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宋代说话人的底本.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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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宋代说话人的底本卢世华内容提要宋代说话人的底本，不能对等宋代说话资料里称的“话本”，其不一定是用白话写作的，也不是现在所谓的话本小说，更不是白话小说的雏形。根据《醉翁谈录》里的论述和《绿窗新话》的例子，可以确信宋代说话人的底本有两种：一是前人或当代人收集的小说集《太平广记》或者是史书《资治通鉴》等；二是说话人根据说话的需要自己编订的故事集如《绿窗新话》等。认为话本小说（或者直接称之为话本，指短篇白话小说）等同于底本，甚至把“三言”里的部分通俗小说认作是宋代话本（宋代的白话小说）乃至是宋代说话底本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根据《醉翁谈录》和《绿窗新话》里的文言故事，可以看出这些故事就是说话人底本，从而可以推测宋代说话人的底本基本是用文言写作的。关键词宋代说话人底本话本《醉翁谈录》小说一多年来，宋代说话与宋代话本就是被普遍关注的问题，这表现在研究者一方面努力寻找宋代的话本，另一方面努力在辨析宋代话本的含义。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应该是后者解决在先，前者解决在后，可是，就在前者解决起来很麻烦的时候，大家才想到要重新审视后面这个问题。但是，由以前一些学者奠定的观念，在继续主宰着学术界，致使这两个问题深入探讨下去十分艰难。“话本”，鲁迅说的“说话人的底本”，“《新编五代史平话》者，讲史之一，孟元老所谓‘说《五代史》’之话本，此殆近之矣”[1]。虽然鲁迅是为了方便理解“话本”这个概念而简单解释话本和底本是一回事，并且也只是认为《新编五代史平话》“近”于讲史话本（即讲史底本），但是这种说法影响非常深远。胡士莹把鲁迅的观点发展下去，他说“话本小说就是‘说话’艺术的文学底本”。[2](P1)他以“话本小说概论”为书名，在他的书籍里论述的是古代短篇白话小说，包括除长篇章回小说以外的宋元白话短篇小说等，其中尤其以“清平山堂话本”、“三言”等为代表，当然他和鲁迅一致，把元刊平话、《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等简略的长篇也归纳进去，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平话也是说话人的底本。话本、话本小说的观念由此而定型：话本或者话本小说指的是说话人的底本，是用白话写作成的，可以供阅读的古代短篇小说。后来的话本小说史或者话本小说集多数直接沿用这个观念。可是，这个简便易行的概念却遇到很多问题。文献里记载的宋“话本”怎么也找不到证据。章培恒认为现存的所谓宋话本都靠不住，至多是元代的写本或者刻本[3]。于是，通过考查宋代文献里的“话本”含义，增田涉认为“话本”就是“故事”，这故事可以是口传的，不一定有“本”，并不是说话人的底本（注：见增田涉《论“话本”的定义》，译文刊载于《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专集》第三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1年版。又被《古典文学知识》1988年第二期摘要转载。）。他的说法对于鲁迅、胡士莹的观点是一个有力的挑战，并纠正了学术界多年来对于宋代“话本”小说的错误认识。程毅中对于增田涉的观点作了辨析，认为口传的“故事”就不能称为“本”，话本一定有书本[4]。