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从政治经济学到新政治经济学——西方政治经济理的演变-新经新经济学论文.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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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从政治经济学到新政治经济学——西方政治经济理的演变-新经_新经济学论文政治和经济两大领域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是社会历史的一种客观存在。但是，作为探究对象而言，在西方自古希腊就形成了两大独立的学科。直到近代才逐渐形成交叉探究。从历史上看，政治学的产生早于经济学，古代王朝的更替为政治探究提供了素材，希腊城邦的***制和政体的变动催生了政治学，而那时的经济学还没有形成。经济学在近代的产生是从政治经济学开始的，政治学和经济学的探究对象在当时有重合。19世纪中期以后，经济学力图摆脱政治内容，专心于市场新题目，政治学则倾心在政府及其他政治行为体上。当代政治和经济的联系日趋紧密，政治学家关注经济政策，经济学家探究政府决策过程，两者出现交叉，政治经济学的提法再度出现。这种新的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学界中由几种影响相当很大的流派体现，在政治学中也被当作新的学术动向，引起普遍的关注。当代政治学和经济学在政府及其有关的新题目上出现交叉，政治经济学再度被提起。由于其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立意不同，故又被称为“新政治经济学”。一城邦学说中的政治和经济古希腊的城邦学说已经初步涉及了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功能这样的新题目。古希腊的社会组织以城邦为单位，城邦中的居民过着共同生活，个人离开城邦难以生存，城邦的功能是保护其公民免受自然的肆虐、统治者的跋扈，以及外敌的进侵。城邦（polis）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古希腊还没有出现国家和社会的分化，“在一般人的理解水平上，‘城邦’的现代同义词是‘国’(country).”[1其中既有国家的成份，也有社会的成份。当时的各门学问以城邦的运作为中心展开，所以有人把那时的学问称为“城邦学”。城邦学以探究城邦政体为主，社会、经济、文化等现象都在探究之列。“假如按现代较精确的概念来看，希腊人城邦学说不仅是政治学，而且又是伦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2最早出现的学科萌芽有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等，经济学在当时的雏形是家务治理，尚未成为独立的学科。古代思想家在正义、善、分工等概念的讨论中各自论及了财政、城邦对经济的治理、所有制，以及贸易、货币等经济新题目。当时的政治制度主要是城邦制度，政治学即有关治理城邦的学问，国家的起源、政体、国家的组织和治理等从那时起就成为政治学的探究对象。古代希腊的然哲学认定宇宙有自己的规律，所以政治也被看作是自然的过程，城邦的法则和自然法则相似，“整个希腊政治学说中的基本思想是摘要：求得这种共同生活的***。”[3但实际上人为因素使城邦的运行带有很多非自然的成份，“希腊政治哲学就起源于探索这样一个困难摘要：城邦一方面是自然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人工的创造。”[4希腊时代的的家政（即经济）也有治理的意味，城邦中家庭由奴隶、主人组成，家庭活动也需要治理。政治是城邦的治理，经济是家庭的治理。古代希腊在城邦层次基本上没有经济活动，生产和交换以家庭为单位。当时只有初步的政府通过治理促进经济的思想，比如古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5在其著作《雅典的收进》中从城邦国家的角度探索了经济新题目，以为城邦可在促进经济方面起到积极的功能。他建议对侨居雅典的外邦人的利益给给予照顾，以吸引更多的人来雅典。这样不仅可以增进雅典城邦的收进，给城邦国家带来财富，还可以使外邦人更甘心情愿地处于雅典的统治之下。[6他还在《经济论》（Oeconomicus）中主张完善商事法院制度，以促进外贸发展。色诺芬推崇农业轻视手产业，“农业是其他技艺的的母亲和保姆，因而农业繁荣的时候，其他一切技艺也都兴旺。”[7在西方最早把农业放在产业基础上的思想家，被以为是近代初期法国重农主义的来源。色诺芬的主张可以说是最早的政治经济学观点，尽管如此，《经济论》并不是他的主要著作。[8古希腊明确和集中地阐述了国家的经济治理职能的是柏拉图[9。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勾画了理想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从财产所有制、家庭构成、人口繁衍、教育等社会经济政治各个方面都要由城邦管起来。柏拉图把私有制和理想国家对立起来，以为私人拥有财产会妨碍公共精神的形成，主张在统治者和保卫者两个阶层中不应有任何私有的东西，妻子、儿女、家庭等都应是共有的，“由于他们一切公有，一身之外别无长物，这使他们之间不会发生纠纷。由于人们之间的纠纷，都是由于财产、儿女和支属的私有造成的。”[10柏拉图看到所有制对个人行为的影响，提出用公有制来纠正私有制的缺陷，可以以为是近代政治经济学中制度理论的思想渊源之一。柏拉图还主张儿童的抚养和教育由国家负责，这可能是有关国家公共职能的最早探索。柏拉图学说的核心概念是“正义”。正义体现于秩序之中，个人按上天赋予自己的品质，遵照分工，各尽其职。“每个人必须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11从个人的角度，城邦的建立是由于个人单靠自己无力达到自足，需要分工合作，以满足个人多方面的需要。国家以社会分工体系为基础，他把居民分为三个等级摘要：统治者、保卫者、生产者，夸大一切经济和非经济的活动都受到分工等级的严格规定。“这套分工体系完全是从国家整体需要、国家的效率、国家的***和秩序来考虑构思的……人都是机械被动的国家的工具，象砖头和螺丝钉，被固着于国家整体结构之中。”[12按照分工的观点，在柏拉图这里，国家不仅是统治的工具，而且是一种人们在其中可以互换劳务的机制，国家既有政治职能，也有经济职能。柏拉图考察了希腊城邦政体的演变，提出政体循环的规律，并进而指出了政体变革的动力，以为“从寡头政治到***，从***发展到（一个人心所向的领袖的）僭主政治，这一切发展过程的根源是变动，是经济变动。”[13因此柏拉图又是西方历史上最早发现经济对政治的决定功能的思想家。他在晚年所著的《法律篇》中，对理想国家的人口规模、产品分配、婚姻制度、财产制度、政府的组成和产生办法都作出了规定，提出了包括政治、经济、家庭等完整的城邦制度构想。[14从现代的意义上，可以说是相当典型的政治经济学观点。亚里士多德[15的国家学说从论证个人不能离开城邦而生活进手。他主张人的本性是合作和群居，“人天生要过城邦生活。”他的一个著名论断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把个人和城邦比作四肢和全身，一旦全身被毁，手或足也无法独立地存在。因此国家高于个人，个人应服从城邦。接着用目的论来论证国家的全面功能，他以为自然不造无用之物，每一件事物都是有目的的。人的目的是过优良的生活，组织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某种善业，国家的目的是为了最高最广的善业，即使城邦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得到适量的财产、强健的体魄和高尚的道德。亚里士多德谈国家的经济治理职能时，是从国家和家庭的关系进手的。他以为国家是家庭(oikia)的联合而成的，希腊文oikia是英文economics的词源，指的是一个由隶属关系组成的单位，包括从属于男人的女人和从属于主人的奴隶。[16家庭是国家的最小单位，对国家的治理从对家庭的治理开始。治理城邦须首先探究治理家务，家务治理的对象是奴隶，国家治理的对象为自由人，“家务治理由一个君主式的家长把握，各家家长以君臣形式统率其附从的家属；至于政治家所把握的则为同等的自由人之间所付托的权威。”