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宦官权势的削弱历史学论文.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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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宦官权势的削弱_历史学论文毫无疑问，南宋同汉朝、唐代以及北宋一样，一概属于封建皇帝集权专制的朝代。可是，与汉朝、唐代乃至北宋相比，南宋宦官权势明显削弱。这个值得重视的历史现象，或许正是由于它显而易见，反倒容易被忽略。有鉴于此，本文拟对南宋宦官权势削弱的原因、表现及程度略加论述。一、明受之变不可不戒在通常情况下，宦官无非是皇权的附属品。为什么在封建皇帝集权专制的南宋时期，宦官权势反而削弱？这一历史现象由客观与主观两个方面的因素所促成，并非不可理解。所谓客观因素是指两之际宦官势力接连遭受惨重打击。淳熙年间，吏部侍郎李椿根据历史经验，总结出宦官势力发展的三部曲：阉寺之盛，……始则人畏之，甚则人恶之，极则群起而攻之。[1]宦官势力在两宋之际，便两次恶性膨胀到了人们“畏之”、“恶之”，直至“群起而攻之”的程度。第一次发生在靖康元年（1126）。这年二月，开封城里的老百姓“群起而攻宦官，杀之者不可胜数。”宋钦宗迫于公议，将李志道等内侍治罪，至于童贯、梁师成、李彦等恶贯满盈的特大宦官则先后被处死。靖康二年四月，在金军掳掠北上的10余万名各色人等当中，又有相当数量的内侍。还有一批宦官如容机、卢公裔在混乱之中，作鸟兽散。因此，宋高宗即位之初，宦官人数锐减。此情有左正言邓肃的上疏作证：陛下临御以来，所用黄门，比之上皇（指宋徽宗），仅百之一；比之渊圣（指宋钦宗），仅十之一。[2]可是，不久又出现了宦官“人数渐多，其势颇盛”的局面。第二次发生在建炎三年（1129）。这年三月，御营前军统制苗傅、副统制刘正彦在杭州发动兵变，命令部下“分捕中官，凡无须者皆杀之。”单就苗、刘杀戮宦官这一点来说，得到了不少士大夫的同情和支持。如江淮两浙制置使兼知建康府（治今江苏南京）吕颐浩上疏说：近闻将相大臣剿戮内侍，诚可以快天下之心，纾臣民忿怒之气！[3]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宋高宗只得将宦官康履交出，由苗、刘当众腰斩。垂帘听政的宋哲宗孟皇后又顺水推舟，惩治了一批宦官。当时，留在宋高宗身边的宦官仅15人。其数量之少，在历史上实属罕见。兵变平定以后，宋高宗召回被流放到外地的宦官，中书舍人季陵上疏反对：蓝珪之流，复有召命，党与相贺，气焰益张。众召僧徒，广设斋会，以追荐钱塘之被害者。行路见之，疑其复用，莫不切齿。[4]季陵的建议虽然未被全部采纳，但宦官势力在遭到惨重打击以后，一时毕竟很难复原。这无疑在客观上为朝廷削弱宦官权势提供了条件。所谓主观因素是指南宋统治者不得不记取现实的教训。尽管早在北宋时期，士大夫就喋喋不休：汉唐乱亡，皆坐内侍，为我宋鉴，可谓明矣。[5]但这毕竟只是历史的经验。而靖康之祸与苗刘之变则是触目惊心的现实，宋高宗更是亲历其境、身受其害，教训相当惨痛。他说：每观汉、唐之祸及近时之变,故不得不防微杜渐。宰相赵鼎当即附和：陛下圣虑及此，社稷之幸！[6]靖康之祸是一场宦官之祸，这个说法虽然并不确切，可是南宋的士大夫普遍这样认为。他们一再上奏劝告宋高宗，宰相赵鼎讲得比较简要：政（和）、宣（和）之祸，流毒至今，不可不戒！[7]给事中兼侍读胡安国说得比较具体：崇宁以来，奄寺得志，用王承休故事而建节旄，用李辅国故事而封王爵，用田令孜故事而主兵权，用龚澄枢故事而为师傅。[8]王承休是前蜀的内侍，居然官至天雄军节度使；龚澄枢是南汉的宦官，竟累官内太师。宋高宗曾陷身金营，并险此被金军俘获，随同其父兄北上。他不用劝告，一即位便表示：朕将规复旧章，不以手笔废朝典，不以内侍典兵权。[9]宋高宗听说“士大夫有阴结内侍者”，立刻“既骇且怒，以谓此风浸不可长。”