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叙述怎样表达？——论建国初知识分子书写规范的形成及其偏移.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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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叙述，怎样表达？——论建国初知识分子书写规范的形成及其偏移——论建国初知识分子书写规范的形成及其偏移徐勇【内容提要】建国初针对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创作的反复批评，所强化的是知识分子书写的规范和禁忌，但问题是，规范和禁忌不断被强化，小资情调却情不自禁地流露而屡禁不止。其主要源于这样一种矛盾：即描写小资产阶级，而又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结果常常是知识分子形象只成为一种象征，而一旦其形象稍显丰富而有血有肉，势必造成对改造主题和知识分子书写规范的偏离。这样也就能理解建国后为什么屡次批判概念化、模式化的倾向而又不能真正杜绝这一弊病的发生这一怪现象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文学史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自我改造远没有完成，也不可能完成。一、知识分子书写的合法性与复杂性随着新中国的建立，知识分子的从属地位和尴尬身份，使他们一方面被整合到新的政治体制之中，失去了其作为特定群体的独立存在；一方面又不能完全见容于体制，而常常被迫游离于体制之外。这种状况反映在建国后的小说创作中，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像在现代文学中那样作为主人公，大量出现在小说中。小说题材和人物的重心，已历史性地转向工农兵群众，随之带来的，是一整套对文学的重新认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小资产阶级范畴)，决定了他们被改造的命运将成为文学特别是小说创作所不可回避的主题①。因此，研究建国初的小说创作如何描写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过程，以及由此引来的持续不断的批判，对我们重新把握知识分子形象塑造在当代文学中出现的变异以及对文学史丰富性的理解，都将是一个有益的视角。而从另一方面看，这种题材重心的转变也正是左翼革命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中国革命的进一步发展，题材转向工农日益成为时代的需要。鲁迅早在1927年就曾预言革命(虽然此时他并没有认识到大革命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之间真正的区别)胜利之后“平民文学”(“平民”在鲁迅这里即工人农民——引注)的到来，但他指出，以往所谓的平民文学并非真正的平民文学，而毋宁说“是另外的人从旁看见平民的生活，假托平民底口吻而说的”，而若要“有真正的平民文学”，则“必待工人农民得到真正的解放”②。可见，知识分子要想在平民文学的时代写出真正的平民文学，必然经历自我改造的过程。这一点在延安文学中已有所显现，何其芳创作于40年代初的诗《夜歌》即典型地表明了知识分子自觉同过去告别的决心和意识。从这个角度看，建国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其实也是知识分子自觉针对自我意识的改造，这是革命发展对知识分子提出的新的时代要求。考察建国后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写作也应从这一角度来进行。在这个语境下看，1949年8月至11月间出现的关于“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争论对知识分子书写是否具备合法性意义重大③。通过这次讨论，使作家们再一次意识到向工农兵题材倾斜的重要性，同时也使他们对知识分子书写的合法性确信无疑，只是对于到底如何去写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他们一方面自觉意识到自我改造的重要性，同时在书写过程中，又往往会有意无意中流露出其固有的知识分子意识，正是这样一种矛盾决定了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创作不可避免地游移于主流意识形态规范和自我表达之间，其遭到批判也就是必然的结果。