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转轨期政治结构中的权力资本化路径其它哲学论文.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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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转轨期政治结构中的权力资本化路径_其它哲学论文「内容提要」权力资本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权力存在形态，是政治权力资本化和资本经济权力政治化双层面互动与结合的产物。在我国转型期，由于体制接轨存在缺陷和市场机制不完善，权力资本化利用新的路径不断形成和扩张，进而衍生影响深化改革、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等明显的外部性效应。因此，抑制权力资本化的形成、膨胀与蔓延的路径，是我国推进改革、进行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必须重视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关键词」转型期/权力资本化/路径/控制权力资本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权力存在形态，不是政治特权谋求经济权力的单一层面，而是政治权力资本化和资本经济权力政治化的混合产物，它充分体现着政治权力向经济领域、经济权力向政治领域相互渗透的内在要求。从政府的公共性和资本的外部性来看，政府的政治权力和资本的经济权力存在着内在矛盾，但研究转轨国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可以看出，在经济运行过程中，政府的政治权力和资本的经济权力是必然要结合的而且能结合得相当默契，这就使得政府的政治权力具有资本的经济特征，资本的经济权力具有政府权力的政治特征。当前，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推进，在政治权力结构体系中的权力形态出现了权力市场化、商品化和资本化的异化趋势，而权力资本化是权力异化形态存在与发展的本质特征和目标形态。一、传统社会政府的政治权力的释放形态“权力资本化”指的是利用自身拥有的政府公共权力，以及通过资本的经济活动来获取政治特权的方式，来谋取个人或集团的非正当的额外利益或垄断利益的行为。判断政治权力结构中的权力是否资本化，应当看是否满足了三个条件要素。一是社会形态是否具备承认资本的经济权力、通过市场交易来实现资本价值增值的需求；二是政府是否具有绝对政治权力来实行市场管制、强力干预市场交易，对社会资源具有强制性支配力；三是政府的政治权力拥有者或利用资本的经济权力购买到政治权力的购买者主观上是否存在利用手中的权力或购买到的权力来攫取额外利润或垄断利润的动机。在我国的传统计划经济社会，政府直接占有公共财产，垄断经济资源，从具体产品的生产、分配和消费到整个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社会经济发展）都是实行全面干预，不存在不受政府管制的市场经济主体和市场交易过程。而即使政府的政治权力拥有者或利用资本的经济权力购买到政治权力的购买者主观上存在利用手中的权力或购买的权力来攫取额外利润或垄断利润的动机，但传统的计划经济社会政府的政治权力并不具备权力资本化的另两个条件要素，因而在我国的传统社会里，并无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相结合实现权力资本化的客观路径。在传统社会权力的存在形态和释放形态体现为政治权力的单一层面异化。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利用党、国家和社会一体化高度集权方式，采用行政性、指令性的手段整合社会，垄断和支配社会资源，控制私营资本的存在及其市场行为。由于没有私营资本主体的存在，自然就不存在政府政治权力与资本经济权力相结合，谋取特殊利益的客观可能性。政府的政治权力异化的基本表现形式是“拉关系、走后门”，凭借亲朋好友、政府官员的人情关系和人事关系，在安排工作、分配住房、提职调动、入党升学等方面行使特权，并不存在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相结合谋取特殊利益和实现资本价值增值的客观基础，并且权力拥有者所得利益还相当有限。这种权力异化并不能称之为权力资本化，但其却为以后的权力资本化的形成提供历史前提和制度基础。二、转型期政治权力结构中权力资本化的路径依赖当前，我国正处在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的转型期，民主政治进一步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和发展，政府的公共管理理念和管理机制逐步转变。