因果理论主要用来解释“为什么”之类的问题。但建构关系则不同，关系的双方往往是同时存在甚至相互包含、相互依存的，更重要的是，一方会为另一方构建起特定的情境并赋予其相应的意义。因此，建构理论主要用来说明“是什么”和“怎样如此”之类的问题。［7］96-108对全球环境话语与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而言，我们不太可能把两者截然分开，断然说一方的存在和发展不必借靠于另一方，或者说独立于另一方。从前文分析两者相互作用当中可以发现，每一方都有可能把自己独特的内容或价值嵌入到对方中去，二者在某种层面上是相互包含、相互依存的；而且，每一方的进展都会成为对方运作的特定场景，一方只有在另一方相对存在的情况下才能具备或展示其特定意义。因此，根据建构主义理论有关建构概念、互动过程等内容的阐释以及建构关系与因果关系的区别，可以判定，两者的相互作用主要是建构性的而非因果性的。四、结语全球环境话语与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可以相互促进、相互制约，两者间的相互促进表明它们可以协同演进，而相互制约则使这种演进趋势限定或稳定于某种范畴之内。由这种相互促进、相互制约形成的持续塑造过程使其作用关系最终可以被归结到建构性质上来，即全球环境话语与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相互建构。两者间的这种相互建构也可表明，掌握全球环境问题的话语权，就能有效地影响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建构；反之，在全球环境治理机制中占据主动或主导位置，也能有力地影响全球环境问题的话语建构。参考文献：［1］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M］.王之佳，柯金良，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2］芭芭拉•沃德，勒内•杜博斯.只有一个地球——对一个小小行星的关怀和维护［M］.《国外公害丛书》编委会，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258-259.［3］彼得•休伯.硬绿——从环境主义者手中拯救环境•保守主义宣言［M］.戴星翼，徐立青，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245-256.［4］郇庆治.生态化理论与绿色变革［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2）：96.［5］张海滨.联合国在世界环境与发展事务中的作用［J］.世界经济与政治，1995（8）:13-17.［6］哈里•古尔德.行为体——结构论战的实质意义［M］//温都尔卡•库巴科娃，尼古拉斯•奥鲁夫，保罗•科维特.建构世界中的国际关系.肖锋，译，张志洲，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95.［7］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