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90年代文学批评的一种描述文化研究论文.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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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90年代文学批评的一种描述_文化研究论文对90年代中国大陆的文学批评，近几年文坛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攻讦的、维护的，低调的、高调的，悲观的、乐观的，说什么的都有。攻讦者不在少数，几乎已成为一种时尚，其主要观点有三：一曰文学批评“缺席”说，指的是文学批评衰颓了，在真正需要批评的地方，却不见批评家的参与，学院派批评家“胜利大逃亡”了（注：此种意见从90年代初起就不绝于耳，延续至今。有的甚至极而言之曰：“其实与其说是‘缺席’，还不如说是‘退席’来得恰当。”见李振声《近年文学批评之评议》，《文艺争鸣》1997年5期，页62。其他参见注4、注5诸文。）；二曰文学批评的“商业化”，批评沾染了铜臭和陋习，学风、文风亟待端正（注：此种意见也时有所见，参见《文艺评论问题何在？》，《文学报·大众阅读》2000年1期。）；三曰文学批评“走向终结”说，它“改变了传统的存在方式”而向“文化学转向”，“文学批评事实上已经被文化批评所代替”（注：持此意见者，较有代表性的，近期如刘士林《文学批评的终结》，《文论报》2000年3月15日；王世城、姚新勇《谁来进行文学批评？——关于文学批评文化化的分析》，《文艺争鸣》2000年2期，页19—26。）。维护者大多是文学批评营垒中人，举例而言，数年前有笔者和王干在《南方文坛》撰文（注：笔者《文学批评：从80年代到90年代》，王干《保卫90年代的文学批评》，《南方文坛》1997年5期，页10—13。），今年有孟繁华等人在《钟山》集体对话（注：孟繁华、李洁非、徐坤、周瓒《90年代文学批评的回顾和检讨》，《钟山》2000年1期，页196—201。）。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不同，它夹在作家和读者之间，弄得不好极易为双方所诟病，因而向来攻讦者多。这几乎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新中国成立以前少有专业批评家，真正著名的批评家大都是著名创作家或思想家、理论家，如鲁迅、茅盾、瞿秋白、周扬、冯雪峰、胡风、周作人、梁实秋、李健吾等人。建国以后，尤其是七八十年代以来，出现了数量可观的以文学批评为主业或副业的批评家，批评中所出现的问题确实不少。尤其是进入90年代，在市场化、世俗化的时潮中，整个文学滑向边缘，文学批评更在边缘的边缘，因而它面临着更大的生存困境，自然也就衍生出诸多问题。单纯的攻讦或单纯的赞美，均无济于事。笔者以下所做的，是企图从历史的发展中给90年代的文学批评勾勒出一个轮廓，并尽可能地贯彻一种反思的精神，提出一些有待继续探讨的命题。一条不平坦的路程新中国建立以后的文学批评，大体经历了两个大的时期：一是从1949—1976的27年，一是从1976—1999的23年。前27年的文学批评又可以“文革”为界分为两个时段：前17年（1949—1966）为一个时段，“文革”十年（1966—1976）为另一个时段。前17年的文学批评基本上是被用作为政治服务、为贯彻宣传当时的文艺方针政策服务的，作为文学战线的“轻骑兵”和“哨兵”（周扬语），它的最突出的功能是充当阶级斗争的工具和武器。在大陆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文学批评都充当了先锋的角色。当然，不是说没有局部的建设成绩，特别是在不搞政治运动的时候或者批判的风潮过去以后，批评界则比较注重于建设工作，因而整个五六十年代，理论批评工作基本上呈批判和建设相交错的局面；也不是说没有出现过有成就的、具备着建设品格和深湛学养的理论批评家，这些理论批评家为了抑制“左”的文艺思潮和倾向，做了许多筚路蓝缕的工作，功不可没。但是，就整体而言，在五六十年代，确实是没有健全的文学批评的，至少，文学批评是没有自己独立的品格的。“文革”时期的文学批评则是前17年文学批评发展的一种“极化”（注：“极化”一说见杨鼎川《1967：狂乱的文学年代》（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前言》页1—9；作者解释说，“极化”也就是“极端意识形态化”或“彻底意识形态化”。），实际上成了“大批判”的同义语，是江青一伙用来整人、打击文艺工作者的棍子，被充作“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文革”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学批评先是作为批判“四人帮”、“拨乱反正”、解放文艺生产力的“工具”（当然，这是另一种性质的工具，但依然是工具）。