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上海：晚清小说中都市繁华梦的变迁文化研究论文.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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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上海：晚清小说中都市繁华梦的变迁_文化研究论文【内容提要】扬州和上海都是晚清的重要城市，本文以晚清小说作为文本材料，从城市人物故事、城市生活内容、城市格调三个方面，细致论析从扬州到上海的都市繁华之变迁，即脱离传统性，趋向现代性的过程，并对变迁的文化意义加以探究。【关键词】晚清小说；扬州；上海；都市繁华；变迁扬州和上海都是晚清时期的重要城市，扬州在清代的十八世纪曾经盛极一时，而在十九世纪中期，扬州衰落而上海兴起，这在当时的小说作品中有着具体而生动的反映，本文即以晚清小说作为文本材料，对从扬州到上海的都市繁华梦的变迁加以细致探讨。一在晚清时期，扬州和上海两城市的地位发生了重大的改变，由于盐业政策变化、盐商挥霍过度、旧产盐地衰落等原因，乾嘉时期兴盛一时的扬州走向衰落，这在《风月梦》、《品花宝鉴》等晚清小说里有很充分的反映，问世于1848年左右的《风月梦》对扬州的衰落有具体的反映，第五回：众人望着北岸一带荒冈，甚是凄凉。贾铭道：“想起当年，这一带地方有斗姥宫汪园、小虹园、夕阳红半楼、拳石洞天、西园曲水、虹桥修禊许多景致，如今亭台拆尽，成为荒冢……”陆书道：“小弟因看《扬州画舫录》，时刻想到贵地瞻仰胜景。那知今日到此，如此荒凉，足见耳闻不如目睹。”贾铭道：“十数年前，还有许多园亭，不似此日这等荒凉。”十九世纪后期的扬州已经跌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困境，如《广陵潮》第五十七回对扬州的城市描述，就定位为“僻处江北，斗大一城”。饶有意味的是，清后期焦东周生作有《扬州梦》笔记，书首有葆兴子《序》，其文曰：维扬为古名胜地。清乾、嘉时，商丛聚，骄奢淫佚，成风尚。粉白黛绿，卖笑倚门，斗靡夸多，不下今日之申江。过江名士，如鲫之多，醉生梦死于其间者，不能屈指数。[1]这段话是从上海返观昔日的扬州，将今日之上海，比为昔日之扬州，在十九世纪中期以后，当扬州衰落时，隔江而南的上海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崛起。上海地位的显现经过了较长时间。叶梦珠《阅世编》卷三：“上海之有榷关，始于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关使者初至松，驻劄漴阙，后因公廨窄陋，移驻邑城。往来海舶，俱入黄浦编号”。[2]这是上海作为港口城市之始，此后虽因乾隆二十三年清廷重申闭关政策而使其再度沉寂七十余年，到了嘉、道年间，重开海运漕粮之路后，上海作为“江海之涌津，东南之都会”的地位再次凸现。在1842年鸦片战争后的次年，上海被迫开埠，由于与长江中下游的富庶地区相毗邻，且处于长江入海口的优越地理位置，上海逐步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贸易口岸。所以小说《海上繁华梦》中说：“自道光二十三年泰西开埠通商以来，洋场十里中，朝朝弦管，暮暮笙歌，赏不尽的是酒绿灯红，说不了的是金迷纸醉。”[3]随着中外商人的大量汇集，上海成为中国最繁华的商业城市。当时有各种人士开始从扬州向上海迁移，标志着商贸、通俗文化中心的转移。