[10]他在建炎元年（1127）十月，下诏规定：今后两省使臣不许与统制官、将官等私接见，往来同出入。如违，追官勒停，编管远恶州郡。[11]这类规定如果严格加以执行，在南宋人看来，“尤足以惩崇（宁、大）观之积弊，而去靖康之乱根也。”[12]可惜并未及时兑现，以致当时人叹息：建炎以来，此徒复炽。[13]苗刘之变固然是一次兵变，但由宦官跋扈所激成。内侍康履、蓝珪曾任康王府都监，并主管机宜文字，与宋高宗的关系相当特殊。他们“以藩邸旧恩用事，颇勿诸将。”[14]特别是康履，“有轻外朝心”，“尤妄作威作福”，对武将大耍威风，甚至“踞坐洗足，立诸将于左右。”苗傅、刘正彦对此愤愤不平，他发动兵变理由便是：陛下信任中官，凡中官所主者皆得美官。[15]苗、刘公然称兵作乱，强迫宋高宗退位，逼迫孟皇后垂帘，拥立年仅3岁的皇子为皇帝，改元明受。苗刘之变因而又称明受之变。靖康之祸，宋高宗虽然受惊，可是毕竟幸免于难；明受之变，时间尽管短暂，然而宋高宗身罹其祸。无怪乎兵变平定后，宋高宗刚复辟便在建炎三年四月下诏：自崇宁以来，内侍用事，循习至今，理宜痛革。并强调：自今内侍不许与主管兵官交通、假贷、馈遗、借役禁军、非所管职务擅行移文取索、贴占屋宇、乞提领外朝官职事、干预朝政。外朝非亲戚亦不得往还。如违，并行军法。[16]此后，大臣们一旦发现宋高宗放纵宦官，立即直言极谏：明受之变，起于内侍。覆车之辙，不可不戒！[17]整个南宋时期，一提起靖康之祸与明受之变，统治者真可谓谈虎色变。这两大事件到淳熙年间早已成为历史陈迹，吏部侍郎李椿仍喟然长叹：汉唐勿论，靖康、明受之祸未远！宋孝宗“闻靖康、明受语”，马上回答道：幼亦闻此。他心有余悸，“蹙頞久之”。[18]总之，对于南宋统治者来说，削弱宦官权势既有必要，又有可能。二、前后两省合而为一绍兴七年（1137）十一月，宋高宗亲自下令，将违法宦官李絪因押赴浔州（治今广西桂平）编管。宰相赵鼎当面奉承：陛下于近习，不少假贷如此！宋高宗不免自鸣得意：小事便须绳治，无使滋长。赵鼎继续吹捧：如此必不至如童贯之典兵、梁师成之预政。宋高宗又加以引申：童贯、梁师成岂是一日至此？要在不可假以事权耳！[19]类似的话，宋高宗说得不算少。他一再向大臣表白：朕宫中小黄门数十辈，备扫除、趋走而已。近上者亦有数，未尝假以权也。朕今在宫中，都知、押班、御药素号最亲密者，非时未尝见，见未尝不正色。[20]此外，诸如“此曹何足惜”、“何尝假借此曹”[21]之类，不胜其举。《宋史》卷166《职官志六·入内内侍省》称：中兴以来，深惩内侍用事之弊。对宋高宗及其后继者防止宦官专权，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些说法无疑言过其实，不过应当承认南宋统治者曾经采取措施削弱宦官权势，并且效果比较显著。南宋统治者削减弱宦官权势，具体措施不少，归纲起来大致有以下5个方面。一是裁减宦官员额。宋高宗登基不久，即致力于这个方面，并在绍兴六年（1136）七月下诏强调：内侍官已裁减外，各有定额，今后不得额外增添。此后，他又在如兴九年六月、十八年闰八月，分别将内侍省寄班祗候的员额规定为15人、入内内侍省听唤使臣的员额规定为60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宋高宗在绍兴三十年九月下诏将内侍省撤销。诏书说：内侍省所掌职务不多，张官置吏，徒有冗费，可废并归入内内侍省。[22]两大宦官机构，从此合而为一。宋孝宗刚即位，殿中侍御史张震便指出“宦者员众”，建议加以裁减。宋孝宗当即表示赞同：朕有此意久矣。并就宦官问题讲了一番自己的看法：此曹人多则党盛，今人数已不少。若平时无事犹可，设使当母后少主之时，岂不能为祸汉、唐之事是也！[23]他在绍兴三十二年十一月决定：限内侍员，以二百人为额。[24]后来考虑到做了太上皇的宋高宗身边需要宦官，他才在乾道三年（1167）正月，把宦官员额增加到250人。为了防止宦官人数增多，南宋统治者采用下面3条措施，严格控制宦官来源。首先，严禁私设蚕室。所谓蚕室，即是阉割之所。在“贫乏下户往往生子不举”[25]的南宋，宦官大肆阉割儿童为养子，以致“宫刑之室，宦室之家皆有之。”