[17家财的运用是家庭内部的事，属于家务治理，但个人获取财产的途径和额度则需要城邦国家的监管，亚里士多德反对以经商的方式无穷度地敛财。“在交易中损害他人的财富以牟取自己的利益，这分歧自然而是应该受到指责的。”[18治理国家和治理家务的道理是一样的，即注重善德，不以聚敛财富为唯一的目的。善德的核心是正义，正义的含义是“城邦整个利益以及全体公民的共同善业为依据。”[19亚里士多德是众多学科的奠基人，但他的学科分类中还没有经济学，有关经济（家政）的治理放在伦理学中，他以为伦理学是有关小善——个人的善的学科，政治学是有关大善——城邦的善的学科。治理活动兼有政治和经济的内容，治理国家和治理家庭的区别在于其所依据的“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回。”[20除了同等的正义之外，亚里士多德还谈到了分配的正义，这也涉及经济新题目。在探索交换的正义时，提出了反垄断的观点，并试图寻求一种定价的公正原则。他从经济学的角度，以为政体是一种城邦公职的分配制度。亚里士多德没有独立的经济学著作，“他主要的工作以及他主要的喜好，就社会现象而言，都在我们称之为经济社会学或者毋宁说是政治社会学的领域之内，而他将经济社会学和技术意义上的经济学都隶属于政治社会学之下。”[21二政治经济学在近代出现经济学在近代形成，从一开始就和政治学在国家新题目上有重合，政治学和经济学各自从自己的学科角度探究国家，经历了从推崇国家到限制国家的观点演变。1近代早期推崇“强国家”欧洲中世纪是神权的一统天下，对世俗国家的职能也有所涉及，神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就曾探索过国家在形成公平价格时的功能。近代资产阶级在西方崛起后，他们的任务是争取政治权力，以维护个人的权利。政治上推崇世俗权力和民族国家，抬高国家和法律的地位，制度上夸大中心集权，“强国家”的主张流行。这个时期政治学高扬国家的地位，经济学则关注国家如何获得财富，以应付对内统治和对外征战的需要，夸大国家对经济，非凡是贸易的干预。政治思想集中体现在国家学说中，从“人的眼光”（马克思语）出发是当时的主流思潮，思想家们以人为出发点，夸大国家在保卫个人财产和权利方面的功能。这种观点最早的代表之一就是尼·马基雅维利[22，面对诸侯割据的意大利，他力主建立同一的民族国家，在国家的建立过程中需要借助君主的权力。马基雅维利主张强化国家权力，以为国家并不象古代先哲们所说的那样，以“善”为目的，而是以建立和维护统治权为核心。为了保持国家的权力，君主的行为不受道德的约束，为了实现统治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另一方面，财产是国家的基础，国家必须想法保障每个人的财产和平安。马基雅维利后一个观点又隐含了限制国家行为的意味。“马基雅维利力图揭示社会政治现象的规律性，发现一种国家形式代替另一种国家形式的原因，探究最好的治理形式新题目、统治者的权力同人民的关系新题目……”[23这种思想后来发展成为天赋人权说和社会契约论，国家被以为是实现和保护人的天赋权利的气力。西方的经济学在近代形成的时候是以政治经济学的面目出现的，史称古典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首次把经济整体的效果评价新题目和国家在经济中的地位和功能新题目提出，以为经济的目标是增加财富，国家的任务是保证财富的增加。近代政治经济学和当时的政治学都关注国家新题目，政治学从保护权利的角度探究国家，经济学从财富增长的角度看待国家。最初的政治经济学在16、17世纪的代表是重商主义，重商主义是西欧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交替时期的经济政治理论。重商主义没有把生产当作财富的源泉，而是把贸易当作增加财富的途径。重商主义把促进贸易的发展看成是国家最重要的经济任务，以为国家必须想法增加自己的财富，财富的内容是由金银铸成的货币，货币的多寡是衡量财富的标准。货币一旦离开自己的手，就意味着财富的损失和国家的贫困。聚敛货币收进只能通过商品交易，不断地贱买贵卖。重商主义的一个非凡观点是增加国家财富只能通过对外贸易来增加，他们以为国内贸易不能增加一个国家的货币量，不过是国内一部分人多得，另一部分人少得，国家的财富没有因此而增加。在外贸中增加的货币量要遵循多卖少买，多收进少支出的原则，使国家的出口大于进口，作为货币的金银才能流进本国。由于西欧国家的金银储量贫乏，积累金银主要得自对外贸易，依靠扩大对外出口。重商主义夸大国家在经济中的地位，主张国家的干预是国家致富的保证，重商主义把增加财富当作国家的主要功能，国家的经济政策的目的是获取金银。为此，重商主义在政治上主张强化中心集权，以扫除封建割据，建立同一的民族国家，以为封建割据妨碍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是国家强大的障碍。实行重商主义的西欧国家利用中心集权政府，采取了同一国内关税的政策，这和当时夸大集权，扩大国家权力的主流政治思想是一致的。重商主义的政策是实行国家保护主义，重商主义以为贸易是国家活动的基础，国家应保护本国商人的利益。国家还应保护产业，扶持手工工场的发展，以增加生产，扩大出口。国家限制货币输出和商品进口，鼓励出口和货币输进。国家用行政手段来增加货币（金银）财富，西欧很多国家都颁布法令，禁止货币输出。以外贸中的顺差来保持货币（金银）输进本国。托马斯·孟[24在《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1630）一书中把商人称为国家财产的治理者，商人肩负着和其他各国往来的商务。[25重商主义还主张殖民扩张，壮雄师队，以保证货币财富的不断流进着重于贸易在经济中的重要功能。法国重商主义者柯尔培尔（1619-1688）以为国家拥有的货币数目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政治军事实力。值得注重的是这个时期的国家并不是指大众国家，而是属于君主。尽管法国重商主义者孟克列钦[26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政治经济学”的名称，但是是出现于《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1615）一书中。“在18世纪以前，很少有国王、政治家或政治哲学哲学家以为，国家应当为其人民的经济福利负起责任，两者是必然相联系的。国家的财富仅仅从属于君主——属于国王、王后，以及那些设计、资助、指导各种方案来积累外国财富，以便发动战争及增加其权力和威看的臣僚——而不是属于这个国家普通人的福利。”[27从这点上看，重商主义和当时的政治学说在国家新题目上的态度接近，也正是法国学者首次把“经济”一词的含义从家务治理扩展到公共行政和国家事务的治理，并加进了政治含义。[28法国的重农学派是近代后期放任主义的经济学鼻祖，对重商主义的批评首先也是来自他们。18世纪中叶法国的农业仍在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大部分农村还处于封建经济阶段，柯尔培尔推行的重商主义政策对法国的农村经济造成很大破坏，国家的财源枯竭。以《经济表》（1758）一书著名的法国经济学家魁奈[29等人总结了重商主义政策把国家致富之路放在流通领域的的教训，重新提出以生产领域作为富国的根基。自然秩序是重农主义的哲学基础，重农学派的原文为Physiocrate,是由希腊文“自然”和“主宰”两个字组成，意指自然的统治。自然秩序支配着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自然秩序是上帝赋予的，人们只能了解和遵循它。复苏经济的办法是使人为秩序符合自然秩序，实现和自然秩序一致的办法是自由放任，自然秩序的结果会导向以最少的支出获得最大的满足。重商主义相信“建立在私人财产和政府权威基础上的社会自然秩序最有利于保障人类幸福。”[30重商主义在法国的失败原因在于违反了自然秩序，魁奈主张取消一切干预政策，对个人的和国家间的经济活动实行放任政策。2近代后期流行“自由放任”随着资本主义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近代后期西方政治学说的主题由为了保护天赋人权而争取建立国家变成为了维护个人的权利而尽量限制国家。突出个人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限制国家的权力成为主要话题。19世纪西方主要国家的资产阶级政治体制差未几全都建立起来，这些国家的政治发展进进稳固资产阶级政权的阶段，这个时期不需要再强化国家对社会和经济的参与了，国家的参与被当作个人自由的一种阻碍。