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文选》类总集的编纂体例与选文范围 ——中国古代总集分体古代文学论文.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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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文选》类总集的编纂体例与选文范围——中国古代总集分体_古代文学论文一、总集的生成及其编纂体例所谓总集，指的是按照一定的体例收录不同作者诗文作品的图书文献。在中国古代图书文献中，春秋时代编纂成书的《诗三百》应是第一部诗歌总集。但早在西汉，人们就把《诗三百》视为儒家经典，称为《诗经》；从东汉刘向（前77-前6）父子的《七略》开始，历代书目都将《诗经》列入“经部”，而不把它当作总集[①]。刘向辑录的《楚辞》，收录屈原（约前339-约前278）、宋玉（生卒年未详）等人的诗歌作品，原本也应属于诗歌总集。《四库全书总目》卷148《楚辞章句》提要即云：初，刘向裒集屈原《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宋玉《九辨》、《招魂》，景差《大招》，而以贾谊（前200-前168）《惜誓》、淮南小山《招隐士》、东方朔（前154-前93）《七谏》、严忌《哀时命》、王褒《九怀》及向所作《九叹》，共为《楚辞》十六篇，是为总集之祖。[②]但在历代书目中，又一直以“楚辞”别为一门，与集部的“总集”、“别集”并立[③]。《四库全书总目》卷148“楚辞类序”称：《隋志》集部以“楚辞”别为一门，历代因之。盖汉魏以下，赋体既变，无全集皆作此体者，他集不与楚辞类，楚辞亦不与他集类，体例既异，理不得不分著也。[④]按《隋书》卷35《经籍四·集志》分集部为三类：楚辞类、总集类和别集类。其“楚辞类序”云：《楚辞》者，屈原之所作也。……其后贾谊、东方朔、刘向、扬雄（前53-18），嘉其文彩，拟之而作。盖以原楚人也，谓之“楚辞”。然其气质高丽，雅致清远，后之文人，咸不能逮。[⑤]既然后世文人在楚辞写作的体例与风格两方面都难以为继，那么就只能将楚辞单列一类，与后世的总集判然而别。正因为如此，《四库全书总目》卷186“总集类序”说：文籍日兴，散无统纪，于是总集作焉。……《三百篇》既列为经，王逸所裒，又仅《楚辞》一家，故体例所成，以挚虞《流别》为始。其书虽佚，其论尚散见《艺文类聚》中，盖分体编录者也。[⑥]以西晋挚虞（约245-约312）的《文章流别集》为总集编纂体例之始，其说亦本于《隋书》卷35《经籍四·集志》：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滋以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擿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⑦]挚虞所作，据《隋书·经籍志》著录，有《文章流别集》41卷（梁60卷），《文章流别志》、《文章流别论》各2卷[⑧]。“集”选录各体文章，“志”著录篇目及作家简历，“论”评述各体文章的源流、优劣，三者别名，合为一书，体例详尽完备。这是现有著录的最早的收录各体文章的著作，可惜早已佚失，唯遗残篇，无法睹其全貌[⑨]。在挚虞之前，实已有总集的编纂。现知最早的总集，是王逸（约107-144在世）的“《汉诗》百二十三篇”[⑩]。此外，见于《隋书·经籍志》著录，在挚虞之前或同时编纂的总集，尚有：杜预（222-284）《善文》，应璩（？-252）《书林》，傅玄（217-278）《七林》，荀勖（生卒年未详）《晋歌诗》、《晋燕乐歌辞》，陈寿（233-297）、《魏名臣奏事》，荀绰（生卒年未详）《古今五言诗美文》，陈勰（生卒年未详）《杂碑》、《碑文》等[11]。但这些总集大抵都是汇聚某一体文章为一编的，与《文章流别集》的总汇各体文章有别。也许正因为如此，《隋书·经籍志》才以《文章流别集》作为总集的发铏之作。