其后果极其严重：蚕室中小儿，十不得四五，少得生全者。朝廷因而严加禁止，实行“官置蚕室，选精于其事者掌之。”其目的据说在于体现“祖宗好生之德”，[26]其实主要是为了减少宦官来源。其次，限制宦官进子。宋孝宗说：祖宗时一人止许进一子，朕意欲依祖宗法。[27]他在绍兴三十二年十一月，接受张震建议，会庆节（宋孝宗生辰）停止宦官进子。宋宁宗时限制宦官进子的规定，至少可以举出下面两项。一项是：诸内侍官授武功大夫至武翼郎者，荫补依所授官法，累奏不过二人，即不许奏补内侍官。[28]另一项是：内侍省陈乞恩例，亲属充寄班祗候，以十年为限。[29]再次，恢复考试制度。宋代有这样一项规定：内侍遇诞节（即皇帝生日）许进子，年十二试以墨义，即中程者，候三年引见供职。[30]这项规定在南宋初年，一度遭到破坏。张震指出：自渡江以来，一时草创，人数阙少，故权免试，便行勾唤供职。[31]宋孝宗即位以后，考试制度恢复，成绩不合格者不得担任宦官。二是限制宦官升迁。按照制度，“内辖一司，自来止以小珰为之，取其服勤恭谨，易以禁制。”入内内侍省的职务“以三年为任”，“官品高则外补”，目的在于“不使日增月益，声生气长，以贻害无穷。”[32]与这一制度相适应，出于削弱宦官权势的需要，宦官的升迁实行寄资法，其主要内容是内侍阶官依法至内东头供奉官止，再迁则转出，依外官例归吏部。[33]宋孝宗便以“严内侍寄资法”[34]而著称。宋宁宗在嘉定十六年（1223）十二月，更加明确地作出了限制宦官升迁的限定：内侍官都知、副都知、押班许转至遥郡承宣使止，带御器械许转至遥郡观察使止，干办御药院、干办内东门许转至遥郡防御使止，非任门司以上不得转遥郡。[35]“遥郡”是相对“正任”而言，遥郡的品位以所带阶官为准，正任能参预朝谒御宴，而遥郡则不能。由于限制颇多，宦官升迁困难，下面3件事即是其例证。例一：宋高宗时，冯益特迁宣政使受攻击。中书舍人胡寅反对的依据是《吏部内侍转官法》：昭宣使转宣政使，系碍止法。如以功转，即合回授。他上疏质问：冯益“有何功绩？”并且不惜忤旨，坚决抵制：所有冯益词命，臣不敢撰行！[36]例二：宋宁宗时，王德谦升任节度使不果。尽管制书已草成，但参知政事何澹“不押制书”，右谏议大夫刘德秀“闻之，率台谏交章言其不可。”[37]宰相京镗更是怒不可遏，请求将制书撕毁。宋宁宗问：除德谦一人而止，可乎？京镗断然予以拒绝：此门不可启！节钺不已，必及三孤；三孤不已，必及三公。愿陛下以真宗不予刘承规为法，以大观、宣政问童贯等冒节钺为戒。[38]结果，王德谦升官的企图化为泡影。例三：宋理宗时，董宋臣任钾班遭反对。反对得最激烈的是礼部侍郎牟子才，他上疏说：董宋臣自小珰至于大官，二十年间，皆兼领此职。[39]这违背了“官品高则外补”的原则。宋理宗将其奏疏出示宰辅大臣，宰辅大臣齐声称赞：子才有忧君爱国之真，无要誉沽名之巧。[40]宋理宗只得加以笼络，把他提升为礼部尚书。三是惩治不法宦官。从宋高宗开始，即“严前后省使臣与兵将官往来之禁，著内侍官不许出谒及接见宾客之令。”[41]此后总的趋势是法网越来越严密，这一情况在残存的《庆元条法事类》中有比较具体的反映。按照这部法典，宦官将受到流二千里惩处的不法行为便有以下4种：诸内侍官辄与外朝官非亲戚往还或出谒接见宾客者；诸内侍官乞提领外朝官职事，干预朝政者；诸内侍官辄与见任主兵官交通、假贷、馈送者；诸内侍官非所管职务，擅行文移，取索贴占屋宇者。宦官如“因使私贩物”，则处以“徒二年”。[42]有关规定还多，难以一一列举。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规定并非纯属一纸空文。宋高宗不止一次地说，他是这样对待宦官的：凡有小过失，或略而不问。至于故犯，则必痛惩之，未尝恕免。[43]干办皇城司冯益尽管是宋高宗的亲信宦官，但宋高宗一听说冯益“交关外事”，[44]很快将他免职。宦官与统兵官交结，更是惩治的重点。绍兴十三年十一月，宋高宗得知宦官郑幵与侍卫步军司统领张守忠交通并接受其贿赂，立即将郑幵除名编管，而张守忠则被贬官。