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悲观主义思潮辨析.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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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悲观主义思潮辨析技术悲观主义思潮辨析【作者】赵建军内容提要本文对技术悲观主义思潮作了历史考察，划分出三种理论类型（道德型、社会型和生态型）、三个发展阶段（自我感知论、社会价值论和全球意识论阶段），并阐述了各个阶段的显著特征。通过对技术悲观主义不同类型的分析批判指出，技术悲观主义以否定的方式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特别是生态型技术悲观主义，敝开其悲观结论，它的研究视野和理论方法是值得借鉴的。技术悲观主义，目前虽然尚无统一的划界和定义，但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它却对现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特别是来自“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其理论和方法已对当代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政策制定产生了直接影响。因此，简单地、甚至武断地对技术悲观主义加以全盘否定和批判是不可取的。本文力图对技术悲观主义作一系统的、全面的考察，通过对它的表现形态的划分和特征的分析比较，以鉴别出其精华和糟粕。这对我们在向现代化的迈进中，如何确立正确的价值观、技术观或许具有某种启示作用。技术悲观主义的三种理论形态考察历史上所出现的、形形色色的技术悲观主义，发现它们在基本内容、表现形式和认识方法上，可以归结到三个领域内——道德学、社会学和生态学领域。由此，本文把技术悲观主义划分为三种基本的理论形态：道德型技术悲观主义、社会型技术悲观主义和生态型技术悲观主义。它们产生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却从同一个侧面反映了人类以否定的情感意识形式去认识技术的发展过程。一、道德型技术悲观主义这是技术悲观主义最早的表现形态，它主要是从道德、伦理角度来否定技术、贬斥文明。中国古代的老庄学派和近代西方以卢梭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学派是其突出代表。1.老庄“绝巧弃利”的技术观老庄学派作为古代中国道家的创始学派，“无为”、“不争”是其突出的理论特征。它把人类的智能完全沉没到道德伦理中去，追求人性“至善至美”的境界，把“顺物自然”作为人的行动准则。对能变革自然、带来财富的技艺采取敌视和否定的态度，认为技术挠乱了社会，败坏了人性。老子说：“智慧出，有大伪”（《老子》第十八章），“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生”（《老子》第五十七章）。庄子指出：“有机械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庄子》·天地）。老庄竭立倡导“无为”，要人们“绝圣弃智、绝巧弃利”（《老子》第十九章），“同乎无知，同乎无欲”（《庄子》·马蹄）。只有这样，方可“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天下治矣”（《庄子》·庄帝王）。不仅是道家，古代中国的儒、法、佛等诸子百家，对待技术也都采取一种鄙视和否定的态度，形成了中国历史上“重德轻技”传统。2.卢梭“返归自然”的技术观十八世纪法国的卢梭（1712～1778）被认为是近代西方第一个全面系统地批驳科学技术进步能够带来财富与美的联合从而自动地促进社会前进的启蒙思想家〔1〕。他意识到与蒸汽机同来的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对法兰西第戎学院给出的征文“论科学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敦风化俗？”予以断然的悲观回答，并荣鹰头奖。卢梭认为，人类早期是处在一种自由平等的“自然状态”之中的，由于冶金和农业两大技术的发明，导致了原始平等的毁灭，引起了人们之间的贪欲、诡诈，以至毁坏了人们的道德。