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文学批评的伦理转向文学伦理学批评.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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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文学批评的伦理转向:文学伦理学批评论文关键词:文学批评本质后现代语境文学理论发展的内动力论文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开始向伦理面转向，文学伦理学批评作为一种明确的批评方法在学术界全面复兴。从文学批评的本质、后现代语境和文学批评理论发展的内动力三方面因素来论述文学批评伦理转向的必然性以及文学伦理学批评的重要意义。文学批评的伦理转向是文学批评理论螺旋式上升发展过程的必然结果。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开始向伦理面转向，文学伦理学批评又悄然占据了学术界并作为一种明确的批评方法在学术界全面复兴。文学伦理学批评是一种从伦理视角解读、分析和阐释文学的批评方法，强调从历史的角度来阐释文学而不是简单地对文学进行好与坏的道德价值判断，重视分析文学产生的客观伦理原因并解释其何以成立。在欧美，近些年来，继《阅读伦理学》(TheEthicsofReading,1987)、《批评伦理学》(TheEthicsofCriticism,1988)《我们的朋友:小说伦理学》(TheCompanyWeKeep:AnEthicsofFiction,1988)《伦理·理论与小说》(Ethics,TheoryandNovel,1994《叙事伦理》(NarrativeEthics,1995)等著名学者的论著相继问世后，在本世纪初，《当代文学》ContemporaryLiterature)、《文体》(Style)、《欧洲英语研究》(EuropeanJournalofEnglishStudy)《比较文学》(ComparativeLiterature)}PLMA等具有影响力的学刊也都纷纷开辟专栏或发特辑刊登有关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文章，文学伦理学批评呈现出一派复兴的图景②。为此，美国文学评论家大卫·派克(DavidParker)以《被压抑者的回归》(TheReturnoftheRepressed)为标题，形象地描述了文学伦理学批评在美国的“复活”。在中国，聂珍钊教授2004年开始积极倡导使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和方法，在他的一系列论文中，如《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批评方法新探索》、《关于文学伦理学批评》、《作为文学方法论的伦理学》以及《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等，对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的起源、理论基础、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和范围、特点、实用价值、现实意义以及理论意义都进行了深人的探讨和研究。聂珍钊教授完整系统地勾勒出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体系，将文学伦理学批评提高到新的高度。总之，在后现代语境下重新复出的文学伦理学批评超越了传统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经历了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文学批评的伦理转向是必然的。本文从文学批评的本质、后现代语境和文学理论发展的内动力三方面来论述文学批评伦理转向的必然性，以及文学伦理学批评的重要意义。一、文学批评的本质文学批评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对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包括文学运动、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等)所作的研究、分析、认识和评价。文学批评以文学鉴赏为基础，同时又是文学鉴赏的深化和提高。文学批评从文学实践出发，又反作用于文学实践。文学批评能影响作家认识和理解文学的性质、特点、规律，从而影响创作的发展;还可以通过对作品的分析、评论，影响读者对文学的鉴赏和理解，从而直接关系到文学的社会作用的发挥。达到时代先进水平的文学批评，不仅对同时代个别作家作品起到支持、鼓励和指导作用，而且对同时代作家的创作思想、创作倾向产生很大影响，甚至能改变一代的文学风尚和创作风格;不仅能提高读者的接受能力和艺术趣味，而且能帮助、促进一定时代审美理想的建立和形成。