的确不假，不管什么故事，总是有所本的，尤其是说话四家之讲史家和小说家，他们基本上是说历史故事和文言小说里提供的故事，这些故事基本上是有来源的。但是这样的提供故事的底本到底是怎样的呢？是不是就是什么“平话”、“清平山堂话本”之类的白话小说呢？这倒是要仔细辨析的。从上述的观点分歧可以看到，把宋人所说的“话本”简单地对等为说话人底本，又简单地对等为白话小说的观点显然要重新辨析。解决上述问题，还有另外一个途径，就是寻找宋代说话人的底本，如果找到了说话人的底本，就可以说清底本是不是白话小说（话本小说），是不是被称作话本。宋代说话人的底本是怎么样的？寻找并确认宋代说话人的底本是本文论述目的。宋代笔记里说的“话本”是指故事，并非就是指用白话记载的说话故事底本。已经发现的宋代笔记史料里，有三条提到了话本这个名词，可是这三条说的是傀儡戏和影戏的话本。又《梦粱录》卷二十也说：凡傀儡敷衍烟粉、灵怪、铁骑、公案、史书——历代君臣将相——故事。话本或讲史，或作杂剧，或如崖词，……大抵弄此多虚少实。《都城纪胜·瓦舍众伎》条说：凡傀儡敷衍烟粉，灵怪故事、铁骑、公案之类。其话本或如杂剧，或如崖词。大抵多虚少实。这一说法与上条类似。又《都城纪胜·瓦舍众伎》还说明：凡影戏，乃京师人初以素纸雕簇，后以彩色装皮为之。其话本与讲史书者颇同。大抵真假相半。前两条资料说的是傀儡戏的“话本”，后一条资料说的是影戏的“话本”。前面第一条资料表达不清楚，有多种断句的方法，但都很勉强，总之很难读清，但后两条略好理解些。叶德均认为“说傀儡戏的话本，有如说话人讲说的讲史书（题材）”[5]。认为傀儡戏和影戏借鉴的是说话的题材，尤其是讲史题材故事。胡士莹则认为傀儡戏和影戏借用说话人的话本是指借用说话人的撒砌打诨等表演方式[2](P93)，则应该商榷。在高承的《事物记原》卷九说：仁宗时，市人有能谈三国事者。或采其说加缘饰，作影人，始为魏吴蜀三分战争之象。这里清楚地说明了影戏借用讲史的“话本”其实是借用历史故事。影戏借用的是说话人的故事内容，而不是表演方式。这里的“话本”的含义应该解释为“故事”，上文已经说明了是“其说”，而不是其文。因此，“话本”不应该解释为说话人或者是影戏等表演者先写定的以便照着搬演的本子。显然，假定讲史人确实有通俗的故事梗概的底本，那么这个本子应该适宜于说话表演而不是适宜于影戏表演，那么讲史话本与影戏傀儡戏的话本又怎么能通用呢？合适的解释应该是影戏、傀儡戏和讲史的表演的内容是一致的，比如三国故事，但是他们都没有事先专门为表演而写定的专业脚本，所以他们的故事可以借用，这就是“话本”相同。当然，其故事也一定有根据，比如社会传闻、史书记载等。社会传闻可以直接在表演的时候信手拈来，直接加入故事中去，因此，他们的故事被称之为“虚多少实”；而史书记载故事就可以通过阅读记忆直接获得，无须麻烦地重新写作。因此，讲史等说话的表演虽然有底本或者故事来源，但是未必是表演前先写定而表演时照演的通俗文本。当然，这个问题应该进一步作深入探讨。二宋代说话人到底有没有用通俗的语言写好的，用作表演使用的本子？目前普遍认为有，并且认为这种本子甚至可以阅读，相当于白话短篇小说的雏形。人们习惯引用《古今小说序》来证明宋人的话本：若通俗演义，不知何昉。按南宋供奉局有说话人，如今说书之流。其文必通俗，其作者莫可考。泥马倦勤，以太上享天下之养，仁寿清暇，喜阅话本，命内珰日进一帙。当意，则以金钱厚酬。于是内珰辈广求先代奇迹及闾里新闻，倩人敷演以进御，以怡天颜。然一览辄置，卒多沉浮内庭，其传布民间者，什不一二耳。以此作为证据来说明，宋代说话人不仅有通俗的“文”，而且宋高宗作太上皇的时候还经常读它。可是，这一说法有很多问题，是引用者常常忽略的。其一，这则资料不是宋代的，而是晚明天启间（十七世纪初）的，离南宋孝宗朝（十二世纪末）已经有400多年了，绿天馆主人的这个说法有什么依据呢？实在找不到。与他的说法相近的是嘉靖间郎瑛《七修类稿》，其卷二十二：小说起宋仁宗朝。盖时太平盛久，国家闲暇，日欲进一奇怪之事以娱之，故小说得胜头回之后，……其实，郎瑛的说法和绿天馆主人的说法也有区别，除了南、北宋的时间区别外，故事形式也可能不同。