英国于19世纪中叶率先完成产业革命，其他欧洲大国也陆续开始产业革命。产业资产阶级崛起，逐渐战胜封建残余势力和金融资产阶级，成为西方国家中的主导阶级。产业资产阶级的功利动机更为明显，其根本的要求是取得“利润”，“快快发财”。产业资产阶级要求更多的个人自由，非凡是经济活动方面的自由。他们以为国家是个“不得不要的祸害”，要求国家“阔别”自己。西方意识形态相应地由争取个人的权利转为维护个人的自由，“19世纪自由主义思想家突出夸大个人自由，保卫个人自由或个性的自由发展成为首先考虑的新题目。……以为现代人所理解的自由并不是指公民同等的政治权利，而是个人自由，即自由经营、自由贸易、个性的自由发展，是自由竞争。国家应该是个人自由的保护者。”[31个人开始“阔别”国家，要求自由发展，经济按自己的规律运行，不需求政治权力的帮助了。国家是社会的“守夜人”角色、“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等观点代表了当时西方的主流国家观。政治思想的基础也发生转变，功利主义原则取代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成为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基础。功利主义者注重认经验和感受，主张以事实为依据，反对从抽象的原则出发。功利主义以个人的物质利益和欲看的满足程度作为判定政治制度的依据，主张在个人事务中，个人最有发言权。在社会经济领域，国家不应干涉个人的活动。个人在有关自己的财产权新题目上有最高的支配权，国家无权干预。国家的职能仅仅体现为保护个人的利益不受他人侵犯的范围内，仅在这个范围内，国家有权干预个人活动。因此国家是“必要的罪恶“。功利主义者边沁[32为个人权利至上制定了一套哲学原则，以为“求乐避苦”是人一切行动的出发点，主张“公道的利己主义”。边沁以为社会利益由个单个人的利益总和而成，每个人在追求自己的利益的同时，社会的利益会自然地得到增进。他用功利原则来评价国家，只有能够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政府才是好的政府。这个时期的国家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所指出的，“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治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33经济学中出现反对国家干预的主张早在18世纪末就已经出现，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34被公推为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他的著作《国富论》（1776）被当作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经典。《国富论》的第4篇讲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在全部9章中有8章批重商主义，其主要倾向是反对国家干预主义。亚当·斯密以自己的人性论作为经济学的基础。他以为人的本性是利己，人皆有“交换倾向”，以利人之物来换取利己之物。满足人的“利己心”的途径是经济自由，自由竞争、自由贸易、自由经营。假如每个人都想使自己的产品实现最大价值，“利己”行为的结果是资本的最大利润。亚当·斯密在政治经济学上的特色还在于他提出了有关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可以自动协调的主张。他以为社会收进是全部个人收进的总和，个人利己行动的极大化会自动地实现整个社会的利益。个体之间相互受益的分散化的交换活动会自动实现对资源的配置。只要每个人都努力扩大自己的个人收进，社会财富就会随之增加，“由于每个个人都努力把他的资本尽可能用来支持国内产业，都努力治理国内产业，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高程度，他就必然竭力使社会的年收进尽量增大起来。”[35在他们行事时，“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其结果却比任何机构或个人刻意追求公共利益时要好。在亚当·斯密看来，这个结果是在个人充分竞争的基础上，由一只“看不见的手”来指导的，它使人们“往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自由竞争越充分，价值规律越起功能，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越能一致。在有关“看不见的手”的比喻中，亚当·斯密“实际上在《国富论》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条件摘要：追求自己利益的人们不违反正义律。”[36这一条从此成为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有关政府的职能，亚当·斯密假设面对的是一个有序的社会，政府的功能主要是提供公***品，即那些对个人极为有益，却不能由任何个人或群体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由于交易本钱的存在使私人提供者无法从受益人处征收足够的用度，以抵销其本钱，比如国防，所以私人不会自动提供。再比如法和秩序、社会公同等.政府的另一项任务是反对垄断，“独占是良好经营的大敌”，给予个人充分的经营自由才是符合“正义的法律”的。“斯密向他们提供了适合他们要求的自由放任的意识形态，并为自由企业和政府的自由放任的方式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37亚当·斯密提出的政府职能的观点也一直是经济自由主义和现代政治守旧主义政府观的出发点，在他那里，政治和经济是不可避免地结合在一起的。这反映了当时的经济政治现实，“英国经济在十八世纪后期及十九世纪初明显地政治化，从斯密等古典学者的分析中，既产生了对经济过程的实证理解，也产生了对于特定制度的哲学观点。有关自由放任主义的规范观点，和对于在特定的约束结构（主要特征是最低限度的、保护性的或守夜人的政府）的相互功能的实证分析，这二者是（也许是不可避免地）混合在一起。”[38 18世纪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39等西方经济学的鼻祖正式以政治经济学为题目展开自己的学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四卷导言中提出“作为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务的科学分支，政治经济学有两个明确的目标摘要：首先，它要为人们提供，或更恰当地说，使人们能够为自己提供丰厚的收进或生活资料；其次，向国家或全体国民提供足以维持公用事业的财源。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是要使国富民强。”亚当·斯密接受重农主义的“自由秩序”主张，反对重商主义的国家干涉主义，以为个人利己行动的极大化会自动地实现整个社会的利益。“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一个明显目的，就是解释市场如何在没有具体的政治指导下运作……证实具有可接受的效率市场之功能和政治指导无关。”[40亚当·斯密经历“从重商主义向流行的经济***主义转变的同时，也伴随着从独裁主义向***制度的政治转变……由于***思想和制度的传播，经济和政治的压倒一切的目标从扩大君主的权力转变成增进国家人民的福利。”[41斯密的后继者大卫·李嘉图的代表作题为《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通过对工资、利润和地租的探究，发现当时条件下地主和资本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他得出了政治结论摘要：资本主义将导致地主、资本家和工人三大阶级的对立。李嘉图也反对政府干预私人经济，并把之运用到国际关系中，以为分工和自由贸易将有利于各国。尽管李嘉图把制度新题目列进政治经济学，以消除制度的不公正，建立一种更人性的制度为目标，但他和亚当·斯密等人都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自己探究的是政治新题目。