他说“使人文明化而使人类没落的东西，在诗人看来是金和银，在哲学家看来就是铁和谷物”〔2〕。人一旦拥有了知识、智慧，灵魂就变得肮脏、邪恶，“我们的灵魂正是随着我们的科学和艺术之臻于完美而越发腐败的”〔3〕。他竭力主张以自然的、善良的天性代替文明的罪恶，消除智慧和技艺，“返归自然”。这种因现实之丑恶而生的感伤情调和怀旧心境，后来为浪漫主义接了过来，开了一代文艺之风。二、社会型技术悲观主义十九世纪以来，在技术发展、技术革命导致社会发生巨变、技术的作用和功能异常突出的情况下，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学派和一些技术哲学家、社会学家从社会学、文化学角度对现代技术进步进行哲学反思，在揭示技术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中所表现出的技术悲观主义倾向。1.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学派的技术悲观论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是十九世纪中叶兴起、并在二十世纪产生巨大影响的、与科学主义相对立的一种非理性主义思潮。它们在对待科技发展及现代文明的悲观论调上，如出一辙，表现出惊人的相似。如尼采的“超人意志论”、文化——历史主义的“西方没落论”、新托马斯主义的“原子时代恐惧论”、存在主义的“技术框架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奴役论”、现象学派的“欧洲科学危机论”等。尤以存在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最具代表性。整个存在主义，可以说是对现代技术发展的人和社会副现象的哲学反射。德国存在主义的创始人海德格尔把人类命运的悲惨境况归为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恶果。他指出，技术在今天所支配的已经不只是烟囟林立的大城市，不只是整个工业园，同时包括人原先没有转让的隐秘的内在生命〔4〕。他把技术的本质理解为“框架”（Gestell），即把人、物、乃至整个自然界都纳入某种规范系统中去将之展现出来的方式。这种展现方式（即框架）使得现代社会中个人趋于消失，人找不到自己的本质。海德格尔强调说“技术在本质上是人靠自身力量控制不了的一种东西”〔5〕。如果人不想让技术的急剧运动带来灾难，就必须转向自我，摆脱框架，这或许要等上三百年不止吧。他悲叹道：“我们瞻望着不出现的上帝而没落”〔6〕。法兰克福学派以其突出的“社会批判理论”著称于世。针对当代资本主义“物质丰富、精神痛苦”的现实，其代表人物法国的H·马尔库塞认为，正是技术的进步成了压抑和摧残人性、干预人的自然生活的主要力量，正是技术的操纵，使个人成了没有反抗性和批判性，只满足于物质追求的“单面人”，社会成了没有反对派、没有反对思想的“单面社会”。“使整个的人（肉体和灵魂）都变成了一部机器，甚至只是机器的一部分。不是积极地、就是消极地在他的工作时间里和业余时间里为这一制度效力”〔7〕。他把这一倾向概括为“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扩大的奴役”〔8〕。2.技术哲学家、社会学家的悲观论断20世纪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一大批技术哲学家、技术评论家以及对技术问题感兴趣的社会学家。这中间不乏悲观论者，以法国雅克·埃吕尔的“技术自主论”和美国J·里夫金的“熵增技术论”影响最大。现代技术哲学家埃吕尔以其代表作《技术的社会》（1954）的出版，使他成为技术决定论（技术自主论）的突出代表。他认为“机器（技术）象个不速之客闯入社会，……使得人类不得不尽力承受机器所造成的重压，这样就产生了我们生活在其中的非人性化的社会”〔9〕。技术将一切溶合在一起，和人结为一体，成为人的本质。“这一切都是技术自主的结果”，技术具有“自主性”、“它使现代的人类不但不能选择自己的命运，甚至不能选择自己的手段”〔10〕。技术作为一种具有特殊力量的权威，已经在自行其事，“现时没有一种东西能和技术抗衡，道德、公众舆论、社会结构，乃至国家都对技术无能为力”〔11〕。美国社会学家J·里夫金等在《熵——一种新的世界观》（1981）一书中，把物理学中的熵定律扩展到社会、经济、生活领域，对人类未来得出了一种完全的悲观主义结论。里夫金等认为，人类文明的进程，其实是一个不断衰亡的过程，“我们每天都发觉世界比前一天更加杂乱无章，似乎一切都不再起作用了”〔12〕。