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西欧商品经济下的政教关系论文中世纪西欧商品经济下的政教关系论文预读:摘要:关键词:西欧商品;政教关系一、中世纪西欧5—13世纪的政教之争虽然主要浅论的是中世纪西欧商品经济下的政教斗争,但对于这种新的经济形态出现前世俗政权与基督教会之间的争斗有必要做一番简要的浅论,因为中世纪西欧的政教斗争并非只是在商品经济出现以后才表现出来的,它贯穿了整个西欧的中世纪.在中世纪时期,基督教逐步演变成为一个政治实体,“它到处行使的不仅限于宗教的统治,而且行使政治、行政、经济和社会的权力”①,是一个超国家,“教会教条同时就是政治信条”②,它的权力越来越凌驾于世俗最高统治者———皇帝之上.另一方面,后者对于教皇这种越权管理行为的不满与日俱增,两者间的矛盾越来越难以调和,最终走向政治斗争.5－8世纪是政教之争的酝酿期.盖拉西最早提出政教二元论,随后在756年丕平献土事件使教皇国得以建立,教皇开始染指世俗权力;9－13世纪是双方的对垒期.随着教会经济力量的发展,其想要摆脱世俗政权控制的欲望日益强烈,于是有了克吕尼运动—改革教会提升教会力量.随后,教皇格里高利七世继位,正式拉开了教会和世俗政权分庭抗礼的序幕.最先开始的是争夺主教叙任权的斗争,最终以皇帝亨利五世(1106———1125年)与教皇签订妥协的《沃姆斯宗教协定》(1122年)而告一段落.在十二世纪德皇弗里德里希二世登上王位后,当时的教皇英诺森三世就企图通过控制他而实现对德意志的完全统治,这与弗里德里希企图建立一个欧洲帝国的想法发生了冲突,并由政治斗争演变为军事斗争.最后,弗里德里希代表的霍亨斯陶芬王朝的统治被终结,德意志皇权也彻底崩溃.从十二世纪后期起,教皇又与皇帝为争夺意大利的控制权展开了更加激烈的斗争,结果,皇帝腓特烈一世在1176年的莱尼亚诺战役中惨败,教皇权威在教皇英诺森三世(1198———1216年)时期达到了极盛.虽然教会此时拥有凌驾于世俗统治这之上的权威,但它终归无法也不可能代替国家的统治地位,因为它对于国家的统一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尤其是对于商品经济来说,没有统一的国家就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和统一的市场,这种逆历史潮流的现象就注定了它不可能长久,“谁违背历史发展的潮流,谁必将被历史证明它的虚弱性和腐朽性”③.
二、中世纪末期西欧商品经济的出现和发展中世纪末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西欧出现了不同于自然经济的新的经济形态———商品经济,其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城市经济,另一个是货币,尤其是到了十三世纪,发展尤为显著.西欧的封建经济在十三世纪以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以城市为中心的地域性经济的形成,社会经济和政治的中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④.城市经济的极大发展之所以能对西欧社会施以重要的影响,就在于它打破了封建经济的传统结构.城市的经济活动与传统的经济活动相比,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它是一种不依赖于土地的商业活动.围绕着城市,形成了一种被德国经济史学家称之为“城市经济”的经济形态,即:城乡之间分工明确,城市从事工商业,农村从事农业,其产品运到城市参与市场活动,进入商品流通领域,这种经济结构导致土地制度发生了根本变化———租佃制取代领地制.城市经济的发展也引起了政治状况的变动.在十一至十三世纪,西欧城市普遍展开了反封建主的斗争.如在法国,许多城市通过斗争获得了自治权,建立了自治机构,称为“公社”,“城市在政治上的相对独立的地位,是它在经济上相对独立发展的反映”⑤.进入十三世纪,随着城市经济地位的提高,其政治地位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市议会等行政机构便应运而生了.此外,经济的发展也促使市民阶层发生了分化,其中最富裕的阶层成了贵族阶层,为了维护其经济利益,他们必然会要求在政治上获得更大的权利.货币与城市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恩格斯对此曾指出,西欧市民阶级使用的是“一件对付封建主义的有力武器———货币”⑥,而货币对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无疑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也正是由于货币的使用,加快了封建土地制度由领地制向佃农制的转变.正是“货币关系排挤了人身关系和货币贡赋排挤了实物贡赋”⑦,使得过去领地制上领主与依附农之间的依附关系进一步松弛,两者之间契约关系的成分逐渐增加,而人身依附关系的成分逐渐减少,到最后,以封建领地所有制为基础所建立的封建等级制都统统退出历史舞台.十三世纪,教会权势登峰造极.但与此同时,西欧封建社会内部新的因素———城市经济和货币不断发展壮大.面临新的状况和变化,教会不仅没能适应,而且显得格格不入,这就为教会权力的衰落埋下了伏笔.
