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马勒晚期交响曲悲剧性特征的生成原因艺术理论论文.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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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马勒晚期交响曲悲剧性特征的生成原因_艺术理论论文西方一位著名的音乐学家曾经说过：“谁要想深入地理解马勒的作品，谁就必须首先了解他的精神世界，因为在马勒的作品中，无不体现出他那独特的个性特征”。那么，马勒的精神世界又是怎么样的呢?本文将对马勒晚期交响曲悲剧性特征的生成原因进行一些粗浅的探索。一、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的思想背景首先，马勒是一位歌德崇拜者，赞成歌德的这一信条“人的生活经历是艺术创作最重要的前提”，坚信“生活与音乐密不可分”，并且认为他所写的每一个音符都是他自己独特经历和思想、情感经历的产物。例如马勒曾这样谈到过他的第一、第二两部交响曲，大意是：“我把我整个生活中的事件都写进了这两部交响曲，我的经验和遭遇变成了用音符写成的小说和诗。如果有谁能了解我所写的每一个音符的话，那么他一定是对我的思想和生活非常了解的人。生活与创作对我来说联系得如此紧密，以至于如果我的存在如一潭死水的话，那么我以为我是什么也写不出来的。”其次，处于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马勒在思想上深受当时流行的叔本华、尼采思想的影响，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马勒音乐中的悲观主义和神秘主义倾向，因为正如罗素指出的：“文明欧洲流行的悲观主义和神秘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起源于叔本华的。”例如，叔本华在其名著《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曾根据意志的不同外化层次将艺术种类分成高下不同的很多层次，如从建筑艺术到造型艺术，文学最后就是最高等级的音乐。当然，马勒和叔本华的区别就像尼采和叔本华的区别一样，他并没有彻底的否定生命意志，而是更多的表现出一种尼采式的战斗意志。

再次，马勒非常热爱文学，在求学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的哲学与文学方面的论著。其内容广。泛至包括古希腊思想、莎士比亚戏剧、德国的神秘主义与浪漫主义，法国的古典主义、德国的古典主义哲学、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说、最后到现代文学以及中国的唐诗等等，马勒的这些文学与哲学方面的知识，成为他后来音乐创作的思想基础和源泉，对他的音乐风格特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总之，马勒交响曲中所有悲剧性的根源之一就是马勒处于一个世纪之交的传统与现代音乐夹缝之间的命运。二、残酷现实与单纯心灵之间的矛盾冲突马勒常说：“我是三重的无家。在奥地利作为一个波希米亚人，在日耳曼人中作为一个奥地利人，在世界上作为一个犹太人，到处我都是闯入者，永远不受欢迎。”马勒的这句名言，道出了他晚期交响曲创作中悲剧性特征的现实根源。另外，马勒出生于犹太家庭，生活在天主教盛行的德奥帝国，当时整个社会的反犹情绪极其高涨，犹太人在整个国家受到很多非人的待遇和歧视。这种时代的反犹主义历史环境肯定给马勒一家人等犹太人造成了一种不安定的生活传统和在这个世界上流浪的宿命意识，这样一种宿命意识，在马勒的早年就已经深深的烙印在他的脑海之中了，“啊，亲爱的大地啊，你什么时候才能将被遗弃的孩子带回你的胸怀!人类已经使他从中消失了，他将从冷酷无情的现实中返回到你，孤独地返回到你!啊!亲爱的大地收留他吧，永恒的无所不包的大地母亲，给这个安息的人一个安心的地方吧。”再就是马勒贫寒的家境与凄惨的童年，这对马勒的一生思想和音乐创作都有很大的影响。

