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境、情感与力：暴力产生的一个解释框架.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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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情感与力：暴力产生的一个解释框架摘要：本文考察中国农村社会初级关系圈中与纠纷、争吵、不公、丢面子、委屈、怨恨等道德情感性因素勾连在一起的暴力事件。文章基于情境、情感和力三个因素，构建了SEPV分析框架，以此来解释此类暴力行为产生及再生产的机制。研究发现：力的不均衡容易促发暴力行为，并且在纠纷演变过程中，当事人双方的力并不是一个恒量，而是会随着情境的不同而发生改变；负面情感是暴力行为的重要促动力，其强度在纠纷演变过程中同样不断变化；情境是暴力产生的环境因素，对情感和力的施与产生刺激或抑制作用。关键词：农村社会；暴力；情境；情感；力；SEPV框架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转型期社会不满情绪的法社会学研究”（项目编号：12CSH01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纠纷解决中的主体建构”（项目编号：12YJC840061）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纠纷过程与暴力生产”（项目编号：FRF–TP-12-126A）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邢朝国，社会学博士，北京科技大学社会学系讲师。一、问题的提出从2009年冬天至2010年夏天，笔者多次前往皖江北岸的江俺镇[①]收集农村暴力纠纷的资料。笔者发现，在收集到的暴力纠纷事例中，除了青少年帮派、流氓、“小混混”介入的事例之外，大部分暴力纠纷有三个共同点：其一，暴力纠纷发生在普通的农户之间，涉及邻里、长辈与晚辈、兄弟、夫妻以及妯娌等熟人关系或亲密关系；其二，暴力纠纷的起因是日常生活中最为常见的冲突，如房屋建设、土地边界、财产分配、物品归属、婚姻问题以及经济纠纷等，并且与争吵、不满、丢面子、委屈、怨恨以及不公正等道德情感性因素勾连在一起；其三，这些常见的冲突在经过较长时间的积压之后，发展为流血事件，最终转变成公安部门处理的案件。如何理解上述这种发生在中国农村社会初级关系圈中并包含明显的道德情感特质的暴力行为？其产生及再生产的机制是什么？什么样的变量在当中起到关键性作用？在整个调研过程中，这些问题一直让笔者很困惑。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笔者尝试诉诸现有的理论资源，即犯罪学研究暴力行为的三大知识传统：第一个传统是古典犯罪学。它将暴力行为者视为“理性人”，进而将暴力行为看作一种工具性行动。例如，贝卡里亚主张的“自由意志论”认为，犯罪是人们理性选择的结果，犯罪者从犯罪行为中获得的快乐、收益要大于他们付出的痛苦、成本，因此政府需要用超过犯罪收益的惩罚来威慑潜在的犯罪者[1]。新古典犯罪学继承了古典犯罪学的衣钵，仍然将犯罪人视为理性人，将威慑作为理论的核心概念。但是当代的威慑力研究却显示，人们对刑罚威慑力的感知是存在差异的，而且个体的是非观念以及对规范的评价都会影响到他们对违法与否的选择。[2]102-103第二个传统是精神病学对暴力行为的诊断。这一研究传统认为，暴力行为者是受魔症支配的“非正常人”，暴力行为是精神疾病和神经官能症的结果。暴力的精神病学研究结果也确实告诉我们，精神疾病与暴力行为确实有关，并且由精神疾病引发的暴力犯罪与正常人的暴力犯罪在犯罪行为模式上存在差别。这种差别大致可归纳为：精神疾病型犯罪没有确切的行动动机和目标，与利益纠葛无关，无预谋，不虑及后果，攻击对象多为家人和熟人；正常人的暴力犯罪有明确的动机和目标，有计划性，考虑风险和后果，伤害对象多为陌生人或者有利害冲突的熟人。[3]第三个传统是犯罪生物学。与精神病学的立场相似，犯罪生物学也对古典犯罪学的理性人假设进行了批评，强调犯罪人与正常人之间存在本质差异。这一研究范式的代表人物龙勃罗梭在《犯罪人》中提出了天生犯罪人论，认为犯罪人是未脱野性之人，进化水平低于常人，他们与癫痫病人在身体特征上具有诸多相似性，如大颌骨、突出的颧骨[4]。另外，当代的生物学研究同样认为某些个体的犯罪行为是人的理性之外的因素——生物学因素——作用的结果，并且将研究对象扩展到家族遗传、智商、染色体、荷尔蒙，甚至女性的产后综合症。例如，Wilson和Herrnstein指出较高的青少年犯罪率与低智商相关联。[5]另一个常被提及的生物疾病是XYY综合症，即正常男性的染色体组合是XY，但极为少数的男性多出一个Y染色体，其病症是长胳膊、容易长痤疮、智力较低[6]114。可以说，精神病学、生物学都倾向于对暴力行为进行躯体化的解释，都认为暴力行为者与正常人存在差异，只是它们各自强调的“差异”有所不同而已。而古典犯罪学则并不承认这种差异的存在，认为人都是理性的，具有衡量利弊的能力，暴力行为是理性判断的结果，尽管这一预设在后来的研究中得到修正和限定，但并没有被颠覆。