郎瑛说的是“奇怪之事”，这显然可以是口说的故事，也可以是笔记的故事，形式如何，难以确定，可是绿天馆主人却一口咬定是“话本”，并且“其文必通俗”。当然，无论是绿天馆主人还是郎瑛的说法本身都找不到宋代的证据：宋代的话本（相当于雏形的通俗小说）现在根本就找不到充分的存在依据。实际上，绿天馆主人的说法还和宋代的许多资料有潜在的矛盾，试看后面的分析。其二，绿天馆主人以明代说书来推测宋代说话，可是，宋代说话和明代说书是两种近似而又不同的概念。陈乃乾《三国志平话》“跋”说：吾国宋元之际，市井间每有演说话者，演说古今惊听之事。杂以诨语，以博笑噱；托之因果，以寓劝惩，大抵与今之说书者相似。惟昔人以话主，今人以书为主。今之说书人弹唱《玉蜻蜓》、《珍珠塔》等，皆以前人已撰成之小说为依据。而穿插演述之。昔之说话人则各运匠心，随时生发，惟各守其家数师承而已。书贾或取说话人所说者，刻成书本，是为某种平话。如今之编京剧谱者，盖出自伶人口传，非伶人依谱而成也[7]。这里辨析得很清楚，说话者“演说古今惊听之事”，而以“话”为主，就是讲故事，不一定有先写好的本子照讲；而说书人“皆以前人已撰成之小说为依据”，“而穿插演述之”，就是说说书人有书作为依据。明代的说书人当然也有已经写好的小说作为依据，比如柳敬亭说武松故事，尽管增益很多，可是故事是来自《水浒传》一书则是毫无疑问的。可是当宋代说话人在说“武行者”（见《醉翁谈录·小说开辟》）时，又哪里有《水浒传》作依据呢？这就是说话与说书的根本不同，以说书的表演方式来推测说话表演方式显然不准确。绿天馆主人《古今小说序》的错漏不少，此处不一一分析，以下重点分析他所说的南宋供奉局和内珰辈向皇帝进献话本一事作分析。其三，南宋的确有供奉局，但是供奉局里收罗的说话名角显然是说话给皇上听，而不是给“话本”皇上看。在宋代笔记史料中记载了许多“元系殿前供话”的著名说话人，比如王六大夫、王防御，以讲史供话于御前；孙奇等以小说供话于御前。（见《武林旧事·诸色伎艺人》等）《武林旧事》卷七《乾淳奉亲》条又记：“上（宋孝宗）侍太上（宋高宗），于椤术堂香阁内说话，宣押棋待诏，并小说人孙奇等十四人。”这就是南宋供奉局的所为：他们组织说话艺人给太上皇和皇帝做说话表演。让说话人把话本给皇帝阅读，而不表演给皇帝观看，事实上也不合情理。虽然绿天馆主人没有直接说供奉局说话人给话本皇帝看，可是上下文的意思很容易造成读者的误解，是以此处必须辨析清楚。因此，宋代说话人所重视的，是说话的表演，并非是“必通俗”的“其文”，这种“必通俗”的“其文”有没有，都是一个问题。因为宋代流传下来的可靠资料里还没有发现过这种“必通俗”的“其文”。其四，内珰辈也是说话给皇上听，不是给“话本”皇帝阅读。比如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四十九：[邵青受招安]先是杜充守建康时，有秉义郎赵祥者，监水门。金人渡江，邵青聚众，而祥为青等所得。青受招安，祥始得脱身归，乃依于内侍纲。纲善小说，上喜听之。纲思得新事编小说，乃令祥具说青自聚众已后踪迹，并其徒党忠诈及强弱之将，本末甚详，编掇次序，侍上则说之。故上知青可用，而喜单德忠之忠义（注：胡士莹认为《复华篇》是贾似道的门客为贾似道吹嘘襄阳之役而写作的文章。见《话本小说概论》61页，他认为王六大夫还编有相关的话本，从行文来看，王六大夫编写的话本不一定有，他应该是据《复华篇》、《中兴名将传》等文章加以发挥表演（敷演）。）。“内侍纲”就是内珰辈，是一个善于取悦皇上的有心人，他把当时有趣的故事搜集记载下来（所谓搜集“闾里新闻”，正如绿天馆主人说的一样），等待皇上有闲暇和兴致的时候，说给皇上听。这里显然也是说话讲故事，而不是把底本呈给皇帝看。上述四个方面的分析可见，绿天馆主人说的那种宋代人阅读“其文必通俗”的“话本”是没有依据的，宋代人欣赏的是说话人的说话表演。说话人的“通俗”的“话本”是他臆测出来的。这种臆测是没有根据的。值得注意的是，“邵青小说”这条资料的珍贵性还表现在，它指出了说话人在说话之前曾经搜集资料，并且把资料进行整理编辑过。