直到80年代，情况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那时，理论批评界开始摆脱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框架，首次提出了文学批评应具有独立品格、独立地位，应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建设的意见（注：其时此类意见甚多。如朱寨在《历史转折中的文学批评》中说：“文学批评是科学，应该遵从文艺理论和社会科学理论原则。”（《文学评论》1984年第4期，页21）丹晨在《文艺理论批评甘苦谈》中说：“文艺理论批评是一门科学，是有它自己的研究对象和任务的。”（《人民日报》1985年3月18日）白烨在《文艺批评的独立性及其他》中也提出了“文艺批评在文艺科学中的地位和独立性问题”（《文汇报》1984年10月28日）。等等。）。尽管文学批评是一门与社会政治、与主流意识形态关系十分密切的学科，它无法摆脱与它们的联系；但是文学批评作为一门科学，它与社会政治、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不应该表现为依附和从属的关系，而是表现为主流意识形态对于文学批评的指导和制约的关系。文学批评的作用将不是表现在为社会政治、为主流意识形态承担某项具体的任务，而是表现在为社会的进步和文学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从80年代开始的对西方文论包括弗洛伊德学说、存在主义、非理性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20世纪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思潮的译介，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的引进，在80年代中期形成了高潮，遂引发了“新方法论”问题的讨论，“文学主体性”问题的讨论，等等。这些都有助于理论批评工作者思维空间的拓展，激起了他们建构一种具有现代文化品格、现代思维方式、现代知识结构的新的理论批评体系的热情，使一批富于生机的文艺新学科如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文体学和比较文学等建立了起来；同时也使固有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批评体系发生了嬗变，促成了多元的理论批评走向。与此同时，80年代也从国外引进了各种各样的批评观念和方法，在文学批评工作者面前开启了多种多样批评的窗口，大大拓宽了他们的视野。如今人们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多有诟病，却没有充分估计到这种引进和译介对当时的理论批评界（包括文学批评界）所产生的强大的冲击。80年代以来大陆的文学理论批评所产生的发展和变化，不能说是与这场冲击无关的。按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观点，“20世纪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迹象是它正转向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注：弗·克鲁斯《文学批评》，《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0卷，1980年版，引自《外国现代文艺批评方法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页566。），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雷内·韦勒克才说，20世纪才其正当得起“批评的时代”这一称号，“不但数量可观的批评遗产已为我们所接受，而且文学批评也具有了某种新的自觉意识，并获得了远比从前重要的社会地位。”（注：雷·韦勒克《文学批评）》，《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百科全书》第2卷，1977年版，引自《外国现代文艺批评方法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页570。）不过对于中国来说，这种自觉意识的获得却要迟至80年代以后（在8 0年代之前，由于文学批评通常被置于权力意志的统辖之下，因而难以获得自觉意识），其主要表现就是具有学科形态的文学批评的建立，文学批评摆脱了对于权力意志的依附，从而造成了一种相对独立的格局。就文学批评的种类来说，就有诸如社会—历史批评、文化批评、精神分析批评、结构主义批评、比较文学批评、文体形式批评、印象批评等等不同的形态，尽管还不能说已经形成了不同的批评学派，但至少已经造成了多元的批评格局。文学批评工作者的主体创造精神得到了极大的发扬，出现了自新中国建立以后文学批评最活跃、最有创造性的局面。当然，80年代的文学批评仍有不成熟的方面，仍存在着种种的弊端。这是跟当时整个文学理论批评所存在的问题密切相关的。