而伴随改革的深入和社会的发展，尤其是社会经济的发展，无论是公有经济和非公经济的混合发展，社会生活将发生更大更快的变化，贫富差距和社会阶层的分化也将更加明显，经济因素在社会关系运转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整个社会由凸显行政权力主导社会秩序的政治一元化社会转为经济因素在社会管理中起重要作用的政经二元化社会。反映到政治层和管理层，就是资本在社会关系中和权力场中所拥有的控制力也将越来越大，政治权力结构中权力资本化的色彩也将会越来越浓。当前我国政治（权力）结构中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相结合、政治权力结构趋于资本化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种路径。一是基层公选制的推行。为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当前我国较基层部门领导人或部门工作人员越来越多地通过公选产生。参选人范围很广，但在目前，最终中选的人除符合一般的条件外，还附有一定的人格魅力、权力基础或资本实力。中选人在参选时更多的宣称代表公众利益，总是利用自身拥有的权力本钱或资本实力，予以选民一定的现利或期利，获取选民的选票。而选民为了获得参选人的利益承诺，极有可能把手中的民主权利和选票当作商品出卖，因而拥有一定资本实力的参选人，中选的机会更大。而事实上这类中选的人不过是想通过选举获得个一官半职的，捞点政治资本，而出于满足资本不断寻求扩张的本质利益索求，中选者很有可能背弃曾经的许诺，利用政治权力谋取自身的利益，经营并扩大资本实力。二是民营资本的渗透。这是资本经济权力政治化、资本的经济权力渗入政府政治权力场并利用政治权力场谋取经济权力的突出表现。为推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快速、协调发展，国家对民营经济的发展给予了高度重视，一些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引进民营资本，给予民营企业许多优惠政策。一些名望较高、实力雄厚的民营企业家为在政府中谋个一官半职的，为壮大自己的经济实力经营关系网、铺平道路，使经济资本与政治资本更好的结合，也都竞相入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一些基层领导干部等。于是，许多民营企业家们总是利用的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已有的关系，明着许以现利或期利（如承诺搞项目投资、地区投资、家乡投资，带动项目事业发展、地区经济发展、家乡经济发展，贡献某项事业、某个地区或家乡等）正经参选也好，还是暗着动用各种关系贿选也罢，总能捞个一官半职的。当顺利入选后，这些民企家们的头衔会立刻变为“某某委员、某某长、某某企业家”，相当响亮，相当有分量，堂而皇之的跻身政治权力场。同样的，出于满足资本不断寻求扩张的本质利益索求，这些“委员们”一旦当选，也总会利用自己的一官半职，利用自己在权力场的关系网，为自己的事业发展谋取利益，壮大自己的资本经济实力。一些民企家对政治权力的渗透，使得权力结构体系中，资本的作用力和影响力将越来越大。在权力与资本相结合的前提下，政治权力结构体系除具备某些原有的体系色彩和特征外，还将具有资本权力化、权力阶层化等新的特征。三是企业改革的管理层收购。传统的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全方位控制了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财产属于国家或集体所有，企业的经济发展战略此时完全服从国家的政治目标，企业领导者既是企业管理者又是国家公务人员，具有双重身份。目前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企业改革已经深入到产权改革深水域，一些地方政府为谋求区域经济利益，通过管理层收购方式变卖、贱买国有企业，一夜间造就了众多合法的私有企业家。其中大多私有企业家的资本并不是通过纯粹的商业经营积累起来的，而是利用自身的特权优势，掌控资源优势，制定收购规则，主导企业市场化改革，通过产权制度的安排使获得的财产合法化并利用市场机制获得廉价资源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实现了对国家财产的合法占有（当前我国法律还未能明确管理层的这种行为是否违法）。企业经产权改制后，其归属由原来的国家或集体所有，转为管理者的私人或小集团实际占有，必然要发生与原先国家利益取向不同的利益价值趋向。企业由国有或集体所有转为私人或小集团所有，企业私有者由既是企业管理者和国家工作人员转为只是单一的企业管理者，但是企业私有者同时收购的不仅有获得的廉价企业资源，同时还有随企业一同转嫁过来的无形的政府权力。企业私有者为谋求企业利益，总会利用其自身原有的政治资源和企业一同转嫁过来的无形的政府权力，甚至利用政府官员通过设置障碍性壁垒限制其他市场主体进入和竞争，实现了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的结合，形成行业竞争优势，攫取行业垄断利润，达到企业资本的价值增值最大化。四是政府及其官员的权力寻租。