殿前都指挥使杨存中是宋高宗的爱将，他受到秘书郎兼建王府小学教授王十朋的控告：三衙管军辈与北司深文固结，盗陛下之大权！[45]所谓“北司”者，宦官之别称也。宋高宗当机立断，“解杨存中兵权”。[46]他在位期间，先后受到惩处的不法宦官，还有李唐卿、王裕为、黄彦节、蒋尧辅等。宋高宗惩治不法宦官，确有一定成效，难怪他敢于炫耀：朕待内侍加严，故比前犯法者少。[47]宋孝宗认为，对不法宦官，不能有私心。他说：人有一点私心，法便不可行。乾道三年（1167）八月，宦官陈瑶、李宗回因交结镇江军帅戚方并接受其贿赂而受到严惩。宋孝宗因此下诏：戒兵将官交纳内侍，公行苞苴。自今有违戾者，必罚无赦。[48]所谓“苞苴”，简单地说，就是塞包袱。宋孝宗以后，不法宦官受到惩处的事例仍然不少，这里姐且从略。四是不许宦官干政。宋高宗多次告诫宦官：各恭乃职，勿预他事。[49]宋光宗在绍熙三年（1192），根据宰执大臣的建议，下诏强调：中官只令承受宫禁中事，不许预闻他事。[50]南宋统治者在原则上不许宦官干政，具体说来，大致有下面三个不许。一不许议政。入内内侍省押班邵成章是宋代宦官中难得的敢于直言极谏的“忠臣”，他在建炎二年正月，上书斥责宰相黄潜善、知枢密院事汪伯彦“必误国”。尽管他“忠”心耿耿并言而有据，宋高宗仍勃然大怒。侍御史马伸替邵成章辩护：成章缘上疏得罪，今是何时，以言为讳。[51]邵成章还是被除名，编管于南雄州（治今广东南雄），罪名是“不守本职，辄言大臣。”后来，宋光宗时官至宰相的留正居然不分青红皂白，对此加以肯定，其理由是：内侍毁大臣，固在所当责。[52]建炎二年七月，宦官王嗣昌又因“好大言，议国政”[53]而被解职。绍兴五年七月，致仕于四川的宋钦宗朝宦官卢公裔本来可以按照规定返回临安，但宋高宗认为“此人极不平稳”，“今若使归内侍省，必侵预外事”，[54]因而安排他在外地担任有职无权的宫观官。二不许拟诏。建炎二年四月，宫中有个内侍向宋高宗禀报：讲读官某敷陈甚善，臣今拟奖谕诏书以进。宋高宗“却内侍拟诏书”，并气愤地说：此当出自朕意。若降诏书，自有学士。尔等小臣，岂宜不安分如此！[55]三不许荐人。为了防止宦官与官员勾结，早在北宋时，宋仁宗便于皇祐元年（1049）七月，下诏明确规定：臣僚毋得保荐要近内臣。[56]宋高宗又从另一个方面不止一次强调：朕何尝容内侍荐人！内侍引用人才，最害政之大者。此等人便当重置于刑！[57]宦官郑谌因荐举官员、官员句龙庭实因系宦官所荐，分别在绍兴七年四月、十三年十一月被解职。四是不令宦官管军。如果说北宋宦官权势受到限制的关键在于宦官不掌机要，那么南宋宦官权势进一步削弱的要害就在于宦官不管军。“不以内侍典兵权”，宋高宗继位之初，立下这条规定，此后很少违反。淳熙八年（1181）正月，宋高宗的亲信宦官陈源被任命为添差浙西副总管，遭到权给事中赵汝愚反对：内侍不可预军事！宋孝宗马上表态：其言极当，甚不易得。他收回成命，并下诏规定：内侍见带兵官者，并与在内宫官，永为定制。[58]南宋宦官不仅不领兵，而且不监军。走马承受公事这一官职的从有到无，尤其值得注意。走马承受“名为承受，其实监军”；地位虽低，权势却重。宋高宗接连两次下诏削弱其权势，强调走马承受隶属于帅司即安抚使司。建炎元年十二月诏称：今后应走马承受公事职事并依祖宗法，如违，以违制论，委帅臣奏劾。建炎二年五月诏云：走马承受公事应行移帅司文字合并用申状，其见帅臣亦合依属官制。[59]问题在于：这一职务究竟废罢于何时？柴德赓在《宋宦官参预军事考》中指出：“大抵承受之罢，先宦官而后使臣。”这一论断颇精当。他又认为，从建炎四年十月开始，宦官不再担任走马承受。这个判断恐怕就属于误会了。其依据是李心传《系年要录》卷38的记载：其后五路陷没，遂不复置。但是不应当忽略李心传的注语：若内批则绍兴初犹有之，非专有旨废罢，史臣未深考也。何况《乾道中兴会要》注称：废罢月日阙。[60]柴德赓还认为：“似至绍兴三年，则走马承受之官，于此告终。”根据的是《系年要录》卷70的一句断语：自是走马承受遂不复除。