例如，有些理论批评家过于匆忙建构自己的理论批评体系，而这种体系却没有坚实的基础，实际上如沙上建塔；有些理论批评家脱离了中国社会生活和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实际，过分追逐超前性、超国界，唯外是从、唯新是从；有些理论批评家面对着多元并举、共存共荣的局面，还没有改变旧的斗争思路，还想以一种理论统一天下，吃掉对方，如此等等。一方面是由于西方各种理论批评流派的传入所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理论批评界面对着各种思想观念的冲击，还没有形成自身的价值取向，从而造成了诸说林立、良莠并存的局面。这都是文学理论批评在回归自身、建构自身的过程中很难避免的问题。具体到文学批评，其主要问题表现为引进西方的观念和方法过快、过急、过杂，没有经过很好的消化，与此同时，又有忽视本民族的批评传统、忽视读者接受需求等问题，有些批评文章写得十分玄奥、艰涩，连一些专家学者都表示难以接受，更不要说一般的读者了。批评对读者的疏离，造成了读者对批评的冷淡。这虽然并不是80年代文学批评的主导倾向，但却是一种应予疏离的倾向。90年代的深刻变化到了90年代，由于整个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并获得体制上的合法性，在市场化、世俗化的潮流中，文学批评几乎找不到自己的生存空间，一下子变成了“灰姑娘”，批评界的思想一时调整不过来，锐气大减，大有前路茫茫、不知所向之感。如果说在商潮的冲击下整个文学跌入低谷这种说法未必确切的话，但是说文学批评跌入低谷却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像80年代那样文学批评曾有过的热烈局面已经不复存在了。1993年，笔者在一篇文章中曾这样说过：“面对文学批评的低谷，我常常向自己发问：这难道仅仅是时势使然，而没有文学批评工作者自身的问题吗？譬如批评者使命感、目标感的失落，心态的浮躁，以及日薄西山的世纪末情绪，在我们身上不是都或多或少存在着吗？我还向自己发问：也许昔日文学批评的那种热闹、那种辉煌不过是非常态，而如今的这种寂寞、这种疏落才是正常态？也许中国从事文学批评的人确实是太多了，那狭窄的批评小道怎么能挤下这么多芸芸众生，非得要淘汰掉一批沙子，批评才会有再度辉煌的一天？……”（注：《在理论和创作之间——朱向前〈黑与白·序〉》，见笔者《文坛感应录》（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6），页228。）这当然只是一种情绪化的表述，远不能代替对于90年代文学批评的科学评价。倘若我们以平常之心来看待文学批评在90年代的境遇，则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在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文学无论如何难以成为主角，它只能充当配角，处于边缘的地位。整个文学的命运尚且如此，文学批评又何能例外呢？它是配角的配角，处于边缘的边缘。要想跃居中心，充当主角，这无异于痴人说梦。尤其是“商品”这个“幽灵”已经无孔不入、无处不在的情况下，文学批评要想逃离这个“幽灵”的侵扰，躲到一个清净的所在，这是极难做到的。因而，90年代的文学批评产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了。90年代的文学批评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深刻变化呢？举其要者大致有四：其一，多元结构的进一步确立。文学批评的多元结构在80年代业已基本形成，到90年代则获得进一步确立。这跟整个文学的状况基本是一致的。这里所说的“多元”，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指批评“派系”（并非有组织的派系，仅指其批评倾向和批评方法大致相近而言）的多元，有新左派的，老左派的，自由派的，中间派的，还有“后现代”的，等等。二是指批评功能观的多元，大致说来，如今的文学批评是由这样四个部分、即四个“元”所组成的。一是服务型或说工具型的文学批评，它基本上是为宣传贯彻现行的文艺方针政策、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的，强调文学的教化功能和认识功能，有较强的政治功利色彩。二是科学型或说学术型的文学批评，它强调文学批评应具有不从属、不依附于外物的独立品格，它既不附属于某种政治或意识形态，也不附属于创作流派和创作活动，它有着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应该造成一种学科形态。三是鉴赏型或说艺术型的文学批评，它并不注重批评的科学性，更强调批评是一种鉴赏和审美的活动，批评者应具备自身的审美感受和艺术直觉，注意批评的艺术，这种批评甚至比科学的文学批评更具影响力。四是大众文学批评，这是文学的消费性（休闲性）功能凸显的现时代的一种批评行为，它主要指向供大众休闲和娱乐的文学艺术品类（如言情小说、武侠小说、惊险侦破小说，以及大量的大众娱乐休闲手段），具有不同于纯文学的一套游戏规则和批评标准。四种批评代表了四种不同的批评功能观，都为当今的中国所需要，谁也代替不了谁，实际上形成了多元互补的格局。其二，队伍构成的变化。