当笔者用上述三个理论传统来检视这些发生在熟人之间并与道德情感因素勾连在一起的暴力事件时，发现理论与事实之间存在不可忽视的缝隙，而且部分事实并没有被理论关照到。首先，对于多数暴力事件，笔者难以从理性人的角度对其进行合理的解释，因为，这些暴力事件多半肇端于琐碎的日常冲突，冲突双方的诉求很多是非现实性的，如追求道义、公正、面子、权力等，从理性权衡、成本—收益计算的逻辑来看，这些诉求在流血冲突、身体伤害以及公权力的惩罚面前微不足道，事件的因和果显得颇具戏剧性。其次，精神病学的解释在这些事件中也不具有说服力。原因有二：第一，对于那些已经演变成刑事案件的暴力事件，当事人是否患有精神疾病是案件侦查以及法院裁量过程中需要确认的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而笔者在查看派出所的档案以及法院的卷宗时，发现相关资料并没有提及当事人患有任何精神问题；第二，笔者在做实地调查时，被访者都没有将暴力行为与精神病、神经病联系到一起，也没有用精神病、抑郁症或者性格缺陷一类的语词来解释暴力行为的发生，甚至在笔者的有意追问下，他们都明确否定精神疾病在当事人身上存在的可能。此外，在对施加暴力行为的当事人及其亲属的访谈中，给笔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一点是，无论当事方是第一次暴力的发起方，还是遭受暴力攻击之后的报复方，他们都更倾向于将自己一方的暴力行为解释为一种获取正义的悲情方式。这种解释与古典犯罪学将暴力行为理解成一种权衡利弊、理性计算的工具性行动以及精神病学将暴力行为视为受魔怔支配的病态躯体行为有本质差别。这也就是说，传统的理论资源在面对此类暴力纠纷的发生及演变时，缺乏充足的解释力，尤为不足的是，这些理论并没有将与道德、政治及地方文化紧密相连的情感因素放入分析范围。鉴于此，本研究扎根具体的地方社会，考察此类暴力事件发生的社会场域和文化脉络，关注纠纷事件中的情感性因素，尝试构建一套能够有效解释中国农村社会暴力纠纷产生及再生产的框架。二、理论框架在本研究中，笔者将暴力定义成：在特定的情境下发生的一种带有情感的力量施与，其产生是情境（situation）、情感（emotion）和力（power）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一定义涉及三个关键因素（变量），即情境、情感和力。首先，这里的力是指纠纷主体的暴力施与能力，它不仅是当事人主体拥有的力，而且包含当事人可借助的外部力，不仅是现实展现的力，还包括潜存的力。此处，要强调的是，与以往的暴力行为解释范式不同，在本文的分析框架中，力并不是一个恒量，而是一个变量。在纠纷演变过程中，当事人双方的力在不同的情境中会呈现出不同的状态，并且情感也会对力的施与产生影响。其次，情感也是一个变化的量，也就是说，在纠纷的演变过程中，情感处于流变状态，通常，它会不断蓄积，在强度上逐渐增强，成为激发力量施与的促动力。需要注意的是，一方面，情感可以作为暴力产生及再生产的条件变量；另一方面，暴力行为的发生也会对情感变量产生影响（如暴力施与方通过施暴来宣泄情感，弱势的被攻击方被暴力行为激发情感、但往往又不得不抑制情感），因此，我们有必要将情感变量放置在暴力产生及再生产的循环链条中看待。再次，本文的分析框架特别强调，力是情境中的力，情感是情境中的情感，对纠纷当事人的力以及情感的分析需要联系特定的情境。之所以如此强调，是因为力的施与是发生在特定的情境中，情感的变化也与情境密切相关，情境中的行为规范、文化价值及意义系统有助于我们鲜活地理解力的施与以及情感的变化。在本文的分析框架中，如果说情境是暴力产生的环境因素的话，那么情感和力则是暴力产生的状态因素，其中情境影响情感和力，而情感又促发力，三者共同作用于暴力的产生与再生产。据此，笔者勾勒了情境（S）、情感（E）、力（P）与暴力（V）之间的关系图（SEPV图），并以此图为框架来分析暴力的产生及再生产。至此，非常明确的是，与暴力行为的躯体化解释将暴力行为者视为“不正常的人”以及工具化解释将暴力行者看作“理性人”不同，本研究将暴力行为者定义为“情感的人”，即有情感性反应的常人，对暴力行为者形象的这种界定更贴近真实的日常生活世界。换言之，在笔者所构建的暴力分析框架中，暴力本身已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躯体化病态结果，也不是古典犯罪学中经过理性计算的工具性行动，而是包含了屈辱、怨怼、愤恨等情感的表达性行为，如泄恨性暴力、怨恨性暴力和报复性暴力[7]。在村落社会的特定情境中，这种暴力作为一种私力救济，并非不义，相反，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人们解决纠纷、追求德性生活的一种方式。所以，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工具性暴力以及躯体病态暴力，中国农村社会里的这种暴力行为类型有其自身的实践逻辑及产生机制，对这种实践逻辑和产生机制的探讨不仅关系到个体的安身立命，而且与村落政治的平衡以及村落秩序的维系息息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