这句话在《中兴两朝圣政》卷14、刘时举《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卷3中虽有，但在《宋史·高宗本纪》、熊克《中兴小纪》里却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说与史实并不相符。如果说宦官黄彦节“尝为岳飞军中承受”，[61]具体时间难以确考，那么此后宰执大臣仍“奏中官承受事”，校书郎王十朋更是大声疾呼：诸军置承受，福威自恣，甚于唐之监军！[62]宋高宗说得很明白：今之承受，即祖宗走马承受，专令掌边将奏报。他采纳大臣建议，在绍兴三十年十月下诏：罢内侍官承受，今后诸军奏状，并于通政司投进。宰相汤思退连忙表示拥护：陛下英断，洞照今古，臣等谨遵圣训。[63]类似记载又见于《宋史》卷31《高宗本纪八》、卷387《王十朋传》及《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卷6。很清楚，宋高宗专旨废罢宦官走马承受的时间既不是建炎四年，也不是绍兴三年，而是绍兴三十年十月。后来，在宋孝宗时，秘书省正字赵汝愚仍上奏“乞罢诸军承受”。他指出：今日之弊，其最大者，无如诸军置承受。并感叹：于是将帅祸福轻重之权，阴受制于承受，而货赂之风、掊克之政行矣！[64]不过通观全篇奏疏，并未涉及内侍监军。照此看来，宋孝宗时，使臣承受依旧横行，而宦官承受则不复存在。总之，从总体上说，南宋宦官大致是既不领兵，又不监军的，更没有出现像李宪、童贯、谭稹那样的统兵大珰。这正是南宋宦官的权势在北宋的基础上又所削弱的关键之所在。三、宦官不管军但干政但凡入《宋史·宦者传》者，均有一定的权势。入传宦官，北宋多达43人，南宋仅10人。在入传宦官中，曾兼领外职者，北宋42人，南宋5人；曾参预军事者，北宋27人，南宋无1人。宦官节度使，北宋末年多达“十许人”，[65]南宋不仅无1人，即使官至承宣使者也只不过张去为、甘昪、王德谦、关礼、董宋臣等寥寥数人而已。董宋臣特转节度使，是在其死后。宦官死后赠官者，据《宋会要》仪制13《内侍追赠》统计，北宋50人，南宋15人。宦官死后赐谥者，据《宋史·宦者传》统计，北宋10人，南宋2人。隆兴二年（1164）九月，宦官李珂死后，赐谥靖恭，遭到右正言龚茂良反对：中兴贤相如赵鼎、勋臣如韩世忠，皆未有谥。如朝廷举行，亦足以慰忠义之心。今施于珂，为可惜。[66]龚茂良言之有理，宋孝宗只得依随，李珂赐谥之事搁浅。《宋史》有缺失，《会要》系辑稿，上列数据在绝对意义上并不准确，但在相对意义上又足资参考。它如实地反映了与北宋相比，南宋宦官的权势又有所削弱。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对南宋宦官权势削弱这个历史现象，既不能视而不见，又不能加以夸大。整个南宋时期几乎都有受到皇帝宠信的宦官，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宋高宗时，除了前面提到的康履、蓝珪、冯益而外，还有张去为。当时人曾直言不讳地说：大抵主上以国事委之（秦）桧，以家事委之去为。[67]张去为因此“特恩干外朝谋议”；宋孝宗时，甘昪“用事二十年，招权市贿”；陈源侍候身为太上皇的宋高宗并“颇有宠”，因而“恃恩专恣”。宋光宗时，陈源失势之后又东山再起，甚至敢于“离间君亲”。宋宁宗时，王德谦之跋扈又非张去为等人可比，他“骄恣逾法，服食拟乘舆”，“为人求官，赃以巨万计”。[68]南宋时期权势最为显赫的宦官，无颖要算宋理宗后期的董宋臣。他“声焰薰灼，其力能去台谏，排大臣”，[69]外号人称“董阎罗”，与宰相丁大全狼狈为奸，“有司奉行惟谨”。人们不禁哀叹：方今事皆丁董！直舍人院牟子才愤慨地说：董宋臣辈引诱坏陛下！并作《高力士脱靴图》。董宋臣见图大怒：口说尚可，乃画此死模活样乎？他拿着图卷，向宋理宗告御状。宋理宗却说：乃骂汝，非骂我也。董宋臣解释道：彼谓陛下为明皇，阎妃为太真，臣为力士，而以太白自居。宋理宗因而“不悦”，[70]牟子才被贬官。监察御史兼说书洪天锡也曾反复上疏弹劾董宋臣，并且不惜丢掉乌纱帽。据《宋史》卷424《洪天锡传》记载，他说：臣留则宋臣去，宋臣留则臣当斥，愿早赐裁断。但其言“不果行”。