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后冷战时代的美国理想主义外交思潮其它哲学论文.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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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后冷战时代的美国理想主义外交思潮_其它哲学论文[摘要]20世纪90年代，理想主义思潮及其衍生出的各种外交理论在整个美国外交史上得到了最为彻底的实践，并对21世纪初国际形势乃至今后更长的一个历史时期的世界格局产生深远影响。[关键词]民主和平论新干涉主义外交思潮1994年，美国学者戴维·卡拉汉写道：“理想主义，已经成为美国全球角色中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个短暂时期外)更为清晰可见和更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是对冷战结束后，尤其是1992—2000年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理想主义外交思潮迅速发展的真实写照。在这一思潮的推动下，最终产生了以“民主和平论”为思想基础，“人权高于主权”为法理依据，积极使用武力介入它国内政的“新干涉主义”为手段的“克林顿主义”外交政策。这一时期，理想主义思潮及其衍生出的各种外交理论在整个美国外交史上得到了最为彻底的实践，并对21世纪初国际形势乃至今后更长的一个历史时期的世界格局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一、关于“民主和平”论在国际关系领域内，有一种古老的国际安全模式理论——“民主和平论”，它在某种程度上或者更应该被称作是一种假说，因为它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概念，也无法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进行证明，并且其引用的事实证据也不具备绝对可信的说服力，仅仅是尚未被事实证伪而已。类似的理论最早由德国哲学家康德在《永久和平》一书中提出，他在其中对一种被他称为“永久和平”的安全模式进行了论述，他认为民主和法制的共和国组成的不断扩大的共同体可以在国际法的原则下最终达到“永久和平”，因为共和政体的制约机制能阻止共和国家冒险进行战争，而非民主国家是否进行战争则全凭不受约束的个人意志。总体来说，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民主和平论也并没有超出康德论述的水平，它的基本内容是：从国际关系的历史和现实两方面来看，民主国家(西方民主制)之间从不(或很少)发生战争，民主国家之间即使发生冲突，不会倾向于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而专制国家之间以及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之间较为容易发生冲突，且更倾向于动用武力解决；因此，让专制国家“民主化”就成为了解决国际冲突实现世界和平的最佳手段。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整个世界被划分为民主和平区与非民主动荡区，“当我们提倡对人权、公民平等以及法制的尊重时，我们就为长期的安全与繁荣提供了一种更好的基础”。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推进民主，也就具备了行动的合理性，并被认为是基于世界和平的崇高目的而进行的。可以说，“民主和平论”思想在冷战后的兴起，是美国理想主义思潮发展最为突出的表现之一。它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指导美国冷战后外交政策的思想基础，虽然它仅仅描绘出了一个民主、自由的“永久和平”的远景画面，而在理论体系上漏洞百出并被许多学者所诟病，但对于一向深具天赋使命感和理想主义外交传统的美国人来说，这幅画面却有着难以抵御的诱惑力。美国政府和人民都认为，美国应该采取主动行动来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美国的价值观，从而为世界民主进程扮演“一个起催化作用的国家”角色。这完全符合“山颠之城”居民们对自身使命感的重视，尤其在没有了现实安全威胁的前提下，美国的决策者大部分都接受了“民主和平论”的观点，并使其成为了对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影响最大的一种理论。二、关于新干涉主义1999年4月7日，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第55届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提出，应将人权置于联合国至高无上的地位，促进和保护人权是联合国各项工作的中心。他说，虽然联合国是一个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但联合国存在的理由是要保护世界人民的权利和理想。任何一个政府都无权躲在国家主权的后面，侵犯其人民的人权和基本自由。一项反对暴力镇压少数人的新国际准则正在形成，尽管进展缓慢，但最终必定形成。该准则应当优先于对国家主权的关注。安南认为，在崇尚人权的时代，联合国必须有勇气承认，正如人类有共同的目标，人类也有共同的敌人，侵犯人权者必然是联合国的敌人。毫无疑问，这些人免受惩罚是不能接受的。1999年5月25日，安南在瑞典说：“各国政府绝不能躲在主权后面践踏人民的人权而期待世界其他地方坐视不管”，“科索沃问题实质上是人权问题”，“如果一个政府在对其人民进行迫害，而同时又辩解说那是自己的内部事务，那么世界将不会再袖手旁观。”他认为，世界发展的趋势就是朝着“干涉”的方向发展，当出现了难以解决的人权状况时，外界就会参与进来，要把所谓内部冲突严格界定为内部事务通常是极为困难的。美国学者理查德·N·哈斯认为，“当一个国家的政府严厉压制本国人民的人权，或者当中央政府的腐败行为造成无辜人民容易遭受攻击的时候，干涉(包括来自外部的军事干涉)就是合理的、甚至是必须的。”而冷战的结束“为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强有力的角色、事实证明也是唯一的超级大国提供了机会”，“美国可以更自由地进行军事干涉”。这种理论和外交策略可以被称之为“新干涉主义”。新干涉主义将其理论指导下的行动称之为“人道主义干涉”，人道主义干涉的法理依据是“国家主权有限论”，新干涉主义的“人权高于主权”理论就是在其基础上产生的。在科索沃战争期间，访华的法国议员勒鲁曾说，在当今的世界上，一个政权不能对其人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对种族的屠杀和宗教的镇压，这就不是一个国家的主权问题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主权是有限的”。他强调，这是一种“革命性的”认识。新干涉主义否定国家主权的至高性，提出“人道主义干涉无国界”理论，认定“不干涉内政原则”己经过时，要求改革现有的国际组织，认为国际法是保护主权的，但也是保护人民的，在这个问题上，国际法已不够了，应当修改，对国际法应当有“新的理解”，为新干涉主义提供理论依据。新干涉主义的主张有：(1)“内战非内政，人权高于主权”。一国的内战不再属于内政，当今的内战已严重威胁着国际安全，因此积极的干预有助于建立冷战后的世界新秩序；(2)建立国际干预机制。新干涉主义主张由美国牵头，整合其他西方盟国，建立一个以联合国为核心、以其他国际组织、多边组织、国际条约等为网络、以武力干预、经济制裁、人权干涉、核检查等为手段的国际干预机制，以便增加干预的隐蔽性，减轻美国负担。同时在必要时，在处理某一突发性国际危机时，美国应采取单边行动，直至诉诸武力。(3)用“扩展战略”取代过去的“遏制战略”。“扩展战略”的内容是：加强由主要市场民主制国家组成的联盟，在全球帮助促进和巩固新的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支持非市场经济和非民主国家的自由化，等等。纵观20世纪90年代，理想主义思潮及其衍生出的各种外交理论在整个美国外交史上得到了最为彻底的实践，并对21世纪初国际形势乃至今后更长的一个历史时期的世界格局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参考文献：[1]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108-109.[2]金鑫.西方政要及有关人士关于“新干涉主义”的若干言论.北京：中央联络部国际信息中心，1999.[3]理查德·N·哈斯.新干涉主义[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