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与文献(一)历史学论文.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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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与文献(一)_历史学论文中华民族有着自己独特而丰富的文化遗产，并且以史学的发达和文献的浩瀚著称于世。史学，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献，则是反映中华文明的物质宝库。二者互为表里，拓印下中华民族不断前进的艰难步履和为人类做出贡献的辉煌足迹。系统而科学地批判传统史学，系统而科学地整理古代文献，是繁荣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以及整个学术文化的基础。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在这方面，我们曾经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并正在经受着新的严峻的考验。一、传统史学与史学传统作为人类文明的四大搖籃之一，中国与埃及、巴比伦和印度相比，起步较晚，史学的萌芽和早期发展也相对落后，大约与希腊、罗马的古代文明同步。但是，史学的萌芽和早期发展，中外各国所经历程大体一致：自有人类社会起，就产生了最初的历史意识；人们对于过往的大事，通过口耳相传，并辅以象形文字帮助记忆，形成关于远古的传说；这种原始的历史观念和流传方式，便成为历史记载的前提。其后，人们渐渐能够以文字将头脑中的东西用书面形式表达出来，并将杂乱无章的思想发展成为理性思维，出现了历史著作。被称为西方“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完成西方第一部史学名著《历史》（《希腊波斯战争史》），比我国的《春秋》晚将近半个世纪。而另一名著――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大约与我国的第一部完备的编年史《左传》同时问世。《春秋》、《左传》对中国史学的发展固然影响巨大，但它们仅仅是中国奴隶社会史学的最高成就，尚不足以代表中国传统史学。如果说略早于司马迁的古代欧洲最杰出的历史学家波里比阿的《通史》为西方史学史中第一个高峰，与班固同时的普鲁塔克的《传记集》（《希腊罗马名人传》）是古希腊、罗马最著名的传记，那么他们的巨大成就显然没有在西方史学发展中形成传统。而在中国，恰恰从《史记》、《汉书》起，史学的发展延绵不绝，形成了独具一格的传统。我们今天讲中国的传统史学，主要指由司马迁、班固开创，一直延续了2000年的封建史学。（一）传统史学的基本特点在2000年漫长的历程中，中国的史学形成自己诸多的特征。就整个国际史学发展而言，史学功用政治化、史学思想伦理化、官修史书制度化、史籍形式多样化，无疑是中国传统史学的最基本特征。1、关于史学功用政治化史学功用问题，实际是治史宗旨问题，也即研究历史的目的与任务。早在孔孟时代，就十分重视史学的功用，因而才有所谓“春秋大义”、“春秋笔法”之说。真正以史学著述系统而完整地表达自己对史学功用认识的是司马迁，这就是人们经常引用的《报任少卿书》中的那段话：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1]完整地理解这段话，至少包括下述五个方面的意思：其一，广泛搜集、精审考辨史料，保证叙事翔实准确，既不夸大其词，又要揭出真相，如班固称赞《史记》那样，“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2]。其二，在搜集、考辨史料的基础上，“稽其成败兴坏之理”，这是司马迁作《史记》的最根本的目的，充分反映了他对史学功用的认识。“成败兴坏”是中国古代政治的基本内容，这里司马迁又提出“稽其理”的问题，即不仅叙述“成败兴坏”的现象，更要探寻政治成败的根本原因，总结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具体来讲，从《史记》各篇叙述中又可分作四点。第一点，“辨是非，故长于治人”[3]，即通过研究历史辨明大是大非，以利于帝王进行长久的统治。第二点，“居今之世，治古之道，所以自镜也”[4]，以历史的经验教训为鉴戒，取得为政资治之道。第三点，宣“明主”，载“圣德”，述“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5]，歌颂现实，反映时代。第四点，“有史以纪事，民多化者”[6]，强调史学的教化作用。