比如《风月梦》第二十五回所描写的内容就透露出这样的信息，扬州的妓女已开始打算迁往上海，“凤林道：‘前日有人向我说是上海地方，有人在扬州弄伙计，情愿出四十块洋钱代当。他叫我去，我却未曾允他……’”[4]可为补充证明的是《负曝闲谈》第七回中的描写，许多上海堂子中的妓女来自扬州。小说人物冯正帆夜逛上海滩，“有些女人在屋簷底下遮遮掩掩，见他到来，个个有招呼之意。冯正帆心中不解，正走之间，有个又粗又麻又胖又黑的扬州婆子拉了他一把……”[5]通过这些描写，我们可以了解这样一个事实：“扬州艺妓文化是主要依附于盐商经济而存在的，随着扬州盐业管理中心和运销集散中心地位的丧失，扬州盐商大批败落、迁徙，一些盐商的妻女甚至沦为娼妓。十九世纪中期以后，无论是妓女还是‘瘦马’在扬城都难以生存，因此纷纷外移，特别是到十里洋场的上海落脚谋生，扬州的青楼文化也走到了尽头。”[6]上海由于租界的特殊政策，还成为新文化发展的根据地。“中国大多数的文人集中在上海，而出版机关也都设立在上海，使上海无形中成了中国文化最中心的指挥的地点。”[7]尽管这段话讲的是二十世纪初的上海，但是在十九世纪晚期已经朝这个方向发展了。晚清小说也描写了这种迁移。《广陵潮》第三十九回写云麟旧时同学乔家运的自我介绍：“我是从去年便到了上海，如今在一家报馆里弄弄笔墨，也不能算是得意。不过尽我们国民一份子的义务……”[8]上海是报业的集中地，尤其在租界里，由于政府无法干预，成为自由文人办刊物、发表意见的根据地。显然从晚清小说看到的只是都市文化中心迁移情况的只鳞片爪，却有着管中窥豹的意义。如果换一角度，检视古代通俗小说所写城市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在1848年前后问世的《风月梦》之后，写扬州的小说明显减少，写上海的小说渐增，而到了1905年前后，也就是近代小说刊物最繁荣的时期，几乎都以上海作为小说的故事背景，写扬州的小说几乎绝迹。文学作品总是比历史后起一些，从这个角度来说，扬州小说之消和上海小说之长，正是两个城市地位变化的反映。二从扬州到上海，这意味着通俗文化中心的转移，而这一时期写扬州和上海的通俗小说，写扬州的有《风月梦》、《扬州梦》、《雅观楼》、《广陵潮》等，写上海的就蔚为大观了，其中声名较著的有《海上花列传》、《九尾龟》、《海上繁华梦》①等，通过叙述城市中的人物故事，展示了较为广阔的社会背景，真实反映出十九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初这一历史阶段两座城市的社会生活，我们这里就是以晚清小说为研究对象，在城市文化演进的背景中来比较两种同根异质的都会繁华梦，我们从三方面来看这种变迁。第一是城市人物故事，这显然是对两种都市繁华梦加以比较的基础和前提，无论是扬州小说，还是上海小说，讲述的几乎都是风月故事。扬州有着悠久的风月传统，从唐代至于明清，一直是妓女汇聚之地，而十九世纪后期的上海又成为新的妓女聚居地。《九尾龟》第一百五十八回写道：“只说上海地方，虽然是个中外通商的总码头，那些市面上的生意，却一半都靠着堂子里头的那些倌人。”妓女生意的好坏有时甚至成为经济好坏的晴雨表。但是，两地妓女风月故事的内容和内涵有着较大的不同，表现出观念上的递进。如果说《风月梦》、《广陵潮》中还写了妓女的真情，《风月梦》中有双林、《广陵潮》中有红珠，前者最后以死殉情，后者多次舍身救男主人公。这种嫖客妓女的故事仍然带有才子佳人的幻想色彩。而以《海上花列传》为代表的上海小说，则以平实的笔调打破这一幻想境界，实实在在地写出了妓家的奸谲和不幸，小说里的妓女作为近代上海商业环境下的真实剪影，她们既有普通人的欲望、企盼和追求，也有在商业社会所沾染的唯利是图、敲诈勒索、欺骗嫖客等恶行②。