这既是政府政治权力异化的路径，又是资本的经济权力谋求政治权力的终极目标和终极路径。权力寻租的主体是具备支配政府资源绝对权威的政府机构或其机构中的某个具体官员，政府官员的腐败就是权力寻租的必然结果。权利主体要实现权力资本化就必须还具备承认资本的经济权力、通过市场交易来实现资本价值增值的需求，以及政府具有绝对政治权力来实行市场管制、强力干预市场交易这两个条件。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和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逐步完善并不断发展，政府着力并不断培育市场，完善市场机制，不仅允许而且不断鼓励非公经济发展，使资本的经济权力不断扩张。同时，又由于目前我国的市场体制还不健全，市场运行机制还不太合理，现实中依然存在着诸多依靠市场机制本身所不能解决的问题，这就要求政府必须在一定限度内掌握必要的经济资源和参与必要的经济活动来弥补市场缺陷。因此，资本的经济权力与政府的政治权力结合在这一历史发展和经济体制背景下具有某种天然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政府中掌握着干预经济行为权力的官员出于理性经济人的考虑，在干预市场经济过程中必然会通过政府权力对政府资源和社会财富进行政治分配，实施市场进入限制造成有租可寻的稀缺机会，谋取自身的利益。而资本的经济权力为了增大获取这种稀缺机会的机率，必然要对政府的政治权力进行渗透，进而利用用资本的经济权力换来的政治权力来实现资本价值增值的最大化。如此，政府的政治权力与资本的经济权力一拍即合，各谋所求。政府的政治权力制造有租可寻的稀缺机会，谋取自身的利益，必然会导致权力异化、滋生腐败。在转型期，从土地批租、金融腐败和公司上市以及企业产权改制过程中出现的程序腐败，直至买官卖官，无不显示着政府的政治权力寻租行为的抬升势头。政府的政治权力的寻租行为必然会强化政治权力结构资本化的色彩，并为资本的经济权力攫取政治特权提供更多的制度路径。三、权力资本化的诱发性因素及其外部性效应大多发展中国家在社会转型时期，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存在权力资本化的现象。权力资本化的存在有其社会发展背景、制度基础和体制空间，具体来说，我国转型期权力资本化的产生，是由于在社会转轨时期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法制不健全、政府职能不明确、市场行为不规范以及权力监督的微弱和制衡的无力等诸多因素混合的产物。1、权力对资源的垄断与支配性，这是权力资本化最根本的制度条件。市场经济体制强调对各种资源进行科学、合理、高效配置并获取高效益。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资源的分配原则是“按要素分配”。虽然市场经济体制承认资本的经济权力，政府的政治权力往往也受到资本的经济权力的限制，也就是说资本在一定程度上支撑并决定政治权力的运行，但各种要素的社会结合方式是由一定社会权力结构所决定的。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权力就是对资源的控制力，这里的资源包括自然资源、经济资源、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源。政治权力主体总是根据其总体发展目标函数决定资源配置，利用政治权力的强制性支配力，决定着经济增长的要素组合。因此，政治权力主体为达到谋取经济权力、实现资本的价值增值运行目的，总是利用体制缺陷和机制不完善，通过直接占有或支配公共财产的机会获取额外利润，尤其是在垄断领域，政治权力主体和经济权力主体联合通过控制要素供给、限制市场准入、设定市场游戏规则等方式，设置垄断特权垄断市场机会，攫取高额垄断利润。2、人的欲望的无限性，这是权力资本化存在的内在因素。政府的政治权力异化为特权利益和权力资本，无论有多少政治的、经济的或是环境的因素，最终还要归结于人性的自利性、物欲性因素。在改革的浪潮中，不同的利益主体都在寻求自身的价值定位，社会的各种欲望和贪念在躁动、激荡。由于人的欲望的无限性与资源的有限性总是存在一定的矛盾，因此权力主体不得不谋取特权进而来谋取额外利润，另外社会的物欲化思潮也在诱发权力主体过分利用权力掠夺财富。由于政府的政治权力也受到资本的经济权力的限制，而权力主体又经不住经济权力的诱惑，权力主体总是要敢冒被法律严惩的危险，通过多种非正当方式攫取特权利益，使自己成为集政治特权和经济权力于一身的权贵官僚。尽管政府制定各种法律制度，严惩腐败行为，腐败分子一个接一个被挖除，但依然存在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相互勾结谋取政治特权和资本价值、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腐败现象，问题的根底就在于人对私有利益的无节制追求。3、转型期市场发育不成熟，市场机制不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是一种对各种资源进行科学、合理、高效配置的体制模式，客观上要求与之匹配的法律法规与管理制度能保持一定的运行效率，从而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促进市场的健康运行和社会资源的高效益利用。