其三，探讨天和人的关系、天道与人事的关系这一当时争论不休的重大历史理论问题，清理已被神化了的上古史，清理已附会或渗透到人类社会史各个方面的神意。通过对人事的分析，说明天道不可信。其四，总结历史演变之迹，探寻历史发展趋势。这同“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是密切相关的，即通过考察成败兴坏的道理，探寻历史发展的规律。因此，必须做到“综其终始”，“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承弊通变”。即全面考察历史全过程，发现矛盾向对立面转化的苗头和关键，从社会弊端中预见其变化趋势。其五，“成一家之言”，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独创，开拓学术文化的新局面。司马迁之后，搜集和考辨史料，作为一种治史的基础，为绝大多数史学家所继承，并逐渐形成考据之学。天人问题、古今问题虽然仍是其后史学的重要内容，却很少被作为治史的目的提出来。“成一家之言”，几乎只是后来的史学家的一种意愿而已。就史学功用而言，主要集中在“成败兴坏”方面，多注意为政得失了。东汉以降，史学在“成败兴坏”、为政得失方面的功用，分别朝着三个方面发展起来。“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的以古鉴今功用，在中国传统史学中发展最充分。东汉末年，荀悦提出“君子有三鉴：鉴乎前，鉴乎人，鉴乎镜”[7]，并著《汉纪》以西汉一代“明主贤臣，规模法则，得失之轨”[8]为当权者提供鉴戒。唐初魏征主持修史，更明确地提出“取鉴于亡国”，要从前代“危”、“乱”、“亡”的教训中求得本朝“安”、“治”、“存”。《资治通鉴》“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9]，把中国古代史学的鉴戒功用推向了高峰。宋代以后，各朝各代修史都强调“善吾师，恶亦吾师”[10]。鉴戒史学作为中国传统史学的主体，一贯到底。与鉴戒功用相辅并行的，一是“绍明世”、“载盛德”，一是治心化民。班固认为《史记》把西汉一代历史“编于百王之末，厠于秦项之列”，不能“宣汉”之美，为申述“汉绍尧运”，“追述功德”而著《汉书》。而后，分裂割据政权“缀述国史”，完全是为了“推奉正朔”、“假名窃号”[11]，以表示各自政权的正统地位。大一统政权修史，则强调“盛业宏勋，咸使详备”[12]。北宋中期以后，“正统”问题日益成为史学中一个注目的论题。到了元代，其史学虽不甚发达，但对“正统”问题的争论却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代。明修《元史》，强调明政权的建立是“奉天承运”，“绍百王之正统”，甚至不惜为封建政权的没落哀唱挽歌，“实既亡而名亦随亡，独谓国可灭而史不当灭”[13]。及至20世纪20年代末，《清史稿》依然在大肆宣扬清政权的建立是“顺天应人，得天下之正，古未有也”[14]。开馆之初，正是为了复辟帝制的需要。中唐以后，随着封建盛世成为过去，与“绍明世”、“载盛德”这一功用相辅相成，以史治心的功用被强化起来。此后，修史的目的被简单化为“正天下之位，一天下之心”[15]。史学随之逐渐转而注重伦理道德的修养。2、关于史学思想伦理化贯穿中国古代社会的，先是以氏族血缘为纽带、后是以家族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度，以及由此产生的宗法观念。它不仅对古代哲学思想有着明显和直接的影响，而且深深地渗透到史学领域内。《春秋》作为“礼之大宗”，只不过是企图遏止“君不君、臣不臣”的发展趋势。《左传》“以周礼为本”，但表现出来的是在天子、诸侯、卿大夫关系中取折中态度。真正把“君君、臣臣”同“父父、子子”结合起来，用伦理道德的形式使“封建等级”和“人身依附”关系固定下来，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的最高道德标准，则始于西汉。尽管此时“论大道”可以“先黄老而后六经”，但司马氏父子都认为“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因而，司马迁更进一步论道：不通礼仪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16]这表明司马迁也无法摆脱时代的局限，自觉不自觉地，宣扬那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道德观念。随着统治思想的选定，儒学被立为“国学”。到东汉，班固则认为“六经”是“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至致治之成法”[17]。因此，《汉书》不仅综括西汉230年的“行事”，而且“旁贯五经”，把伦理天命思想贯透到修史之中。