三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分离和复兴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结合是国家干预经济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以后的反映。在这以前，18世纪的政治经济学大体上是有关治理经济的学问，主要关心如何指导经济，增加国家的财富。19世纪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关系密切，但其首先关注的还是治理新题目，尽管方向和18世纪相反，不再夸大国家的干预，因此其所关心的仍不是贸易或个人经济学。20世纪的前一大半时间是政治学和经济学分道扬镖的时代，政治学集中于法制和政府机构上，经济学这着重在个人和企业行为。直到1960年代以后，政治学和经济学才又一次趋近，“政治经济的伟大传统似乎并没有在治理专业或政治学专业确立自己的地位，只是近来政治经济学流行起来。”[42 1经济学离开政治领域经济学和政治学在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的分离和社会中国家“阔别”市场密切相关。1848年约翰·穆勒出版《政治经济学原理》，在维护斯密的自由市场原理的基础上，针对马克思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提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修改。此后，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家阿·马歇尔[43综合了各派的观点，在斯密基本主张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有关自由市场的经济学体系。马歇尔于1890年出版了《经济学原理》，把注重力集中在微观经济分析上，把制度当作不变的常量，只考察既定制度下，稀缺资源的配置和效率新题目，经济学探究“谁，为何，如何生产”的新题目。从此，西方的经济学和政治新题目脱开，“十八世纪原本名为‘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到了十九世纪末变成了‘经济学’，”[44史称新古典经济学。西方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个人自由的夸大也是推动政治经济学向经济学转变的动力，“由于19世纪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自由经济理论，因此到了19世纪下半叶，‘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终于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经济学’一词。把形容词‘政治的’往掉以后，经济学家便可以论证说，经济行为反映的是一种个体主义心理学，而不是以社会的形式建构起来的各种制度；据此又可以进一步断定自由放任原则是符合自然的。”[45经济学的独立倾向也和19世纪西方的政治发展密切相关，当时主要国家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确立已有一段时间，并经过不断地改革逐步完善起来，自由主义的总体政策倾向基本形成。这种政治环境使得经济学家可以专心地关注经济新题目，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终于发生***，“政治经济学的衰落可以在为经济学和政治学建立分立的学科组织中略见一斑。”[46这个时期经济学的非政治化强化了政治学已有的独立发展，“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实现了一个更进一步的目标摘要：它把经济学也正当化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那时，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探究主题已经遭到贬斥，由于人们提出这样一个论点摘要：国家和市场是按照而且也应该按照各自不同的逻辑来运行。”[47政治学的一个现代转向是探究重心由国家转向政府，随着自由市场制度在西方世界的普及，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在这个时期也已经成型，稳定为三权分立、代议制、政党政治等结构，政治学的探究对象也随之从制度转向政府，政府的运作过程、政党政治、官僚体制，以及个人和团体的政治行为等成为政治学主要关注的新题目。学科的专业化在产业化专业分工的推动下进一步发展，政治学、经济学以及其他学科经历了夸大独立发展的一段时间。但是“经济学和政治学并不是通过简单地割裂19世纪的政治经济学而创立起来的。”[48经济学是从政治经济学变为经济学，主要探究对象略有变化，不再关注国家新题目，集中于微观领域。政治学仍以国家为主，但也发生了向政府、团体、个人等探究对象上的微观化转向。2经济学重新关注国家新题目政治经济在现代再次结合必要性是经济学家先熟悉到的。1930年代爆发了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由自由资本主义走向垄断阶段以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以新的方式出现，自由放任的原则已经无法解决。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有关市场可以自行调节，经常保持供求平衡的主流经济学“一夜之间变成了神话”，自由市场的经济学说无法解释西方的经济现实，也无力提出解决经济危机的药方。凯恩斯的经济学应运而生，凯恩斯把经济危机回咎于自由市场制度，主张通过国家纠正市场的缺陷，解决经济危机。凯恩斯用有效需求不足理论来解释危机，以为生产过剩和失业的原因是在总收进和总消费之间存在差额，且无法依靠私人投资来弥补。因此必须由国家采取办法，比如扩大财政支出、减少税收等，来刺激需求，达到社会充分就业水平。“在30年代大萧条期间，人们曾经突出确认经济关系对于政治生活的重要性.”[49凯恩斯的经济学里国家又一次成为重要新题目，他主张“国家最重要的议事日程不是涉及那些由私人已经在完成的活动，而是那些落在个人活动范围之外，假如国家不出面不会有人往做出决定的事情。对政府来说，重要的不是往干那些正在由私人做的事情，或把这些事做得更好些或更坏些的新题目，而是往做那些根本就没人往作的事。“[501940年代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由于国家再次进进经济学家的视野，政治学和经济学在探究对象上又一次融合，也可以说政治经济学开始回潮，引起经济学界关注社会整体、国家等政治新题目，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政治经济学主张。经济学切进政治领域的另一个角度是这个时期出现的福利经济学，福利经济学探索如何在均衡条件下实现资源的最优分配，从整体角度评价经济，也是经济学向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一种动力。美国经济学家P·萨缪尔森[51综合了凯恩斯和希克斯以及其他经济学家，包括福利经济学的思想，建立了一个以西方国家“混合经济”为蓝本的新经济学体系，他编写的教科书《经济学》自1948年问世以来，在西方广为流传，到1995年，已经出到第15版。萨缪尔森的观点被称为新古典综合派，其特征是把经济学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大部分，分别论述个体经济行为和总体经济运行，以为个体经济领域通行自由放任，总量平衡则需要国家的干预。由于国家被正式纳进经济学体系，新古典综合派已经包含了政治经济学的内容。除此之外，源自T·凡勃仑，经J·康芒斯、G·缪尔达尔[52等人发展的制度经济学在1930年代也开始形成，对制度在经济的功能做了大量的探究。凯恩斯以后国家新题目在经济学中已经无法回避了。战后各国社会发展中政治和经济的融合也向政治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促使政治学发生变革，和其他学科之间出现交叉。