从总体上说，总集兴起于曹魏（220-265）西晋（265-316）之际，这是大致可以断定的。要而言之，总集的生成，盖由于东汉末年之后，别集繁兴，所谓“众家之集，日滋以广”，于是为了避免读者翻检之劳倦，便于作者属辞之取则，各种文集总钞便逐渐涌现[12]。由此可见，总集生成的最初动因，不是为了保存典籍，而是为了读者和作者的实用。易言之，便于读者翻检和作者取则，这是总集的原初功能。南朝梁萧统（501-531）《文选序》说：余监抚馀闲，居多暇日，历观文囿，泛览辞林，未尝不心游目想，移晷忘倦。自姬汉以来，眇焉悠邈，时更七代，数逾千祀。辞（原文作“词”）人才子，则名溢于缥囊；飞文染翰，则卷盈乎缃帙。自非略其芜秽，集其精英，而（原文作“盖”）欲兼功，太半难矣！[13]正因为作品繁多，难于兼功，所以萧统不得不“略其芜秽，集其精英”，编为总集，以为当世作者写作的范式。上引《隋书·经籍志》所说的“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唐李善（约630-689）《上〈文选注〉表》所说的“后进英髦，咸资准的”[14]，表达的也是同样的意思。总集的这一原初功能，实本于类书。类书的功能，正如唐欧阳询（557-641）《艺文类聚序》所说的：“俾夫览者易为功，作者资其用，可以折衷今古，宪章坟典云尔。”[15]至于后世，“文集日兴，散无统纪”，为免散佚，才有了收罗全备的总集。因此，《四库全书总目》卷186“总集类序”认为，综观历代作为“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的总集，大致可分为两种：一是“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即从收集保存古典文献出发，尽量求全求备，辑集零章散篇，汇录全文，编成全集性的总集，如《全唐诗》（清彭定求等）、《全唐文》（清董诰等）之类；二是“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即按照一定的标准和要求，择优精选，辑成选集、选本之类的总集，如《唐文粹》（宋姚铉）、《皇朝文鉴》（宋吕祖谦）、《国朝文类》（元苏天爵）之类[16]。正因为总集的原初功能是便于读者翻检和作者取则，因此从挚虞《文章流别集》发端，“类聚区分”[17]，“分体编录”[18]，即区别不同文体加以选编著录，便成为总集的基本编纂体例。因为分体编录，以类相从，使用者就可以便捷地“按图索骥”，根据自身写作的需要，翻检和阅读前人的相关作品，作为写作的楷模[19]。因此早期总集基本的编纂体例便是“分体编录”，如挚虞的《文章流别集》、南朝梁萧统的《文选》等都是如此。由此而派生出一种别体，即辑录一代或历代同一体裁作品的总集，如南朝陈徐陵（507-583）的《玉台新咏》[20]。于是，总集编纂与文体分类，从一开始便相因相成：总集编纂成为文体分类的胚胎，文体分类成为总集编纂的根据。那么，分体编录的总集又有哪些具体的基本体例呢？因为挚虞的《文章流别集》早已散佚，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首推《文选》，而且在实际上《文选》也成为后世编纂诗文总集的主要蓝本，因此我们便从《文选》入手，归纳分体编录的总集的基本体例。《文选》为南朝梁太子萧统组织编纂[21]，萧统死后谥号“昭明”，所以此书后世又习称《昭明文选》。全书30卷，共收录先秦至南朝梁的作家130家，作品700余篇。萧统《文选序》云：式观元始，眇觌玄风。冬穴夏巢之时，茹毛饮血之世，世质民淳，斯文未作。逮乎伏犠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时义远矣哉！若夫椎轮为大辂之始，大辂宁有椎轮之质；增冰为积水所成，积水曾微增冰之凛。何哉？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随时变改，难可详悉。尝试论之曰：诗序云：“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至于今之作者，异乎古昔，古诗之体，今则全取赋名。