在当今时代以为技术能给世界带来更大的秩序，那只是幻想，“根据熵定律，每当一定的有效能量被消耗掉，周围环境的混乱就会增加。现代工业社会的巨大能量流量，给我们居住的世界带来了极大的混乱。技术现代化的进程越快，能量转化的速度就越高，有效能量就消耗的越多，混乱程度也就越大”〔13〕。里夫金等给出结论：“自从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以后，不论我们作出什么努力，世界总是在堕落之中”〔14〕。三、生态型技术悲观主义本世纪60年代以来，以“罗马俱乐部”为主要代表，包括“绿党”、绿色和平组织、环境保护主义组织等，从生态学、全球学角度对加速发展的技术所产生的日趋恶化的人类环境提出质疑，通过大量调查数据向人们发出了带有悲观色彩的忠告，以罗马俱乐部的“增长极限论”和绿党的“绿色政治论”最具代表性。1.罗马俱乐部的“增长极限论”罗马俱乐部是20世纪60年代末诞生的世界性组织，它以“全球问题”和“人类困境”为研究对象，通过“全球模拟”方法，组织大量学者、专家，以系列报告形式阐述了他们的观点。“增长极限论”是罗马俱乐部提交的第一份报告——D·L·米都斯等在《增长的极限》（1972）一书中所阐述的基本观点。他们通过对人类命运有决定意义的五个参数，即人口、粮食、工业化、污染和资源消耗的考察后指出，“这个世界系统的基本行为方式是人口和资本的指数增长，随之而来的是崩溃”〔15〕只要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按现在趋势继续下去，“这个行星上增长的极限有朝一日将在今后一百年中发生，最可能的结果将是人口和工业生产力双方有相当突然的和不可控制的衰退”〔16〕。由此得出了“全球均衡状态”的解决办法，即“零增长”战略。《增长的极限》考察对象主要局限于自然因素，结论过于悲观。在随后的报告中，罗马俱乐部逐步把研究范围扩展到社会、文化、生态及人类自身领域，先后提出了“社会极限论”、“内部极限论”、“技术无政府主义论”、“有机增长论”、“人类素质论”等，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2.绿党的“绿色政治论”绿党是在全球“绿色浪潮”冲击下，于本世纪80年代初在西方发达工业国家相继出现的政党组织。所谓绿党之绿有两层含义：一是主张生态平衡，反对核能污染；二是作为一种政治派别，有别于“红党”（共产党、左派）和“白党”（各种资产阶级政党），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力图找出一条摆脱人类困境的、既不左也不右的第三条道路。在当代影响最大的是前西德绿党，它成立于1980年，1983年进入联邦议院，获27个议席，1987年增至42个议席，形成联邦议院四党格局。西德绿党提出了自己的绿色政治纲领——四项基本原则：即生态学、社会责任感、基层民主和非暴力〔17〕。它强调世界的整体联系和统一，强调生态平衡的伦理意义，指出单靠效用、生产率、国民生产总值去衡量进步，不考虑社会、生态背景，只能导致灾难。只有把“四项基本原则”统一起来，人类的发展才有希望。技术悲观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及特征从静态的角度，我们把技术悲观主义划分为三种理论形态，当我们从动态的角度来考察这三种形态时，可以看出，它们实质上反映了技术悲观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即自我感知论阶段、社会价值论阶段和全球意识论阶段，它们是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一、自我感知论阶段主要指文明社会的早期，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完全是借助直观、思辨、猜测的方式，通过个人情感、意志和自我体验来把握周围世界，在人类实践超前于人类意识情况下，导致个人与自我意识相分离、相冲突的阶段。这一阶段有两个显著特征：1.它把道德判断作为人类认识的价值标准人作为生物的一员，原本与大自然溶为一体，但自从制造第一把工具开始，人类便走上了独立发展进化的道路。人有了自我意识并开始驱使人类超越大自然、远离自己的生物同伴，人与自然的冲突也就随之产生了。然而自然界的神秘莫测和早期人类认识水平的低下，造成了人们惊恐、畏惧、崇敬自然的心态，面对狂风暴雨、火山地震，人们除了屈从，别无选择。上帝的存在和它的恩德便在人类的意识中占了统治地位，使人类对一切事物的认识都带上了浓厚的宗教色彩，对事物的判断标准也随之形成、以依顺自然、归魂上帝作为价值标准。