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导权、制度负外部性与亚太地区的经济制度竞争.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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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权、制度负外部性与亚太地区的经济制度竞争主导权、制度负外部性与亚太地区的经济制度竞争—-以tpp与rcep为例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杨慧本文节选自《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21年第2期美国、日本、东盟、中国四个主要行为体的竞争性互动成为tpp和rcep之争兴起和演进的催化剂。tpp和rcep各自的进展及其负外部性，不断改变行为体参与地区经济机制构建的利益预期和动机，最终刺激了两大巨型自贸区在近乎同一时间出现在同一地区，并且持续竞争性演进。此外，作为tpp刺激下加速发展的地区机制，rcep的制度设计也反映了成员国对tpp负外部性的回应以及对亚太区域合作主导权的积极争取。第一，rcep将制度成员限定为东盟的自贸协定伙伴，突出强调东盟的中心地位。《rcep谈判指导原则和目标》明确指出，rcep将保持东盟在地区经济架构中的中心地位。tpp协定谈判于2015年10月结束，2016年2月正式签署，标志着这一亚太地区自贸机制正式建立。2017年1月，特朗普政府以“tpp对美国制造业将是致命打击”为由宣布从中退出，使tpp与rcep之争意外结束。此后，在日本的主导下，tpp的其他11个成员国将tpp改名为《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并于2018年12月签署生效。在tpp协议意外中断的背景下，亚太国家为寻求经贸合作的新突破，转向由东盟主导的rcep也就成为必然的选择。2019年11月，rcep谈判全部结束，最终于2020年11月完成签署，一旦批准生效，rcep将有望成为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的主导机制。原tpp主要成员经济体对美国市场依赖较强，没有美国参与的tpp（cptpp）与亚太经济体的贸易关联减弱，在人口和贸易规模上大幅下降，在标准上也冻结了tpp中关于知识产权等20条高标准条款，在成员资格上坚持开放性，因而cptpp与rcep两个机制并未表现出明显的竞争性。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的tpp与rcep之争呈现出典型的排他性、异质化制度竞争特征。tpp是由美国推动的机制设计方案，旨在抑制排斥美国的亚太地区一体化进程，重塑其地区主导权。东盟提出rcep倡议实质上是对美国主导下的tpp做出的竞争性回应，旨在维护自身在地区机制构建中的中心性和一致性。同时，这一倡议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既能排除美国又能避免与美国直接对抗的区域架构，且能够减弱tpp对中国的负面效应，因而得到了中国的积极支持和推动。更重要的是，tpp初期的顺利进展在一定意义上促使中日两国就推动rcep达成共识，削弱了双方在自贸区构建中的政治对抗，使rcep成为一条能够缓和中日利益矛盾的中间路线。因此，rcep带有明显的对tpp负外部性压力的应激反应属性，主导权竞争和制度负外部性两个因素及其相互作用是驱动tpp与rcep制度競争的内在动力。当然，tpp与rcep之争的意外结束，并非意味着其所代表的两种不同区域一体化模式和路线的融合和统一。随着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对外战略的调整，不排除美国可能重新加入和启动cptpp谈判，将cptpp重新引入tpp轨道和目标，以确保美国在亚太区域一体化中的主导权和影响力，届时亚太地区将可能重回tpp与rcep的制度之争。娱乐与政治：受众娱乐偏好对网民政治参与的影响—基于网民社会意识调查2017的分析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暨社会公正与政府治理研究中心，林奇富，殷昊本文节选自《政治学研究》2020年第5期本文对网民娱乐内容偏好与其多种形式政治参与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与既有研究不同，本文的研究结果并不支持娱乐偏好对政治参与有消极影响的结论，我们发现更加平衡的受众内容偏好与更高程度的政治参与相联系。这意味着以往关于娱乐与政治参与关系的理论已不能解释当下互联网媒介发展和中国政治参与的现状。本文研究发现的解释和讨论有利于我们为促进网民的高质量政治参与提出对策，并在互联网时代重新理解娱乐与政治的关系。中国政治的特殊语境可能为这一分析结果提出一种解释。在投票选举并非公民主要政治参与形式的中国，以信访、上访、集会等为代表的政治行动模式往往更多地受政策需求驱动，更少地如同西方选举投票一样为政治知识所掣肘。另外，压力式维稳的政治环境也加剧了公民的政治兴趣、政治内容偏好与其政治行动的脱节，使此二者与政治表达的结合更为紧密。对于公民的群体性政治行动，甚至包括信访与上访，在“缺乏应有的法律指引和专业规范条件下，政府回应却一直在‘压力型的运动式治理框架内运行”，并追求社会治理的“刚性稳定”。这种处理方式无疑会造成对公民政治行动的压制。公民的利益诉求与针对社会政治问题的观点表达需求，在压力性维稳环境下被开放与多元的互联网空间所容纳，形成了众声喧哗的互联网公共舆论空间。这与本研究中公民政治兴趣、政治信息偏好与政治表达、讨论显著相关，却不与政治行动显著相关的结论相吻合。在网民规模日趋扩大，娱乐化程度不断加深的今天，欲使公民参与向着良性而有序的方向发展，须同时改善网络信息环境与政治参与环境。一方面，应在保持网络空间开放自由的同时，创造关注公共问题的互联网舆论环境，以减小娱乐化的消极影响，培育乐于关注并独立思考公共问题的网民群体。另一方面，应为公民多种形式的政治参与提供更大便利，在弘扬主旋律、维护政治与社会稳定的同时，使公民的利益诉求与针对社会问题的观点得到更充分的表达与释放，引导公民参与以及政府回应步入良性轨道。从互联网以及大众传媒的发展来看，娱乐与政治的不断融合可能是本文研究结果与前人不同的更重要原因。本研究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至少在中国网民群体中，娱乐偏好和娱乐消费已经不是其政治参与的阻碍因素。事实上，网民，尤其是年轻网民，正不断通过娱乐来建立对政治和现实世界的理解。娱乐中的身份认知、娱乐中的态度碰撞，随时都有可能成为网民政治态度的来源与政治参与的动力。另外，传统政治领域的行动者也逐渐开始借助娱乐内容以求更广泛地进入公众视野。种种现象都表明，娱乐和政治日趋融合。在媒介商业化、娱乐化繁盛的时代，这也许是政治议题和政治内容得以在媒体空间保持广泛存在的必要方式。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互联网媒介的进一步普及，媒体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网民的新老更替，更加年轻的网民和更加成熟的互联网产业必将带来娱乐与政治的进一步融合。一方面，这可能是扭转政治冷漠蔓延趋势的一种积极信号：让政治变得“有趣”而易于被大众接受，或许可以唤回部分公民参与的热情—尽管本研究的结果显示，这份热情主要通过线上发表政治观点来释放，对政治行动的推动作用极为有限。另一方面，这种“有趣”的现象背后也隐藏着众多学者对政治逐渐丧失其严肃性与公共性的担忧。以娱乐化政治信息为基础的政治参与易出现话语失范、情绪非理性、缺乏深度，甚至两极分化的特征，难以为政治决策提供良好的支持。然而，无论持乐观或悲观的态度，娱乐与政治都在相互渗透与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