80年代的文学批评队伍基本上是由四部分人所组成的：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大学教师、报刊编辑、作家。90年代的文学批评队伍虽然仍由这四部分人组成，但其成员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的退役了；有的改行了；坚守原岗位者也不单纯以文学批评为生，或另有所钟。批评队伍的这种变化，固然有自然规律方面的原因（如一些老批评家的相继去世，批评家年龄的老化，因而不得不退役、改行等），但根本原因乃是由于商品社会时势之使然，在商品社会为批评家所提供的多种选择面前，批评家作出了别样的选择。在笔者看来，90年代批评队伍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有两个。一个是媒体的编辑记者不时地客串批评的主角，左右着批评的舆论导向，充当了准批评家的角色，甚至比批评家还要批评家。有人把这叫做“媒体批评”。媒体批评虽然不具有专业批评那样严整的学理性，但却具有从众性，极具捕获力和煽惑力。有人曾经说过：一篇由新闻记者速成的消息或报道（更不用说稍许下功夫的文章了），远胜于由批评家苦心经营的批评文章——这并非夸张。媒体的发达和媒体功能的扩大，正是商品社会的特点，因而，媒体在商品化、世俗化的文学批评中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原不足怪。二是从事批评的成员中，高学历者（博士、硕士）剧增，这些年轻学子虽未必以批评为主业，也并非全身心投入，或者只是将文学批评作为一种“业余爱好”，但他们对新知有一种天然的亲近力和容受力，也敢于提出新见，对文学界有一种冲击力。当然，其中有些批评文章并不以学理性取胜，立论轻率，甚至有哗众取宠之嫌，有称之为“杀手”式的批评者，但他们的意见也并非一无可取，所提出的某些问题有时也能引发人们作别一方面的思考。（注：明显的例子有二：一是1998年“新生代”作家朱文、韩东等人，在许多媒体上搞了一个关于《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六份答卷》（《北京文学》1998年10月号）的游戏，对当代文坛几乎进行了一场扫荡，并且涉及到对历史、对传统的许多看法；二是1999年底和2000年初葛红兵发表于《芙蓉》上的两篇文革——《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1999年第6期）和《为二十世纪中国文艺理论批评写一份悼词》（2000年第1期），两篇文章都操着一种极端的、否定的语调对20世纪的中国文学和文艺理论批评作出颠覆性的评断。）其三，商品化、世俗化的倾向。文学也是一种商品（当然是一种特殊的、精神性的商品），这是80年代后半期、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人们才普遍具有一种观念。90年代，文学的商品化、世俗化的进程加快了，文学作品要推向市场必需通过宣传，其中包括“炒作”，这是出版家和作家都愿意做、也不能不做的事。在文学界“炒作”之风日盛的情势下，文学批评也不可避免地参与了“炒作”。文学批评本来是最没有市场竞争力的一种活动，它要参与市场的竞争，只能倚托于作家作品，于是，一些不正常的批评现象就出现了，最常见的有两种：一曰“捧杀”，二曰“骂杀”。此外，还有一种“有偿批评”，也就是付酬的批评。按理说，批评家付出了劳动，应该得到合理的回报，“有偿批评”也是情理中事。批评家也是寻常人，他需要生存，当然不可能清高到拒绝物质考虑的地步，何况文学批评本来就是最不见经济效益的一类（注：一篇万字的评论研究文章，在正规的学术理论刊物（如《文学评论》）上发表，其稿酬大致相当于发表在畅销报刊上的一篇千字文（散文、随笔、杂感等），其低值可见一斑。）。当然，“有偿批评”也极易助长批评的庸俗化倾向，削弱文学批评的科学精神和批判力度。事情就是这样的矛盾着。对于文学批评的商品化、世俗化倾向，一如对于整个文学的商品化、世俗化倾向一样，应持两点论而不是一点论。一方面，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批评的一种必然走向。我们是唯物论者，唯物论者首先就得面对事实，事实是：中国不能逾越市场经济阶段，文学批评也就不能不受到市场的制约。想逃避这种制约，就如同想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是不可能的。关键是如何应对。因而，另一方面，就有一个如何应对并突破这种制约，以葆有文学批评的独立品格，实现其自身的价值取向，求得文学批评更好、更健康的发展。但这是另一个问题了。其四，文化批评对文学批评的渗透，批评的文化化倾向。在90年代的各种批评中，发展最快的是文化批评，女性主义批评也在这一时期脱颖而出，获得了引人注目的发展，当然，社会—历史批评仍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而精神分析批评、结构主义批评、比较文学批评、文体形式批评等明显弱化。文化批评之所以在90年代获得强劲的发展，可能有这样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在商业时代泛文学现象的大量出现，其主要表现就是大量的文化现象进入了文学领域，有论者将其描述为“文学已经离开了经典文学时代而开始进入了泛文学时代”（注：徐亮《当今文学命运——从经典文学时代到泛文学时代》，《文艺报》2000年2月1日。），于是，文化批评便应运而生。