这种资料的价值就在于提供说话的故事，这显然就是说话人的底本。程毅中因此认为说话人有底本。可是这种经过整理的故事“本末”是怎样的呢？是用来供阅读的吗？是“通俗”的吗？尚不能确定。但其最大的作用该是提供说话的“故事”，这里我用“底本”名称来区别那种存在于绿天馆主人和现代学者心中的通俗“话本”。这二者不应该混为一谈。我的意思是，说话人有用作说话的底本，可以给他提供故事，可是“底本”并不是绿天馆主人所说的“文必通俗”的“话本”。二者最根本的区别是：前者是宋代说话人肯定有的，后者是宋代说话人可能没有的，是现在人想象出来的；前者是说话的资料，其形态尚须进一步考证，而后者却被臆测为雏形的白话小说；前者是和口头表演说话紧密联系的，是口头表演的范畴，后者是与书面文学联系在一起的，是书面阅读的范畴。本文所要寻找的就是前者——宋代说话人的底本。侍奉皇上的内珰很有心，很小心，会把故事记载下来然后再说给皇上听，当然，把说话作为谋生途径的艺人应该也会有记载故事的底本。可惜内侍纲的底本现在已经不存在了，我们不知道他的底本是怎样的。可是，不管岁月如何悠长，如果是曾经存在的东西，我们仍然有发现的可能。三南宋说话人已经有了许多说话题目（《醉翁谈录·小说开辟》中列出了106种说话题目），是否这些说话题目有说话的底本？一般说来，这些说话题目应该有故事来源的底本。但是，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里认定这些题目都是白话小说的标题，显然是受绿天馆主人的“其文必通俗”的“话本”说法的影响，是应该商榷的。仔细阅读《醉翁谈录·小说开辟》，我们对说话人的底本是什么会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夫小说者，虽为末学，尤务多闻。非庸常浅识之流，有博览该通之理。幼习《太平广记》，长攻历代史书。烟粉传奇，素蕴胸次之间；风月须知，只在唇吻之上。《夷坚志》无有不览，《绣莹集》所载皆通。动哨中哨，莫非《东山笑林》；引倬底倬，须还《绿窗新话》。论才词有欧、苏、黄、陈佳句；说古诗是李、杜、韩、柳篇章。举断模按师表规模，靠敷演令看官清耳。只凭三寸舌，褒贬是非；略（口团）万余言，讲论古今。说收拾寻常有百万套，谈话头动辄是数千回。这里开篇就指出说小说，关键之处在于“多闻”。《梦粱录·小说讲经史》“又有王六大夫，元系御前供话，为幕士请给，讲诸史咸通。于咸淳年间敷演《复华篇》及《中兴名将传》，听者纷纷。盖讲得字真不俗，记问渊源甚广耳”。显然也是强调“记问渊源甚广”。王六大夫是优秀的讲史家，他的经验也在于多记，而《醉翁谈录》里也强调多记。看来，一个说话人，首先要记性好，能记忆很多故事。所以对于小说说话人的训练是“幼习《太平广记》，长攻历代史书”。这样，做到胸中有千万个故事，所谓“说收拾寻常有百万套，谈话头动辄是数千回”。在表演的时候就能做到游刃有余。所谓“盖小说者，能讲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捏合”。没有熟悉的千万个故事在心中，恐怕难以做到。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说话人会随机地“捏合”发挥，这在先前的准备提纲里不一定有，但是，如果记得的故事多，那么随机的表演就会左右逢源，说得流畅自如。显然，说话人在说话前的故事准备是多方面的，也是不确定的，不可能先写好了，再来表演，那该是多么乏味的！不仅小说家说话不能写定底本，讲史家更不能这样做，像王六大夫讲诸史咸通，如果每一史写一个底本，大概他也就不用去说话了，光撰写底本的时间就够他费的。何况，底本并不能对说话有很大帮助。史书上的记载比他的写作会更好、更接近历史原貌。而且，他还敷衍《复华篇》和《中兴名将传》，显然这是别人写的文章，他来讲述（注：主要参看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和谭正璧《话本与古剧》、《古本稀见小说汇考》等书。）