另外是对传统青楼才情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风月梦》中的双林是被称赞的人物，临终写下了一首《永诀行》，就这样，其人的才情被突出并且被放大，文中在她被旌表后写别人的议论，“方才这亭子内牌位，是个吃相饭的妓女，名喊双林，非独矢志殉夫，且有才情。我读他那《永诀行》，真令人伤心感叹，这要算是烟花场中出类拔萃第一人也。”而在上海小说里，随机应变的应酬功夫被强调为妓女的立身法宝，《九尾龟》中上海滩妓女“四大金刚”就是因善于交际而成名，传统能诗善文的才情则是被贬损的对象，《海上花列传》第五十六回写了一个酷爱吟诗的妓女文君玉，就被嫖客们所嘲笑，“经过文君玉房门首，尚听得有些吟哦之声。子富心想上海竟有这种倌人，不知再有何等客人要去做他。”显然在商业化程度很高的上海，欢场乃是追求声色的交际场，商务完成后的休闲地，已经没有多少人会去欣赏妓女的才情了，这种追求因而显得非常的不合时宜。更为明显的是两城市的嫖客群体属性也有很大不同。《风月梦》所展示的主要是市井人群，泼皮、帮闲、皂隶等等；《海上花列传》中的嫖客有官宦子弟、而更多的是商人。如洪善卿是永昌参店的老板，吴松桥乃在“门外常有外国人出进往来”的“义大洋行”当差；等等，而在《九尾龟》第五回的一次请客，就很有代表性，“请的是什么纱厂买办金咏南，轮船买办陈少东；又有什么招商局提调祝华封，电报局文案何令仪等”，无不展示出上海作为工商业中心城市的特色。总之，《海上花列传》中的上海情色故事比之扬州含有更多的繁华与靡烂的都市文化特色，《海上花列传》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创作的狭邪小说之处，就是它的“恶之花”中包含了“现代性”的因素。在它所描写的嫖客与妓女的故事里，传统才子佳人的成分减少了，活跃在情色场所的是一帮近代思想特质的商人，他们不仅仅把情色作为个人感情世界的补充，更功利地把它视为商务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使现代经济运作与道德靡烂具体结合在一起。小说里描写一个醋罐子姚二奶奶，她大闹妓院反而自讨没趣，阻止不了丈夫的问花寻柳，因为她知道，她丈夫要“巴结生意”，免不得与几个体面的生意人往来。欢场妓女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充当了商务活动的催化剂。[9]第二是城市生活内容，这是城市繁华变迁最为直观的方面。从扬州传统的单色调文化到上海的拼盘文化，上海一方面兼容了各地文化的特色，另一方面因为有西方文化的示范作用，而兼有中西文化的特色。从扬州到上海，城市场景出现了从自然景点、传统景观到人工景观、西式景观的变化。在晚清的扬州小说里，所描写的城市场景或是街巷市井，或是历史悠久的古建筑、景点。如《风月梦》第二回写陆书的出场：“（陆书）今日午后无事，带着跟来的小厮小喜子到教场闲顽。看了几处戏法、洋画、西洋景，又听了一段淮书，又听了那些男扮女装花戳扭扭捏捏唱了几个小曲。此刻口渴腹饥，正走进方来茶馆……”，这几乎就是如陆书那样的城市闲人一天的主要生活内容，此外的城市娱乐包括：民间聚会形式的喜乐会，端午龙舟竞标，关帝庙进香，观音山烧香，观芍药市，或者打灯谜、顽杂耍、唱隔壁戏、龙船上吊艄（船上表演杂技）、口技、跌博等，或者坐船“到桃花庵、法海寺、平山堂、尺五楼各处游玩”，而到了上海，情况就有些不同了。那么洋场的景象究竟怎样呢？在《海上花列传》里渲染的是与扬州大异的另一种城市景象，洋场里多是洋行，第六回：仲英与雪香、小妹姐踅进洋行门口，一眼望去，但觉陆离光怪，目眩神惊。