此传称：终宋世阉人不能窃弄主威者，皆天锡之力，而天锡亦自是去朝廷矣。“皆天锡之力”，显然属于夸大之词。洪天锡“去朝廷”，则是事实。由上所述，不难看出，南宋宦官不令管军的制度执行得相当严格，而宦官不许干政的原则并未完全落实，以致南宋宦官领兵、监军者虽无，议政、干政者却有。其原因究竟何在？关键在于宦官干政是封建皇帝集权专制制度自身不可避免的痼疾，具体说来有以下3个缘故。首先，皇帝离不开宦官。最突出的事例是，苗、刘叛变，千钓一发，有官员劝告宋高宗：中官之患，至此为极。若不悉除之，天下之患未已。宋高宗的回答居然是：朕左右岂可无给使！此后，他反复强调：朕待此曹，未尝不尽恩意。对宦官平时严格要求，在其违法时严加惩处，用意无非是“爱而全之”。[71]可见，皇帝与宦官主奴之间相依为命，感情何等深厚。至于宋宁宗尤其离不开宦官，自有其特殊缘故。据说他“不慧而讷于言”，每当金朝使者到来，只能“阴以宦者代答”。[72]岂止皇帝，就连猛烈抨击宦官干政的士大夫如李椿也承认宦官“不可无”，并且一再声明他主张削弱宦官权势，目的之一在于“宦者亦保富贵”。[73]很清楚，宦官干政的现象在封建时代至多只能减少，根本无法杜绝。其次，宦官善于逢迎。而士大夫则有架子，甚至还要“以道驭君”。朱熹就曾经指出：士大夫以面折廷争为职，……宦者以承顺为事。[74]难怪人们要把对皇帝逢迎拍马称之为宦官意识或行为了。正是由于在当时人看来，宦者即逢迎，两者是一回事，以致将大将杨存中“多髯而善逢迎”，便获得了一个“髯阉”的外号。当时人解释道：目存中为髯阉，谓形则髯，其所为则阉也。[75]换而言之，所谓“髯阉”，即是具有宦官意识和行为的大胡子。有人曾对宋高宗说：陛下有仁宗之俭慈，而乏艺祖之英略。[76]在某些南宋人看来，他并不算太荒淫。应当承认，宋高宗在口头上对宦官的惯用伎俩多少有所警惕：仇士良劝后辈，戒人主不近儒生，不观书，可为鉴也。[77]然而在建炎三年四月，宋高宗已决定将邵成章召回临安，一听到某些宦官的挑拨：邵九伯来，陛下无欢乐矣！[78]他立即反悔。至于董宋臣，则以“逢迎上意”而臭名远扬。他“引倡优入宫”，[79]“以奢侈导上”，因而博得宋理宗宠信，以致干政用事。董宋臣为了取悦于宋理宗，在宫中大设排当即通霄达旦地宴饮。宋度宗时，排当之风相沿不废，给事陈宗礼不禁感慨系之：内侍用心，非借排当，以规羡余，则假秩筵，以奉殷勤。不知聚几州汗血之劳而供一夕笙歌之费！[80]再次，皇帝猜疑大臣。精明干练的帝王更是如此，宋孝宗就很典型。他“临御久，事皆上决，执政惟奉旨而行，群下多恐惧顾望。”太常丞徐谊上书说：若是则人主日圣，人臣日愚，陛下谁与共功名乎？[81]尚左郎官杨万里也劝谏道：人主不可以自用，……人主自用，人臣不任责。[82]这类劝谏虽多，但宋孝宗很难完全听进去，结果依靠贴身宦官，甘昪因此狐假虎威。只是由于南宋削弱宦官权势的制度比较严密，当时才避免了宦官权势的恶性持续膨胀。官僚集团正是以这套制度作武器，弹劾并击败了一个又一个用事的宦官。如张去为、陈源、甘昪便分别在侍御史杜莘老等、御史章颖等、江西提刑朱熹等的一再抨击下受到惩处。张去为虽然后来重新得到信用，但“至死不复涉朝廷事”。[83]中国历史上有个带规律性的现象：但凡权臣当政，宦官很难专权。南宋时期，权臣不仅数量多，而且执政久。早在绍兴初年，宰相赵鼎便不把宦官放在眼里。一次，他发现宫中有修建苑囿的苗头，马上将宦官黄彦节叫来美美地训斥了一顿：顷岁艮岳、花石之扰，皆出汝曹。今将复蹈前辙邪？并叫他立下军令状，必须立即停止施工。黄彦节报告宋高宗，宋高宗反而夸奖赵鼎：卿能防微杜渐如此，可谓尽忠尔。[84]赵鼎究竟是“贤相”，还是“一旦得志，骤为骄侈”[85]的权臣？当时人有争议。而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则是一致公认的南宋四大权臣。这些权臣虽然大多声名狼藉，但他们对宦官势力一般都加以钳制。权臣一旦与宦官发生冲突，宦官往往以失败而告终。如韩侂胄同王德谦“争用事”，尽管王德谦起初“以计胜”，但韩侂胄“挤之”，[86]结果王德谦被贬，死于外地。又如贾似道在拜相之初，将董宋臣逐出宫廷，以致宦官“不敢干政，人颇称其能。”