。因此，他们的底本，并非详细写好的照演的白话小说，而可能是一个故事资料的集合，也可能是别人写作好的传记传奇之类。或许他们根本就没有自己编写过的底本，那么他们的实际底本就应该追溯到已经被前代人编写好的故事集。对于小说家来说，当然以小说集底本，而讲史家则会以正史、野史为底本。在上面一段引用的《醉翁谈录》中，不仅说出了宋代说话之小说家的说话训练和表演的过程，而且也把底本的名称点了出来。概括起来，说话人的底本应该有两种。一种是直接使用别人编写好的故事集，比如《太平广记》、《夷坚志》等，另一种是自己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编辑好的针对性更强的底本，比如《绿窗新话》和《醉翁谈录》本身。现在就这两类底本来做一个论述。第一种，直接使用别人已经编好的故事集作为底本。“幼学《太平广记》，长攻历代史书”是不假的。说话人对于《太平广记》的熟悉程度是惊人的。只要细作分析，在《醉翁谈录》的106篇小说家说话题目里，就有20篇出自《太平广记》。那其中还不包括《太平广记》中的“张良”、“吴保安”、“裴航”等屡次被说话人使用的故事。可以说，取材于宋以前故事的说话，多数是从《太平广记》中选出的。可见，说话人直接用《太平广记》作为说话底本是不假的。当然，《太平广记》是小说集，录自《太平广记》实际上也是录自唐五代及其以前的传奇志怪小说。因为《太平广记》收录很全，所以说话人可以轻松地通过这部类书获取各种故事。对于说话人来说，《太平广记》自然而然地承担了说话底本的作用。在“六十家小说”（今存的残本称《清平山堂话本》）里《五戒禅师私红莲记》的结尾说“虽为翰府名谈，编入《太平广记》”。这个故事是宋代背景的，显然不可能是《太平广记》中出来的。但是这说明了说话人取材于《太平广记》的太多，以至于他们也弄不清哪是哪不是的，弄不清的都大概地说是取自《太平广记》的。除《太平广记》外，《夷坚志》等也是非常著名的，这里就不一一指出来了。《青琐高议》也是学者反复议论过的，七字标题显然是与说话有关，一个说话艺人如果持着《青琐高议》，读熟里面的好故事，把里面的故事说演出来大概不成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再另外编写成白话故事的底本然后讲演，显然是多余的。胡士莹还证以《水浒传》白秀英说唱招牌上标着“豫章城双渐赶苏卿”字样，认为当时的说话标题，确实如此。显见说话人可能直接以《青琐高议》作为底本说话，而七字标题还有可能不是作者刘斧拟定的，而是后来使用《青琐高议》作为底本的说话人加上的。第二种，专门精选之后重新编写的底本（故事集）。这方面，《醉翁谈录》本身就是一个代表。《醉翁谈录》除去前面的两篇论文论述说话的过程和要领外，后面几乎都是可以作为说话的材料，有诗词、笑话、小故事和长故事。许多人曾谈到过该书是一本重要的说话参考书，我认为该书应该是一本说话人的教科书。这里限于篇幅，不作详细讨论。只是略看看该书的内容结构。该书在内容上分为以下方面：一是论说话要领的论文《舌耕叙引》1卷；二是小故事5卷，如庚集卷二的花判公案类、庚集卷一的闺房贤淑类故事等；三是笑话1卷，丁集卷二嘲人绮语；四是诗词题咏及其相关故事4卷，如乙集卷二妇人题咏、戊集卷二烟花诗集等；五是较长故事9卷，这样的内容是主要部分，总计20卷。在第五类内容里，著有著名的故事柳毅传书、刘阮天台遇仙、裴航、王魁负心、李亚仙、章台柳等故事。所谓“白得词，念得诗，说得话，使得砌”（《醉翁谈录·小说开辟》），在这里都可以找到材料。作为一本说话人的教科书，《醉翁谈录》无疑是最合适的。从广义上来说，除了首篇论文外，其他的可以作为说话资料的东西都是说话的底本，从狭义上来看，光从提供故事来说，上述第五类内容就是说话人的底本。这个结论会让许多人意外，因为这些故事不是用白话写的！这就应该反省一下我们向来的观念误区：说话人的底本一定要用白话写作吗？应该注意的是：宋代文学虽然有俗化的趋向，可是宋代人写诗词散文或者记录笔记，还没有真正出现过白话的方式。