看了这样，再看那样，大都不能指名；又不暇去细细根究，只大略一览而已。那洋行内伙计们将出许多玩意儿，拨动机关，任人赏鉴。有各色假鸟，能鼓翼而鸣的；有各色假兽，能按节而舞的；还有四五个列坐的铜铸洋人，能吹喇叭，能弹琵琶，能撞击金石革木诸响器，合成一套大曲的；其余会行，会动的舟、车、狗、马，不可以更仆数。这正是当时大都市所特有的，令人目迷五色的商品。《九尾龟》第二回这样概括上海妓女的生活内容，“这班倌人，马夫、戏子是姘惯了，身体是散淡惯了，性情是放荡惯了。坐马车，游张园，吃大菜，看夜戏，天天如此，也觉得视为固然，行所无事。”（第13页）在物质生活方面，可为一比的是，当《风月梦》中还以自鸣钟为希奇（扬州的乡下人穆竺尚不知其为何物），《海上繁华梦》中郑志和等人的新房里已很少看到国货了，文曰：……套房里一张外国铁床，四把外国交椅，一只大餐台子，台上铺的是白绒线台毯，摆些大餐台上应用之物。两壁厢钉了两个外国多宝橱，橱中供的都是小自鸣钟、小洋花瓶、刻牙人物等外国玩物，价颇不赀。地上边正房里是广漆地板，套房里铺的东洋地席，收拾得真是十分精洁。这些都是扬州妓女所不可想象的城市生活。在娱乐方面，上海更展示了拼盘文化的特色，一方面，作为中国第一大都市，它汇集了各种地方特色文化。《海上繁华梦》初集第二十回“广肇山庄建醮，宁波总会碰和”写上海的山庄里，既有一班清音“唱《北饯》的大面昆曲”的场面，又有“许多绢扎的广东灯彩与一个北瓜棚儿”。再如后集第十三回写去张园看焰火，其中就汇集了徽州、潮州、东莞、上海本地四大种类，名目众多，也显示出不同地方的文化特色。另一方面则是向西方引进了新的娱乐方式，以听唱艺术为例。扬州和上海的小说都描写了大量的曲艺娱乐活动，如“扬州歌吹”自古有名，“扬州歌”、“扬州调”都是扬州传统的曲艺形式，在《风月梦》里，不仅记录了许多扬州歌的歌词，还具体记载了嘉庆、道光间扬州歌的演唱情况，如十六回：“贾铭着人将弦子、笛子、笙、鼓、板、琵琶、提琴取来，放在云山阁桌上，十番孩子唱了两套大曲。凤林豪兴，叫十番孩子做家伙，他唱了一套《想当初庆皇唐》，声音洪亮，口齿铿锵……”。到了上海，除了传统的曲艺外，市民的文化欣赏方式已发生较大变化，从单一的“听觉艺术”逐步转为“视觉艺术”的可听、可视且诉诸感官刺激的综合性艺术，比如电影的出现，《海上繁华梦》二集第二十五回写道：“秀夫说：‘因虹口到了一班车利尼外国马戏，听说甚是好看，故到长发栈，想约锦衣、少牧等一同往观。岂知栈里头一人不见，只有守愚在彼，想寻少甫到张家花园看电光活动影戏，又想到徐家花园看焰火去”，这里的“电光活动影戏”就是当时人对电影的称呼，它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兴趣。上海城市景观的现代性特色是与殖民地文化联系在一起的。1846年英国率先在外滩以西区域建立英租界，此后在20年左右的时间里，出现了美租界和法租界，中西共管、文化杂陈成为新的城市特色，如跑马场、招商局、申报馆、工部局、巡捕房、礼拜堂等成为城市场馆的组成部分。比如上海滩跑马场每到春秋两季，最为热闹，《海上繁华梦》初集第八回回目就是“看跑马大开眼界”，正是这些内容树立起一个新的城市形象。第三是城市格调。扬州和上海相同的是休闲和糜烂，两者都开始褪去传统的名士气，上海的蜕变更加彻底，有着更浓重的商业气，更强烈的实利意识和消费意识，人情被充分物化，世风浇薄。写扬州小说大都以传统观念为指归，写上海的小说则刻意塑造了新旧同体、中西兼备、繁华和糜烂共存的城市文化。如果说《风月梦》和《雅观楼》等所描写的都是世俗的情趣，所表现的扬州只是个带有古典意味的传统城市，小说人物如陆书、雅观楼都是传统的败家子弟的典型，作者用以矫正他们的思想也只是传统的劝惩思想，有时甚至用返回乡村的姿态，来对抗城市的堕落风习。