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所大学与两个时代.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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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所大学与两个时代1952年之前的上海震旦大学和北京辅仁大学，同为天主教大学，在性质上前者为耶稣会所有，后者为教宗直属，由不同修会先后办理；在教育理念上，除了为教会和为社会的共同指向外，震旦大学还有为法国的国家向度；在教学上，震旦偏应用、工程，法语优先，辅仁重人文、自然科学，强调国文；在校园文化上，分别有“洋学堂”和“和尚庙”的绰号。本文认为，两校的根本差异代表了中国近代天主教的两个时代：殖民时代与本色化时代，在震旦大学及其代表的殖民地时代由外国人掌握天主教会权力，不尊重中国文化，更多看到中国的实用需求，辅仁大学及其代表的本色化时代则强调国人自立、对中国文化的重视及关怀。关键词：震旦大学辅仁大学中国天主教近代教育作者刘贤，1978年生，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讲师。1952年之前的中国16所基督教大学中，三所天主教大学在其中居绝对少数。少数并不意味着重要性低。震旦、辅仁和天津工商大学都为中国社会作出了独特而巨大的贡献，构成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一道风景线。其独特性一方面体现在与基督新教大学的比较上，对此已有王薇佳和康志杰作过相关研究，另一方面体现在每所天主教大学的比较中。由于每所天主教大学在身份、教育理念、课程和校园文化上各具特色，因此，作一比较研究将有助于对中国近代天主教教育获得更清晰的图景，也进一步补充中国近代基督教高等教育的全貌。本文选择的比较对象是北京辅仁大学和上海震旦大学——两所位于中国最大城市的综合性大学。比较的时间段在1903至1937年，这是因为他们分别创立于1903和1925年，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他们都迈出了创立阶段，发展出了各自的特色，而这是进行比较的前提。一、身份比较天主教大学是震旦与辅仁位居第一的身份。但是根据与天主教会和罗马教廷的关系，他们又分属于两类，而这须追溯到大学的创始阶段。(一)创始人和经营者：属于修会的大学(Denominational)vs教宗直属大学(Pontifical)震旦大学1903年由马相伯(1840～1993)创立，但1905年之后被法国耶稣会接管，以1905年为界，大学被称为“第一震旦”(在英语中被表述为“The First Auro－ra”)与“第二震旦”(在英语中被表述为“The Second Aurora")。在第一震旦阶段，总教习马相伯负全责，拟定章程、设计课程和延请教师等，与法国耶稣会有合作关系。按严复、张謇等人联名的《复旦大学募捐公启》所言，该合作实属无奈：“惟绌经费，故不得不借地于教门”，“惟乏师资，故不得不借才于会友”。震旦初创时所用校舍为徐家汇天文台余房，所请教师为法国耶稣会士南从周(P.Perrin)和惠济良(Haouisée)。公启同时认为“借地借才”所致“教育之权界不清，遂终于相激而解散”。这种“争夺教育权”论是一直以来解读第一震旦解散的主要观点。种种史料和文献证实该解读并无不当，近来又有学者指出另一层原因，即马相伯与耶稣会在办学上的观点分歧：马相伯收生年龄不设上限，培养其独立思考能力，要办研究式的学生自治书院(academie)，而耶稣会希望办大学，招收青年学生，校方要对学生有绝对权威，学生应该循规蹈矩。