为什么就肯定说话人必须用白话来写作故事呢？可以理解的是，宋代人读书和写作的习惯应该是文言文，说话时可能是白话文，一个人从小读的书籍都是文言文（《太平广记》、历代史书都是文言文的），写作的书信等也是文言文，整个社会的写作风气都是文言文，文言文记录故事节省笔墨；如果说话人记录故事反倒用白话文，却是出人意料的。与此相类，《绿窗新话》的情况就更可以让我们确信那是一部说话人的底本集。该书有以下特征：（一）全书154篇故事都是爱情故事，就是《醉翁谈录》中所说的小说家的传奇、灵怪、烟粉故事；（二）全书故事都比较经典，适合说话的需要；（三）全书标题全用七言；（四）故事内容只是梗概。分析这几个特点，就很清楚这本书的作用了。（一）故事很多，但不详细写出，基本上阅读价值不高，那么它的价值显然是说话人用来辅助记忆的底本，相当于提纲笔记。这就是鲁迅说的提纲，程毅中先生说的简本，不过不是用白话写作而是用文言写作的。这些故事在唐宋的传奇笔记小说中都已经出现过，显然把它们再改写一遍也没有多大的意义，而编订笔记来作为记忆的却很有用。该书现在有两种排印本，都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都是由周楞伽校点的。周楞伽因为该书内容太简略，无法读懂，于是就据其他书籍增补，结果因为改变了该书的原来面貌，遭到许多研究者的反对，他于是又重新校点，在文后指出出处并以注释的方式补充故事（注：见《绿窗新话》，古典文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身）1957年8月版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2月版。）。（二）这些故事都是我们在说话中常见的，非常适合说话的。谭正璧指出，《绿窗新话》足本共154篇，其中为《醉翁谈录》卷首《舌耕叙引》所列话本名目中所取材的有：《张建封家妓吟诗》，即《舌耕叙引》的《燕子楼》；《金彦游春遇会娘》即《锦庄春游》；《崔娘至死为柳妻》，即《柳参军》；《张公子遇崔莺莺》，即《莺莺传》；《张倩娘离魂夺婿》，即《惠娘魄偶》；《张浩私通李莺莺》，即《牡丹记》；《沙叱利夺韩翃妻》，即《章台柳》；《文君窥长卿抚琴》，即《卓文君》；《李娃使郑子登科》，即《李亚仙》；《崔护觅水逢女子》，即《崔护觅水》；《薛嵩重红线拨阮》，即《红线盗印》；《郭华买脂慕粉郎》，即《粉盒儿》。以上共12篇[8]。因为《绿窗新话》是某一方面故事的专集，没有其他如神仙、杆棒之类，所以，在《醉翁谈录》所列的说话名目里有这么多当然算很多的了。也正是从它是一本分类标准很专业的专集，更增添了我们认为它是小说家说话人编订的说话底本可能性。翻开《绿窗新话》，满纸都是对后代说话影响深远的故事。（三）从文字上看，标题全用七字的，用词浅显而不尚文采，比如“刘阮遇天台女仙”、“裴航遇蓝桥云英”、“王仙客得到无双”、“韩夫人题叶成亲”之类。这些标题的好处在于一看就知道内容，一般标题一定会点出故事的主人公名字，主要事件等。从内容上看，文字极简练。以下录文一段《李娃使郑子登科》：李娃，长安娼女也。天宝中，有荥阳公子，应科长安，见娃姿色绝代，情甚相慕，徐往叩门。娃整妆而出。生尽徙囊橐，家于李氏之第。岁余，资财荡尽。姥曰：“女与郎相知一年，全无嗣，竹林神，报应如响，荐酹求子，可乎？”生与娃同诣。信宿，娃先归。郎继至，旧宅扁锁甚密。邻人曰：“姥移居矣。”生惶惑抱疾，邸主令执帏，获其值以自给。适遇生父来京师，曰：“志行如此，污辱吾门。”鞭之数百而去。经十旬而起，披衣裘，持破瓯，巡闾巷丐食。有一门，独启左扉，即娃之第。娃闻其声，连步而出，抱其头，以绣被拥入，长恸曰：“此良家子，昔驱高车，持金荡尽，母子设计逐之，令其失志。今当与此子别卜所诣。”姥许之。税一隙居，与生沐浴。娃曰：“可温习艺业，以志于学。”三岁而业大就，遂登科甲，授成都参军。娃曰：“今日复子本躯矣！某不相负也。”送至剑门。生父拜成都府尹，生遂投刺谒之，具陈本末，曰：“娃送某至此，当令送还。”