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思想及其哲学价值.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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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思想及其哲学价值实现思想及其哲学价值【作者】曾向阳【作者简介】曾向阳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在许多人眼里，“突现”（EMERGENCE）是一个似乎让人难以捉摸的词汇。我国学术界曾将它译为“倏忽”、“突生”或“突变”，因此它通常带有某种突然和神秘地出现的意味。这种理解的确抓住了突现的一个基本特性，即不可预见性。但这至多只是突现思想的一个方面。实际上，突现思想还有其它一些重要方面，如整体性、层次性和新奇性等，而后者似乎更具有思想价值。我认为，在我国学术界，突现思想的真实含义和哲学价值长期被埋没了。近年来，随着个别论著和某些译介西方哲学的文章的问世，突现一词出现的次数渐渐多了起来，但对突现思想的究竟意义仍无专论涉及。本文试图在有限的篇幅里就此作些探讨，以就教于学界同仁。一、突现思想的起源、含义与现代发展突现思想早在19世纪便己露端倪。J.S.密尔在《逻辑体系》一书中探讨了突现概念，指出了实体的纯聚集或总和与综合整体之间的差别。他特别注意到心理综合问题，认为它们不能根据纯机械的联想心理学来描述或解释，而建议将它作为一个明确的心理化学（MENTAL CHEMISTRY）原则来描述。美国心理学家麦独孤认为，这一建议是“突现进化的真正起源”。G.H.刘易斯（LEWIS）在其《生命和心灵的起源》中提出了与“生成的”（RESULTANT）相反的“突现的”（EMERGENT）一词，认为前者是可以根据其结构成分加以预测的现象，而后者则是不能预测的现象。M.门德尔班（MANDELBAUM）甚至认为，19世纪的各种思想普遍接受了突现学说。“人们可能发现，唯心主义者如黑格尔，唯物主义者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实证主义者如孔德……等，都接受了突现学说。”[1]二十世纪初，以突现进化论形式出现的突现思想进一步明朗起来。突现进化论是本世纪二十年代流行起来的一种非还原论的进化理论。经典达尔文主义假定，有生命事物中的一切变化都是逐渐发生的。而突现进化论认为，通过进化而产生的种类、差异和复杂性具有不可还原的积累的特性。1920年，S.亚历山大《空间、时间与神性》一书中认为，世界上存在着空间一时间、物质、生命、精神和神性五大层次，高层次的事物和过程是从低层次的事物和过程中突现出来的，这个过程是不可预见的，并且产生了与低层次完全不同的新质。1923年，比较动物学家L.摩尔根的《突现进化》一书，使突现进化论更是名躁一时。摩尔根在书中指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一个有序的事件系列，自然的事件序列中一代代地出现了某种真正崭新的东西，这就是所谓广义的进化，突现进化就是建立在这种新事物出现的基础上。生命的出现、精神的出现以及反思思维的出现就是显著的例子。即使在物理世界中，也不乏突现的例子，如水分子就是在氢原子和氧原子的基础上突现的，它构成了新的层次，具有新的质或属性。摩尔根区分了四个突现层次：心理物理事件、生命、心灵和神灵（SPIRIT）或上帝。突现论者认为，每一个真正的突现都把新奇性引入世界。这种新奇性是质上的，而不是量上的，它和从前存在于宇宙史上的一切事物都不同，人们不可能从突现发生前的任何知识来预见到它。总之，这种观点认为，进化是新奇事物突现的过程，这个过程具有不可预见性、层次性、新奇性和不可逆性等特性，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不断发展的过程，高层次的事物和属性不能还原为低层次的事物和属性。正如麦独孤所说：“在突现进化的旗帜下出现的这一现代思想运动无疑是很杰出而重要的一个运动。许多不同学派的思想家正向这一中心会合”。[2]当时，许多生物学家认为，这一新的运动把生物学从物理科学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了。美国生物学家詹宁斯（JENNINGS）教授甚至宣称，突现进化论是生物学的独立宣言。以突现进化论为代表的早期突现思想开拓了科学研究的新视野，对后来的科学和哲学产生了持久的影响。直至今天，突现思想仍然是科学家、哲学家和心理学家探讨的重要课题。