两晋以下，更把发扬伦理纲常视为史学的基本任务。袁宏提出，“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所谓的“名教”，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纲常，“君臣父子，名教之本”[18]。中唐以后，新起《春秋》学与道学先驱提出的“道统”说合流，极大地影响着史学的发展。北宋理学形成，更使史学思想的发展趋向伦理化。如果说南宋初还有程朱学派与浙江学派之争，那么随着理学一统地位的确立，南宋以后史学的发展则开始踏上理学化的道路。北宋时的官私修史，已都强调“一本于道德”[19]，有所谓“善化天下者，止于尽道而已；善教天下者，止于尽德而已；善劝天下者，止于尽功而已；善率天下者，止于尽力而已”[20]之论。在辩正统的论争中，亦以“天理人心之正”为划分正閏的主要标准，甚至认为“道统者，治统之所在也”[21]。由此，元修《宋史》“大旨以表彰道学为宗，余事皆不甚措意”[22]，并在《儒学传》“推崇程朱之学”，发扬“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23]。明修《元史》，竭力宣扬元代诸帝“通达儒术”，强调“修身治国，儒道为切”，“儒者可尚，以能维持三纲五常之道”[24]。清修《明史》，更把“忠孝义烈之行”视为“扶植名教”，“敦厉末俗”，维持纲常，系于王政之首务。[25]史学思想日益伦理化，导致史学著者多“空言义理”，“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26]。民国年间，配合复辟帝制，掀起一股复古思潮，大讲什么“以史证经”，宣扬君臣父子“大义”。此间，史学的目的可以用徐世昌的话作概括，“因学以明道，修道以为教，冀以端本善俗，范围曲成，凡属斯民各尽其天界之聪明，尊所闻，行所知，皆优游于礼让道德之中”[27]。史学思想伦理化与以史治心功用的强化，两者同步发展，相互为用，使中国的传统史学随着封建专制制度的发展，更趋服务于帝王、服务于权势，渐渐作为政治斗争的附庸而存在了。3、关于官修史书制度化中国古代修史制度，即官修史书制度日益完备，这在世界各国史学发展中，是绝无仅有的。因此，中国传统史学也最具御用性。人类社会初始，在一些文明古国都出现过充当神、人媒介的“史官”，并逐渐产生出传播史事的“史”、“瞽”。其后，随着史的政治功用的加强，中国的史官制度开始显现出特有的发展趋势。春秋时期以前，周王室设立职掌不同的史官多种，协助政务、记录时事、起草公文、掌管文书。直到东汉，史官与星历官始终是合一的。东汉起始，兰台与东观这两个收藏历史资料和国家档案的机构，才成为官府修史的基地。魏晋以后，置著作郎、撰史学士，算是有了正式负责修史的官员。南北朝时，开始出现修史局和公卿宰相监修国史的情况。从唐代开始，建立起修撰前代史和编纂本朝史（即“国史”）的两项制度。修前代史，自班固始，《汉书》、《宋书》、《魏书》等都是奉诏修撰，《三国志》、《后汉书》纯系私修，而《南齐书》是启准私修。唐初诏修梁、陈、北齐、周、隋五代史，组成一套修史班子，由宰相总领监修、副相“总加撰定”，专家对各史“总知类会”，完成由私修向官修的过渡。从此，各朝各代在其建立起政治统治之后，都要将修前一代或数代政权的史书作为重要的思想文化建设来抓，皇帝颁诏，宰相监修，著名史家集体修撰，形成“国灭史不灭”的传统。在建立官修前代史制度的同时，唐初还“别置史馆，专掌国史”[28]。史馆置于宫禁之中，由宰相一人或数人监修，组织包括修撰、直馆及各类辅助人员的一套常设班子。经过总结和积累，又形成搜集史料的完整条规――《诸司应送史馆事例》[29]。宋代有起居院、日历所、实录院、国史院，修史机构分工更加明细。元代始有翰林兼国史院之称，开明清两代翰林院兼修国史之制。从唐代开始，纂修国史逐渐形成一定程序，即皇帝在位时依据起居注、时政记等编成日历，皇帝死后即依据日历及史馆各有关资料编成实录，以后再根据实录等纂修成本朝国史。搜集史料、记述史事、编纂实录，自唐至清，成为定制。每一个皇帝一部实录，接续不断，构成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基本的史料系列。国史的纂修，唐、宋、辽、金，时修时辍，没有能够形成一部完备的国史。元代以后，则只有实录而无国史了。以上两项基本修史制度配合，自五代起，每一新建政权都充分利用前代各帝实录、国史等原始史料，修撰前代史，先后撰成《旧唐书》、《旧五代史》、《新唐书》、《辽史》、《宋史》、《金史》、《元史》、《明史》等，使中国在世界史坛上独具一套前后相续的“卄四史”或“卄六史”。4、关于史籍形式多样化各国史学早期的著作，基本都是记言和编年两种形式，中国也不例外。随后，中国同西方文明古国先后出现通史著作――司马迁的《史记》、李维的《罗马史》。《罗马史》是一部古代罗马的编年体通史，《史记》是一部古代中国的纪传体通史。