如《风月梦》第六、七回写袁猷的表弟穆竺从乡下到扬州城里购物，从穆竺的视角写了他的城市见闻，都是不能为他理解的现实。在小说结尾人物各各凋零，陆书离扬州返家，患了一身毒疮，生死未卜；袁猷与妻反目，一病而亡；吴珍因鸦片案被发配充军，流放他乡；等等，而在结尾的第三十二回，在家务农的穆竺，又至扬州，他的生活境况与众人形成鲜明对比，“再说袁猷的表弟穆竺，住居霍家桥南首穆家庄，在家务农，娶了妻子，如今又生了儿子。正欲上城到新胜街首饰店兑换银锁、银镯与儿子带。……穆竺欢欢喜喜，更换新帽、新衣、新鞋、新袜，直奔扬州。”通过对比，表达了作者对城市生活的质疑。另外，《风月梦》和《雅观楼》结尾还都指向了宿命论和封建道德，《风月梦》中的双林在袁猷死后，选择了捐躯殉夫。《雅观楼》中的雅观楼最后知道自己之败落乃是偿其父之债，宿命如此。扬州小说的思想格调始终没有摆脱传统的框限。相比而言，写上海的小说呈现出新的意识和格调。有研究者就特别指出《海上花列传》中城市意识的强化，认为：“城市作为一种不可抗拒的社会实体在中国小说中打下深深的烙印，也许还是到了晚清才开始。当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极为鲜明地把乡下人到上海‘闯世界’作为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来描写时，城市就不只是一个喧嚣的场景了，它确确实实是一种新的文化。所以，传统的道德批判在韩邦庆那里，渐次让位于‘个人感受’——一种在城市社会环境中形成的特殊心理与价值观念。”[10]正是这种“在城市社会环境中形成的特殊心理与价值观念”，跨越了小说《风月梦》等所代表的城市小说的阶段。与妓院生活相联系的，无论是扬州，还是上海，都是纸醉金迷，灯红酒绿，只不过在嫖客眼里，上海的都市繁华更眩目，更刺激。有关小说有时是以病态的方式来表达糜烂情绪。有研究者论道：“海派作家由城市‘断层’所生就的哀感，全然是个人化的，于是性爱和‘双重人格’便一般成为他们最有潜质的描写对象，反映了他们对身居的都市的理解与把握，反映了他们对自己周遭都市人的思考、判断和针砭。当然他们也时会显露出自身的病态，会把思考变成沉醉，判断变成麻木，针砭变成欣赏。”[11]这段用来解析现代海派作家作品的话一定程度上也适用晚清小说。如《九尾龟》就把章秋谷这样一位时时大谈嫖经的“嫖界高手”视为正面人物。有时其人所为，实在不值称赏，如第二十回面对他人所托之妾，他虽知其人有欺诈之嫌，却故意加以淫污；后来甚至发展到诱奸良家女子，如为了接触伍公馆小姐，不择手段，先是骗奸卖花姑娘，后来私通伍家的舅太太，最终达成目的。而作者在一旁津津乐道，赞赏之情，溢于言表。如《海上花列传》有时候面对追求感官刺激的场面也似乎情不能自已，如第五十一回大家品赏以描写性交为主要内容的《秽史外编》，就是一种激赏式的描绘。洋场是个奇异的地方，是以消费为生活特征的地方。在上海，“你有钱，你可买小姐的青睐，若是没有钱，烧饼店的芝麻也莫想吃一粒，一切是钱说话。”[12]从物化的程度来判断晚清上海小说的城市格调是有启发性的，有研究者认为：“在真正的城市文学中，必须包含物和商品的理念，人的命运和他们彼此的冲突、压迫，不论表面上看起来是不是采取了人格化形式，必须在其背后抽取出和归结到物、商品的属性。”[13]当物的属性被突出的时候，人的属性就被遮蔽了。在浓烈的商业气氛中，人被充分地物化，人情浇薄，《海上花列传》第三十回，写赵朴斋的乡亲吴小大到上海找在洋行帐房里当差的儿子，按吴小大的自述，听说儿子发了财，“我来张张俚，也算体面体面”。