第二震旦是“在校政、教学和经济等各方面都由耶稣会负责，不同于1903年创办时的震旦”。其第一任院长是法国耶稣会士韩绍康(P.H.Allain)，此后历任有孔明道(de Lapparent)，南道煌(G·Foumier)。从1915年任院长的姚缵唐(Henry)开始，院长的法文称呼从directeur改称为recteur，需由罗马耶稣会总部任命，至此震旦大学“已列入耶稣会创办的各大学的行列”此后的历任院长都是上海耶稣会的重要人物，其中桑黻翰(Lefelvre)、姚缵唐后来是三、四十年代上海耶稣会长。如果说，第一震旦与耶稣会是若即若离的合作关系，那么第二震旦则完全是从属于耶稣会的大学。由于耶稣会是天主教会的一个修会，也即是属于修会办的大学。辅仁大学创建于1925年，是各种力量合作的成果：中国天主教徒发起，教宗推动，美国本笃会主持最终实现。早在1912年，英敛之和马相伯即上书教宗，呼吁创办大学。美国本笃会神父、圣文森修院教授奥图尔(George O’Toole)，在1920年经过北京时得识英敛之，随后他在教宗那里得到了创办学校的鼓励，并被授意由圣文森书院负责创办大学。教宗个人甚至捐赠了一万里拉作为这项事业的第一笔资金。克服重重困难后，本笃会神父与英敛之等共同合作建立了预科学校辅仁社，两年之后，开设大学课程。因经济的原因，辅仁大学在1933年易手至圣言会，但是自始至终辅仁都由天主教会管理，与教宗的直属关系也没有变。’由创立者和经营者看，震旦大学和辅仁大学与教宗的关系不同：震旦大学仅属于某个修会；而辅仁则为教宗直属：由教宗发起，管理者向教宗负责。震旦大学的耶稣会士只向耶稣会负责，只需要在梵蒂冈注册而已。(二)宗教性：具有天主教气氛的两所世俗大学震旦大学从一开始就没有把宗教作为教育的目标。马相伯主持震旦大学时，“不讲教理”是办学宗旨之一。自1905年耶稣会接管后，宗教课程和活动也只是向天主教徒提供，不强迫非教徒参加。1932年，学校拟建教堂，最终选址于校园之外，就是为了服务于社区周围更多的天主教徒和非教徒。耶稣会士在震旦大学办学，并不注重发展信徒，而是在学生中发展天主教道德和精神，以此影响社区和整个社会。同样的，在辅仁大学宗教课程非必修，宗教活动也不强制参加。正如陈叔杰指出的，本笃会士和圣言会士们希望帮助中国青年学习中国文化和西方科学，理解中国文化和天主教两方面。大学的气氛则具天主教色彩：退修会邀请中国知识分子参加；采用各种方式在无强迫课程的基础上增加天主教气氛，例如为贫苦孩子开设夜校等；中国化的基督教艺术也赢得了很高的赞誉。尽管未设必修宗教课程，震旦与辅仁大学的宗教性却因各种课外活动得以加强。这一点与新教大学在立案压力下将宗教课程改为选修、再扩展宗教活动大相径庭。二、教育理念：为教会，法国和社会VS为教会和社会作为基督教大学，震旦和辅仁很自然地在教育理念上有两个向度：为教会，为社会。第一震旦与天主教会仅有松散的联系，当时掌校者马相伯的办学理想是融会中西文化，“广延通儒，培成译才”。他更多关注中国社会亟需科学，亟需语言人才，但是，自1905年法国耶稣会士接手并掌管了全部行政之后，震旦大学成为一所真正的教会学校。他们的教育理念是建一所法国式的大学，提供系统的职业教育。因此，震旦大学逐渐从一所“学院”成为综合性的“大学”，在1909年，震旦大学的校旨被表述为“为便益本国学生，不必远涉重洋，留学欧美，而得欧美大学普通及高等程度之教育”。耶稣会士从而有机会与同样设在上海的新教圣约翰大学一争高下，为的是让天主教“赢得知识分子的尊重”，“接触社会的高层”。以上表明马相伯时期震旦大学更多关注中国社会，而耶稣会士时期震旦大学的关注点则落于天主教会。辅仁大学自创校起上上下下始终都怀有相对稳定的教育理念。