批评(或批判)无疑反映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训意图，其反复不断的进行所显示出的既是一套知识分子书写的规范和禁忌，同时也是知识分子自我意识不断流露的表征；因此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禁忌在反复不断的批判中成形之时，恰恰也就意味着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曲折复杂和远未成功。二、在批判和修订中逐渐成形的书写规范建国初对知识分子书写的创作有过两次比较集中的批判，一次是针对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锻炼》等小说(1951年前后)，另一次是对白刃的长篇《战斗到明天》(1952年前后)。知识分子形象只是书写知识分子整体中的一个环节，它反映的问题是全方位的。而这两次批判又都是在当时重要的报刊上进行，如《文艺报》、《解放军文艺》甚至《人民日报》，因此有相当的代表性。下面将以具体文本为例，结合当时的批评文章，从四个方面探讨书写知识分子所应遵守的规范。第一，知识分子与党员形象之间：思想改造中党员形象的塑造和强调。毛泽东曾指出：“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能够领导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克服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性”、“而使革命和战争走上胜利的道路”④。知识分子的成长若要体现出一种合乎历史的规律，就离不开党的领导，是知识分子自我改造得以完成的关键所在。当时有批评家这样指责《战斗到明天》：“我们看不到党在知识分子改造中起的作用何在，看不到好的党员的形象，看不到党员的模范作用，看不到党员和党组织的活动”⑤。《我们夫妇之间》遭到批判，也与小说中没有一个正面的模范党员有很大关系。此外，党员形象还必须高大完美。如果不完美就不足以引导知识分子，而若不能给知识分子以很好的指导，也就不能使知识分子健康地成长。王川是《战斗到明天》中某军政治部宣传科长，但“按照作者的描写：那里的几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起工农干部王川来，简直高明得多，有本事得多”⑥。同样，《锻炼》中共产党员蔡子和虽然完美、英明，但对知识分子梁军(单行本中改为马军)的思想进步并没有多大“关涉”，“因此，使读者得到的概念很模糊，看不到马军这个全身是缺点的革命知识青年究竟如何克服缺点在党的教育下进步起来”⑦。为了更能说明问题，本文将以《战斗到明天》的1951年版(即初版本)和1958年版(即再版本)⑧进行比较(下文同)。再版本对党员干部王川作了相应改写，主要集中在对其“纯化”、“美化”塑造和突出对手下知识分子的有意改造。像被多次指责的这段：在宣传队，王川演起剧来，台词咬不清；唱起歌来，常常变调；个子太高，两条仙鹤腿……即使出出场，也不过是跑跑龙套。(1951年版，第67页)在再版本中被删去了，似乎源自这样的批评：“作者笔下的王川不但不是一个优秀的党员和优秀的工农干部的典型，而实际上成了各种错误和缺点的代表人物”⑨；“在作者眼里，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眼里，我们工农干部出身的宣传科长原来是这样一个角色！怪不得知识分子瞧不起他！”⑩而为了使王川的形象更加丰满高大，成为“知识分子学习的榜样”，再版本中把初版本里关于王川的描写作了相应的改动。改动前的王川给人一种“琐碎”、胆小的感觉，而改动后，虽然意思一样，但他已明显具有共产党员高瞻远瞩的气质，同时又极为严谨细致(11)。这样一来，知识分子们对他的不满情绪就显得毫无道理了。因此，再版本中有关其手下知识分子对他不满的描写也就被删掉了，而为了不“使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改造成为自发的自我改造，甚至使小资产阶级思想狂妄地居于领导地位”(12)，再版本中突出了王川对他们进行的教育和有意改造。第二，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群众的关系：工农兵先进性的对照意义。《我们夫妇之间》及作者曾这样被指责道：“作为一个革命的作家，在表现这些阶级人物和这些主题(指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其改造主题——引注)时，首先要在他自己底思想上加以考虑和解决的，是如何对待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工、农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问题”，“作者在《我们夫妇之间》里把那工、农出身的妻子——张同志丑化到了无可容忍的地步”(13)，“表面上好像是在说李克不好，需要反省，他的妻子——老干部，是坚定的，好的，但结果作者还是肯定了李克，而反省的，被李克所‘改造’过来的，倒是工农出身的女干部张同志”(14)。