[87]总之，南宋帝王不得不吸取汉朝、唐代的经验，特别是接受靖康之祸与明受之变的教训，因而建立起一套削弱宦官权势的制度，并采取措施加以推行。两宋之际宦官势力接连遭到惨重打击，使得宦官人数锐减，在客观上为这套制度的推行提供了有利条件。而宦官势力受到官僚集团尤其是权臣的钳制，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显而易见，南宋宦官的权势比北宋又有所削弱。对于南宋来说，什么宦官之祸、宦官内朝之类，更是无从谈起。注释[1][34][55][58]《中兴两朝圣政》卷60淳熙十年十二月；卷55淳熙四年七月乙卯；卷3建炎二年四月庚申；卷59淳熙八年正月癸未。《宛委别藏》本。[2][5][69][64]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293《近习》“宋高宗时邓肃上疏”；卷293《近习》"靖康元年许翰上言"；卷144《用人》"宋孝宗时赵汝愚上奏"；卷185《去邪》"宋理宗时汤汉上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本。[3][4][13][14][17][19][21][44][47][52][57][61][71][85]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1建炎三年三月庚寅；卷24建炎三年六月己酉；卷21建炎三年三月甲午；卷10建炎元年十月癸未；卷28建炎三年十月庚寅；卷117绍兴七年十一月丙午；卷78绍兴四年七月己巳；卷103绍兴六年七月庚辰；卷179绍兴二十八年六月壬辰；卷12建炎二年正月辛丑；卷110绍兴七年四月戊戌、卷150绍兴三年十一月戊寅；卷144绍兴十二年二月庚午；卷21建炎三年三月癸未、卷103绍兴六年七月庚辰、卷179绍兴二十八年六月壬辰；卷86绍兴五年闰二月丁未。中华书局1988年版。[6][54][77]《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91绍兴五年七月庚辰。[7][10]《历代名臣奏议》卷293《近习》“宋高宗时赵鼎上奏”。[8]翁元圻：《困学纪闻注》卷15《考史》。《四部备要》本。并参看胡寅：《斐然集》卷25《先公（胡安国）行状》。《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9][67][78]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102建炎元年五月二日“诏修国政”；卷230绍兴三十一年八月十一日"王继先依旧致仕"；卷128建炎三年四月十日"召邵成章赴行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11][16][43][49][53]《宋会要辑稿》职官36之24。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本。[12][24]刘时举：《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卷1建炎元年正月庚寅引《中兴大事记》；卷7绍兴三十二年十一月。《学津讨原》本。[15][18][38][40][46][51][56][66][68][81][83]《宋史》卷469《宦官传四·蓝珪传附康履传》；卷389《李椿传》；卷394《京镗传》；卷411《牟子才传》；卷387《王十朋传》；卷469《宦者传四·邵成章传》；卷11《仁宗本纪三》；卷385《龚茂良传》；卷469《宦者传四·张去为传》、《陈源传》、《甘昪传》、《王德谦传》；卷397《徐谊传》；卷469《宦者传四·张去为传》。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20]《中兴两朝圣政》卷18绍兴五年七月庚辰、卷28绍兴十二年八月丙子。