不料儿子吴松桥面对没有任何经济价值的父亲，将之视为累赘，吴小大连去三次，也拒不相见，第四趟让帐房给了四百个铜钱，赶他父亲回家。吴小大“一面诉说，一面号啕痛哭起来”。这一段描写了亲情在上海的真实遭遇，亲情已完全被物欲遮蔽，传统的家庭伦理荡然无存。晚清小说中的上海已是一个兼备中西、联结新旧的商业社会，这种更新的景象不仅表现在如前文所述的城市景象，纵欲心态上，还表现在思想观念中新的质素。西方的文明观念在晚清已逐步地进入中国，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比如以往不为人重视的卫生意识，自有了“租界”的示范作用之后，人们观念发生变化，《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写妓女出身的江西巡抚夫人乘着绿呢大轿去上海道署衙门，“由大马路出黄浦滩，迤逦到十六铺外滩。转弯进了小东门，便看见沿路都是些巡访局勇丁，往来梭巡。这一天城里的街道，居然也打扫干净了，只怕从有上海城以来，也不曾有过这个干净的劲儿”。（见第九十一回）当这类新鲜事物进入人们的视野，意识也逐渐在人们心中生根。由于深受封建专制的荼毒，西方制度的文明性很自然地被国人所推崇。《海上繁华梦》后集第三十六回写乌氏寻找被拐的女儿，有人劝其到巡捕房告状，说：“况且西人办事公正，一来不要使费，二来不肯耽延，三来不受嘱托，你可大胆报去，包你一告便准……”，结果巡捕房派出的公差，很快帮乌氏找回了女儿。这些都是以往小说中不可能见到的新的精神气象。与此同时，上海滩上的旧景观却也并不少见，《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写官员的姨太太死后在大马路、四马路上大出殡，“居然用奉天诰命、诰奉恭人、晋封夫人、累封一品夫人的素衔牌”，更令人惊奇的是，妓院老鸨死后出丧，“居然也是诰封宜人的衔牌。后来有人查考他，说他姘了一个县役，……这个县役因缉捕有功，曾经奖过五品功牌的”（第七十八回、第七十九回）。就这样，在上海，尽管它已几乎突破了传统文化的束缚，跨越了以往扬州小说城市景象、思想观念的传统格局，空前地张扬了城市的个性意识，但封建文化传统之腐朽性依然顽固地与现代性一同存在，展示着一个独特时代的城市格调。三最后，不妨总结一下“都市繁华梦”之变迁带给我们的文化启示。晚清是个时代观念发生巨变的时期，城市本身的发展也处于新旧转变时期，小说中的城市故事，即深刻地展示了这种变异。从扬州到上海，标志着都会文化的中心从一个有着乡村文化浓重痕迹的中等城市转到了中国城市文化的发祥地，这种变迁从某种意义上说，乃是从农业文明迈向商业文明，从传统文化逐步走向现代文明。以两座城市的代表作品而论，值得注意的是，《风月梦》和《海上花列传》都表现了好梦成空后的道德劝戒。《风月梦》中的故事结局更像传统的劝诫结局，它以回归儒家礼教为指归。而《海上花列传》以一种原态的生活化叙述，几乎不掺和主观的道德评价，就不动声色地把一种糜烂的生活景象活画出来，虽然作者的描绘里包含了“劝诫”的意思，但其意义远在一般劝诫之上，它展示的那种真实的生活状态，足以让读者去品味、判断和感悟。无论在思想立意还是在艺术表现力上，《海上花列传》比之《风月梦》当然是一种进步。③从小说对待乡下人的态度也很能看出差别，两者将乡村都置于潜在话语背景中，作为参照系，但两者的态度截然不同，《风月梦》表现出退守的姿态，它以乡村人的知天安命，和睦美满作为结果，来规劝城市人放纵欲望的狼狈下场，是一种自足的心态，小说的出发点还是落脚点，都属于传统的道德立场。