二是由于西方“后现代”文化理论的引进，改变了传统批评总是围绕着作家—作品—读者这种三位一体的建构，而与“一种泛化了的、文化化了的文本形态发生了从未有的密切联系”（注：刘士林《文学批评的终结》，《文论报》2000年3月15日。），这种批评所关注的与其说是文学的审美品性，不如说是文学中的非文学因素，譬如文学作品的文化性质，它如何被生产、被接受的过程，它如何体现了大众的消费欲望，如何进入市场化的进程，它代表了什么样的文化理念，等等。文化批评不仅扩大了批评的疆域，而且也使得文学批评有可能充实其历史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的内涵，而不至于作茧自缚。因而，这与其说是一件坏事，还不如说是一件好事。当然，不能认为文化批评已成为当今文学批评的主流，并从而轻率地宣告“文学批评的终结”；事实上，文化批评只是当今批评的一种，它并没有、也不可能取代文学批评，文学批评仍然存活着，当然，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势必改变其存活的方式。有待继续探讨的命题尽管90年代没有给文学批评提供一种良好的生态环境，也缺少像80年代那样富于激情和创造力的文学批评，缺少像80年代那样“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理论批评家和批评文章。但是，它也并不像某些论者笔下所描述的那样：“文学批评隐退了，批评由此成为一场堂·吉诃德式的风车大战、一场任意而悬空的舞蹈。”（注：王世城、姚新勇《谁来进行文学批评？——关于文学批评文化化的分析》，《文艺争鸣》2000年2期，页25。）事实上，在90年代，文学批评界还是做了不少卓有成效的建设工作的。当然，不能期望能够引起像80年代那样的轰动效应，何况，那样的轰动效应也许只是一种非常态，而非正常态呢！单就90年代出版的丛书、套书来说，比较突出的就有：汤学智、杨匡汉、张德祥主编的《新世纪文丛》（9种）（注：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谢冕、李扬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丛书》（10种）（注：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陈思和、王晓明主持策划的《火凤凰新批评文丛》（10种）（注：学林出版社，1994—1995。），谢冕、孟繁华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11种）（注：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杨匡汉主编的《90年代文学观察丛书》（10种）（注：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这些丛书和套书，或对百年中国文学，或对新时期文学，或对90年代文学进行了从点到面的研究，提出了一些能够引发人们继续探讨的命题。而近期对新中国文学50年的研究，也摆脱了单纯歌功颂德的思路，而立足于从反思中总结经验教训，这方面比较突出的成果有：杨匡汉、孟繁华主编的《共和国文学50年》（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张炯主编的《新中国文学五十年》（注：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等。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也出现了几种面目一新、颇具特色的新作，如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注：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和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注：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就突破了先前许多集体编著的文学史的套路，虽然还可以作为教科书使用，但已经出现了一些不同于教科书的、体现了“私家治史”的特点，主要表现就是不受流行观点的约束，而提出了一些独具个性特点的概念、范畴和叙述方式，而这些概念、范畴和叙述方式又是对历史本身的还原。如洪子诚运用了一种朴素的、平实的，又很有智慧的叙述方式，一种“中性”的史家笔法，一种“点化”的叙事策略，对当代文学的历史进行还原；陈思和则倾心于构筑以文学作品（而不是以文学运动和创作思潮）为中心的文学史体系，并提出了“民间文化形态”、“潜在写作”、“多层面”等一些文学史写作的新概念和新范畴，都是颇有创造性的。