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生成与生态困境的超越刍议论文人性生成与生态困境的超越刍议论文预读:摘要:生态人格的重塑与转型人类源于自然又超越自然,既具有自然存在的规定性,又因其精神和价值属性而具有超越自然存在的社会规定性.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和不同的文明形态中产生着不同的人性规定和人格模式.现代主体性人格和生态文化人格的建设应当系统分析不同历史阶段的人格塑型,探寻“爱自然”的人性生成的理论路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分为三大形态,这就是农耕文明时期的“依附型”人格、工业文明时期的物化“单向度”型人格以及生态文明时期基于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全面发展的自由人格.[4]104具体的人性人格是人类在自身的生存活动中产生的心理积淀、价值取向、性格结构和思维方式,并通过个体外显的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表现出来.人性人格的形成和塑造与特定的社会环境、生产条件和发展状态紧密相关,不同的社会形态更迭造就了不同的人格塑型.受制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局限以及重农轻工的传统观念的影响,传统农耕文明时期逐渐形成了重内在心性修养不重外部创造、重道德教化不重工具理性的封闭保守的依附型人格,并且由于当时人类的生存在很大程度上主要依靠自然的恩赐,通过汇聚个体的生命力量组成群体部落才能够体现人“类”的本质属性、摆脱生态困境.传统农耕文明时期强调整体和谐有序与社会等级秩序,在对自然敬畏与依顺的基础上,个体的主体性消融于整体的等级秩序中,生命主体的创造性与理性能动性受压制.高扬理性的工业文明时期,伴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人类改造自然、抵御野蛮与愚昧的能力得到增强,但形成了物化单向度的人性与人格,人格的自然基础要素遭到忽视.在个人至上、物质至上的理念追求下,人性价值信仰迷失、精神颓废、道德堕落.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过程中,人类充分挖掘自然外在价值和工具价值,倡导向自然进军,疯狂地掠夺和攫取自然,遗忘了人类生存的价值与意义,迷失了自我,滋生了人类中心主义,或者沦为欲望的奴隶、或者造成人与自然的隔离,从而导致了生态失衡、环境恶化、生物多样性锐减、能源枯竭等生态困境.因而,人性主体性的彰显应当在超越单纯个人本位的基础上,在精神深层把握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之间的本质联系,发挥人性主体性的能动与协调作用,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这就是生态人格的重塑.生态人格源于生态文明时期生态科学的高度发展,它是新时期道德人格发展的一种新的范型.它将生态伦理原则理念与生态道德素养内化为人的内在生态道德良知,彰显人类对待自然的生态道德认知态度、生态道德情感、生态道德信念与生态道德行为.伴随着当今绿色环保运动的兴起以及环保教育活动的贯彻落实,人们的生态意识逐渐开始觉醒,生态伦理逐渐开始作为一门显学渗透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使生态人格的塑造成为可能,“生态意识和生态伦理学所反映的价值观将实现对人的重新塑造”[5]410.因此,生态人格的塑造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同时也是对农业“依附型”人格和工业物化单向度型人格的继承与发展;它既克服了农业社会的文化人格对自然与社会的依附性,又肯定了现代文化人格的主体性,主张塑造个体人性的自觉性与自主性.它既克服了现代文化人格的个人主义、物质主义与利己主义的人格倾向,又在继承传统农业文明人与自然、社会和谐的人格特征的基础上突出强调人—自然—社会和谐一体的生态理念,将人的主体性、理性与情感、意志、自由等因素看作健康互动、有机联系的复合系统整体,从人与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总体理解人的社会本质与自然本性,为生态自由人格的重塑提供了理论依据.生态人格理念对当今社会人的人格转型和重新塑造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生态道德人格应当在拓展道德关怀范围的基础上把对道德权利的尊重与维护作为衡量人类行为善恶的重要依据,在完善自身生态道德责任意识和道德义务意识的基础上明确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自觉选择和确证人性“是其所是”的“类”的本质规定,实现道德主体从“小我”向“大我”的转向,在自然资源的分配与生存空间的共享方面实现人际和谐、种际和谐、代内和谐与代际和谐,以人地和谐为精神旨归,以生态资源的可持续性为价值目标,从而肩负起拯救人类自身的历史使命.生态道德人性的塑造总是要落实到社会个体身上,因而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和从事生产实践的过程中,社会个体应当遵循生态伦理的基本理念,学会以宽容和理解的心态与自然、社会及他人共荣,推动“爱自然”的人性生成.