正如在19世纪一样，当今许多不同派别的思想家都接受了突现学说，如科学家和哲学家M.迈尔等。因此，对突现思想的了解，直接影响对当今科学和哲学前沿所探讨的一些重要问题的把握。当然，早期的突现思想中难免包含着某些不成熟之处，如摩尔根和亚历山大将神和神性置于突现的最高层次（邦格称之为对突现和层次的浪漫吹捧），某些突现层次的划分还缺少来自科学的支持，对不可预见性问题缺少理性的科学的分析。在突现思想的现代发展中，这些缺点在不同程度上都得到了克服。R.哈雷和R.兰伯（ROM HARRY＆ROGER LAMB）编的《心理学百科辞典》（1983）和A.R.雷伯（ARTHUR R.REBER）编的《企鹅心理学辞典》（1985）是这样解释突现思想的：“突现的”一词是对新的或意想不到的属性或性质的描述，这些属性或性质是作为现存要素的联结或重构结果而突现的。心灵和意识是最显著的例子。它们是从复杂的神经生理的和生物化学的构成中突现的。突现属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人们不可能从它们的构成部分预见到。心理学中的突现论者认为，心理活动依赖于复杂的大脑。但不能完全还原为大脑的活动。当心灵第一次出现时，它是自然界一种性质上全新的现象，必须用一种比生理学描述更高的层次来解释。作为整体中新特性的显现，突现往往用于解释生命、意志、意识等复杂现象。突现概念及其整体论思想曾是格式塔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内容。W.苛勒早年曾讨论过突现问题和心身问题。随着行为主义和新实证主义的兴起，特别是六十年代华生和克里克对DNA的遗传功能的发现，以及相关的DNA自我复制证据的发现，人们广泛认为，这些发现证明了有生命的事物至少在原则上可以根据物理学和化学定律来解释。波兰尼坚决反对这种观点。他在“超越物理学和化学的生命”（1967）一文中指出，即使我们假定DNA自我复制的存在，也不能表明有生命的事物可以根据物理学和化学来描述。波兰尼认为，生物系统象机器一样也有不可以根据化学和物理学解释的功能和形式。DNA分子决定生命系统中的遗传过程，这并不要求可还原性。实际上，DNA分子是将信息传递给正在发育中的细胞。同样，一本书也传递信息，但信息的传递不可以根据物理学和化学原理来说明。E.迈尔（ERNST MAYR）在《生物学思想发展史》（1982）中阐述了生物学哲学的几条基本原则，第一条就是“为了充分了解生物有机体不能单靠物理学和化学的学说”，这是一条反还原论的原则；第六条是“生物有机体的构型复杂性按等级结构组成，等级结构较高层次具有突现特性。”[3]这是一条突现论的原则。这两条原则和波兰尼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而且，迈尔和波兰尼一样也强烈反对克里克视生物学为分子科学的观点。克里克曾说，生物学只有一种，那就是分子生物学，迈尔认为这只能表明他对生物学的无知。突现思想作为自然过程新特性的反映在哲学中获得了真正的意义。著名脑科学家斯佩里提出“精神论的一元论”或“突现的相互作用论”。他认为，意识问题不是一个伪问题，意识也不是一种副现象，意识现象不同于而且不可还原于神经事件，它是大脑活动的一种突现的属性。斯佩里称高层次的或整体的属性对低层次的或部分的属性的因果作用关系为“宏观决定”或“突现决定论”，并且认为，一旦科学修正了其传统的唯物主义—行为主义（亦即物理主义）态度，并在理论中和原则上承认和包括整个内在的、有意识的和主观的经验世界（人文学科的世界）这一因果性领域，科学自身的真正本性就发生了变化。当然这种变化不是科学的基础方法论和步骤方面的变化，而是科学的范围和内容以及限度的变化，也是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关系及其文化、思想和道德作用的变化。哲学家T.霍根（T.HORGAN）也表示，同神经生物学的因果解释相比，精神论的因果解释有一种重要的自主性。他提出一种非还原的自然主义或唯物主义。这种自然主义“对精神本身、精神的因果性和精神论的因果解释持一种坚定的实在论者的立场”。[4]他认为，上述方面并不比桌子、人、分子、物理的因果性或物理主义的因果解释更少实在性。艾克尔斯和波普尔也是突现论者。他们提出了有名的三个世界理论：即世界上存在着物质世界、精神世界和精神产品（文化）的世界，它们构成了彼此独立而又相互作用的三级本体系列。精神世界是在物质世界的基础上产生的，意识即是在自然选择压力下产生的突现属性。精神产品的世界是具有意识的人们创造的。科学唯物主义者邦格立足于系统主义的世界观对突现作了比较科学的说明。在他看来，世界上没有任何游离的事物，每一事物都和其他事物相互作用，所有事物都结合成系统，而每一系统至少拥有一种突现的属性。