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拜伦《哀希腊》在四种译本中的创造性叛逆语言学论文.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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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拜伦《哀希腊》在四种译本中的创造性叛逆_语言学论文浅析拜伦《哀希腊》在四种译本中的创造性叛逆,摘要：在近代中国，拜伦的《哀希腊》先后被梁启超、马君武、苏曼殊、胡适翻译到中国。由于不同的翻译意图、知识背景、社会环境，不同的译者采用了不同的翻译原则和策略，赋予了拜伦诗不同的中文面貌，塑造了不同的诗人拜伦的形象。同一文学作品在不同的社会环境和不同的作者手中获得了不同的新生命。而意识形态是构成译者前理解的主要因素之一。这些早期译本揭示了前理解如何使译者们在理解和翻译过程中背离了原诗，并如何将自我想象投射于异域诗人。关键词：拜伦《哀希腊》四种译本创造性叛逆1．引言拜伦是继“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科勒律治和骚赛出现的英国第二代浪漫主义诗人的杰出代表。他既是具有理想和激情的理想主义者，又是孤独和反叛的个人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位具有正义感的行动主义者。《哀希腊》是《唐璜》中的一章，它集中表达了诗人重独立和爱自由的精神。这首诗中的希腊歌人是一个爱国者，他曾游历世界各地，最后回到自己的祖国，他看到祖国被土耳其统治了三百年，而人民深受其苦却不知反抗，而发出无限感慨。实际上真正的感慨发自拜伦，歌者的真正身份是拜伦。梁启超于1902年在《新中国未来记》中根据徒弟罗昌的口述翻译了《哀希腊》（时译《端志安》）的第一节和第三节，但没有为诗命名。马君武于1905年首次将全诗译出，并将其命名为《哀希腊歌》，其后同时代的苏曼殊、胡适、柳无忌等相继翻译该诗。新中国成立后，《哀希腊》先后有朱维基、查良铮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用现代白话翻译《唐璜》全诗，其他译者还有杨德豫、周流溪、李继青，等等。梁启超、马君武、苏曼殊、胡适是近代中国四位在翻译《哀希腊》这首诗中较早和较具有特色的四位学者，本文想通过他们不同的翻译意图、翻译特色来指出在翻译文学作品时，尤其是诗歌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创造性叛逆。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提出了一个术语——“创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并说：“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谢天振，72）翻译是一种“创造性叛逆”，这种“叛逆”表现在形式上就是翻译中的删减、添加和意译。……，“创造性叛逆”所带来的翻译的个性、翻译的理论，译者对原作的‘选择性共鸣’及其译本的变迁等或表示了外国文学影响的踪迹，或反映了一国文学的情势，这些都是翻译研究的内容。(廖鸿钧,103)谢天振的《译介学》对创造性叛逆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分类和描述，并考察了媒介者的创造性叛逆和接受者与接受环境的创造性叛逆。在译介学中，媒介者主要是译者，译者的创造性叛逆有多种表现，但概括起来有两种：有意识型和无意识型。具体来说，又有四种形态。一是个性化翻译。译者在翻译时都有自己的原则和追求，因此同一作品在不同译者手中就会产生不同的创造性叛逆。拜伦的《哀希腊》，梁启超用元曲来译，马君武用七言古体诗，苏曼殊用五言古体诗，胡适用的是离骚体。二是误译和漏译。因为译者对原文的语言内涵或文化背景缺乏足够的了解，所以造成的大部分误译和漏译属于无意识型的创造性叛逆。而有意的误译则是译者为迎合本民族读者的心态和习惯，达到自己的表达目的，故意以不正确的方式翻译，而造成了创造性叛逆。节译和编译以及转译和改编也是创造性叛逆的另两种方式。本文试图通过译文中的明显创造性叛逆，来主要讨论创造性叛逆的前两种形态在梁启超、马君武、苏曼殊、胡适四位的《哀希腊》译本中体现以及探讨这种创造性叛逆出现的原因。2.不同的译介动机和创造性叛逆在梁启超的译诗中，原本“Where burning Sappho loved and sung,Where grew the arts of war and peace,Where Delos rose,and Phoebus sprung,”被译成了“撒芷波歌声高，女诗人热情好。更有那“德罗士”、“菲波士”（两神名）荣光常照。此地是艺文旧垒，技术中潮。”“艺文旧垒，技术中潮”是由“art”一词而来，是梁启超自行添加的赞美的话语。“Where burning Sappho loved and sung”中的“love”译为“热情”，是明显的创造性叛逆，因为恋爱与情诗在国难当头时并不是歌咏的对象，梁启超避开了恋爱，而以超乎寻常的热情歌咏希腊，实则是以希腊比拟中国，为下文哀中国做铺垫。梁启超所译的诗以元曲的形式出现，并出现在小说当中，他所节译的两节诗的目的是服务于小说，利用小说的政治功能，来达到启蒙图强的目的。梁启超之所以在小说中加入这一首诗歌，是因为他认为希腊与中国有着相似的特点，都拥有悠久的历史、壮丽的河山和辉煌的文化，也同样被其他国家侵略着。