社会是否发展、人类是否进步，不取决于生产力的提高、财富的增加，而在于人类的灵魂是否得到净化，私欲、邪恶是否不断得到克服。2.它把舍己从天作为人类活动的行为准则依从上帝的价值标准造成了人们的思想意识同为生存而变革自然的行为相矛盾，导致个人与自我意识的冲突。一方面，生存的本能迫使人们去竞争、搏斗，改善生存条件；另一方面，宗教意识又使人们虔诚地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上帝，认为任何人类的自主行为、变革自然的技能活动都是对神灵的亵渎和对人性的玷污，“无为”、“不争”被看作是崇高的道德境界。文明的进展带来的是人们的负罪感、邪恶感，这样一种内心的道德冲突，影响了整个古代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古代中国的老庄学派把文明进程看作是一个不断倒退的过程，“大乱之本，必生于尧舜之间，其末存乎千世之后。千世之后，其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庄子》庚桑楚）。古希腊柏拉图等一批先哲们也认为历史是一个逐步衰亡、从秩序井然到混乱无序的循环过程。希腊神话把历史划分为五个时代，依照古希腊历史学家海西奥德的说法，这五个时代依次是黄金、白银时代、青铜时代、英雄时代和铁器时代，它们一个比一个退化、粗俗〔18〕。中世纪在西方占统治地位的基督教世界观同样把历史划分为开始阶段、中间阶段和终结阶段，分别表现为创世、赎罪和最终审判的衰亡过程。古代中国、古希腊及中世纪人们对文明进程认识的相似，反映出道德型技术悲观主义在古代的普遍性。二、社会价值论阶段指19世纪以来，在强大的工业技术文明面前，因人与自然关系的巨变，社会结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革，而导致人与人、人与社会相矛盾、相冲突的阶段。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是：1.它把技术看成是文明社会不可抗拒的控制力量。文艺复兴以来，随着技术体系的确立，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财富，技术的权威削弱了人们内心的负罪感。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和洛克的“利益扩散理论”（个人财富积累越多，整个社会就得益越多）〔19〕消除了人们的道德意识冲突，把对财富的追求看成合理的社会行为。“上帝的意志”虽然消失了，但“技术统治思维”却作为一种新的价值标准开始主宰并决定人们的思想及行为。现代社会，没有人能够摆脱技术的控制和不受技术的影响，这样人们从上帝那里找回了自己的命运，却重新交给了技术去支配。正如F·迪索尔所说：现代技术所具有的自主的、世界性的转化力量，好比“一个山脉、一条河流、一个冰期，或者一个行星”完全超出了人们的设想，它的作用超出了尘世上所存在力的作用〔18〕。2.它把现代人的不幸归结为技术化过程的必然结局。技术化社会的基本信条是物质利益高于一切。为了获得物质享受，常常会不顾后果地追求高新技术，虽然人们得到了小汽车，宽阳台住宅和现代化设施等高档消费品，过上了富裕生活。但“人已经在任何地方都遇不到自己，找不到自己的本质”〔19〕，人在“自动化”中异化，“把他的生物个性出卖给技术工具，……在后果上造成了心理和生理两方面的扭曲”〔20〕。在斯本格勒、海德格尔、马尔库塞等人看来，西方社会单纯的物质追求和享受并没有使人们感到真正的幸福，而是把社会发展引向了它的反面，产生了一个过分压抑的社会，病态的社会，其结果是导致人性的丧失、人与人关系的疏远、人与社会的隔绝以及社会的混乱。社会型技术悲观主义的“病态社会”理论虽然超越了自我道德判断，但却在“技术牢笼”面前无能为力，仅构成文明社会的弦外音。三、全球意识论阶段指20世纪50～60年代以来，因技术的失控发展，技术恶果的总爆发，出现人口爆炸、资源短缺、粮食不足、环境污染、贫富冲突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从而产生人、技术、社会与自然之间全面的、剧烈冲突阶段。其特征是：1.它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作现代社会的本质关系。罗马俱乐部前总裁A·佩西指出，目前人类已进入“全球帝国时代”，强大的技术手段打破了现存的一切平衡，“成为地球变化的主要原因”〔21〕，它使得人类的一切行为都具有全球性，人类的未来将完全取决于人类对全球的态度及行为，人类失去了生存的安全感。