所谓突现的属性，是指系统的构成要素所不具有的属性。宇宙中的突现实际上是无穷多的，它们构成了一棵系统树，处在最低层的是物理系统，然后依次往上是化学系统、生物系统、社会和技术系统。在这五大系统中，物理系统是相对稳定的、能暂时免于质变的系统。化学系统则成了质变事物的范例。但这并不是说质变不存在于物理系统中，如光的吸收和反射、核裂变和聚变都是质变，只是许多物理系统能暂时免于质变。化学系统构成所发生的变化，使之最终成为某种性质上全新的东西。生物系统是建立在化学系统基础上的突现层次，从化学系统到生化系统到生命，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化学和生化系统是在各种结合力作用下自我聚合的，或自组织的。现代的有机体从原始的生物系统（原始细胞）进化而来，而原始细胞是从生化系统突现的。至于精神，邦格认为它是生物系统中的高等脊椎动物的中枢神经系统突现的属性，这种属性不是中枢神经系统的细胞构成拥有的，而是系统的属性，它是在长期的生物进化过程中突现出来的，因此精神并不是什么倏忽的不可捉摸的东西，它是实在的，而且在一定范围内是可以预见的。在这里，邦格肯定了两个重要原理：其一，生命是突现的，它超越了物理化学层次；其二，生物圈存在着从细胞到器官到机体到种群及至生态系统的层次结构。这两个方面也是活力论的有价值的遗产。正如R.W.塞拉斯所说：“意识、感觉和概念是存在的，硬说世界上没有那样的猛兽是无益的。自然界存在着发展的阶梯和新的质。”[5]虽然邦格承认，在许多情况下，还原导致了一种更深入的理解（如解释突现），并且把各领域统一起来，但还原只能取得有限的成功。因为，世界比物理主义想象的变化更多，决不能把复杂的层次结构降为同一水平。而且，科学不只是一个理论，而是由众多的理论、方法和材料构成的系统，不可能把所有科学都还原为一种科学即物理科学。在这里，邦格明确显示了反物理主义的本体论立场。所以在心身问题上，他反对取消或排除精神存在事实的取消论唯物主义，也反对将精神事件还原为神经事件的还原论唯物主义。二、突现思想的意义和价值首先，突现思想不仅与非还原的唯物主义或非还原的物理主义或突现的唯物主义联系在一起，而且与心理物理二元论和一元论的精神论联系在一起，这说明突现不仅具有认识论意义，而且具有本体论品格。突现思想在诞生之初就是作为对某种不可还原的属性和层次（如生命和精神）的肯定为基础的，这种肯定不仅为解释世界提供了新视角，而且揭示了世界上客观存在的等级层次和突现进化的过程，正是这种本体论品格赋予了突现思想以认识论价值。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心理学、哲学和社会科学都是以不同等级层次的事物为对象的，逻辑实证主义曾经试图以物理科学统一上述“特殊科学”，用量子力学来解释一切，结果只能以失败而告终。根本的原因是物理主义将世界看得太简单了。肯定突现和层次必然导致对物理主义的否定，因为在突现论者看来，世界是复杂的和多层次的，高层次的属性和相关的理论有稳定性和自主性，不能还原为低层次的属性和相关的理论。而且，承认高层次的突现属性是低层次的构成部分所不具有的属性，这就切断了还原所需要的“桥律”（BRIDGELAW）。突现论在心理学、生物学、脑科学和哲学研究中的复兴，标志着一度凯歌猛进的物理主义走向衰落。其次，更重要的是，突现思想“担保”了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合法性，并且为沟通科学与价值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思想手段。在当代西方，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分裂一直是令人困扰的问题，C.P.斯诺和W.T.琼斯最先表达了他们对“当代文化危机”的忧虑。这种文化的分裂来自于科学与价值的分裂，科学主义讲求完全排斥人的价值或主体性的纯客观主义或机械主义，而人文主义或人道主义则一味高扬人的价值或主体性，成为一种与科学无关的纯粹的人学。这种分裂与世界观或本体论有密切关系。无论是科学主义还是人本主义，都很少能将自然与社会统一起来的世界观或本体论，以致于形成了科学主义缺少人性而人本主义缺少科学性的窘境。哲学家和心理学家马斯洛看到了“是”与“应该”的鸿沟，试图将科学主体化和人本主义科学化，但他主要还是站在人本主义角度来从事理论建构的，他关注的首先是夫学世界观，要为人性确立一个科学的“自然主义”基础。但人学世界观必须是科学世界观的合理延伸，在这里，突现的世界观就非常重要了，对精神本身的本体地位的说明更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对人性的任何科学的说明不能不大打折扣。