荀、宋表之于前，贾、马继之于末。自兹以降，源流实繁。述邑居则有“凭虚”、“亡是”之作，戒畋游则有《长杨》、《羽猎》之制。若其纪一事，咏一物，风云草木之兴，鱼虫禽兽之流，推而广之，不可胜载矣！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洁，君匪从流，臣进逆耳，深思远虑，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伤，壹郁之怀靡诉。临渊有怀沙之志，吟泽有憔悴之容。骚人之文，自兹而作。诗者，盖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关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间、濮上，亡国之音表。故风雅之道，粲然可观。自炎汉中叶，厥途渐异。退傅有“在邹”之作，降将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区以别矣。又少则三字，多则九言，各体互兴，分镳并驱。颂者，所以游扬德业，褒赞成功。吉甫有“穆若”之谈，季子有“至矣”之叹。舒布为诗，既其（原文作“言”）如彼；总成为颂，又亦若此。次则箴兴于补阙，戒出于弼匡；论则析理精微，铭则序事清润；美终则诔发，图像则赞兴。又诏诰教令之流，表奏笺记之别（原文作“判”），书誓符檄之品，吊祭悲哀之作，答客指事之制，三言八字之文，篇辞引序，碑碣志状，众制锋起，源流间出。譬陶匏异品（原文作“器”），并为入耳之娱；黼黻不同，俱为悦目之玩。作者之致，盖云备矣！……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撰，又亦略诸。若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谋夫之善（原文无“善”字）话，辩士之舌（原文无“舌”字）端，冰释泉涌，金相玉振。所谓坐狙丘，议稷下，仲连之却秦军，食其之下齐国，留侯之发八难，曲逆之吐六奇，盖乃事美一时，语流千载，概见坟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弗（原文作“不”）取。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盖（原文无“盖”字）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同异（原文为“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远自周室，迄乎（原文为“于”）圣代，都为三十卷，名之（原文为“曰”）《文选》云耳。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略（原文为“各”）以时代相次。[22]以萧统《文选序》为本，参照《文选》本文的情况，《文选》的编纂盖有如下5条基本体例：第一，选文范围之例。“文”作为文籍的意思，有广狭二义：广义之“文”泛指所有的文字写作的文本，狭义之“文”特指文学写作的文本。而《文选》之“文”，盖取狭义，既不包括经籍、子籍，也不包括史籍中的言辞、记事之文，而仅取“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篇章，包括诗篇、赋作和文章。第二，分体归类之例。虽然历时地看，各种篇章“随时变改，难可详悉”，但是采用共时性的观点，各种篇章毕竟各自有体，相因相承。因此总集编纂，便可“次文之体，各以汇聚”，即区别各种文体，分类加以编排篇章。第三，体类排序之例。虽然文体“众制锋起，源流间出”，但是编纂总集，次其先后加以排序，何体在先，何体在后，应该有一定的顺序。第四，二级分类之例。《文选序》称：“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这里所说的“类”，则非体类之“类”，而是体类之下的二级分类。而二级分类的分类标准，可以不同于一级分类，自有其特点。