《史记》之后，中国史学发展中，开始了编年、纪传二体“角力争先”的局面，这是西方史学发展中不曾有的现象。经魏晋南北朝，中国不仅史学愈益扩大范围，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与儒、玄、文三科并列[30]，而且史籍还取得仅次于经典而居第二的地位。唐初魏征修《隋书·经籍志》，总结了此前史书的发展，将史籍分为13类，大体为后世沿袭。其中，除开纪传、编年两种体裁外，有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目录）等。有唐一代，史评、典志、实录、诏令等又有新发展，逐渐形成类目。宋代新产生出纪事本末、纲目等体裁，史评、史钞进一步发展。至清，又有学案等形式的学术史。《四库全书总目》分史部为15类，即根据当时的情况将史籍区分为15种主要形式。它们是：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正史，以纪传体记述各朝代历史的正统史籍，专指“卄四史”，是研究中国历代政权的最基本的史书系列。编年，以时间先后为序记述史事的史籍，以《资治通鉴》为其杰出代表，也形成一个贯通古今的基本系列。纪事本末，以纪历史事件始末为编写原则的史籍，或一书具诸事始末，或一书仅记一事始末，也有一个从古至清的系列。别史，有别于正史与杂史的史籍。这一类书，不是以体裁划分的，因而“包罗既广，六体兼存”。大体上可以认为，别史是私人所作又未列入正史的史籍。杂史，更为庞杂，主要指“事系庙堂，语关军国”的“非一代之全编”、“只一家之私记”，“足以存掌故、资考证”[31]的史籍。这类史籍，与别史、传记、纪事本末乃至小说家言颇有牵连难分之处。诏令奏议，为诏令专集、奏议专集。其奏议编入本人文集者，以文集著录，不入本类。传记，记述各类人物的史籍。叙一人始末者，称为传；记其人一事始末者，称为记。又有圣贤、名臣、名人等区分。“合众人之事为一书，亦传类也”，称为总录。史钞，摘抄史部书的史籍。有专抄一史的，有合抄众史的，有离析而编纂的，有简汰而刊削的，有采摭文句的，等等。载记，记述中央政权以外割据一方的偏霸政权之事的史籍。有记历史上小政权历史的，有叙少数民族政权史事的，有关于农民起义的，也有属地理方面的。时令，记录有关时令节序的书，多属今天的农业气象学范围。地理，古代的地志，包括宫殿、总志、方志、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等方面。职官，记载职官、官佐的史籍，包括讲为官之道的书。政书，记载典章制度的史籍。它将以前分类中的旧事、仪注、刑法等项纳入本类，又曾入邦计一项，即财政、交通、盐法、钱法、冶炼、关税、救荒、垦荒以及保甲法等事关国计民生的载籍。其军政一项，为养兵之书；论用兵之书，入子部兵家。法令一项，为律令；论法治之书，入子部法家。目录，反映古代图书发展演变的官私著录。史评，评论史事和评论史籍的著作。史籍分类繁杂和形式多样，不仅反映中国史书编纂体例日趋谨严，而且表现出史家治史的愈益精细。上述四项基本特点相互作用，造成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一种畸形趋势，即史籍形式多样而史学思想日渐僵化。表面看来，著述宏富；深入进去，却如鲁迅所说，“大家又唱老调子”。一方面，“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从字缝里看出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另方面，“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作为“中国的脊梁”的仁人志士“前赴后继”的“光耀”[32]。（二）史学传统的批判继承中国史学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形成许多传统。强调继承和发扬者，多谈优良传统，忽视改造革新；偏于批判和扬弃者，则多所否定，意欲另建“新史学”。其实，事情并不那么简单。20世纪初，梁启超疾呼“史界革命”，全面清算“旧史学”，所指“四弊二病”不谓不深刻！这表明“旧史学”中成传统者并非全都优良。梁启超初步系统论证的“新史学”理论，在当时也不谓不新、不谓不革命。然而，曾几何时，他的“史界革命”呼声便被民国初年的复古思潮所湮没，“旧史学”一度回潮。另一方面，中国史学发展中有不少优良的东西，很难顺利地形成为传统。即使成为传统，也是在漫长岁月中，在尖锐对立下，努力拼搏，艰难迈进的。1、“实录”理论与修史实践的矛盾“实录”论，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基本理论。作为对史书的评价，称某史为“实录”，可以说是最高的评价了。