进一步看，突现思想确实可以提供有关哲学和社会科学合法性的较好说明。马哥利斯在“突现”（1986）一文中谈到这点：“在一种深刻的意义上，我们在独一无二的突现的世界（文化的世界）中发现了我们自己，在探索自然界的结构时我们发现了自己。我们对自然界的了解（了解方式）已经预设并且需要我们对自身文化世界的了解。自然界的等级结构（即与突现一致）本身并不预设或需要人类文化的世界；但我们的科学，我们认识和理解这种结构的能力预设并需要这个世界。”[6]因此，对文化世界的研究与我们的科学和科学的思维方式有密切关系，也就是说与突现论的世界观有包含的关系。邦格在《基础哲学论丛》中说得更清楚。他说，许多物理概念，特别是能量概念，对说明社会系统来说是必要的，但大多数物理概念是不必要的，社会科学需要新的概念，如人造物、社会群体、政治和文化这些概念。“社会科学的独特概念应该描述社会的突现属性，即其构成部分所不具有的属性。”[7]再次，突现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是完全吻合的。历史唯物主义实际上就是以科学本体论为基础进而研究突现的社会关系的唯物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创立之初就有别于“纯粹的唯物主义”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所谓“纯粹的唯物主义”是指雅·摩莱肖、卡·福格特、路·毕希纳等人为代表的纯机械论自然观。这种唯物主义在确立其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时，采取了一种还原主义的哲学立场，在他们眼里，世界无非是一堆原子，无机界和有机界并无质的区别。他们所关心的是，如何用一直成功地应用于无机界的物理学和化学范畴来解释实在世界的方方面面。他们坚信，不仅未来科学的发展将揭示这种可能，而且当前科学的成就已经在证明这点。正是这一信念构成了这种唯物主义的基础，也正是这种倾向使唯物主义失去了“感性的光辉”。这种“纯粹的唯物主义”和现代物理主义或还原主义的思路如出一辙。其失足的原因在于，它没有看到自然界客观存在的等级和层次，没有看到高层次的等级和层次具有低层次的等级和层次所不具有的属性，而且这种属性是不可还原的。它不仅不把精神当作一个实在的层次，而且否定它具有任何能动性，仅仅把它当作一种伴生于大脑的特殊物质，只需物理学和化学就可以揭示其奥秘。在物质自然界、人和人类社会的关系上，“纯粹唯物主义”只看到了它们之间的某种连续性和同一性，没有看到它们之间的间断性和差异性，没有看到由于人的出现，自然界达到了它的“自我意识”，而这恰恰是以人的意识或精神的特殊性和层次性或本体地位为基础的，正是通过有目的有意识的制造工具的劳动活动，人类才与动物彻底分道扬镳。恩格斯所说的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消失在“纯粹唯物主义”的视野之外。而正是这种“无数个别愿望和个别行动的冲突，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8]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现代唯物主义并不是要否定精神的“动力”，而是要追索“动力”的动力。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恢复了“感性的人”的地位，但他所说的人仅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而不是社会的和实践的人，在他那里，人仍旧是一个客体，一个仅仅具有生物学的、“类”的属性的抽象的人。他没有看到，人的意识不仅是一种自然的生物现象，而且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人不仅是一种感性的客体，而且是一种感性的活动。因此，费尔巴哈无法认清人的本质，更无法认清由人构成的社会的本质。所以，马克思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把事物、现实、感性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或从主观方面去理解，其中必定包含着肯定人的意识的实在性或因果作用这一实在的本体论层次。如果缺少了这一环节，一切都无从谈起。因为无论是物质生产还是精神生产都必须以此为基础。马克思正是以这种对意识的本体地位的预设（虽然是第二性的）为基础，才强调要从实践和主观方面去理解事物，并认为唯心主义发展了“能动的”方面，而这恰恰是旧唯物主义所不及的。