“数十辈”，《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91作“数千辈”，显系鲁鱼亥豕之误。[22][25][31][59]《宋会要辑稿》职官36之25-26；刑法2之158；职官36之26；职官41之135。[23][27][30]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0《官制一·内侍两省》。中华书局2000年点校本。[26][73]《历代名臣奏议》卷293《近习》“宋孝宗时李椿上奏”。[28][42]谢深甫监修：《庆元条法事类》卷12《职制门九·荫补》；卷4《职制门一·禁竭》、《臣僚陈请》，卷9《职制门六·馈遗》，卷10《职制门七·舍驿》，卷5《职制门二·奉使》。北京市中国书店影印前燕京大学图书馆藏本。[29]马端临：《文献通考》卷57《职官考十一·内侍省》。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32][39]《历代名臣奏议》卷293《近习》"景定五年牟子才上奏"。[33]参看洪迈：《容斋随笔》四笔卷16《寄资官》。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点校本。[35]龚茂良等：《吏部条法总类·磨勘门》，见《永乐大典》卷14629。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36]《斐然集》卷15《缴内侍冯益转官》。[37][86]《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5庆元三年三月丙申“窜内侍王德谦”。中华书局1995年点校本。[41][50]《宋史》卷166《职官志六·入内内侍省、内侍省》。[45][62]王十朋：《梅溪王先生文集·廷试策并奏议》卷2《轮对札子第二首》。《四部丛刊》本。[48]《宋史全文》卷27上淳熙十年十月丁未、卷24下乾道三年八月乙未。《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60]见《宋会要辑稿》职官41之136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8建炎四年十月丙子。[63]熊克：《中兴小纪》卷39绍兴三十年十月。《国学基本丛书》本。[65]《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2《宦官节度使》。[70]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2《帝王都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点校本。[72][75]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下《宁宗不慧》；别集上《髯阉》。中华书局1988年点校本。[74][76]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32《本朝六·中兴至今日人物下》。中华书局1986年点校本。[79][87]《宋季三朝政要》卷2宝祐三年六月；卷3景定元年五月。《学津讨原》本。[80]刘一清：《钱塘遗事》卷5《理宗政迹》、《排当》。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影印本。[82]杨万里：《诚斋集》卷62《上寿皇论天变地震书》。《四部丛刊》本。[84]王明清：《挥麈录》后录余话卷1《赵元镇责黄彦节》。前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点校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