政治学的探究领域得以扩大，探究课题被更新，除了传统的政治制度、国家形式结构、***、同等、自由等新题目，对于政治系统、政治发展、政治变迁、政治心理、决策、利益团体、政党、政治文化、***、选举等纷纷进进政治学领域。政府政策对经济的影响、从而政治因素的经济后果也受到政治学家瞩目。这时的政治学走向实证，注重探究实际新题目。1987年美国政治学家伊斯顿在回顾美国政治学发展历程时，提到50年代末美国经济从战后的繁荣消退，引起人们对30年代大萧条的回忆，学界马上作出反响，社会科学各学科再度兴起对经济的喜好，“无论在国内政治还是在国际政治探究中，此时都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熟谙的新的政治经济学，它再次集中关注隐匿于经济政策背后的政治活动。关切经济关系对于政治权力的回属和运用之影响。”[53社会矛盾的发展是促进政治学的这一方向性变化的动力，社会科学的新发展也为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结合提供了条件。3新的政治经济学出现经济学和政治学共同把目光投向政府发生在1970年代，并以出现带有两种学科的明显交叉为标志学说。到那个时期，西方经济战后发展的黄金时期结束，各国纷纷陷进滞胀的困境，长期的国家干预主义政策使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通货膨胀高居不下，同时生产停滞，失业率又降不下来。凯恩斯主义失灵，新古典综合派也遭到沉重打击，各种其他经济学纷纷借机登场，其中既有自由主义经济学，也有激进主义主张。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自由主义倾向的观点居于主导地位，代表人物有哈耶克(F.A.Hayek)、弗里德曼(M.F.Friedman)、卢卡斯(R.E.Lucas)等人。他们对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学说提出尖锐的批评，以为造成滞胀的原因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及其错误政策，价格机制原本能自发地调节供求。他们讨论的是典型的政治经济学新题目。以J·布坎南（J.Buchanan）为代表的弗吉尼亚学派，专注于政府行为探究，以为滞胀源自“政府缺陷”，被称为公共选择学派。公共选择学派专门探究政府失败的原因，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政府和政治。另有一批经济学家专门分析制度因素对经济的功能，被称为新制度主义。这些西方经济学家重新关心政治新题目，相对于近代的政治经济学，他们以及其他重新涉及政治新题目的经济学说，就构成了新的政治经济学。公共选择学派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和塔洛克1960年代在美国共同创立，公共选择理论用经济学的观点和方法分析政治学的传统新题目，“简单地说，是将经济学应用于政治科学，公共选择的主题就是政治科学的主题，即国家理论、投票规则、投票者行为、党派政治学、官方政治等等。”[54着重于指出政府行为缺陷的原因，因而也是现代政治学的重要探究领域。公共选择学派对政治学所批漏的重要新题目重新进行探究，因而有广阔的探究领域，个体和团体的政治行为、政府的行为、选举、投票、集体决策的规则等政治学新题目都进进其探究视野，吸引了众多经济学家投下精力。主要代表人物有詹姆斯·M·布坎南、戈·塔洛克、安·唐斯、威·尼斯坎南、肯·阿罗、科尔曼(J.S.Coleman)等。[55曼瑟尔·奥尔森[56的学术成就跨经济学和政治学两个学科，一生著作颇多，其中影响最大的两部为《集体行动的逻辑》（1965）和《国家的兴衰》（1982），均被译成多种文字。在这两部书中，奥尔森以公共选择理论为出发点，专注于经济、社会和政治中的团体行为，对团体进行经济学分析和博弈分析，捉住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之间的矛盾，改变了传统上对团体行为的看法，并把政治和经济之间关系的探究引向深进。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又称为新制度主义，集中了比较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新经济史和产权经济学等流派，他们的特征是以制度为探究对象，改变了制度探究为政治学专有的狭隘学科现象，制度的概念由此向经济和其他领域扩展。经济学家从经济的角度对制度进行探究不仅为经济学开拓了新的视野，而且使人们对制度邓美国政治学发展历程时，提到50年代末美国经济从战后的繁荣消退，引起人们对30年代大萧条的回忆，学界马上作出反响，社会科学各学科再度兴起对经济的喜好，“无论在国内政治还是在国际政治探究中，此时都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熟谙的新的政治经济学，它再次集中关注隐匿于经济政策背后的政治活动。关切经济关系对于政治权力的回属和运用之影响。”[53社会矛盾的发展是促进政治学的这一方向性变化的动力，社会科学的新发展也为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结合提供了条件。3新的政治经济学出现经济学和政治学共同把目光投向政府发生在1970年代，并以出现带有两种学科的明显交叉为标志学说。到那个时期，西方经济战后发展的黄金时期结束，各国纷纷陷进滞胀的困境，长期的国家干预主义政策使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通货膨胀高居不下，同时生产停滞，失业率又降不下来。凯恩斯主义失灵，新古典综合派也遭到沉重打击，各种其他经济学纷纷借机登场，其中既有自由主义经济学，也有激进主义主张。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自由主义倾向的观点居于主导地位，代表人物有哈耶克(F.A.Hayek)、弗里德曼(M.F.Friedman)、卢卡斯(R.E.Lucas)等人。他们对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学说提出尖锐的批评，以为造成滞胀的原因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及其错误政策，价格机制原本能自发地调节供求。他们讨论的是典型的政治经济学新题目。以J·布坎南（J.Buchanan）为代表的弗吉尼亚学派，专注于政府行为探究，以为滞胀源自“政府缺陷”，被称为公共选择学派。公共选择学派专门探究政府失败的原因，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政府和政治。另有一批经济学家专门分析制度因素对经济的功能，被称为新制度主义。这些西方经济学家重新关心政治新题目，相对于近代的政治经济学，他们以及其他重新涉及政治新题目的经济学说，就构成了新的政治经济学。公共选择学派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和塔洛克1960年代在美国共同创立，公共选择理论用经济学的观点和方法分析政治学的传统新题目，“简单地说，是将经济学应用于政治科学，公共选择的主题就是政治科学的主题，即国家理论、投票规则、投票者行为、党派政治学、官方政治等等。”[54着重于指出政府行为缺陷的原因，因而也是现代政治学的重要探究领域。公共选择学派对政治学所批漏的重要新题目重新进行探究，因而有广阔的探究领域，个体和团体的政治行为、政府的行为、选举、投票、集体决策的规则等政治学新题目都进进其探究视野，吸引了众多经济学家投下精力。主要代表人物有詹姆斯·M·布坎南、戈·塔洛克、安·唐斯、威·尼斯坎南、肯·阿罗、科尔曼(J.S.Coleman)等。[55曼瑟尔·奥尔森[56的学术成就跨经济学和政治学两个学科，一生著作颇多，其中影响最大的两部为《集体行动的逻辑》（1965）和《国家的兴衰》（1982），均被译成多种文字。在这两部书中，奥尔森以公共选择理论为出发点，专注于经济、社会和政治中的团体行为，对团体进行经济学分析和博弈分析，捉住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之间的矛盾，改变了传统上对团体行为的看法，并把政治和经济之间关系的探究引向深进。