把事物、现实、感性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或从主观方面去理解，内含着将自然和历史通过人的活动或实践统一起来的思想。马克思反对把自然和历史对立起来，“好象这是两种互不相干的‘东西’，好象人们面前始终不会有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9]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恩格斯说：“我们不仅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生活在人类社会中，人类社会同自然界一样也有自己的发展史和自己的科学。因此，任务在于使关于社会的科学，即所谓历史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总和，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但是，这个任务费尔巴哈是完成不了的。”[10]也就是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费尔巴哈无法将自然与历史统一起来，也无法将自然与社会、自然关系与社会关系、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统一起来。费尔巴哈不仅无法区分自然与历史，看不到自然与历史的层次性，而且无法了解自然的历史和历史的自然，看不到高层次的历史对先在的自然的统摄的（通过人和人的活动或实践）向下的因果作用。所以，在历史领域，费尔巴哈反而成了唯心主义者。马克思则清楚地看到了自然界、人和人类社会的辩证发展图景（它们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量变与质变、辩证转化、统一性与特殊性，等等），并且将它们纳入了唯物主义的科学本体论框架。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卓然不群的高明之处。也许正是在上述意义上，门德尔班才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突现论者。注释：[1]Maurice Mandelbaum，History，Man，＆Reason；A Study in Nineteenth Century Thought，Gift Book，1971，p.23.[2]Willam McDougall，ModernMaterialismandEmergent Evolution，New York，Van Nostrand Company Inc.p.89.[3]E.迈尔，《生物思想发展的历史》（1982），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年中文版，第76页。[4]Terence Horgan，“NonreductiveMaterialismandthe Explanatory Autonomy of Psychlogy”，Reprinted inStevenJ.Wagner and RichurdWarner（ed），Naturalism:ACritical Appraisal，University of Notre Dame，1993，p.295.[5]《当代美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168页。[6]Joseph Margolis，"Emergence",the PhilosophicalForum,Volume XVII,NO.4,Summer,1986,p.291.[7]Mario Bunge,Treatise on Basic Philosopy,Vol.4,ReidalPublishing Company,Dordrecht,Holland,1979，P.45.[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43页。[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49页。[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26页。（本文来源：《论文资料库》http://lw.zaizhibosh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