而按照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看，“知识分子要求改造主要的是要向工农兵学习”、“(更)要工农兵的模范典型事例来教育知识青年，帮助他们向工农兵学习，引导他们与工农兵结合”(15)。可见，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途径之一是，必须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参加到工农兵群众的实际斗争中。《战斗到明天》之所以受到指责，也与其有意无意忽视了对工农兵群众形象的塑造有直接的关系。其再版时，明显加重了对工农兵群众的塑造，主要表现为：一是初版本中大多数工农兵群众没有名姓，都只是作为战士或集体的一员，再版本中则一个个都有了名姓，也有意加大了对他们的描述。二是突出了工农兵群众与知识分子相比之下的先进性和示范作用。再版本中增写了农会主任陈正元的勇敢。此外，像刘纯厚和郭芬等，也是作者集中笔墨加以塑造的，他们不仅显示出与知识分子相比较而言的先进性，更成为其学习的榜样。从再版本中林侠对郭芬看法改变的描写可以清楚地看出作者受到当时批评的影响(16)。显然，如果工农兵群众被描写不够完美，不仅意味着对他们本来(本质)面目的歪曲，似乎便会使得知识分子的清高、自以为是有了现实的合理性。三是对工农兵群众的“纯化”改写，就成了小说再版时不可回避的问题。小说初版被认为存在着对工农兵群众的歪曲和丑化：“军事领导干部既是这样(指“方言的可笑”——引注)，一般的战士自然被写得更是不堪，洋相百出了”(17)，“作者甚至不惜采用对比方法，用人为的工农分子的‘无能、落后’等作陪衬来对小资产阶级加以歌颂”(18)，等等。这些大多出现在初版本的后半部分。再版本(计划写成两部，只写上部)对原书的重写虽只限于初版本的前半部分。但作为一种倾向，其已影响到小说再版时的修改，因而对其作相应的改动也就可想而知了。第三，知识分子与自身的弱点：自觉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残余。“小资产阶级”思想残余一直是革命实践中被质疑和批判的对象，因此，如何描写小资情调也一直异常敏感而复杂。《战斗到明天》中，知识分子形象因为在与工农兵的对比中显得相对“高大”、聪明和勇敢而遭到批判：“作者写了十次以上的战斗场面”、“是为了说明：比起那些工农出身的军事指挥员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那样的有‘勇’有‘谋’，工农只有自愧不如！”；“他写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似乎天生下来就是好的、优越的，因而也是用不着经过严重改造的；即使要‘改造’，也是轻而易举的事，不必经过痛苦而残酷的斗争，不必经过长期过程；可以离开环境、脱离党和上级领导，脱离开工农群众，凭空来一个‘变化’”(19)。“那些前进的人究竟克服了哪些缺点，怎样克服的，却很少交代”(20)。可见，既要写出知识分子合乎历史发展的进步，又不能把他们写得过于完美。也就是说，他们身上必须要有“小资产阶级”思想残余，这使他们在与工农兵的对照中自惭形秽，由此在党的领导下、斗争的环境中，不断自觉地克服它，并最终成长起来。联系再版本对初版本的改写，能更清楚地看出这点，其主要表现为：一是对“小资产阶级”思想残余的增写，和对自我批评意识的加强。批评家曾指出：“我们应当看到这些革命青年身上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残余，同时又要看到党的教育在他们身上起了作用，把他们逐渐提高到无产阶级的思想水平”(21)。这种“思想残余”主要集中在私有观念方面，再版本有十分详细的描写(22)。而正是通过这种自我批评式的“反省”方式，知识分子才能逐渐克服身上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残余，一步步走向成熟。二是知识分子在实际战斗中，逐渐克服幻想、怯懦等小资产阶级思想而不是“凭空”、“轻而易举”地“有‘勇’有‘谋’”。一次突围中，沙非第一次亲手杀死了一个日本鬼子，初版本和再版本作了不同的处理。改写前突出了沙非的勇敢、机警，从其中“粗暴”、“骁勇”、“顺手”、“狠狠”、“紧勒”等词语均可看出，这些在再版本中被删掉了；而在再版本中则变成“咬了咬牙”、“楞楞地站着”、“扔去”，等等，这些都只说明他的不成熟。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只有在战争的血与火的考验中才能得到克服，并最终“成长”。此外，再版本中对鬼子也作了概念化的处理。改写后的鬼子显得十分羸弱(23)。这似乎印证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意识形态的目的性制约着作家的写作和修改由此可见一斑。第四，知识分子对待个人感情：个人爱情的充分政治化。初版《战斗到明天》，在书写知识分子的个人爱情时，已经表现出在“革命”的认同下，对爱情重新叙述的倾向。但书中不时流露出的对“小资产阶级”思想情调的“留恋”，还是被敏锐的批评家发现：“女的(指林侠——引注)下山遇雨，回到洞里，男的(指沙非——引注)要她脱衣服，女的不肯。