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又称为新制度主义，集中了比较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新经济史和产权经济学等流派，他们的特征是以制度为探究对象，改变了制度探究为政治学专有的狭隘学科现象，制度的概念由此向经济和其他领域扩展。经济学家从经济的角度对制度进行探究不仅为经济学开拓了新的视野，而且使人们对制度的熟悉有了一个新的角度。新制度经济学是一个兴盛的学派，不断有经济学家加盟，当代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经济学家D·诺斯、R·科斯、H·德姆塞茨、T·舒尔茨（T.W.Schultz），香港经济学家***，我国经济学家林毅夫等[57。其中的诺斯既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又是新经济史学的创始人之一；科斯既是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又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人物。其他的政治经济学家中有一批被称为“政治的经济学”[58，主要由一批欧美经济学家组成，包括美国经济学家D·希布斯、威廉·诺德豪斯、詹姆斯·阿尔特[59、阿莱克·克莱斯勒等人。“政治的经济学”是真正意义上新的政治经济学，他们开始全面探索政治和经济，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关系，并对政治经济学给出学科交叉性定义。他们和公共选择理论明显不同，不是从经济的角度看待政治，试图用经济学同一政治学，而是真正把政治经济学当成一种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合成。新的政治经济学和旧的政治经济学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其联系在于都使用经济学的基本方法，两者的区别是主要的，复兴以后的政治经济学“的涵义已经和传统用法大不相同了。”[60《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则用Political Economics(中译为“政治的经济学”)来区分Political Economy（中译为“政治经济学”），并着重指出了两者的区别。政治的经济学“这个术语包括一系列政治学和经济学共同关注的新题目的分析，它不同于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政治的经济学的重点在于试图解释总体的经济政策中政治鞯木?醚Ъ远?热缂?吮Ｊ氐墓?惭≡裱?桑?褂邢蠹佣?祭姿迹↗.K.Galbraith）这样的新左派经济学家，关注经济的整体效果，关注政府在经济中的功能。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贝克尔和布坎南的探究事业延伸进一般以为无关乎经济的领域，例如政治、官僚体制、种族主义、家庭、生养率等。如今很多大学的政治学系里都充斥这所谓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学者，他们用本质上属于经济领域的方法，来解释政治现象。”[64经济学者向政治领域的挺进使得政治学界“当代对政治经济学喜好的重新燃起，和其说是政治学家努力的结果，不如说是激进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努力的结果。”[65经济学家对政治新题目的探究给政治学注进了新的血液，引起政治学从新的角度探究政府、国家、制度等政治新题目，政治学的发展得以新的激发。现代政治学开始转向，走向具体，不仅探究组织、制度，而且探究政策和决策过程，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功能遂成为政治学的重要探究对象。政治学的这种变化也是社会现实发展的要求，19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普遍实行混合经济体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已经不是要不要的新题目，而是如何干预，干预到何种程度的新题目。政府在治理社会（包括经济）方面的功能大大强化，政府既是政治学的主要探究对象，也成为经济学的重要探究新题目。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社会的分化和专业化、现实的复杂化和多元化在1980年代以后又有进一步发展，促使各个学科的探究视野明显扩大，政治学的探究领域随之扩展，伊斯顿总结道，“这些变迁使我们在广泛的领域中对先存的实际状况之看法和态度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些领域包括摘要：种族和性别歧视，环境的污染，贫困和经济不同等的最低限度，政治经济权力的集中，核武备的重整，国际范围内经济和政治的相互依存等等。”[66奇尔科特在总结政治学在当代的新进展时以为，性别新题目、环境新题目、选择新题目、***新题目、资本主义的功能等已成为80年代政治学的主题。[67上述所面临的社会新题目是综合性的、多侧面的，以整体面目出现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单一学科的分别探究，不足以为这些社会新题目的解决提供合适的方案，政治学和其他相关学科共同探究重要的社会新题目成为现实需要。到1990年代，西方政治学者明确主张“政治学探究不能孤立于社会新题目和经济新题目之外。”[68经济学也在发生变化，更关注宏观新题目，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功能、政府的职能等新题目被普遍当作经济学的探究对象，政治经济学的再次出现得到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的肯定。当代西方出现政治理论和经济理论相结合的趋向，《韦氏第三版新国际词典》中把政治经济学定义为“处理政治和经济过程的相互关系的一门社会科学。”伊斯顿于1990年代意识到了总结1970年代以来的美国政治学发展时，注重到了政治经济学的复兴，他被以为这是政治学在后行为主义时期走向应用，注重政策探究的总趋向的一种表现，也是现实中经济状态和政治事件之间联系日益密切的反映。[69 4政治经济学复兴的意义政治经济学的复兴反映了当代学界多学科融合的趋向，“旧政治经济学及其近来的复兴，能够比范围较狭隘的经济学和政治科学更好地熟悉和探究存在于主要政治和经济制度（国家、公司、尤其是市场）中各种形式的复杂的相互依靠。它们还能较好地探究和理解对于政治和经济制度都非常重要的基本的社会进程。这些进程包括‘把稀缺手段分配用于相互竞争的目标’以及讨价还价和行使权力。”[70由美国社会学家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主持的“古本根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The Gulbenkian Commission on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Social Science)，于1994年和1995年组织了来自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十位学者进行讨论，以为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这三门以探寻普遍规律为宗旨的传统社会科学在当代日益相互重合。首先是社会学，于1950年代提出了“政治社会学”和“经济社会学”，并把它们作为自己的两个分支。政治学家步其后尘，也将自己的探究范围扩大到正规的政府建制之外。象压力团体、***活动和社区组织等，只要是有政治意味的社会现象，都被纳进政治学的探究领域。华勒斯坦等人以为“政治经济学”的重新使用是社会学家的手笔，“当某些具有批判精神的社会学家重新使用‘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时，另外一些不那么具有批判精神的政治学家所作出的回应是力图赋予它以一种更加偏于古典的意蕴，即注重对普遍规律的探究。”[71结果促使政治学家更加关注经济过程，经济学中的凯恩斯主义的流行重新唤起了对‘宏观经济学’的关注，“于是经济学于政治学之间的分界线变得不那么清楚了，由于分析的对象主要是政府的政策以及各类政府间机构。”