三、中世纪末期商品经济发展下的政教之争西欧封建社会的一大特色,便是天主教会成为封建制度的中心,成为超国家的机构,西欧社会的全面基督教教化.但正如在第一部分末尾所提到的那样,教会的这种超国家性根本不可能永久存在.尤其是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教会在与世俗政权的斗争最终还是以前者失败告终.在中世纪的西欧,虽然商品经济出现并在十三世纪有了显著的发展,但封建生产方式对城市和货币经济仍有着束缚和限制.尽管如此,这些新因素自身承载的反封建特质使得它们与封建制度走向了反面,并最终促进了封建制度的瓦解.城市和货币经济的发展,不仅对封建制度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而且对于当时已臻极盛的天主教会权势也造成了极大的撼动,十三世纪以后中世纪西欧的政教之争在这样一种新的状况下也就呈现出了一番新的图景.在9—13世纪,世俗政权在与教会的斗争处于劣势,教会甚至取得了对君权的优势,之所以造成这样一种状况,主要是缘于封建领地制下封建诸侯对国家权力的分割,国家君主被削弱和孤立,这就给了教会以可乘之机,再加上教会的封建化以及其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强化了自身的力量.但这并不意味者君主就甘心于被教会压制,因为教会的这种超国家性加剧了国家的分裂割据状态,严重损害了其政治经济利益.因此,反对国家分裂,实现权力的集中,成为君主的强烈愿望.与此同时,商品经济,尤其是城市经济和货币,有了长足的发展.一方面,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有自由的社会环境和统一的市场,这就意味着教会的特权,尤其是在经济上的特权,应该被取消,国家应该实现统一.这样,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就不可避免了.君主想要实现集权,想要实现国家统一,却苦于自身力量弱小,教会力量的强大;市民阶层想要通过实现国家统一维护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却苦于教会掌握着各种各样的特权.于是,“当市民阶级以一种新生的、日益发展的力最出现时,君权就认定它是可以利用的新盟友,它会给君权的增强打开新的出路.特别是,君权反对国家分裂,要求国家统一;而城市和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既为反对封建分裂、促进国家统一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创造了新的条件.”⑧面临这样一种新的状况,君主选择了与当时比较先进、比较进步的力量相结合,这一顺应历史潮流的做法与教会的固步自封、顽固保守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得这个时期的政教之争从一开始,就埋下了世俗政权获胜、教会权势衰落的种子.与新力量的结盟,也赋予了君权新的力量.在商品经济中成长起来的市民阶层依靠君主的力量获得政治经济上的权利,以冲破教会的限制和束缚,而世俗君主则依靠市民阶层的财力、人力积蓄力量,随着经济的发展,世俗君主积攒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以至于逐渐在与教会的争斗中占得上风并最终将教会挑落马下.在那些受君权控制的城市等级会议中,市民代表在王权的支持下已经与教会代表、贵族代表处于并列的地位.表面上看来,市民阶层借此获得了政治上的权力,有了政治上的发言权,实际上来看,世俗君主借助于这种结盟,将市民阶层推向前台,形成一股与教会势力相抗衡的巨大的力量,与此同时也大大加强了君权.实际上,教会代表的并不仅仅只是以教皇为首的天主教会的利益,它还代表着封建领主的利益,因为基督教之所以能在中世纪成为压倒世俗政权的力量,之所以能不断获得政治经济上的特权,之所以能走向封建化,这些封建领主的支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这些人又恰恰是分割国家权力、力主维持分裂割据状态、坚持封建领地制的坚定倡导者、鼓吹者和执行者,可想而知教会的这种保守是何其的根深蒂固,既有来自于教会本身的,同时也有来自于封建领主的.