但大多发展中国家在社会转型期，由于存在市场发育不良的问题和政府利用行政权力配置经济资源并对企业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权力过大的现象，因而存在着滋生腐败的制度基础。我国作为一个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由于市场发育不成熟，市场法规和管理机制不完善，在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国企转制过程中，难免出现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勾结，利用市场体制缺陷和管理不规范，设定市场游戏准则、垄断一定的资源、盗窃公共财产、实现权力资本的价值增值并损害公共利益的腐败现象。4、转轨期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权力运行过程缺乏制衡机制。在新旧体制转轨期间，新旧体制间很难实现完全衔接，这就造成了新旧体制间的空挡，并且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度还不协调一致，政治体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这些都显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所在，也为权力主体在投机心理的驱使下，利用政治体制改革和管理机制的缺陷，侵占公共资源、实现权力资本价值增值提供了体制空间。权力资本的不断膨胀蔓延，除了来自制度和体制还处于转轨状态、政治体制改革还存在某些不足等方面的原因以外，在市场化改革的初期，权力过分集中，权力运行缺乏平衡与制约机制，民主化和法律化程度比较低，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在体制转轨间，政府对社会、企业和市场在管理内容、管理方式和管理手段上都缺乏规范，经常出现管理范畴外的越权行为，这种无制衡的不规范的越权行为将不可避免地造成对各种资源尤其是经济资源的一定程度的行政垄断，从而为利用特权谋取特殊利益提供了便利。权力资本化作为一种特殊权力存在形态，具有明显的外部效应。由于其与民主、法治、公平竞争的社会变革和市场化变革相悖，它的孕育、生长及其扩张，已成为扰乱市场经济秩序，致使政府市场调节失灵，阻碍市场经济的成熟与发展的重要因素；成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顺利推进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提升政府公共管理形象和效率的障碍性因素。1、社会公正的稀缺效应。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实质上就是由原来单一计划经济的结构向市场多元有机结构转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收入分配不公正和差距悬殊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问题，这关系到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平等规则和社会公正的实现。在向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一部分掌控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特权者，利用社会转型、企业产权改革之机，对经济活动的过度干预和不当占有，使权力资本不断膨胀，这必然进一步造成不公正分配和拉大收入差距。分配公正是社会公正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层面，对社会资源尤其是经济资源分配的不公正必然造成公众对社会公正的质疑直至失望，并将直接导致社会公正稀缺和沦失。2、社会群体的分化效应。因权力资本化而导致的社会不公正和收入差距拉大，也必然会引起已有利益格局的调整以及社会结构的变动。除从事教研、医疗、律师、外企业领域等工作并有着不薄收入的群体被视作中间阶层外，通过侵吞国有资本，而从工薪群体中“超然”而出，成为财富增长最快、社会影响力和支配力最强的新型群体，即权贵资本家或官僚资本家；企业改制后的大部分工薪群体则成为时刻担心已得利益保障度、并不断诉求政治上和经济上各种利益的中等偏下阶层，即新市民阶层；在企业改制中被剥离的下岗、离岗成员在接受一定的利益补偿后，而成为被现代城市边缘化的困难群体；而在市场化改革和企业产权改革中未直接涉及的农民则一直是社会的下层群体。3、公共权威的消减效应。社会公正的缺乏、利益群体分化以及政府官员的权力寻租行为必然使政府的公共管理、社会整合的难度加大。