再以后，一些非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主张用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分析模式往探究传统上回于社会学的各类主题，比如家庭、犯罪等。新政治经济学的出现也是政治学吸纳经济学方法的结果。经济学对政治学的“边界进侵”受到政治学家的欢迎，“一些在政治学方面被看作较有独到见解的和比较有用的著作，是由经济学家所撰写的，他们把自己学科的工具箱中取出的公道的概念和模式应用到政治学上。”[72这使得一些政治学家沿着和经济学家相似的路线来重建政治学，比如把政治学中的“权力”相当于经济学中的“财富”。因此经济学是作为一种模式和一种探究方法进进政治学的，“这时政治经济学的独到之处，是它对于方***的杰出贡献。迄今为止，唯有经济学因此而著称于世。理性的行动者模式，一般是以演绎推论为基础的，但它时常也需要对于行为世界予以正确的参照。这种模式代表了技术从某个学科向其他学科——实际上是从经济学向一系列其他学科的转移，这种转移的速度之迅速、范围之广泛，在社会科学史上是鲜有先例的。正由于如此，人们才听到有关‘经济学大帝国主义’的议论，当然，其涵义即是指其他社会科学在进行理性建模时已发现了经济学的威力。”[73在这方面，政治学不光吸收了经济学的方法，而且还吸收了心理学、社会学，甚至若干自然科学的方法。“‘进侵者’经常受到欢迎，并且被看作对政治探究作出了有用的贡献。”[74对于政治学和经济学这两个学科来讲，“最重要的情况是，近年来为建立新的政治经济学（即，为更紧密地、更系统地结合，无论是什么名称，也无论终极学科的重新布置是什么）提出了有力的论证，这一论证显得很有说服力。”[75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到新政治经济学也是一个重提价值观新题目的过程，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在某种意义上把政治经济学当作道德科学，他的《道德情操论》发表在《国富论》之前。新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是古典时期以后经济学家不再探究的新题目摘要：产权、利益团体的冲突、国家、官僚制度、自由、正义、秩序等政治现象和政治哲学新题目，“守旧主义经济学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理论，同时也是一种规范的政治理论。”[76这和西方政治学走向后行为主义，重提价值新题目，向国家的回回等的学术趋向是一致的。伊斯顿以为政治经济学的回回形成了政治探究新的方法摘要：理性人和公共选择模式，这种方法先是被政治行为探究所采用，尔后又推广到道德新题目等其他政治学领域。他举了罗尔斯(John Rawls)对正义新题目探究的进展为例，罗尔斯在《正义论》（1971）运用了理性人和博弈等模式，给出有说服力的、正确的正义标准。伊斯顿得出结论摘要：“理性的模式使得新的政治哲学有可能要求和经济学本身无分伯仲的逻辑性和精确性。因而，各种价值标准亦以一种合意的方式，觅见了自己返还科学探究的途径。”[77而在行为主义时期，规范性新题目涉及价值观，一直被当作主观性的东西而排斥在政治科学之外。当代西方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向是学科的融合和交叉，社会科学中的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相互融合，出现了一些边沿学科，如政治社会学、经济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等。其中一些经济学家关注政治新题目，进进以往政治学的探究领域，出现了一批探究政治新题目的经济学家。他们不仅对政治制度、国家、政府、选举、自由、同等、***等传统的政治新题目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探究，得出自己独特的结论，而且还专门分析了投票规则、代议制***和财政政策的关系等新的新题目。经济学家“侵进”政治学，给政治学这一古老的学科带来了新的探究视角，开辟了新的探究领域。如何回应经济学的“进侵”，如何从政治学的角度评价经济学家的政治探究，是摆在政治学者眼前的重要任务。注释摘要:[1列奥·施特劳斯等主编摘要：《政治哲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中译本，1993年版，上册，绪论，第6页；country一词在政治学著作中一般汉译为“国度”。[2（美），乔治·霍兰·萨拜因摘要：《政治学说史》，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86年版，上册，第33页。[3萨拜因摘要：《政治学说史》，上册，第33页。[4（美）肯·米诺格摘要：《当代学术进门摘要：政治学》，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5（Xenophon，约公元前430-355），他是苏格拉底的学生，有《居鲁士的教育》、《希腊史》、《远征记》等著作传世，还有一些记录苏格拉底思想的对话体著作，[6参见陈孟熙主编摘要：《经济学说史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页。[7色诺芬摘要：《经济论雅典的收进》，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61年版，第18页。[8美国著名政治思想家列奥·施特劳斯的名著《政治哲学史》中有“色诺芬”一章，但只在其中个别地方提到色诺芬的Oeconomicus(中译本译为《财源论》)，参见列奥·施特劳斯等主编摘要：《政治哲学史》，第93-126页。[9 Plato，公元前427-347，古希腊思想家。[10柏拉图摘要：《理想国》，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86年版，第201页。[11柏拉图摘要：《理想国》，第154页[12丛日云摘要：《西方文化传统》，大连出版社，1996年版，第90页。[13（美）约·熊彼特摘要：《经济分析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91年版，第91页。[14参见（苏）涅尔谢相茨摘要：《古希腊政治学说》，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91年版，第145-7页；马啸原摘要：《西方政治思想史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73-4页。[15 Aristotle，公元前384-322，古希腊思想家。[16约翰·伊特韦尔等编摘要：《新帕格尔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中译本，1992年版，第3卷，第968页。[17亚里士多德摘要：《政治学》，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65年版，第19页。[18亚里士多德摘要：《政治学》，第31页。[19亚里士多德摘要：《政治学》，第153页。[20亚里士多德摘要：《政治学》，第148页。[21《经济分析史》第一卷，第93页。[22 Nicollo Machiavelli，1469-1527，意大利政治思想家。[23（苏）莫基切夫主编摘要：《政治学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译本，1979年版，（上），第135页。[24 Thomas Mun,1571-1641，英国经济学家。[25参见托马斯·孟摘要：《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59年版，第1页。[26Antoyne de Montchretien,1575-1621，法国经济学家。[27（美）罗.赖克摘要：《国家的功能——21世纪的资本主义远景》，上海译文出版社中译本，1998年版，第11页。[28《新帕格尔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第968页。[29 Francois Quesnay，1694-1774，法国经济学家。