班固评价司马迁《史记》，最先提出这一概念：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质，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33]这也是班固第一次提出“实录”的理论，对史学基本要素的事、文、义系统提出要求，即记事翔实，行文准确，旨义存真。在其后的上千年的修史实践中，“实录”、“良史”、“直笔”几乎成了史学家的口头禅，似乎成为一种传统。然而，对于这样一个基本而又重要的理论问题，班固以后进一步从理论上阐发者实在有限！刘知几在《史通》中算是提得较多的，但他主要用于史学批评方面。章学诚的《文史通义》虽然用了很多笔墨对史学中事、文、义三者关系有深入阐发，将史学比作为人之身体，“事者其骨，文者其肤，义者其精神”[34]，强调“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35]。但是，他并非以“实录论”为出发点展开论证。重要的史学理论问题，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这本身就是中国古代史学中的一对矛盾。另一方面，自班固提出“实录”的概念之后，又产生出不少以“实录”二字命名的史籍。其中，最大量的便是自唐代开始系统修纂的各朝各代的皇帝《实录》。《实录》的修纂与“实录”理论的矛盾，可以说自有皇帝《实录》，就贯穿始终。“《实录》不实”这句话，反倒成了对中国史学有“直书实录”优良传统说法的一种“传统”批评了。“自古人君皆不自阅史”，如果说唐以前还基本恪守，是一种传统的话，那么到了宋代就开始有所改变，“撰述既成，必录本进呈，则事有回避”[36]。皇帝《实录》屡易其稿，以至南宋孝宗时对北宋史事“各传所信，不考诸实录、正史，纷错难信”，特别是一些重大事件“家自为说”，成为“千古之谜”[37]。到了明代，张岱更有“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二年总成一诬妄之世界”[38]的说法。此说虽有夸大，但其对国史、家史、野史的基本评价，与王世贞、黄宗羲等人的认识大体相仿佛。[39]重要的理论，良好的意愿与残酷的实际，总是如此矛盾！恰恰在这一矛盾对立中，中国古代的史学缓慢发展着。在众多“失诬”、“失谀”、“失臆”的史籍中，一些以史学为己任的史学家，坚持实录精神，抱着直笔意愿，进行辛勤耕耘，才使“中国的脊梁”的“光耀”没有完全被“掩住”。以班固的“实录”理论衡量，《史记》之后当得起“实录”评价的，便是司马光《资治通鉴》了。就史学发展形势而言，司马光修纂《资治通鉴》大不同于司马迁发愤著《史记》之时。司马迁时的史籍远非司马光时可比，司马迁只嫌文献不足征，要实地采访；司马光则嫌史籍太过，且往往失实，要进行精审考辨，所谓“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杂史、小说未必皆无凭，在高鉴择之。”，而取其“证据分明、情理近于得实”者[40]。经司马光一班人的苦心剪裁，全书体例严谨，叙事脉络分明又详而不芜，史源虽出自众书而文字风格却如一人之手。钱大昕说，“《通鉴》之取材，多有出于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诸史之异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于前，文省于旧，唯《通鉴》可以当之”[41]。实际上，这是在以班固关于“实录”的理论盛赞司马光。其后，两“司马”便成为代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两位巨匠，仿效者不计其数。可以说，继承关于“实录”理论与实践的意愿，的确成为一种传统，而作出巨大成绩者则甚微，这不能不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就是近70年来，唯物史观逐渐成为带指导性的理论之后，一些大手笔“也不可否认存在某些违背实录的现象”：“在纪事方面，有的经不起‘核’的检验”；“在史文方面，夸饰时而有之，粗糙在所难免”；在史义方面，“往往存在‘虚美’、‘隐恶’的现象，似乎一反考据学风而以腾空言为时髦”[42]。要使“实录”的理论与愿望真正成为史学实践和优良传统，需要以史学为己任的史学家世世努力拼搏，代代艰辛耕耘！2、“经世”、“通变”与“鉴戒”、“垂训”的差异这都是讲史学功用问题的。谈治史宗旨，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中更具重要性。前面关于传统史学基本特点中已提出史学功用政治化的问题，这在中国史学发展的漫长历程中确确实实是一种传统。但其表现形式又各有异，因而在讲批判继承时不应等量齐观。鉴戒史学，作为传统史学的主体，以帝王为主要劝戒对象。