在被批评了思想封建之后，毕竟脱去了。作者用许多字句描写这一段和‘香艳小说’差不多的情节。作者更竭力刻画男女双方的心理状态：女的如何‘少女似的羞怯’，‘两腮起了红晕’；男的如何设想这个八路军女战士忽然穿上了‘时髦的服装’”“‘换上了旗袍’”、“‘甜甜的小嘴，健康的身材，一定比任何女人美丽’等等”，“在这些地方，作者刻骨地表现了他的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主义思想”(24)。关于这篇批评文章中提到的这些方面，再版本中删掉了，并作了相应的修改。相对而言，再版本对知识分子个人爱情的改写，主要不是出于对当时批评的直接回应，而更多为了显示同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彻底告别。孟家驹和林侠曾经是一对恋人，但孟出身于地主家庭，与林出身进步知识分子家庭不同，他身上的享乐思想和个人主义自私意识，都使他与革命环境的艰苦、革命事业的崇高格格不入；他们的分手不可避免。相比之下，再版本在描写他们之间决裂和分手的过程上表现得更坚决(25)。初版本中还可以体会到情人间的温情和留恋，而再版中则透露出林侠态度的大转变：已不抱多大希望，决绝在即。从修改来看，他们之间的谈话，更见出革命话语与个人话语之间的冲突、磨合和决裂。革命之爱成了孟家驹个人感情的交换条件，他们之间的矛盾注定了不可解决，无可奈何之下，她找到领导，个人问题最后变成一个政治问题。个人爱情的充分政治化于此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三、从形象的丰富性中表达自身：知识分子书写规范的偏离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反复的批评所强化的是知识分子书写的禁忌，但其实也透露出一个无解的矛盾：描写小资产阶级，而又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这意味着必须写出无产阶级眼中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作家只有首先把自己改造成无产阶级的一员才能创作出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小说，这注定了是一种悖论：知识分子只能是被改造或书写的对象，他们没有自己的意识，其结果必然是知识分子形象只能成为一种符号和象征，而一旦知识分子形象稍显丰富而有血有肉，就势必造成对改造主题的偏离，有悖于此前批评中强化的知识分子书写规范。以此反观建国初对知识分子的书写及其批判，可以看出作家在塑造知识分子形象时，表现出的对形象塑造的丰富性的追求和自我改造意识之间摇摆的真正症结所在。在这里，很难说作家是在有意流露自己的小资情调，而毋宁说是形象丰富性的追求暗寓着对改造主题的偏离。这样就能理解，“百花”时期的作家虽然并没有表示出对改造主题的否定或怀疑，而从其实际创作来看，其实已经呈现出对改造主题和知识分子书写规范的偏离。显然，即使是“百花”时期(1956年前后)那样较宽松的年代，作家们也不大可能从作品中直接表达知识分子(即作家)的自我或个人意识。他们大都以集体或大我的形象表现出对社会的批判或干预，他们还不可能——其实直到“文革”结束后几年——意识到或曾怀疑过改造知识分子这一既定命题的权威性和合法性。而从当时的创作实际来看，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很少是以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作为小说的主题的。这种对改造主题的疏离，客观上也就造成对改造主题的悬置和知识分子主体意识的突围。这种疏离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历史意识的表达；二是理性和感性的矛盾与背离。历史意识的表达，主要体现在那些“干预生活”作品中被肯定的知识分子身上。这些知识分子包括林震、赵慧文(《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黄佳英(《本报内部消息》)，曾刚(《在桥梁工地上》)，蒲塞风(《西苑草》)，等等；他(她)们表现出传统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感，这种责任感使我们想起了40年代延安时期丁玲小说中的陆萍(《在医院中》)，他们的精神一脉相承，都有一双挑剔的眼光和一颗真诚的心灵。然而《在医院中》40年代在延安遭到的批判，也预示了这些干预生活作品以后的结局，1958年丁玲被重新挑出来批判，也标志了知识分子主体意识的进一步丧失。同样，知识分子个人意识的流露，在1958年前后也被不断地批判。这种个人意识的流露，在“百花”时期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中，主要表现为知识分子在爱情选择时感性与理性的背离。这样的知识分子有江玫(《红豆》)、“我”(《在悬崖上》)、玉洁(《美丽》)、蒲塞风、黄家萍(《西苑草》)等。