父曰：“不可。”筑馆备礼以迎之。娃妇道甚修。生累迁清显，娃封汧国夫人。全篇400余字，是白行简《李娃传》的十分之一，但这已经是《绿窗新话》里最长的一篇了。这么简练的故事提纲的作用显然不是阅读，而是别有作用，参照“引倬底倬，还须《绿窗新话》”的说来看，显然就是为说话收集编写的。（四）从作者名来看，不署作者名是元明以后小说家的习气，因为当时人看来通俗小说算不了什么著作，写作它也就是为了挣钱的。而此处的作者署名为“皇都风月主人”，也并不少著书以扬名的，故意隐藏自己的姓名。按，“皇都”应该是杭州，“风月”指男女情感，“主人”为专业管理之人。如果把他的身份猜测为一位专说爱情故事的说话人，就是说话四家之一的“小说家”说话人，应该不会太唐突。从以上分析可见，《醉翁谈录》和《绿窗新话》可以确定为宋代说话之小说家艺人编写的底本。值得注意的是，在《六十家小说》中还有两篇文言文的故事，大概直到明初，用文言文记录故事，也还是为说话人所常用。那么讲史家有底本吗？他们的底本应该是怎样的呢？前面已经提到的王六大夫，“诸史咸通”，他大概也没有时间来写作很详细的底本，如果有底本，大概也是十分简略的文言本子。如果有的话，我觉得他们的底本也可以依照上文分为两种形式：一是直接使用历史书，比如《汉书》、《资治通鉴》等，也可以把《复华篇》、《中兴名将传》等算在内；二是根据需要作些简编，或许是用文言文的，不得而知。第一类，如《夷坚志》里有一则说《汉书》的资料：乾道六年（1170）冬，吕德卿偕其友王季夷（嵎），魏子正（羔如）、上官公禄（仁）……四人同出嘉会门外茶肆中坐，见幅纸用绯帖尾云：“今晚讲说《汉书》。”相与笑曰：“班孟坚岂非在此耶？”（注：南宋洪迈（1123—1202）在《夷坚支志》丁集卷三《班固入梦》条。）从说话名称来看，直呼为《汉书》，大概正如《醉翁谈录·小说引子》说的，“得其兴废，谨按史书”。从《东京梦华录》说的“霍四究，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直呼史书名称来看，讲史人就是按史书来讲故事。我们看到，宋代笔记史料里记载的讲史家的姓名里面有某万卷、某进士、某解元等名字来看，这些人都是有很多历史知识、能够直接从史书中提取故事的人物。他们通过“长攻史书”，获得历史故事，然后直接就可以通俗地讲给看官听。如果是这样，那么讲史人的底本当然是文言的。通过后来的历史小说得到证明，司马光《资治通鉴》和朱熹《资治通鉴纲目》等书曾经对讲史人起过重要的参考作用。这些史书对于说话人来说，是取之不尽的故事渊薮，是最初源流的底本。第二类，以前代的说话创作好的口传故事为底本或者记录下历史纲要作为说话底本。这样的宋代底本很难见到了，《宣和遗事》是元代的作品，已经反复证明过了的。并且，《宣和遗事》里大部分也都是文言写作的宣和年间的资料集。但是从一些旁证可以看出，讲史者并不排斥文言。如《梦粱录·小说讲经史》还说王六大夫“盖讲得字真不俗”，可见，讲史家就是在表达上也可以雅一些。从宋代讲史演变过来的的历史小说如《三国志通俗演义》等，语言上也是浅近的文言。上述讲史的这两种情况，讲史家说话人的底本有也不大可能是白话的故事写本。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现在盛行的用明代小说“六十家小说”、“三言”等来推测宋代“话本”（白话小说）和以明清藏书家的判断来确定宋代小说的做法本身就是不可靠的。根据《碾玉观音》等短篇小说的内容我们可以承认这些故事曾在宋代被说话人口头敷演过，可是并不曾把它写成白话小说。从元代的残页《新编红白蜘蛛小说》的简略就可以推测，像《郑节使立功神臂弓》（《醒世恒言》卷三十一）显然是明人的作品，不可能在宋代产生。此问题可以参考美国学者韩南文章《宋元白话小说：评近代系年法》[9]。前文引述的章培恒《现存所谓的“宋话本”》也论述了这个问题。从情理上来讲，说话人的底本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底本的根本作用在于提供一个故事。