文学批评是一种科学的阐释活动，从哲学解释学的视域中探析文学批评，可以看到文学批评本身就包含着伦理学的要求，文学批评过程的本质是伦理性的。首先，文学批评对批评者和作品的意义具有构成和确定功能，并且这一构成和确定功能中包含着伦理学内涵。根据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理论，理解和解释并不是重构作者的原意，相反的，作品的意义是在理解和解释的过程中产生的，因此，理解和解释对作品的意义有着构成功能，作品的意义就是在具体的阅读中呈现出来的。作品和作品的意义都是在批评的过程中完成，依据某一个历史时期的诊释学处境或者某一种批评范式，我们会理所当然地认为文学作品或者文学观念就是如我们所诊释的那样存在。哲学解释学认为作品的意义依赖于阅读，通过阅读作品才能成为作品。这种思想为接受美学所继承。文学批评构成文学作品的存在。文学作品在我们从不同侧面和不同角度的批评中展示自身存在的丰富性。虽然文学作品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文学作品的客观性并不能说明文学批评或者批评观念的客观实在性。一部《罗密欧与朱丽叶》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十八世纪的批评者想象不到我们今天是这样批评《罗密欧与朱丽叶》。我们也想象不到百年、千年以后批评者会怎样批评《罗密欧与朱丽叶》。不同的文学批评产生了不同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这是文学史所证实了的。批评者的诊释学处境决定了我们对作品所能够提出的问题，所提问题又决定了作品所能做出的回答。因此，意义的客观性和有效性只能存在我们自身存在的历史性中。因此，在文学批评的过程中文学批评对文学作品和批评者具有构成功能;另一方面，伽达默尔提出视域融合等概念，要求通过对话，达到一种共同理解的境界。理解者处于一定的历史处境和传统之中，在理解中带着理解者自己的历史性与有效性。己的视域，具有自己关注的问题。理解者也处在自己的历史处境。理解就是理解者的视域和理解对象的视域的交流对话。批评者从自的视域出发，对文学作品提问，两者各自的视域在这种提问中互相交融，达到对作品意义的认识。这样，批评者的视域就和文学作品的视域交融一起，形成了新的视域。根据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对话、共同理解的论述，可以看到，文学批评过程是一个通过对话，确定作品意义的过程。另外，依据亚里斯多德对伦理德性的阐述，文学批评对作品意义的构成和确定功能包含着丰富的伦理学内涵。亚里斯多德认为，伦理德性不是一种自然形成、自然存在的品性。伦理德性是在风俗习惯中熏陶出来的，因此伦理德性追求的不是确定性的客观真理，而是为了在行动中成为善良的人。伦理知识是一种关于行动的知识，这种知识只能依据具体的行动做出大概的阐述，它还不是一种精确的知识论断。伦理德性只能以潜能的形式被我们随身携带，在现实活动中展示出来，一个人具有怎样的道德修养，只能依据具体的行动做出判断。可见，伦理德性是在现实的生活活动中得到熏陶并在具体的行动中得以形成;伦理品质又需要在现实的活动中表现出来。伦理德性不是理论性的知识，它并不是要获得关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客观真理，伦理知识是关于行动的知识，一个人具有关于伦理的知识还需要在现实活动中表现出来。因此，在亚里斯多德看来，现实活动是一个人伦理德性的获得和实现过程。伦理德性就是通过这种具体的活动表现出来。而文学批评对于作品意义的构成和确定对于批评者来说是一个批评者自我确认、自我实现的过程，批评者的前见通过批评和批评对象互相对话，领会到了自我的存在，由此看来文学批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伦理学的过程。其次，伽达默尔认为，对话是走向“共同理解”的方式，理解本身是道德德行的一个变形，道德判断的一种形式。文学批评作为批评者自我领会、自我确认的过程，尊重各种批评范式对意义的诊释，是对批评者自我存在的尊重。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和文学理论思潮迭起、流派众多。二十世纪初，西方文学理论研究的主要范式是以作者原意为理解作品意义依据的作者中心论，主要代表理论有克罗齐的表现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荣格的神话原型理论;到了二十年代俄国出现了注重文学作品本身文学性分析的形式主义思潮。俄国形式主义注重分析文学作品的形式、结构，以此阐述文学作品的文学性。俄国形式主义思潮直接影响到了五六十年代的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等文学批评，出现了诸多理论家和理论研究成果。结构主义后期西方文学理论研究中心逐渐转向了读者的接受问题。