在市场化改革中权力资本化所表现出来的分配不公和现实国家体制与意识形态对这种不公正的难以解释，以及严重损害公共权力机关形象的政府权力寻租行为，削弱、降低了政府权威、政府影响力和公信度，使社会成员在强烈的利益反差中开始抱怨激愤，对政治生活开始表现出冷漠和抵触情绪，对形成中的国家体制、社会体制和结构产生漠视、疏离、抗拒等不同反应，这对新公共管理体制和新社会秩序体系的形成构成了社会压力和公共挑战。4、经济资源的耗损效应。权力资本要实现价值增值，不是依靠改进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的手段，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来实现，而是依靠政治特权和经济资本的强支配力结合，来破坏市场经济规则，非法垄断和侵占社会资源，尤其是侵占社会资源中的经济资源。垄断者一旦利用非法手段掌控经济资源，必然会任意挥霍、片面追求资本的价值增值，根本不注意资源的节约和合理、科学利用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使社会经济的发展呈现垄断保守、不健康不稳定的状态。政治特权者利用政治权力进行寻租活动而攫取的大量额外收入，几乎都被个人享乐性挥霍，造成大量的本可用于生产性投资的社会资源被损耗。5、社会价值观念的溃散效应。在改革过程中，中国社会思想观念由单一向多元取向分化，社会成员被赋予更多的价值取向和价值选择的自由空间，并且其价值取向正趋于个性化、现实化。政府作为主导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理念的倡导者和引导者，由于权力资本的存在而造成资源获取和占有机会的不均等，既损害了政府维护社会公正、公平的形象，又破坏了市场经济环境下的社会公平竞争原则，造成利益反差极大，不仅人为地加大了社会成员的不平衡心态，而且使社会成员开始产生对政府公信度的质疑和社会公正的失望，开始以强调自我、张扬个性来主导自己的行为，导致本就影响力微弱的原有社会价值观念体系更趋于崩溃的边缘。并且在利益关系调整过程中，一些群体利益受到损害，极易产生群体性的非理性的不满情绪，形成社会不稳定的潜在隐患。四、权力资本化的路径控制在转型期，由于体制缺陷和机制的不完善，政府的政治权力与资本的经济权力通过各种路径相结合，利用各种方式谋取特殊经济利益，构成权力资本化这种新的社会资本形态。这种新的社会资本形态给我国深化改革、社会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因此，抑制权力资本化的形成、膨胀与蔓延的路径，是我国深化改革、进行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必须重视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一是完善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渐进的长期的过程。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建立一个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依法行政的民主政府、法制政府。改革的重点就是要彻底改变原有政治体制中凸显的权力过分集中问题，特别是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和决策机制问题。没有政治权力约束的人，极有可能沦为资本权力的俘虏。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统治的真正内涵就在于对政治权力的限制，尤其是对领导者个人集权的限制，就是要建立科学民主决策的机制、社会公示和公证的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依法行政，构建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加大权力主体利用特权实现资本增值的机会成本，消除集权者和特权者利用权力谋取经济利益的客观体制基础。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也要不断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进一步完善、规范基层民主选举制度，警惕基层民主权利变成商品，不断健全、强化对基层领导干部的权力约束机制，从制度和机制上遏制基层民主选举中存在的经济权力投机的制度基础，从源头上有效遏制基层领导干部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各种腐败行为。二是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和发展市场运行机制。