导致这种结局的原因就在于现代人过分依赖技术，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理解成一种无所顾及的征服，一种实实在在的占有。因此罗马俱乐部把“人类困境”作为自己的研究核心，试图从全球战略角度来揭示人与自然的本质关系——从依从、征服走向和谐。2.它把全球价值观看作未来社会的希望。现代技术强化了人对自然的作用，产生了大量的、复杂的社会问题，它们在规模上具有全球性，在性质上触及全人类的利益，被罗马俱乐部称之为“全球问题”。例如增殖过快的人口使“超载的地球”危机四伏，技术化带来了生物圈的退化，现代化城市分离了人与自然的天然联系等，这些问题相互联结、相互影响，触一点而动全局。尽管人类拥有可以自由驱使的庞大知识力量和技术手段，但经常被这些问题困扰的无能为力。这说明旧有的思维方式不再有效，若不从全球角度来重新审视人类的行为、人在自然中的位置，人类所遭受的将不仅是危机，而且很可能是毁灭。罗马俱乐部以其“全球忧患意识”敲响了人类未来的警钟，导致全球价值观的产生，并把“全人类共有一个地球”这种新价值观的确立看成是人类未来希望所在。技术悲观主义的三个发展阶段体现了在不同历史背景下各种矛盾、冲突在人们意识中的反映，经历从道德范畴深入到社会意识领域，再到全球系统的发展过程，逐步暴露出了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现自然的矛盾冲突。三种技术悲观主义形态之比较及评析一、三种形态之区别对技术悲观主义的三种理论形态加以比较可以看出，尽管同属于技术悲观主义，但道德型、社会型技术悲观主义与生态型技术悲观主义之间，存在着质的差异：首先，理论基础不同：道德型、社会型技术悲观主义以“技术决定论”、“技术性恶论”为出发点，把技术化过程所带来的社会动机、人性变态、自由丧失看作是绝对的、不可改变的。特别是社会型技术悲观主义的许多观点，如斯本格勒的“没落论”、海德格尔的“死亡论”、胡塞尔的“危机论”等都来源于叔本华的“生存意志”和尼采的“权力意志”，不仅使他们的观点带有很浓厚的非理性色彩，而且滑向了虚无主义。生态型技术悲观主义以“人性与自然性相统一”为出发点，以全球问题和人类困境为核心来揭示当代世界的危机状态。尽管在它最初的结论上显得过于悲观，但它的目的是要确立一种全球意识和全球战略。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其次，研究方法不同：道德型、社会型技术悲观主义主要运用内省、思辨、分析猜测以及个人的情感体验等方法，集中对技术恶果，社会、人性异化等领域的反思。他们所描述的丑陋社会表现为较强的个人主义意识，不能真实、客观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态型技术悲观主义不仅应用分析、比较、综合等哲学方法，同时应用系统论、数学、统计调查、计算机模拟等科学方法，把地球作为一个动态系统来进行全球性思维，较客观地反映出了当代世界的关键性问题之所在。第三，对技术文明的态度不同：道德型、社会型技术悲观主义把技术进步同人性发展完全对立起来，把文明社会的进步看成是一种倒退的过程，表现出对现实的不满、对文明的仇视和对未来的绝望。贬斥技术、返归自然是其“乌托帮”式的心愿，使得它们的理论及观点从本质上看是消极的、反动的。生态型技术悲观主义虽然也揭示出技术化社会带来的困境、危机，对人类的未来感到极大的忧虑和不安。但它并不认为人类困境是不可克服的。罗马俱乐部认为，危机不在于技术进步，而在于人类自身，“未来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指出通过提高人类素质等手段，将有可能使人类走出困境。西德绿党也提出了实施“四项基本原则”、推行“社会控制技术理论”的解决方案，这在本质上是具有积极和进步意义的。二、几点结论1.技术悲观主义的研究本身具有较高理论价值。长期以来，对待技术悲观主义，我们多以否定的态度把它拒之理论探讨之外。事实上，通过对技术悲观主义的历史考察，可以看出它是分阶段、分层次的。它作为古已有之的社会思潮，其产生和发展涉及并影响了人类认识和实践的各个方面，有着许多值得探讨的理论问题。如为什么古代人普遍把道德与技艺对立起来？为什么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普遍有技术悲观主义倾向？怎样看待绿党的“第三条道路”？技术悲观主义的本质是什么等等。相信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技术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认识、加深对技术文明本质的理解。