[30亚当·库珀等编摘要：《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上海译文出版社中译本，1989年版，第549页。[31徐大同摘要：《西方政治思想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0页。[32 Jeremy Bertham,1748-1832，英国哲学家。[3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卷，第253页。[34 A.Smith,1723-1790,英国经济学家。[35亚当·斯密摘要：《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探究》，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74年版，下卷，第27页。[36（美）保·海纳摘要：《权利·自由·乡镇自治》，中译文见《自由和社群》，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16页。[37（美）保·萨缪尔森等摘要：《经济学》（第12版），中国发展出版社中译本，1992年版，（下）第1275页。[38布坎南摘要：《宪法经济学》，中译文载《市场社会和公共秩序》，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35-336页。[39 David Ricardo,1772-1822,英国经济学家。[40《宪法经济学》，中译文载《市场社会和公共秩序》，第335页。[41（美）罗.赖克摘要：《国家的功能——21世纪的资本主义远景》，第13页。[42(美)罗·H·奇尔科特摘要：《比较政治学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译本，1998年版，第474页。[43 Alfred Marshall，1842-1924,英国经济学家。[44（美）弗·福山摘要：《信任——社会道德和繁荣的创造》，远方出版社中译本，1998年版，第26页。[45（美）伊·华勒斯坦等著摘要：《开放社会科学》，三联书店和牛津大学出版社中译本，1997年版，第19页。[46（美）格林斯坦等编摘要：《政治学手册精选》，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96年版，上卷，第50页。[47（美）伊·华勒斯坦等著摘要：《开放社会科学》，第21页。[48（美）格林斯坦等编摘要：《政治学手册精选》，上卷，第95页。[49（戴）·伊斯顿摘要：《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华夏出版社中译本，1989年版，中译本序言，第3页。[50（英）凯恩斯摘要：《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见《凯恩斯全集》，第4卷，第291页；中译文见《预言和劝说》，江苏人民出版社中译本，1997年版，第317页。[51 P.A.Samullson，1915-，美国经济学家。[52Thorsteirn Veblem，1857-1929,美国经济学家；John R.Commons，1862-1945,美国制度经济学家；Gunnar Myrdal，1898-，瑞典经济学家。[53（美）戴·伊斯顿摘要：《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中译本序言，第3页。[54丹·缪勒摘要：《公共选择》，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92年版，第5页。[55 James M.Buchanan，1919-，美国经济学家．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主要著作有《贸同的计算；宪政***的逻辑基础》(1962)（和戈登·塔洛克合著）;《***财政论》(1966)；《公共选择理论；经济学在政治方面的应用》(1972)；《赤字下的***》(1977)；《自由、市场和国家》(1966)等。G.Tullock,主要著作有《官僚制的政治》（1965）。Anthony Downs，代表作为《***的经济理论》（1957）。W.A.Niskanen，代表作为《官僚和代议制政府》（1971）。K.Arrow，代表作为《社会选择和个人价值》（1951），[56 Mancur Olson，1932-1998，美国经济学家，美国马里兰大学经济学教授，美国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院院士，曾任公共选择协会会长（1972-1974），美国经济协会会长（1986），以及其他若干学术头衔。[57 D.North，主要著作有《西方世界的兴起》（1973，合著）、《经济史中的结构和变迁》（1981）、《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1990）。R.Coase，主要论著有《企业的性质》、《社会本钱新题目》（1960）、《企业、市场和法律》。H.Demsetz，主要著作有《竞争的经济、法律和政治维度》（1982）等。[58这里的“政治的经济学”指的是Political Economy或Political Economy,，目的是和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区分。[59D.A.Hibbs，和Fassbender,H.合编摘要：Contemporary Political Economy,(1981)美国经济学家，著有。W.D.Nordhaus，美国经济学家，著有《经济学》（和萨缪尔森合著），为重版了十几此的大学教材。James E.Alt，美国经济学家，著有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Decline,(1971).K.Alec Chrystal,美国经济学家，和James E.Alt合著摘要：Political Economics,(1983).[60《新帕格尔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第968页。[61（英）戴维·米勒等编摘要：《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中译本，1992年版,第554页。[62《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第555页。[63刘德厚摘要：“‘经济政治’范畴分析”，载《经济评论》，1994年第2期，第6页。[64福山摘要：《信任——社会道德和繁荣的创造》，第26页。[65（美）罗·H·奇尔科特摘要：《比较政治学理论》，第475页。[66（戴）·伊斯顿摘要：《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中译本序言，第2页。[67参见（美）罗·H·奇尔科特摘要：《比较政治学理论》，第18页。[68《比较政治学理论》，第14页。[69 David Easton%26amp;,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摘要:Comparative Studies,Press,1991.chapter 12..[70（美）卡·爱·索乌坦摘要：“什么是新宪政论？”，载（美）斯·L·埃尔金和卡·爱·索乌坦编摘要：《新宪政论》，三联书店中译本，1997年版，第13页。[71（美）伊·华勒斯坦等著摘要：《开放社会科学》，第49页。[72（美）格林斯坦等编摘要：《政治学手册精选》，上卷，第95页。[73（美）戴·伊斯顿摘要：《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中译本序言，第5页。[74（美）格林斯坦等编摘要：《政治学手册精选》，上卷，第96页。[75（美）格林斯坦等编摘要：《政治学手册精选》，上卷，第96页。[76张辰龙摘要：《在自由和***之间保持张力摘要：守旧主义经济学家的***理论》，载《直接***和间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19页。[77（美）戴·伊斯顿摘要：《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中译本序言，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