马勒的父亲是一个性格上特别暴躁、行为上也非常粗野的人，身体的强壮和精力的充沛并没有使他去更多地去关心家庭的生活和孩子们的心灵成长，反而经常酗酒，体罚、斥责女佣和包括马勒在内的孩子们，对妻子也经常施以暴行“在每一个仆人后面叫骂，对他柔弱的妻子作威作福，鞭打孩子。”后来弗洛伊德的话“马勒的父亲虐待妻子当马勒还是儿童的时候，父母之间就出现了一个特别令他尴尬的局面。小马勒无法忍受父亲的暴行，他离家出走了。就在此时，著名的维也纳歌曲《啊，你爱奥古斯汀》的旋律从手摇风琴上响起。马勒认为，从那时起，深层次的悲剧因素与表面的快乐在他心灵中被牢不可破地捆绑在了一起，一种情绪不可避免地与另一种情绪结合起来了”也揭示了这种马勒童年的这种痛苦的回忆和他日后的音乐创作之间的隐含关系。三、生命渴求与死亡恐怖之间的矛盾冲突童年回忆对马勒影响很深的还有一点就是对于“死亡”的回忆，马勒的父母亲一共生育了14个孩子，在当时贫寒的家境以及地下的医疗水准下，14个孩子中只有6个存活了下来，而且死去的孩子都是在马勒5岁、6岁、11岁等幼年时期经历的，这给当时幼小的马勒肯定带来了非比寻常的恐怖经历。对此弗洛伊德是这么分析的，在马勒的全部音乐中，一个经常出现的音乐形象或者渲染的恐怖气氛就是“死亡”和“葬礼”，而这从精神分析心理学的角度看来，不外乎就是马勒早年所反复体验而来的“死亡强迫观念”。

当人意识到自己是被“抛于”这个世界上的孤独的主体时，他就意识到了自己的独特存在。这种认识是以主客体的分裂开始的。但由于人恰恰就是这种分裂的产物，是灵与肉结合的复杂混合体。即肉体的人必须服从客体世界的规则，所以人最终免不了一死。这就是人的矛盾命运。正如加缪所说：“在人的理性的呼唤和世界的不合理的沉默之间产生了荒诞”。

，这种荒诞感从人类觉醒之初就开始存在，他是人类意识脱离客体世界而成熟的标志，从古希腊的哲学一直到中世纪再到近代文艺复兴，这种荒诞感一直就被神和上帝给统一起来和解释了。

尼采是近代哲学的最后一人，就像他是现代哲学的最初一人一样。尼采大声疾呼：“上帝死了”。在尼采那里，即使个体存在到了绝望之境，他仍然拒绝“上帝”，拒绝任何外在的救助，坚持自我的独立意志而永不放弃。类似的有法国的加缪，他就明确宣称：“世界是荒谬的，没有未来，没有上帝，没有意义。信仰不仅是不可行，而且是不可能，也不必要。人可以在荒谬中存在，也只能在荒谬中存在。”他的《西西弗神话》和《鼠疫》就是这样的对于人在荒诞世界中存在体验的思考。

马勒则置身在尼采和加缪之间，与上帝的分离使马勒无法回到他的上帝。他不再能从上帝那里获取存在之意义。他只有独自一人依靠自己的孤独的力量与整个世界的荒诞抗衡。他和巴赫、贝多芬都不一样，在巴赫、贝多芬的时代，他们都有自己的上帝。

但是马勒的音乐表现的又是一种和尼采、加缪、贝多芬不一样的柔弱的力量。在贝多芬那里，力量在巨大的断裂与连续中起伏，极其强烈的戏剧性情节，感情雷鸣电闪般的瞬间爆发，而在马勒这里一切显得不一样。马勒的音乐更类似中国的古诗，有着那凄伤，哀婉，不绝如缕的“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柔弱却持久的力量，这种力量我们在卡夫卡小说中可以找到类似的表现。那是脆弱的马勒在荒野中的呼喊，用尽全部的心力和情感对着死掉的上帝的呼喊。

马勒的晚期交响曲是关于个体存在的孤独与绝望的音乐。他音乐中的宽广、辽远、宏大情景对应着有限、偶然、弱小的个体存在，他音乐中绵延不尽、柔弱却持久的呼喊力量，对应着脆弱、无助、弱小的个体在无法抗拒的强大死亡面前的悲哀与无望，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马勒晚期交响曲中所有悲剧性特征的最终根源就是生与死之间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