世俗政权虽然与新的力量———在商品经济下发展起来的市民阶层———结成同盟,但它从本质上来讲,更大程度上代表着的是在租佃制下发展起来的封建地主阶层的利益,因为这批人希望能克服国家的分裂割据状态、实现国家的统一.但在看到新力量的出现时,君主并未对此采取淡然处之或者不屑一顾的态度,而是充分利用这样一股新生力量,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在上文中所提到的那句话,“谁违背历史发展的潮流,谁必将被历史证明它的虚弱性和腐朽性”.教会的闭关自守,世俗君主的识时务,为13世纪以后政教之争的结局定下了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城市和货币经济的发展以及市民阶层的成长,世俗君主与天主教会的斗争起了变化,胜负双方位置出现了互换.如前所述,在九至十三世纪的对垒期,无论是法国皇帝亨利五世与教皇格里高利七世的斗争,还是德国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与教皇英诺森三世的斗争,亦或是意大利君主腓特烈一世与教皇英诺森三世的斗争,都纷纷以教皇成功压制皇帝而告终.不断前进的君权,同固步自封的教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较量,其优胜劣败的情况,已和过去不同:十一至十三世纪发生于德国皇帝与教皇之间的冲突,以教皇的胜利而告终.而到了十四世纪,法国国王徘力四世和教皇卜尼法斯八世的冲突,却以国王的胜利而告终,教皇成为“阿维农的俘虏”.腓力四世继续和教皇作斗争,于1307年没收圣殿骑士团财产,1312年教皇正式宣布解散神庙骑士团.腓力四世取得到完全胜利,教权受到了重大打击,大大“减弱了教廷的国际权威的作用”⑨.“阿维农之囚”事件充分的表明了教权在这一时期衰落的趋势,君权蒸蒸日上,教权江河日下.在西欧漫长的中世纪长河中,天主教会与世俗君主的斗争构成了这段历史的重要内容.从公元五世纪的萌芽,到公元九世纪到十三世纪的对垒,再到公元十四世纪的结束,可以说,政教之争贯穿西欧中世纪的始终,对整个西欧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无论是经济上的,政治上的,还是思想文化上的.正是由于当时西欧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成长,使得教会又多了一个强大的对手;而教会的封建化,使得它在面临这种新的状况时没有也不可能顺应历史潮流而去接纳这种新的社会力量.由于租佃制的发展,封建地主阶层已然看到了货币所带来的远大于实物地租的经济利益,而作为世俗最高统治者,其眼光更为长远,他们认识到了这样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所带来的力量会大大有利于君权的加强,于是与他们结盟,在相互的利用中———一个侧重于政治权力而一个侧重于经济利益,共同对抗中世纪最大的封建主———教会.最后的结局,便是教权屈从于君权.
［参考文献］［1］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2］张绥．中世纪上帝的文化———中世纪基督教会史［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3］毕尔麦尔等著,雷立柏译．中世纪教会史［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4］王亚平．权力之争———中世纪西欧的君权与教权［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5］徐鹤森．中世纪西欧的教权与王权［J］．求索,2004(6)．［6］汪诗明．中世纪西欧教俗之争宏观背景之剖析［J］．基督教研究,200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