对此伏彼起的创作潮流，文学批评界也从来没有中断过自己的声音，并且适时地提出和探讨了诸如新写实小说、大众文学和精英文学、长篇小说热、散文热、都市文学、新生代、现实主义冲击波、女性主义和女性写作等问题，都对创作潮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至于文学界的每一次大大小小的讨论和争鸣，包括一些新的命题和口号的倡导，都少不了理论批评家的参与。因而，笼统地指称文学批评的“缺席”和“失语”，是并不确切的。以下着重对90年代提出的、与社会转型期的文化现状密切相关的三个问题略加评述，这三个问题实际上都已超越了文学批评的范畴，而与文化批评密切相关，但它们又实际上是由批评界首先发难的。其一，人文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和定位问题。这当然是整个人文知识界的问题，但却是由文学批评界首先发难的。1993年，发难者王晓明等人首先提出了“人文精神的衰落和重建”的命题，从而引发了一场持续两年之久的关于“人文精神”问题的讨论（注：参见王晓明《旷野上的废墟》，《上海文学》1993年6月号；多人《人文精神寻思录》，《读书》1994年3—8月号；王蒙《人文精神问题偶感》，《东方》1994年5期；雷达《人文精神质疑》，《光明日报》1995年7月15日；《世纪末之争，知识分子与人文精神大讨论》，《今日名流》1995年12月号；《人文精神讨论述要》，《文艺报》1996年3月15日。在《世纪之交的冲撞——王蒙现象争鸣录》（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等书中收录了讨论中的一些主要文章。）。讨论中涉及到“为什么要提出重建人文精神？”“什么是人文精神？”以及“是否可能和如何重建人文精神？”等诸方面的问题，讨论中尽管歧见迭出，一些概念缠夹不清，甚至有些混乱，但主要焦点实际上都集中在如何看待当今的文学和文化的危机，在社会的转型期，在市场化和世俗化的文化语境中，人文知识分子对自己的文化身份如何定位，对商业社会是热烈拥抱，并与平庸和粗鄙合流，还是保持必要的距离，葆有人文知识分子自身的独立品格？现在看来，王晓明等人对转型期社会的文学和文化危机的估计确实是言重了，对市场经济的发展给人文知识分子可能带来的机遇和催动力也估计不足，对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文化身份的定位也有些守成，但是，他们大呼猛进、倡言人文精神的激情，确实给文学界、乃至给整个人文知识界带来了一种新声，这使尽管对讨论中的一些观点颇多困惑的人，也发出了这样的声音：“沉闷的文学界太需要这种振聋发聩的新声了。”（注：雷达《人文精神质疑》，《光明日报》1995年7月15日。）通过讨论，不仅暴露出知识分子内部的分野，人文主义和商业主义的一种既对立又相互渗透的关系，同时也促发了人文知识分子言说的激情，反映了一些有良知的人文知识分子并不愿意放弃老祖宗的“言志载道”的传统，依然葆有某种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其二，关于“后现代”问题。伴随着“后先锋”、“后新潮”、“后新时期”、“后殖民”、“后寓言”这一系列“后”学的登场，“后现代”遂成为90年代理论批评界的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其实，根据有的学者研究，“后现代主义进入到中国实际上是80年代初的事”（注：王宁《后现代主义：从北美走向世界》，《花城》1993年1期，页201。）。不过，比较系统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传入，则是8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弗·杰姆逊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的译介，但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注意，只有到了90年代，才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这显然是与这个时期社会和文化的状况密切相关的。市场化、消费化的汹涌潮流，大众传播媒介的空前发展，都促使一些学者试图用“后现代”的文化理论来阐释当下的一些文化和文学现象。这方面的代表性的学者有袁可嘉、王宁、王逢振、赵一凡、盛宁、陈晓明、王岳川、张颐武以及英籍华裔学者赵毅衡诸人。（注：《花城》1993年1期，页203。）王宁在《后现代主义：从北美走向世界》等文中，以新潮小说和新写实小说为证，指出它们实际上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后现代主义的变体”，“它们以其独特的东方和第三世界话语为媒介，为国际性的后现代主义文学运动提供了难得的文本。”（注：朱立元《关注当代文学中的“后现代”现象》，《文艺理论研究》1993年2期，引自《中华文学通史》第10卷（华艺出版社，1997），页436。）有的论者还指出，近年的一些文学作品表现出与现代主义不同的审美特征，它们“流露出对包括现代主义在内的传统意识形态和终极价值信仰的彻底崩溃和全面否定”，“近年我国改革开放，经济上开始起飞，市场经济和商品大潮势不可当，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之间的巨大反差又为后现代主义的滋生提供了适宜的文化氛围。”