政府的政治权力与资本的经济权力之所以能相结合实现权力资本化，就是利用新旧两种经济体制接轨过程中的空隙，因此要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尽快破除计划经济体制，加快完善和健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经济体制的接轨，消除权力资本化的经济基础和体制空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加快构建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对各种资源进行科学、合理、高效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这就应培育市场竞争机制，规范市场秩序，规范政府对民营资本和外资的引进、整合与优惠政策，抑制政府权力在市场机制中的强制性支配力，弱化政府在市场管理中的全能管理者角色。现阶段，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和突破点就是国有企业改革。针对目前国企产权改革中出现的管理层利用手中职权和体制真空，内外勾结、违规审批、隐匿转移、侵占私吞国有资产并严重损害职工利益的不合理现象，要尽快制定相关法规和政策，完善国企产权改革制度，规范市场化改革机制，抑制权贵资本和官僚资本的非法形成与膨胀，有效避免国有资产流失，维护广大职工的正当利益，消除部分管理者利用职权攫取公共财产、实现资本价值增值的制度基础。三是加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规范政府行为。权力资本之所以能形成并不断膨胀，主要是政府拥有对各种资源的政治强制支配力，并且这种支配力在体制和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被非法的不合理利用，形成垄断利益和资本的价值增值。这就需要对政府权力对各种资源的支配力加以制衡和监督，应当摒弃全能政府的管理理念，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限权力政府。一是要明确政府的职能定位，做到政府部门权责明确，即要正确处理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实行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发挥市场机制，放权让市场和社会去管理本应属于市场和社会管理的事务，形成政府、市场和社会共管公共事务的三元公共管理结构，转变政府的行政权力无处不在、无所不管的一元主导管理模式，在权力的源头上最大限度地控制政府权力的干预范畴。二是加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依法行政，规范政府行为，即政府部门要不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依据《行政许可法》等相关法规规范、约束政府行为并监督和制约权力运行过程，依法控制政府权力，使政府在行使公共管理的权力运行过程中遵循公开、公正、公平原则，做到程序正当、合法。四是加强法制建设，建立健全权力制衡和监督机制。在原有政治或经济体制中，权力高度集中或权力过于干预，直至权力失控、产生权力资本化的不合理不合法行为，一个重要因素是法制建设不健全，缺乏有效的制衡和监督机制。而要对权力进行制衡和有效监督，一是要加强法制建设，强化法制监督，要继续加强规范行政权力的立法工作，健全政府部门的法制体系，并要求政府部门及其人员要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行使职权，不准越权、滥用权力，形成对政治权力的立法控制，彻底消除以言代法、以权代法、权大于法的人治现象，加大集权者以权谋私、贪赃枉法的受惩机会和受惩力度。二是要建立健全外部监督机制，强化权力防范力度，即政府行使权力不仅要做到自我规范、自我约束和自我控制，还必须接受外部的监督和限制，这就需要构建严密的立体化外部监控体系，即构建行政立法控制行政权、人大和司法监督行政权、社会公众和舆论监督政府行为并暴露政府腐败行为的立体权力制约体制，防止和抑制行政权力的滥用，消除权力资本化的法制基础和社会基础。五是加强廉政建设，构建良性权力道德价值体系。权力资本化是政府的政治权力向经济领域渗透、资本的经济权力向政治权力领域渗透的双层面互动与结合，并非政治权力主体的单一渗透层面，但利用政治特权谋取额外或特殊经济利益却是双层面互动与结合的终极目标。因此，加强廉政建设、构建良性权力道德价值体系也是防止权力资本膨胀与蔓延的内在的道德控制路径。当前，应当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大力加强廉政教育与宣传工作，培育浓厚的社会道德氛围，培养和提高权力主体乃至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通过加强对权力主体的权力道德教育，培养权力主体的服务意识、公共道德和政治责任感，使权力主体形成遵纪守法、诚实信用、坚守公正与公平、勤政廉政的权力道德价值观，并使这种权力道德价值观内化为权力主体的外在的权力行为，控制权力主体理性经济人思维。控制权力资本化、防止权力腐败，除了制度和外部监督层面的硬约束机制外，还必须强化内在的道德约束机制，只有内外用力、“软”“硬”兼用才能对权力资本化形成更有效的系统控制机制。「参考文献」[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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