其创校者英敛之的教育理念集中体现在他与马相伯在1920年9月联名给罗马教宗请求兴学的上书，首先回顾天主教传教史，表达对“明末之传布福音，则奔走后先，专藉学问”之推崇，认为“仿利、艾、汤、南用学问为诱掖之具，断不可无。”而天主教却几乎放弃了这种传教方法，与新教相比，天主教办学太少，“以北京而论，我圣教不独无大学也，无中学也，并高等小学而无之。只有一法文小学，学费之巨，只可招教外人求学而已，学成之后，只可依外国人谋生而已。”现今的天主教徒“能略知事务，援笔作数行通顺语者，几寥落如晨星”。上书中盼望教宗多多派遣“当今博学良善而心谦者。”而且强调“其奉遣之人，能不拘何国、不限在会，似更相宜”。不拘定一国，是为了避政治嫌疑，不限在会则是要避免教中党派之争，并且防止信教者之于非信教者的优越感与征服感。这份上书的核心内容主要有四点：一是发扬明清耶稣会士对学问的重视，二是广邀博学之士办学，三是提高天主教徒的中国文化水平，第四还希图以学问对天主教之外的社会产生影响。除了教会和社会的两个向度，震旦大学在教育方面还有第三个向度，即“为法国”。法国耶稣会士将大学设计为“法国大学”，采纳法国教育方式，而且始终秉持“法国第一”(France First)的原则。其原因是他们对法国和法语抱有的文化优越性。他们认为，“法国代表了世界文明的杰出一半”，法国文化必将有助于中国社会，是挽救中国高等教育对科学缺失的关键。辅仁大学没有类似的文化优越性以及任何的国家向度。震旦大学和辅仁大学在教育理念上更大的差异在于辅仁大学对天主教会和中国社会都抱有更深广的远见：本色教会和复兴中国文化。辅仁的创办者相信教会和中国社会可以互惠互利互相影响。他们也相信与新教大学的竞争只是暂时的，更重要的是培养国籍教会人才，由此让本色天主教会在中国扎根。三、教学根据以上的教育理念，震旦和辅仁：大学设置了不同的课程。以下两表是三十年代两校的教学概况。*本表据北京师范大学藏辅仁大学档案资料(1937)年。由此可以分析以下方面：(一)院系设置：偏重应用、工程vs人文、自然科学指向由上表很清楚看出，震旦大学侧重应用学科，三个学院中有两个分别培养医生与律师；而辅仁大学倾向人文学科，在11个科系中占近二分之一：包括中文系、西洋文学与语言系、历史系、哲学与心理学系与艺术系。1937年，上述5系共有教师42人(各系分别为8，15，10，3，6)，占当年教师总数的60％。两所大学有着截然不同的理学院。在震旦，理学院有4系，其中3个为工程系，旨在培养各行业的工程师(电子机械、化学与建筑)。而在辅仁，理学院由3个纯自然科学系构成(数学与物理、化学、生物与微生物)。在震旦大学，即使是为全校开设的文哲课程事实上也是非常有限的。以1937年为例，在3年的哲学课程背后只有1位教师负责，实际上他并不能教到所有的学生。震旦曾有开设文学院的动议，也是由于“难以请到教师”而胎死腹中。(二)教学语言与语言课程：法语优先(French First)vs重视中文震旦大学先后以拉丁和法语为第一外语，后来法语甚至成为教学语言。在马相伯长校时期，法语是一年级的必修课程，但二年级学生可以在英语、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言中任意选择。在法国耶稣会士接管震旦后，法语成为第一语言。在1905年，震旦学生需修51小时的法语授课课程，英语授课的课程只有20—26小时。在1909年，法语成为震旦大学惟一的外语，渐渐地，所有的课程都以法语讲授了。相应地，震旦大学所开课程里与中文相关者微乎其微。以1935年为例，震旦大学只有一位中国教师讲中国文学，而哲学由一位法国人讲授，法语和法国文学由两位法国教师负责，英语也配备了两名教师。相反，辅仁大学从一开始就以中文为教学语言，十分强调国文和中国文化课程。