（注：贺弈《不幸的类比：“后现代主义”理论的中国市场》，《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5期，引自《中华文学通史》第10卷（华艺出版社，1997），页435。）但是，他们的意见受到了不少论者的质疑。这些论者认为，用西方现成的理论框架来解释发生在中国的文化和文学现象，是靠不住的。“‘后现代主义’是西方整体文明情景的专门用语”，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确实在中国产生了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等同于中国社会、中国文化本身已具备了后现代性”。（注：《答客问·关于“后”学》，见笔者《文坛感应录》（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6），页108。）究竟中国（大陆）是不是存在着“后现代”的文化和文学现象？应该如何解释这些现象？对这些显然有别于80年代的现象究竟应该如何应对？看来短时间内是难以趋同的，只有留待时日了。笔者在1995年的一篇文章中曾如此表示：“有理由相信：后现代主义是本世纪的一种带国际性的文化思潮和文学思潮，不管你是承认它还是不承认它，它都是一种客观存在。中国固然不同于其他各国，但也同样存在着后现代的文化土壤，因而，中国的‘后学’也就应运而生。当然，有一种倾向是应当注意的，那就是‘后’的滥用，那种言必称‘后’，以‘后’为时髦，把‘后’作为标签到处乱贴的学风，是不足为训的。”（注：这是陈晓明的意见，见《满怀信心迈向新世纪——〈文学评论〉创刊40周年座谈会纪要》，《文学评论》1998年1期，页11。）其三，关于“全球化”和“中国化”问题。这当然也不单是文学理论批评界的问题，而是在经济转轨以后各个领域都需要面对的问题。随着经济和技术“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这股思潮正在向文化和文学领域推进。其实，即令是没有这股“全球化”的思潮，文学理论批评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在它摆脱了政治的附庸地位（当然不是、也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又进入商品化时代之后，究竟应不应该和建立什么样的文学理论批评体系？“全球化”的思潮给了文学理论批评界一个契机，使他们在对过往的理论批评进行自我反思的时候，又出现了某种分野：有的倡导“全球化”、“一体化”，认为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也应该面向全球，不应过分地强调民族姓，“过分地强调民族性，尤其是对理论的一种基本的普遍性、一种基本的进步线索都不予承认，这是不合适的”（注：这是钱中文意见，见《文艺理论建设丛书·总序》，《文学理论流派与民族文化精神》（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页1。）；有的则力主以“主导、多样、鉴别、创新的原则”，建构一种“具有我国特色、内涵深厚、形态多样的文艺理论”。前者着眼于全球（当然并非脱离本土），后者则立足于本土（当然并非拒斥外来经验）。这大体是90年代大陆文学理论批评的两大走向。“全球化”首先和主要的是指经济、技术和金融、贸易领域，当然，文化（包括文学）也不能不受其冲击和影响。但是文化毕竟是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与经济、技术和金融、贸易有别。以文学来说，各个民族的文学固然有共同点，但更有其不同的特点，否则在“世界文学”之外，就不需要有各民族自己的文学了。不同民族所具有的不同的审美观念和审美心理结构，决定了它很难是“全球化”和“一体化”的，而只能是“本土化”和“多元化”的。搞“全盘西化”，以所谓“全球化、一体化”文学来代替有中国特色的文学，这是行不通的。因此说要建设中国自己（或说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批评体系，恐怕是一个比较切合实际的构想。当然，这是一种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理论批评体系；是一种面向未来的、创造性的，而不是回归过去的、守成的理论批评体系。但是，我们又不能没有全球化的视野和胸怀，让自己重又陷入闭关自守、固步自封的状态。事情就这样的矛盾着，要求我们从“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二元对立的线性思维中超拔出来，而采取两端结合的辩证思维。一些学者已经很明智地提出了“多元对话”的思想。在当今这个多元的时代，不是采取排斥异端，而是采取与异端“对话”的策略是十分重要的。在容纳异端、共存共荣、平等竞争的文化氛围中，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批评体系，在整合中求取自我的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