而在《海上花列传》中，当乡下的赵二宝找到流落街头拉车的哥哥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说俚定归是舍勿得上海，拉仔个东洋车，东望望，西望望，开心得来！”事实表明这是乡下人进城的普遍心态，充满好奇，但是在小说中却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惶恐不安，更多的是充满活力的尝试和参与，这从赵二宝、张秀英入上海后，遍尝了十里洋场带给她们的种种快乐后的心态中可以看出，她们不愿离乡，甚至落堂为娼，也在所不惜。小说写道：“赵二宝一落堂子，生意兴隆，接二连三的碰和吃酒，做得十分兴头。赵朴斋也趾高气扬，安心乐业”，可见出他们抛弃了乡下人的身份，融入大都市生活的心情是多么急切，乡下人一跃而为城里人的喜悦，早已遮盖了廉耻丧失的那一点难堪。这表明了上海这座城市的现代文明所具的同化力量，它极端物质化、充满野性，将人生而有的欲望，强烈地激发出来，以一种张扬人性（扭曲的）甚至糜烂的生活方式来突破传统内敛、保守的文化规范，所以说，以《海上花列传》为代表的上海小说是站在反叛和疏离传统的立场上——这恰恰是《风月梦》们所希望保留的立场，对城市与人的关系作了新的现代性的解读。从扬州到上海——都市繁华梦变迁的文化意义就在于此。注释：①所据版本：《海上花列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九尾龟》[长沙]荆楚书社1989年版；《海上繁华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②《九尾龟》盛赞妓女陈文仙，其实这是一个虚假的几乎令人不能接受的角色。《海上繁华梦》中的桂天香在作者笔下也是符号化的正面人物，作者描写她们的热情和笔力远不及《风月梦》、《广陵潮》中的美好妓女。③遗憾的是，其它的描写上海小说大都没能达到韩邦庆的艺术高度，他们走的是“溢恶”的路子，尽管表现出一定的现代意味，一些故事结局还是回到传统的善恶因果上。参考文献：[1]韦明铧.扬州文化谈片[M].北京:三联出版社,1994.117.[2]叶梦珠.阅世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82.[3]海上漱石生.海上繁华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3.[4]邗上蒙人.风月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178.[5]蘧园.负曝闲谈[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41.[6]江苏古籍出版社编.盐商与扬州[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319.[7]韩侍桁.论海派文学家[A].马逢洋.上海：记忆与想象[C].上海:文汇出版社,1996.[8]李涵秋.广陵潮[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423.[9]陈思和.论海派文学的传统[J].上海文化.2001,（总31）.[10]刘勇强.西湖小说：城市个性和小说场景.文学遗产.2001,(05).[11]许道明.海派文学的现代性.复旦学报.1997,(03).[12]高植.在上海[A].马逢洋.上海：记忆与想象[C].上海:文汇出版社,1996.[13]李洁非.城市文学之崛起：社会和文学背景[J].当代作家评论.199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