梁启超曾认为：“顾吾以为译文家言者，宜勿徒求字句之间，惟以不失其精神为第一义，不然，则诘屈为病，无复成其为又矣。”（廖七一，48）他认为，译诗的关键在于精神的传达而不是字词的雕琢。梁启超选取这两节，目的其实就是借拜伦哀希腊之口哀中国，树立一个为希腊民族解放事业而献身的大英雄拜伦的形象，进而鼓舞中国有志之士来抵抗外侮。有论者称，梁启超的翻译，从主题到诗节的选择集中体现了“重意识形态、轻艺术审美的倾向”。（廖七一，48）马君武于1905年底将《哀希腊》一诗完整译出，所采取的形式是七言古体诗。第六节中的创造性叛逆较为突出，“Tis something in the dearth of fame,Tough linked among a fettered race,”译为“一朝宫舍尽成墟，可怜国种遂为奴。光荣忽傍夕阳没，名誉都遂秋草枯。岂无国土坐列岛，追念夙昔伤怀抱。”“一朝宫舍尽成墟”是译者自己加上去的，是在感叹自己国家的处境；“忽傍夕阳没”与“都遂秋草枯”是译者自己的发挥，添加传统中国诗歌中的意象，来增添哀伤之感。最后两句，原诗是没有的，也是译者的自我感叹。原诗意在讽刺希腊人民虽沦为奴隶，却没有丝毫的愧疚感。但经马君武翻译后，徒增了对国家沦亡的伤感。据说，马君武在翻译拜伦的《哀希腊》时说：“此诗共十六章，梁启超曾译其二章于新小说。梁氏非知英文者，赖其徒罗昌口述之，予以乙已冬归沪，一省慈母。雪深风急，茅屋一椽，间取拜伦诗读之，随笔移译，遂尽全章。呜呼！拜伦哀希腊，今吾方自哀之不暇尔。”（张娟平，29）从马君武的“自哀不暇”可以看出，马君武也是一位爱国诗人，他主张诗歌创造应时代的需要，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他能在风雪交加的夜晚将《哀希腊歌》一气呵成翻译出来，目的和梁启超是一样的。他塑造的是一个大文豪、大军人的具有慷慨气质的一面。苏曼殊以五言古体诗的形式也将全诗译出。他由于身世的特殊，加上多年的居无定所，使他常感孤独。苏曼殊作为和拜伦有着相似经历和性格的一位浪漫主义诗人，他是极热爱拜伦和崇尚拜伦的。他曾写了句诗“词客飘蓬君与我，可能异域为招魂。”表明他自身和拜伦同样漂泊他乡，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具有自由不羁的叛逆精神，与现实社会的规则格格不入。他的创造性叛逆，经常加入孤独个体的呼号。他译的第三节诗中，“And musing there an hour alone”译为“独立向谁语”，增加了孤独、无人理解的感情，而原文只是说作者在独自思考。可以说，苏曼殊阅读翻译拜伦的作品，并不是客观冷静的，而是感性和审美的，是将拜伦当作榜样，从拜伦身上找寻自己的影子。然而，在苏曼殊的译介中，那个为普希金、莱蒙托夫模仿的拜伦却被苏曼殊忽略回避了。（张娟平，31）所以，可以说，苏曼殊翻译《哀希腊歌》是以拜伦自喻，他是重艺术审美而轻意识形态的倾向的。有人在论及苏曼殊与马君武的诗作和拜伦之间关系时，认为“他们的译诗，其实也是一种创作，是借拜伦等的浪漫主义诗歌来抒发他们自己的感情”。（马积高，503）胡适译《哀希腊歌》是在1914年2月“以四小时之力”重译这首诗歌的。在这时，他尚在国外，正与陈独秀书信往返探讨白话诗的探索，在没找到完全合适的体裁之前，也和梁启超一样，选择白话文和离骚体的“二合一”。在1916年5月11月的定稿在1916年5月11日的定稿序中比较了马君武和苏曼殊的译本：“颇嫌君武失之讹，而曼殊失之晦。讹则失真，晦则不达，均非善译者也。”所以，他的翻译目的，是为了“善译”，所以，在他为求“真”、求“达”的翻译意图的指引下，其译诗在一定程度上是忠实于原文的。但是胡适在翻译时为了照顾中国的读者理解，在译文意象的选择上，也是选取了中国传统意象。从下面两句可以看出。“Where burning Sappho loved and sung,Where Delos rose,and Phoebus sprung!”中的“Phoebus”和“Phoebus”分别被译为了“亦羲”和“素娥”，这是借助中国古代的神话人物来译，为迎合本民族读者的心态和习惯，达到自己的表达目的而造成的创造性叛逆，和原文中希腊的两人物有一定的差距。3.结语综上所述，不难发现，这些国内近代的翻译家们对拜伦的翻译是基于理想化的“拜伦形象”上的，他只被认为是一位在民族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英雄人物，但他性格上的有点病态的、心胸狭隘的、极端缺乏自制力的那方面却被忽视了。这样的前理解，无疑会影响他们对拜伦的诗歌客观翻译。而在当时中国民族危亡的时刻，这首诗的热译也是因为激起了知识分子的共鸣，他们或借诗抒发自己的伤感之情，或为激发国民的爱国热情，在这种情况下，难免会对客观理解和客观介绍拜伦的诗歌形成影响，所以也会或多或少地出现创造性叛逆，影响原文以原来的面貌再现。参考文献：[1]廖鸿钧.中西比较文学手册[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103-104.[2]廖七一.梁启超与拜伦《哀希腊》的本土化[J].外语研究，2006（3）:48.[3]马积高.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6：503.[4]谢天振，译介学导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72.[5]张娟平.拜伦的形象：从欧洲到中国——以1900—1917年间拜伦在中国的译介为重点来考察，[D].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