“爱自然”的人性生成与生态困境的超越人性世界是一个活的充满灵性的有机整体,它遵循着自我生命秩序的自我运动和自我生成,与生命自然世界一样具有系统整体性和统一性.深生态学的“自我实现论”也认为,真正的自我是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大我”,而非狭隘的“自我”或“本我”.后者是以社会为指向的“小我”,与生态自然融合一体的“生态自我”是真正的自我与“大我”,它不仅包括人类生命整体与“我”的个体,而且包括动物、植物、山川、河流、大地乃至整个自然生命系统,在所有存在物中直观到“自我”,并在“自我”身上影射出所有存在物.所以,自我实现的过程是不断拓展自我认同对象、扩展“大我”并克服自我与其他自然存在物的疏离感,是从“本我”、“自我”到“生态自我”的“大我”实现过程,也是人的“类意识”不断觉醒的生命历程.道德哲学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不断思考中得以深化,人类自身在“类本质”意境的不断提高过程中得以成长.人类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人类既要超越自然,又不能摆脱作为自然存在的,因此,人类只能在人与自然之间伦理关系的确认中去探寻各种生态道德规范,从而获取并真正占有自身的“类本质”.当人依靠自身的主体能动性不断扩大自我对其他自然存在物的包容与认同时,也就实现了人类道德关怀范围的扩展,将所有自然存在物纳入自我意识的关照当中,建构起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使人性与“自然生态”相融合.于是,自然世界进入人的关怀视野,与人的本质融为一体;人类进入自然世界,在探寻自然生命家园的根基的旅途中,感受自然之“爱”,形成热爱自然的人性体系,使人类“是其所是”的本质展现与自然“是其所是”的本质内涵融为一体,超越了简单的生物学意义的人性生成,形成“爱自然”的人性观.生态伦理的文化真义是对生命自然和人类的终极关切,它是融汇工具理性、伦理价值与审美维度的深层文化价值体系,内蕴着对自然生命系统存在的终极价值意义的思考和对人类终极自由及解放的文化关怀.现代性下人类的精神危机和人性危机的呈现与生态伦理的主旨背向而驰,绿色文明时代要求我们重新塑造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人性观,在“生态自然”的价值理念层面实现对人性的重新整合,即推进“爱自然”的人性生成.自然孕育了人类,是人类和其他生命物种的生存与发展的源泉.人类是自然之子,人类文明的每一点进步都浸润着大自然的甘露,人类理应对自然抱有永恒的感恩之心和感激之情,珍爱自然、善待自然、欣赏自然并融入自然,因为“人不是存在者的主人,人是存在的看护者”[6]403.人类按照自身存在的使命“看护”作为人的生存根基的自然与大地,从而体现人生命存在的道德责任感与伦理使命感,并在人与自然的融合中寻归自身的“类本质”.然而,人类对自然过多的役使和索取违背了自然生态规律,带来了生态困境,人类理应对心存忏悔之意并保持谦卑之心.由于自然生态规律的不可违背性以及自然古老而神圣的生态智慧,决定了人类生命的产生和进化历程只是生物演化史上短暂的一瞬,人类只是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一个“纽结”.自然生态系统通过诸多客体在一定时间、空间中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体现出本身具有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从而维系自身的稳定运转.人类是“万物之灵”,但并非“万物之主”,因此人类不应当一味地索取自然,在“爱自然”的人性感召下,人学会给予和奉献,怀抱恻隐、同情、悲悯与慈爱之心包容自然,在追求自身的价值与尊严时兼顾自然界其他生命的价值与尊严,因为“我们研究自然的要求,我们的品德将更加完善”[7].因此,人类道德范围的不断扩展与人类道德的完善和对自身“类本质”的占有是同一个过程.“爱自然”的人性关照还应当体悟“自然之美”,通过精神的“觉悟”和价值的体悟去用双手创造山川之美、自然之美,复现天籁之声和秀丽、宁静、幽远之境,从而陶冶人的情操、愉悦人的感受、净化人的心灵并提升人的修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