辅仁大学的前身香山辅仁社(1913—1918)的建立就是为了提高天主教青年的国文程度；辅仁大学早期的预科学校辅仁社(1925—1927)延请了优秀的中国教师讲授国文、历史和哲学等。文学院始终是辅仁大学最大的学院。1937年，文学院的教师甚至超过了其他两学院的总数。(参见表2)“大一国文”是辅仁大学的特色课程，是全校学生的必修课，始终被校方置于相当重要的地位。该课程有统一的教材，其中的文章选自历代名家，或有教益，或有意义，期末组织统一考试。校长陈垣甚至每年都教一个班，并设计试题，使期末考试不仅成为所有大一学生的考试，对任课老师来说，也是一次大考验。不仅如此，辅仁大学在国学研究，特别是中外关系史方面享有卓著的声望。比如张相文开创了历史地理学，张星烺是中西交通史研究的前辈，陈垣创始了宗教研究，特别是中国基督教史研究，还有余嘉锡在文献学方面等。四、校园文化：洋学堂vs和尚庙如果说校园文化是复杂抽象的，那么大学绰号则简单直观，可立即感受到校园文化的味道。震旦和辅仁的绰号分别是：“洋学堂”与“和尚庙”。可从以下三方面解读：(一)人员构成：洋人多vs男士多“洋”首先有“外国”的含义，因此“洋学堂”的第一含义指震旦大学外籍教师多，占绝大多数。在1935年，各学院的外国教师分别占到61％，61％，57％，占教师总数60％。而且，其中纯一多数是法国人：在45名外籍教师中，只有英籍1人，瑞典籍1人。“和尚庙”的第一含义是指辅仁大学的“性别”特征。除却辅仁大学神父多、修士多之外，直到1938年辅仁大学才建立女校招收女生，此前大学里只有男教师和男学生。许多校友都提到过和尚庙的绰号，也曾描述男生身穿蓝色K衫，神父着黑色大袍在辅仁大学所在地定阜大街走过的情形。与震旦大学相反，中国人是辅仁大学师资的主体。外籍教师的比例恰与震旦华籍教师比例相当。在1937年，辅仁大学的外籍教师在各学院比例分别为33％，37％，25％，占教师总体的33％。国籍的多样性是区别于震旦的又一特征。1937年，辅仁大学的外籍教师来自8个国家：德国(10人)，美国(4人)，英国(2人)，奥地利(2人)，挪威(Z人)，法国(1人)，意大利(1人)和俄罗斯(1人)。(二)学生形象：现代青年vs朴素学子在中国的情景下“庙”通常指的是安静贫苦杜绝世间欲望之地。对辅仁大学来说，确是如此。辅大毕业生著名神父赵博雅回忆道：中文系的学生均着蓝色长衫，只看长衫的新旧程度，就能判断学生的年级高低。一位来自重庆的女生，因不堪同学背后议论她的现代衣着及面部化妆，不得不在一周后放弃妆容，换上了朴素的长衫。(三)国家色彩：中国土地上的法国大学vs国际帮助下的中国大学面对中国政府，震旦和辅仁两所大学都与当地相处融洽，按照中国政府要求立案。他们既不参与政治，也不允许学生过多参与政治。但是，面对外国，他们采取了不同的态度：震旦大学更多地依赖法国政府。这种依赖性缘于其经济不独立。除了学费，从1913年开始震旦大学开始接受法国补贴。补贴数额逐年增加。1918年，法国政府给辅仁大学588，000法郎。从1919至1945年，该数额从总数128，000涨到1600，000，000法郎。震旦大学所得到的另一份资助来自French Concession of Shanghai，来自庚子赔款。这种依赖性又部分缘于法国人的文化优越感。法国耶稣会士常常强调震旦大学旨在“捍卫法国及其文化的荣耀，平衡德国、英国和美国在高等教育上的影响。”辅仁大学却不依赖于任一外国，这是因为辅仁拥有独立的财政。学费只是辅仁的部分经济来源。尽管辅仁大学在1930年代深受财政压力的困扰，但是她很少向美国和德国政府伸手，更不用提依赖外国政府了。通过“辅仁之友”、教会支持和天主教徒的个人捐献等途径，辅仁大学渡过了难关，并逐步壮大。