到了六十年代随着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出现和姚斯对读者接受理论的重视，西方文论开始了新的转向，由作品的研究转向了读者接受的研究。西方文学理论研究范式的每一次转变都是对文学观念理解的重大革新，都是对原有研究范式的总体性扬弃。二十世纪是批评的世纪，批评范式的多样化也导致对文学批评交流的困难。每一种批评范式都有其合理之处，都可以从自己所关心的概念和问题出发对文学作品做出自己的解释。然而，任何一种文学批评范式或者文学观念的形成都依赖于批评之间展开的对话。正如托多洛夫所说“批评是对话，在对话中批评家实践着对真理的共同探讨”。虽然各种文学批评范式从不同角度诊释文学作品，但是批评者的处境是可能重叠的，他们有共同关注的问题。某种批评范式对批评对象的诊释能够引起更多人的兴趣，能够回答更多人所关注的问题，这种批评范式就会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并成为这一时期大家都接受的“常规”范式。这种批评范式所诊释的批评对象就会成为大家公认的构成物。通过这种批评，我们对时代的批评对象就会形成一种共识，并以为对象就是如是的存在。因此，批评范式的多元化最终可以通过对话达到“共同理解”。对话和共同理解在伽达默尔看来是道德判断的最高形式。在对话的过程中，人们才能规定对事物某种最“好”的共同理解，这种共同理解就是人们对事物的某种历史性的观念。因此，批评通过对话确定事物的共同理解过程是一个伦理学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批评与伦理的关系得到了新的诊释。因此，从对话的角度看，文学批评是一种伦理的行为。二、后现代语境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有两种可能，要么是理论演进的内部逻辑要求，要么是现实生活发展的外在需要。现实生活发生了变化，出现了要求回答的新问题，新的理论就有可能产生和发展。20世纪60年代后现代作为一种文艺思潮或文化思潮开始兴起，这也形成了生活层面上丰富的印证，后现代语境下的现实生活的变化促进了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后现代主义是一股源自现代主义但又反叛现代主义的思潮，它与现代主义之间是一种既继承又反叛的关系。后现代是博杂的，但总的来说，后现代特征的理论可以归纳为四点，即“平面感:深度模式削平”、“断裂感:历史意识消失”、“零散化:主体的消失”、“复制:距离感消失”。后现代主要表现出颠覆性、随意性、零散性、解构意义、互文性、游戏性、反权威性、反历史性、仿像与狂欢等特征。它所带来的不仅仅是一种全新的心理体验，而且是一种全新的看世界、看社会、认识人类的方法和审美尺度。尽管以颠覆、解构、离心、移位、差异等为特征的后现代在清除沉重的政治、历史、文化束缚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它同时导致的伦理丧失、信仰失落，真理和价值的飘渺不定却引起众多学者对后现代社会的忧虑。因此，后现代世界的当务之急就是伦理转向。后现代思想在自我反思中，开始了一场文化转向和伦理转向。法国哲学家列维纳斯(EmanuelLevinas)在其《伦理与无限》一书中指出:“伦理不是哲学的分支，而是第一哲学。”他认为伦理先于真理，责任先于自由。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JcquesDerrida)后期也明显地转向伦理学，此时他所提出的所有的问题，实际上都可以归结为他者的伦理问题。而德里达后期关于他者、礼物、宽恕、死亡、绝境、没有宗教的宗教性等思想，都印有列维纳斯影响的痕迹。解构的伦理性已经是理解解构主义重要的维度，正是在解构伦理学中，解构给予了一种伦理性。后现代语境下的文化伦理转向，带动了跨学科性的文学研究，文学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后现代主义文论反对现代主义文论仅仅关注形式因素而排除其它因素的一元论，瓦解这种形式主义，同时又把对形式的瓦解推广到对整个文学的瓦解，使传统的文学研究几乎变为某种宽泛无边的文化研究。后现代主义文论倡导多元化主义和跨学科研究，使文学批评呈现出一种宽泛和丰厚的形态。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后现代主义文论所研究的文学研究对象呈现多样化。除了文学经典外，将女性文学、少数族裔文学、电影、电视、民间传说、大众文学等纳人研究领域，拓宽了文学研究的范围;批评家将文学视为文化的产物，从广阔的文化视野去考察文学，将文本看成是具有社会、历史、政治维度的“事件”，注重揭示文本的文化内涵。这些都表明了文学批评的文化转向。进一步从本质上看，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实质就是伦理转向。