然后说话人再在故事的基础上作“敷演”，所谓“靠敷演令看官清耳”，即是作铺张的表演和描述，产生惊顽起懦的感染力，从而“说国贼怀奸从（纵）佞，遣愚夫等辈生嗔；说忠臣负屈衔冤，铁心肠也须下泪。讲鬼怪令羽士心寒胆战，论闺怨遣佳人绿惨红愁。说人头斯挺，令羽士快心；言两阵对圆，使雄夫壮志。谈吕相青云得路，遣才人着意群书；演霜林白日升天，教隐士如初学道。噇发迹话，使寒门发奋；讲负心底，令奸汉包羞。”（《醉翁谈录·小说开辟》）在明代初期以后，许多说话人是瞎子，那么写好的底本对于他们就更没有意义了。他们只是把故事记在心中，临场时调动激情，发挥之而已。说话人关键的技巧在于表达能力和表演能力，所以说话的行会称之为“雄辩社”；说话人把自己的行业称之为“舌耕”（《醉翁谈录·舌耕叙引》）。所谓“讲论只凭三寸舌，秤评天下浅与深。”（同前）过于强调底本，认为底本在说话人的说话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或者底本也是白话写成，乃至成为后来的白话小说的先驱等等观点，是应该反思的。真正成为后来白话小说先驱的不是底本，而应该是说话活动本身，这是另外一个需要仔细辨析的问题，不是本文论述的对象。结论：从《醉翁谈录》、《绿窗新话》等可靠的宋代或者宋元之际的说话人编写的书籍来看，宋代说话人使用的说话的底本有两种：一是原著的小说集如《太平广记》、《夷坚志》之类和原著的历史书《五代史》、《资治通鉴》之类；二是说话人自己编订的故事集如《醉翁谈录》、《绿窗新话》等，讲史家的此类底本目前还没发现。上述两种底本与今人推测的主要不同在于：（一）宋代说话人的底本是用文言写作的；而今人的推测认为，宋代说话人底本就是明清白话小说式的文章或简单些的纲要。（二）宋代说话人的底本是服务于说话的，是口头表演的范畴；今人认为说话人的底本是书面的白话小说雏形，是书面文学范畴。实际上，今人所认为的宋元话本小说其实就是宋元白话小说，是已经通过口头创作之后再改编出来的小说了，并不是说话人底本，宋元白话小说是和说话的口头创作直接联系的，而并非是和说话人的底本直接联系的。当然，今天看到的宋代说话人底本既然已经刊行出来，当然也可以拿来阅读的，但那是作为文言小说来阅读，但是这不是通俗小说的雏形。也许还有更多的宋代底本没有流传下来，如邵青故事，或许这些底本就是作为文言小说来阅读的价值都很低吧。其实，在认识了宋代说话人的底本是文言写成的历史书或者是笔记小说后再来理解许多问题，会很容易。比如说宋代“话本”理解的分歧，宋代白话小说的存否，《醉翁谈录》中为什么没有提到说话人的话本，《六十家小说》中为什么有文言小说，明代中期人为什么还称文言小说为话本等等。参考文献：[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90.[2]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M].北京：中华书局，1980.[3]章培恒．关于现存的所谓“宋话本”[J].上海：上海大学学报，1996,(1).[4]程毅中．宋元小说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238—242.[5]叶德均．戏曲小说丛考[M].北京：中华书局，1979.[6]陈汝衡．说书史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51.[7]程毅中．宋元话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0.17.[8]谭正璧，谭寻．古本稀见小说汇考[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8—12.[9]王秋桂．韩南中国古典小说论集[C].台北：台北联经出版社，1979.转自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