在集权专制的封建社会里，帝王作为的善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为政的兴衰，可以说它的确触及政治统治的关键。然而，由于它注重的是帝王个人的作为，因而具有很大的局限，“多主规谏而略于体要”，即对帝王多所劝戒，而忽视从历史过程本身和反映体制的社会结构变化中探寻为政之道。垂训，如果说本意是把历史作为训导和宣传的工具，给人以历史教育，包括历史形势教育、历史知识教育和伦理道德教育的话，那么随着以心治史功用的强化和史学思想的伦理化，垂训又往往与“蓄德”混杂一起，把历史作为伦理说教的工具，使人愚昧。此两项功用，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中，越到后来结合越紧密。前者以史戒君，后者以史愚民。以史经世，一般都认为是明清之际针对宋明理学谈心说性，“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43]而出现的。其实，在《庄子·养物论》中即有“春秋经世，先王之志”的提法。中唐前后，便产生了与明清之际内涵基本相同的以史经世的主张和实践。安史之乱后，唐代社会由盛转衰，人们提出各种“救时之弊”的主张，形成“言理道者众”的风气。德宗时，杜佑纂修《通典》言“理道”，有如下鲜明特点：其一，从“探讨礼法刑政”入手，“不录空言”，即不以儒家经典和历代众贤著论为理论依据。其二，旨在“体要”而不在“规谏”，要通过历史过程本身和反映体制的社会结构的变革来探寻“政理”――为政之道。这不仅对如何探究“政理”是一个重大突破，而且使史学功用也起了新变化。鉴戒功用建立在对前代亡国教训总结的基础上，以求新政权的“长治久安”。垂训功用建立在空言说教的基础上，以历史附会儒家经典、历代众贤论著进行训导。《通典》所显示出的功用，与鉴戒、垂训完全不同，强调从历史过程本身或现存体制中探寻为政救弊之道，显然是要深刻得多！当时就有人称《通典》“警学者之群迷”之处是“以为君子致用在乎经邦”，肯定其书“错综古今，经代（世）立言之旨备焉”[44]。如果说这是以史经世的先河，那么它应当是社会流弊日积、政治危难当头的产物。由于这一特点，明清之际“天崩地解”，以史经世的主张适应“救弊”的需要，进一步地闪现其光亮。及至近代社会，以史经世几乎成为整个进步史学的共同呼声。通变，即“通古今之变”，了解和掌握历史发展的趋势。司马迁提出史学的这一重要功用的同时，又强调“承弊通变”。就是说，历史在其发展进程中，必然有“弊”，有“弊”就应有变；对于历史事变，可以通识其轨迹，在现实中适应其变化。中唐以后，随着封建社会开始走下坡路，流弊日积，通变成为数百年间史学的热门议题。杜佑认为“酌古之要，通今之宜，既弊而思变，乃泽流无竭”[45]，纂成《通典》。郑樵有《通志》“极古今之变”，马端临《文献通考》着眼于“推寻变通张驰之故”。司马光“穷治乱之迹”，成《资治通鉴》。这些以“通”字名其书者，几乎都是具有划時代意义的史学名著。由于变通往往与救弊联系在一起，因而经世、通变这两种功用亦如孪生。它们都注意从历史过程本身或社会结构入手考察演变之迹，寻找救弊之道，比起鉴戒、垂训功用，更具重要意义和进步意义。3、“史德”与“史才”的关系强调史学家的自身修养，这是中国史学发展中一致的心声，因而可谓一种千古不改的传统。班彪最先提出“史才”这个问题，称司马迁为“良史之才”，主要指其记事、行文之才。汉唐之际，一直沿用这一说法，以“良史之才”称赞优秀的史学家。唐中宗时，刘知几从理论上论述了这个问题，提出“史才须有三长”的著名理论。“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不具备这“三长”，就不够史学家的材料，也就不应该担任史官的重任。“史才须有三长”的“史才”，指史学人才。“三长”之一的“才”，指编纂史事、行文记述的才能。其“学”，指史料占有、知识渊博等学问。其“识”，指历史认识、史学理论等水平。“三才”中，他最注重“识”，认为才、学都离不开识。至中唐“道统”说出现，对“良史”提出新的要求，强调“以心不以迹”[46]。随着史学伦理化趋势的发展，到明代则认为史学人才仅仅有“三长”已经不够了，还应增加“公心”、“直笔”，即如胡应麟所说：“才、学、识三长，足尽史乎？未也。有公心焉，直笔焉。五者兼之，仲尼是也”。“秦汉而下，三长不乏，二善靡闻。”[47]对于这一问题作出进一步阐发的是章学诚。首先，他指出才、学、识三者难兼但要正确对待。“义理存乎识，辞章存乎才，征实存乎学”，“一人不能兼，而咨访以为功”，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不应以“自擅”而以为高。同时，他又强调“学问文章，聪明才辨，不足以持世。所以持世者，存乎识也。”[48]突出的是，章学诚在“史才须有三长”之外，提出“史德”的问题。他认为刘知几的“史才三长论”“犹未足以尽其理”，“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即“著书者之心术”。