当福科通过历史中的性、疯狂、罪恶、神经病等观念变化的考察，指出所有话语、知识都是权力的某种表述，而不是纯符号的、纯文本的指意过程，权力及其意识形态是通过政治、经济、教育和种种社会机制使体现权力的种种规范和法则进人无意识，成为一种无意识的表达时，当女性主义学者倡导女性作家要毫不理睬代表父权的一切现存法则、形式、观念，在自己的创作中尽情地宣泄代表女性精神的他者原则(如不确定性、流动性、多元性、非理性等)时;当新历史主义批评善于以文学和文学史的研究来揭示社会文化的特点，展示文学如何向意识形态和话语权力挑战，以及文学在社会中的颠覆和抗争作用时;当新马克思主义者提出批评应该从政治出发，而不是从哲学出发，批评家必须解构现存的文学观念，揭示文学在形成读者主体性方面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时;当后殖民主义批评者通过解构殖民文学文本来揭示西方话语的实质，恢复被殖民主义者抹杀或者歪曲了的殖民地历史，为殖民地人民争取历史的主体地位时;他们进行的不同版本的种种研究都是一种伦理批评。虽然形式各异，但本质上都是伦理批评的另一种方式。他们不是用善、恶、公正等传统伦理学词汇来表达，而是用权力、殖民化、边缘化等后现代术语替代，他们所真正表达的仍然是伦理的概念。一切对阶级压迫的反抗，一切对性别政治的揭露和对殖民化的抨击等等，其基础都是对权力的道德判断。由此看来，在后现代的语境下，文学批评开始向伦理面转向，文学伦理学批评虽然在20世纪60年代没有作为一种批评方法被明确化和系统化，但是事实上已经存在于欧美学界，为20世纪90年代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复兴铺平了道路。三、文学理论发展的内动力文学理论的发展不仅受外在现实生活发展变化的影响而且受自身的内动力的驱使，因为文学理论具有内在的自足性和上升的趋势，具有自我批评以及自我反思的特质。文学理论发展具有一种内在的路向，经过一系列的理论活动，通过理论的文学化、文学的理论化以及理论与文学的分离性对立等途径，理论将自己的对象确立为自身，获得了一种内在的自律，走上了独自发展的道路。文学理论内部逻辑演进对理论发展具有强大的动力。纵观欧洲文学史，柏拉图是最早以道德教育的效果作为文学评价标准的人。他强调诗歌应使人坚强。近代以来，随着康德的审美原则成为艺术评判的基本法则，文学批评和理论出现了绝对的唯美主义倾向。19世纪英国作家王尔德是唯美主义创作的实践者，又是唯美主义理论的倡导者。就艺术与现实的关系上说，王尔德认为，“现实的事件都是艺术之敌。一切艺术的坏处都是从实感产生。自然就是明白，明白就不是艺术”。艺术必须超脱现实，游离于人生，超脱道德和功利，而去追求它唯一的目的—美。然而，极端的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都无法逃避伦理道德问题，因为文学是人学，最能反映人的道德精神和时代特征。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文学批评在本质上仍然是与伦理相关的，是潜在的文学伦理批评。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后现代主义文论的批评如前所述，在本质上也是伦理批评的另一种版本。另外，在后现代语境下，文学理论家们也不断修正自己的理论，力图走出虚无主义的困境，将伦理重新纳入文学批评;伦理学和哲学的发展也极大地影响了文学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文学伦理学批评在传统的基础上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内涵更加丰富。例如布斯认为作品不仅会改变读者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同时，作品对作者本身也有影响，小说家常常受到其创作的小说的影响。纽斯鲍姆指出伦理学批评应该探究伦理学与文本结构之间的交融关系，研究叙事策略在何种程度上以何种方式成为伦理行为等等。由上所述，在欧美文学理论发展史中，文学与伦理关系的探讨是一贯穿始终的议题，伦理学影响文学和文学表现道德是文学的一个基本特征，文学伦理学批评贯穿了文学理论的发展过程，是文学理论的自足性因素之一，是文学理论发展的内动力因素之一。结语文学伦理学批评是伦理学领域与文学批评领域之间就文学自身的本质、功能与价值等方面展开的对话与合作。文学伦理学批评以比较文学的方法，将伦理学与文学两个不同的学科进行比较研究，研究文学批评的方法论，从而在文学批评研究的方法论上有所突破和建树。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目的不仅在于说明文学的伦理道德方面的特点或是作家创作文学的伦理学问题，而在于从伦理和道德的角度研究文学作品以及文学与社会、文学与作家、文学与读者等关系的种种问题。经过了后现代思潮的洗礼，文学批评的伦理转向是必然的，是文学理论螺旋式上升发展过程的必然结果。（本文来源：《论文资料库》http://lw.zaizhibosh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