他(她)们都感到革命理性力量的要求和挤压，然而个人不由自主的感情倾向，使他们对种种“不健康”、不合革命伦理的感情依依难舍，其一定程度上就造成了感性同理性的矛盾与疏离，如江玫对敌人阵营齐虹的难以割舍，蒲塞风与优秀团委书记伊洛兰的分手，技术员“我”被充满情趣的加丽亚吸引而与革命的妻子离婚，等等。从另一方面看，这种疏离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改造主题的改写，这在邓友梅发表于1956年的小说《在悬崖上》中表现十分明显。这部小说与发表于1950年的《我们夫妇之间》在结构和故事情节设置上十分相似。两部小说都是以第一人称“我”的语气叙述“我”和妻子之间的情感矛盾，而且“我”都是知识分子出身，妻子一律缺少情趣节俭而朴素，所不同的是在《我们夫妇之间》中，妻子乃农民出身的工人，而《在悬崖上》中的妻子则是文化程度不高的工人。之所以说《在悬崖上》表现出对改造主题的改写主要是因为，小说中“我”和妻子间的矛盾再也不是通过作为工人的妻子教育知识分子的“我”或互相教育而得到解决，而是以“我”心理情绪的变化推动故事的结局。妻子在“我们”之间的矛盾中始终处于被动和退让的地位，全然没有工农引导或教育知识分子的豪迈气概了。其次，这种改写还表现在对小资情调的渲染上。如果说在《我们夫妇之间》(包括后来的批判中所显示的)中作为小资情调的享乐和对物质的追求是以否定的形态表现而暗含批判的话，那么《在悬崖上》中这种对小资情调的描写，则非但没有得到应有的反省反而是作了极大的渲染。再次，这种改写还表现在对个人不健康爱情追求的肯定上。小说中“我”之所以同妻子出现了矛盾，原因在于“我”遇到了漂亮而富有小资情调和生活情趣的加丽亚。加丽亚桀骜不驯、自私而个性极端，用小说中的话说就是“纯粹的资产阶级作风”，这样一个女性本该受到“我”的批评，就像《战斗到明天》中林侠批评孟家驹一样，但“我”非但不批评反而对她的迷恋越陷越深不能自拔。显然，从这种描写不难看出小说的改写之一斑。最后，这种改写还体现在对知识分子“我”和党员形象之间关系的处理上。小说中党员形象同样也是一位科长，威信很高(不同于《战斗到明天》初版本的王川)，这位科长同王川一样对犯有错误的知识分子“我”进行了教育，但结果适得其反，“我”非但没有接受科长的教育，反而是下定了决心一条道走到黑，直到最后被加丽亚抛弃才最终悔悟。可见，小说中“我”的回归或回心转意并不是因为作为知识分子的“我”意识到自我改造的必要和决心，也并不是认识到自己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作风之严重，而只是因为加丽亚对“我”感情上的玩弄使然。而如果加丽亚对“我”并非玩弄而是心有真情的话，相信“我”是绝不可能回到妻子身边并回归社会秩序的。可见，知识分子的这种“桀骜不驯”和“不听服从”，其实从反面说明此前对他们进行的思想改造远没有完成和结束，即使是“百花”时期之后的经典作品如《青春之歌》也一再表明这点：一方面是规范和禁忌不断被强化，另一方面则是小资情调情不自禁地流露而屡禁不止。继“百花”时期出现的“反右扩大化”和“再批判”再明显不过地表现出对改造主题(不仅表现在文学作品中，更表现在现实生活中)的进一步强化。而对已经公开发表或出版小说的修改，在这之后也变得频繁起来。对于作家来说，依据“人民”的批评而对作品进行改写，这种做法曾被大力倡导(26)。在这种背景下，白刃对《战斗到明天》的大规模改写自然不足为奇。而若把《青春之歌》(1958年)的出现及其引起的巨大反响，同作者后来的修改联系起来看，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书写知识分子的重重限制与顽强自我表现之间难以弥合的矛盾。此前同类小说(如《战斗到明天》)中涉及知识分子与革命关系的所有问题，在《青春之歌》(初版本或修改本)中几乎都有体现，并被做了相应的妥善处理，尽管如此，小说中还是不时流露出作者浓厚的小资情调；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文学史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自我改造远没有完成，也不可能完成。建国后的“十七年”文学虽然表现出概念化、模式化的创作倾向，并且愈演愈烈，但在当代文学的实践中却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概念化模式化的批判(1951年前后，1956年前后，1960年前后，等等)。可见，作家的立场虽然不可改变(无产阶级立场)，但并不能限制他们对形象丰富性的追求，而如前面所言，一旦知识分子形象稍显丰富而有血有肉，就势必造成对改造主题的偏离，而这又是不能被接受的；显然这是另一重不能解决的矛盾。作家对知识分子形象丰富性的追求，实际上暗寓对自身历史命运的理解和表达。从形象中表达自身，客观上也就成了他们书写知识分子的企图和意义所在。但此后批判接踵而来，限制和规范也越来越严格，他们的这点努力也告失败，但无疑给后来者提供了不无启示的经验，同时也给人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知识分子如何表达自身？其形象塑造的丰富性是否可能？