何为“著书者之心术”？实即胡应麟所说“二善”――“公心”与“直笔”。章学诚将其作为一种道德修养提出，着重于修史者的心术是否正与直，强调慎辨主观与客观，尊重客观，不以主观强加于客观，即所谓“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这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分清哪些是自己的主观认识，哪些是客观史实，尽量尊重客观史实，不把自己的主管认识掺杂到客观史实中。只要抱着这一态度去努力，虽然不能完全做到，也足以称有“著书者之心术”。另一层是，章学诚看到史学家对待历史是非不能不动感情，因而特别提醒其要尽量使自己感情符合事理，以理性来约束自己的感情，使主管最大限度地接近客观。不然，“违理以自用”，“汩性以自恣”，必然导致“似公而实逞于私，似天而实蔽于人，发为文辞，至于害义而违道，其人犹不自知”的后果，因此“心术不可不慎”。这两层意思，既有思想方法修养的问题，又有史学人才个人品德修养的问题。如果说，才、学、识三长是对史学人才业务修养方面的要求，那么“史德”则是对史学人才思想修养方面（包括思想方法和个人品德）的要求。在业务修养方面，识重于才、学，单有生花的妙笔和丰富的知识，若缺少历史观察能力，对历史发展演变就不可能作出正确判断。当然，文字不生动，不能传其史事；史事不丰富，也无从编写。但是，如果“著书者之心术”不正，没有史德，不辨主观客观，便不能如实反映客观历史的本来面貌，难免成为“秽史”。“读其书者，先不信其人”，又怎么能够发挥史学的各种社会功用呢！[49]中国古代关于“史才”、“史德”的理论，虽有很大局限，但就强调史学家业务修养和思想修养这一点来讲，仍应当重视。尤其应联系实际，进一步作出科学的理论阐发：在业务修养方面，应当如何改善写作技巧、充实各类知识、提高理性认识；在思想修养方面，怎么才能直而不曲、真而不伪，做到主观适应客观，坚持史学的科学性。4、考据之学的成就与局限在治史方法方面，中国更有独具特色的传统，这便是辨伪、校勘、考据之学的极大发展。辨伪之学，始于汉代。当时，原是通过校书考定古书真伪和时代，因而辨伪一开始便与校勘结合在一起。《汉书·艺文志》基本采录刘歆《七略》而成，以其所载传疑之书考察，可见刘、班辨伪六例。虽然简略，却启示了后人辨伪的一些基本方法。提出有力证据考定某篇确系伪作，始于东汉大经学家马融对《尚书·泰誓》的否定。其后，历代学者都十分注意辨伪这一工作。及至宋代，辨伪之风盛行起来，并取得很多成绩。明代胡应麟在《四部正讹》中第一次把辨伪方法系统起来，提出辨伪八法。近代，梁启超讲“鉴别史料之法”，进一步提出辨伪的12条公例。同时，又有《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的专著详论辨伪方法。关于校书，虽然春秋时就有“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50]的记载，但大规模校书始于汉代。校书作为学术发展中一项专门事业，也始自汉代。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即是这方面最早取得成就的专家。他们主要是多储副本，以较好、较早的本子作为校勘的依据。其后，官府校书之风，迄至清末，历久不衰，推动着目录学的发展。雕版印刷发明之后，刻书者日多，又出现版本问题。刊本与校勘，亦愈益密不可分。此外，南北朝时，已有用出土实物校订史籍的记载。至两宋，发展为金石专门之学。取金石铭文订正史籍，为治学开了一条新途。清代学者在这方面的功夫，更为切实专精。校勘之学，在乾隆、嘉庆两朝达到鼎盛。晚清，俞樾将其一生校书过程中归纳成的公例，全部写入《古书疑义举例》卷五至卷七，凡37例，差不多古书中的衍文、讹体、倒置、脱落、误改、误解、误增，以及简策错乱、篇章颠倒等现象，全都总结出来了。这是校勘由实践迈向条理化的一种表现。近几十年间，陈垣总结校勘《元典章》的实践，写成《元典章校补释例》6卷，凡50例，成为第一部把校勘知识条理化的论著，标志着校勘学在近代学术文化中的发展。作为校勘史籍的钥匙之一，是关于历代避讳的知识。宋代已有学者开始在这方面下功夫。清代乾嘉时期，周广业写成《经史避名汇考》46卷，可谓一部专门性的巨著，惜其没有刊行。陈垣总结往昔著述，系统整理，略仿俞樾《古书疑义举例》体裁，写成《史讳举例》，举凡82例，成为一部关于避讳的系统研究之作。至于考据，则滥觞于古代的传注。西晋以下，注史情况越来越多。《三国志》裴松之注包括补缺遗、备异闻、正纰缪、辨当否四项内容，深受考史者推崇。但是，作为治经、治史的重要方法，考据直至清代才专门提了出来。考据成为一门学问，是在乾嘉时期。考据之学，与目录、版本、辨伪、校勘、注训、辑佚诸学密切相关，是这诸多学问的综合运用。一方面，治以上诸学，离不开考据；另方面，不掌握这些知识和手段，又难以达到取材广博，用材精审，训释准确，类例分明，从而保证考据无误。