五、结论：中国近代天主教的两个时代将两校相同和相似之处撇开不论，上文所示两校差异从本质上分析，其实缘自于对以下三方面观念的不同：首先，对教会前景的展望不同：外国的vs华人掌控教会对于中国天主教会的前途，震旦大学和辅仁大学有着截然不同的理念。法国耶稣会士同样期待中国天主教会在中国扎根，但秉持的是殖民观点。他们不完全信任中国人，因而把握教会主要的权力，较少允许华人参与。他们期待在与新教教会竞争中获得更大的影响。认为实用的专业相较人文和纯粹理科学科，能较快对社会产生影响。辅仁大学是对天主教现状进行反思的成果。近代两位著名天主教徒马相伯和英敛之认识到，建立本色教会，培养华籍教士是中国天主教会的唯一出路。设立辅仁大学就是要提高中国天主教徒的中文素养。辅仁大学以中文为教学语言，重视国文，以及发展国学研究，都是这一反思的结果。许多中国教士在辅仁大学毕业后成为中国天主教会的重要支柱。其次，对中国文化的态度不同：不平等vs平等在震旦大学，文化和语言优越感是法国耶稣会士传教事业的巨大障碍。这种优越感导致他们当中很少有人熟练掌握中文，因而无法接触中国知识分子和行政层。他们认为法国文化是世界上最好的文化，最能够帮助中国。但是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与法国政府的合作将在某种程度上把学校牵连进政治。1919年教宗发布的夫至大通谕即强调了这一致命问题，要求教会尊重并谦虚地学习当地文化。“夫至大通谕”是基督教历史上的一份重要的文件，其中心思想是适应传教地、培养本地传教人才，曾对中国近代天主教的本地化起到过相当的作用，是教宗本笃十五在1919年11月30日颁发的，因首旬日：“夫至大至圣之任务”(Maxumim il-lud)，故又以“夫至大”简称之，当时也称“教宗通牒”。通谕所指出应当力戒的事项都是中国天主教教会长久以来的弊病，例如持有保教权的殖民国家通过政权扩大教权，通过传教为本国谋政治利益，各传教区画地为牢彼此独立和互相竞争，以及对中国、中国文化、中国人乃至中国神职人员的蔑视等等。通谕传达的精神和具体的措施都为中国天主教会冲破当时困境指示了路径。辅仁大学即建立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她也切实实践了对中国文化的承担，加强了对中国文化的重视。第三，对中国社会需求的认识不同：实用性需求vs文化需求震旦大学将办学目标设定于适应中国当代社会的需求，他们认为法国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职业人才最为中国所需，因而主要发展实用学科，培养社会急需的工程师和律师等。而辅仁大学要服务于中国的长期需要，先后的办学团体继承了创始人融会中西文化，复兴并更新中国文化以拯救中国社会的理念，因而主要发展人文学科和纯粹自然学科。以上震旦大学和辅仁大学在办学上的三点区别恰恰体现了中国近代天主教会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殖民阶段和本色化阶段。我们不否认震旦对中国社会的贡献，但是1903年创立，1905年转手耶稣会的震旦大学与法国的海外扩张相伴而生，未能洗脱文化优越感、压迫性和某种程度的实用主义。二十多年后，在中国天主教徒和教宗的呼吁下，辅仁大学建立，为的是脱离外国政治势力的压迫，逐步建立本色的天主教会。因此辅仁大学代表着中国天主教徒的愿望，大至大通谕的精神，甚至部分外国传教士的远见，包括独立、尊重和文化关怀等。辅仁大学自创立起，就在中国天主教化运动中位于先驱。又一个二十年后，随着圣统制在中国建立，摆脱不平等条约、殖民色彩，由国人自管的本色化天主教会在中国终见成效。（本文来源：《论文资料库》http://lw.zaizhibosh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