显然，从历史上看，这些问题都是与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如若看不到这点，也就不能理解建国后为什么屡次批判概念化模式化的倾向而又不能真正杜绝这一弊病的发生这一怪现象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文学史研究，只关注像《青春之歌》这样的经典文本，而忽视这之前(即建国初)那些书写知识分子的小说，显然是不够的。注释：①参见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著作选读》，第528页、332页、492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②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鲁迅全集》(第三卷)，第42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③参见朱寨《当代文学思潮史》，第36—4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④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第103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⑤张立云：《论〈战斗到明天〉的错误思想和错误立场》，《解放军文艺》1952年4月号。⑥张立云：《论〈战斗到明天〉的错误思想和错误立场》，《解放军文艺》1952年4月号。⑦韦君宜：《评〈锻炼〉》，《中国青年》第73期(1951年8月25日)。⑧虽然再版本是在1958年出版，但从再版本的修改实际情况来看，1952年前后对这部小说的批评仍是他修改这部小说时的重要参照和主要依据。撇开别的不谈，仅作一简单的对比就能说明问题：初版本三十章，439页，描写知识分子的就约366页，占全书总量的83.9％，再版本二十章，379页，描写知识分子的约149页，占全书总量的39.3％。这一前一后的对比，就可明显看出作者对待当时批评的态度如何严肃了。作者原计划改写时扩充为两部，结果只出版了第一部，从这第一部扩充和重写的部分来看，与当时的批评不无很大的关系，至于纯粹艺术上的修改，那也显得微不足道了。本着这样的原因，才把1958年版本作为了本文的考察对象。⑨陈亚丁：《初评〈战斗到明天〉——兼作自我检讨》，《解放军文艺》1952年4月号。⑩张立云：《论〈战斗到明天〉的错误思想和错误立场》，《解放军文艺》1952年4月号。(11)参见《战斗到明天》，1951年版(中南军区政治部)第69页和1958年版(作家出版社)第107页。(12)陈亚丁：《初评〈战斗到明天〉——兼作自我检讨》，《解放军文艺》1952年4月号。(13)力扬：《萧也牧写作倾向底思想根源》，《中国青年》第73期(1951年8月25日)。(14)丁玲：《作为一种倾向来看》，《文艺报》第4卷第8期(1961年8月10日)。(15)《中国青年》社论：《对于萧也牧作品的批评给我们的教训》，《中国青年》第79期(1951年11月24日)。(16)参见《战斗到明天》1958年版，第61—62页，其中有一段描写表现了林侠对郭芬看法的改变。(17)袁水拍：《一本有严重错误和缺点的小说——〈战斗到明天〉》，《人民日报》1952年2月17日。(18)张立云：《论〈战斗到明天〉的错误思想和错误立场》，《解放军文艺》1952年4月号。(19)张立云：《论〈战斗到明天〉的错误思想和错误立场》，《解放军文艺》1952年4月号。(20)袁水拍：《一本有严重错误和缺点的小说——〈战斗到明天〉》，《人民日报》1952年2月17日。(21)韦君宜：《评〈锻炼〉》，《中国青年》第73期(1951年8月25日)。(22)参见《战斗到明天》1958年版，第6页、234页、350页、352页。(23)参见白刃《战斗到明天》，1951年版第84页和1958年版第223—22页。(24)袁水拍：《一本有严重错误和缺点的小说——〈战斗到明天〉》，《人民日报》1952年2月17日。(25)参见《战斗到明天》，1951年版第38页和1958年版第79页，1951年版第42页和1958年版第83页，1951年版第46页和1958年版第89页。(26)参见李何的《苏联文学中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典型：法捷耶夫接受批评改写〈青年近卫军〉》，《人民日报》“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展开思想改造运动”栏，1952年1月19日。另见《茅盾关于为〈战斗到明天〉一书作序的检讨》，《人民日报》(“对《人民日报》读者批评建议的反应”栏)1952年3月13日。【作者简介】徐勇，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转自：《文学评论》(京)2010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