从事考据，一般來说，需要广集资料，鉴别真伪，究明正诂，分类归纳，求得解释历史的史料依据。在上述史料学或文献学的知识之外，还应有逻辑学修养、其它相关的专业知识，如音韵、历律、地理等知识。近代以来，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以旧史料解释新发现的材料，补其脱落；用新发现的材料印证旧史料，证其可信，使古史研究得到新的解释，谓“古史新证”，将考据之学推向近代化。陈寅恪的诗文笺证与“民族文化之史”的研究方法，体现了近代考据家极高的史识。陈垣重史源、讲类例，取得多方面的卓越成就，使目录学、年代学、史讳学、校勘学趋于条理化、系统化。治史方法的发达，与修史制度的演变、史籍形式的多样，表明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处于一种知性阶段。重视史料的搜集、排比和考订，强调自身的积累，长于个体探讨（或曰微观研究），再加之孔子“述而不作”以及“作者谓之圣，述者谓之明”[51]的古训，使中国古代史籍基本以叙述（即描述）的形态存在。这样的一种治史系统，对吸收其它学科成果重视不够，并相对排斥理论分析及概括，逐渐形成一个“封闭圈”，延缓其向理性阶段迈进，不仅无法迎接外界的挑战，就连自身的发展都步履艰难。发挥这种治史系统整理历史资料、考订历史事实之长，并使之由封闭走向开放，从知性推进到理性，则是在批判继承中应着力解决的首要问题。[1]《汉书》卷62《司马迁传》。[2]《汉书》卷62《司马迁传》。[3]《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4]《史记》卷18《高祖功臣侯者年表》。[5]《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6]《史记》卷5《秦本纪》。[7]《申鉴》卷4《杂言上》。[8]《汉纪目录序》。[9]《资治通鉴进书表》。[10]《进金史表》。[11]《隋书》卷33《经籍志二》。[12]《唐会要》卷63《修国史》。[13]《进元史表》。[14]《清史稿》卷500《遗逸传一》。[15]皇甫湜《东晋元魏正闰论》，《全唐文》卷686。[16]《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17]《汉书》卷88《儒林传》。[18]《后汉纪》卷26《后汉纪序》。[19]《新五代史》卷60《职官考》。[20]卲雍《皇极经世》卷11《观物篇五十五》。[21]杨维祯《辍耕录》卷3《正统辨》。[22]《四库全书总目》卷46《正史类》。[23]《廿二史考异》卷81。[24]《元史》卷26《仁宗纪三》。[25]《明史》卷296《孝友传》、289《忠义传》。[26]《文史通义》卷5《浙东学术》。[27]《清儒学案序》。[28]宋敏求《长安志》卷6《史馆》。[29]《唐会要》卷63《史馆上》。[30]《宋书》卷93《雷次宗传》：“元嘉十五年”，儒学之外立玄、史、文学，“凡四学并建”。[31]《四库全书总目》卷51《杂史类序》。[32]《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1卷第12页；《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鲁迅全集》第6卷第92页。[33]《汉书》卷62《司马迁传》。[34]《文史通义》卷6《方志立三书议》。[35]《文史通义》卷3《史德》。[36]《欧阳文中公集》卷108《论史馆日历状》。[37]李焘《进长编奏状》（隆兴元年），《文献通考》卷193《续通鉴长编举要》条引。[38]《琅环文集》卷1《石匮书自序》。[39]王世贞《皇明名臣琬琰录小序》云：“国史，人恣而善蔽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家史，人谀而善溢真”。然而，“叙典章”、“徵是非”、“缵宗阀”，又“不可废”。[40]《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63《答范梦得》。[41]《潜研堂文集》28《跋柯维骐宋史新编》。[42]施丁《中国史学的传统与维新》，《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5期。[43]顾炎武《日知录》卷7《夫子之言性与天道》。[44]李翰《通典序》；权德舆《歧国公杜公墓志铭》。[45]《通典》卷12《食货十二》“论曰”。[46]皇甫湜《编年纪传论》，《全唐文》卷686。[47]《少室山房笔丛》卷5《史书占毕》。[48]《文史通义》卷4《说林》。[49]《文史通义》卷3《史德》。[50]《国语》卷5《鲁语下》。[51]《论语·述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