2.生态型技术悲观主义的研究视野及其方法值得借鉴。从对三种技术悲观主义形态的比较中看出，生态型技术悲观主义在其提出的“全球问题理论”及研究方法上具有广泛的科学性、合理性。我们批判和否定的只是道德型、社会型技术悲观主义，而对生态型技术悲观主义，则要肯定其科学性、合理性的一面。事实上，罗马俱乐部和绿党的思想及方法已经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发展战略及政策制定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它们的某些悲观结论并不妨碍它们从整体上、从方法上给人们以启迪。3.我们的现代化建设需要树立全球意识。我国目前所走的现代化之路，从本质上看仍然是个技术化的过程。这就是说，实现这个过程，我们也有可能出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过程所出现的种种问题。但是我们大多数人并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处在一种技术至上的状态之中，只关心产值利润、收入消费，至于产生的问题似乎无足轻重。这种现象不能不让人担忧，是否有可能出现我们用2～3代人努力达到的目标，将要用5～6代人、甚至更多代人的代价去克服因达到这一目标而产生的恶果呢？我们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做了片面追求物质化、技术化的奴隶。人口压力、环境污染、城市化隐患、信仰危机等，我们已经比某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严重的多，看不到或不承认这一点，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因此，面对现代化进程和种种困境，我们有必要认识和研究西方技术化过程的经验教训，吸取生态型技术悲观主义的研究视野及方法，树立生态意识和全球价值观，阻止和抛弃任何有损于子孙后代的急功近利行为，以保证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生存环境以及人类共有的地球健康地发展。【参考文献】〔1〕〔18〕（美）C·米切姆：《技术哲学》P76，载《科学与哲学》1986年第5期。〔2〕（法）卢梭：《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三联书店，1957年版，P64。〔3〕（法）卢梭：《论科学与艺术》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P35。〔4〕〔19〕（苏）格姆·达夫里扬：《技术、文化、人》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P88，P108。〔5〕黄万盛主编：《危机与选择》，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P110。〔6〕《外国哲学资料》第5辑，P177。〔7〕〔8〕（法）马尔库塞：《反革命与造反》载《工业社会和新左派》，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P15，P82。〔9〕〔10〕〔11〕（法）J·埃吕尔：《技术的社会》载《科学与哲学》，1983年第1期，P43，P44，P46。〔12〕〔13〕〔14〕〔18〕（美）J·里夫金等：《熵——一种新的世界观》，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P1，P71，P232，P7，P22。〔15〕〔16〕（美）K·L·米都斯等：《增长的极限》，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P163，P19。〔17〕（美）F·卡普拉：《绿色政治——全球的希望》，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P58。〔20〕（法）马尔库塞：《单面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P21。〔21〕（意）A·佩西：《人类的素质》，中国展望出版社，1988年版，P21。（本文来源：《论文资料库》http://lw.zaizhibosh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