第五，篇章排序之例。所谓“类分之中，略以时代相次”，即在各体各类之下所收录的篇章，一般按作者时代先后加以排序，以便历时地观察此体此类篇章写作的演变轨迹。二、历代《文选》类总集概说为了详细考察分类编录的总集的基本体例，本文拟抽样分析历代编纂的以《文选》为蓝本的总集，即“《文选》类总集”。如前所述，“《文选》类总集”最基本的编纂体例，是甄选历代的或当代的诗篇、赋作和文章，分体编录。本文拟抽样分析的《文选》类总集，按编纂时代先后依次为：《文苑英华》、《唐文粹》、《宋文鉴》、《元文类》、《文章辨体》、《明文衡》、《文体明辨》、《明文在》。本节即对各书情况略加说明。《文苑英华》系宋初朝廷组织编纂的大型总集，有《四库全书》抄录明万历刊本、中华书局影印南宋刊残本配明刊本等。该书编纂，以翰林学士承旨李昉（925-996）、宋白（936-1012）等20余人先后主持其事，始于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九月，成于雍熙三年十二月（公元已入987年）[23]。全书1000卷，共收录魏晋至晚唐五代的作家2000余人，诗、赋、文等作品近20000篇[24]。明胡维新（嘉靖三十八年进士）《重刻文苑英华序》云：坟经义邈，词华郁蔓，延刘汉而接萧梁，昭明之《选》备矣。《苑》之集，始于梁，而部系类分，悉宗《选》例，非嗣文以承统乎？[25]《四库全书总目》卷186《文苑英华》提要云：梁昭明太子撰《文选》三十卷，迄于梁初。此书所录，则起于梁末，盖即以上续《文选》。其分类编辑，体例亦略相同，而门目更为繁碎，则后来文体日增，非旧目所能括也。[26]可见该书实承《文选》而作，编纂体例以《文选》为圭臬。《唐文粹》是现存最早的断代诗文总集，有《四部丛刊》影印《重校正唐文粹》本等。该书系姚铉（968-1020）在《文苑英华》的基础上，精选唐代诗、赋、文作品，历经10年，于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编纂而成。初名《文粹》，重刻时题《唐文粹》，后人因之。全书100卷，收录古体诗961首，赋、文1104篇，不取近体诗、骈文和律赋。姚铉《唐文粹序》云：今世传唐代之类集者，诗则有《唐诗类选》、《英灵》、《间气》、《极玄》、《又玄》等集，赋则有《甲赋》、《赋选》、《桂香》等集，率多声律，鲜及古道，盖资新进后生干名求试者之急用尔。岂唐贤之文，迹两汉，肩三代，而反无类次，以嗣于《文选》乎？铉不揆昧懵，遍阅群集，耽玩研究，掇菁撷华，十年于兹，始就厥志。得古赋、乐章、歌诗、赞颂、碑铭、文论、箴议、表奏、传录、书序，凡为一百卷，命之曰《文粹》。以类相从，各分首第门目，止以古雅为命，不以雕篆为工。故侈言蔓辞，率皆不取。[27]由此可见，该书亦矢志上承《文选》，“以类相从”，分体编纂唐代诗、赋、文作品。此书在宋代的影响比《文苑英华》广，周必大（1126-1204）谈到《文苑英华》“印本绝少”，因其“卷帙浩繁，人力难及，其不行于世则宜”，而《唐文粹》“由简故精，所以盛行”[28]。《宋文鉴》为南宋秘书郎吕祖谦（1137-1181）编纂，有《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本《皇朝文鉴》等。该书以江钿（约1095-1175后）《文海》为本[29]，重加芟补，始于孝宗淳熙四年丁酉（1177）十一月，成于次年（1178）十月，淳熙六年（1179）正月赐名曰《皇朝文鉴》[30]，后人通称《宋文鉴》。全书150卷，收录宋南渡以前作家200余人，诗、赋作品1100余篇，文1400余篇。该书分体编录，编纂体例亦多本《文选》，吕祖谦《奉圣旨铨次札子》云：寻将秘书省集库所藏本朝诸家文集，及于士大夫家宛转假借，旁采传记它书，虽不知名氏，择其文可录者，用《文选》《古诗十九首》例，并行编纂。[31]可为一证。周必大（1126-1204）《皇朝文鉴序》评其各体文的选录标准时说：古赋诗骚，则欲主文而谲谏；典策诏诰，则欲温厚而有体。奏疏表章，取其谅直而忠爱者；箴铭赞颂，取其精悫而详明者。以至碑记论序、书启杂著，大率事辞称者为先，事胜辞则次之；文质备者为先，质胜文则次之。复谓律赋经义，国家取士之源，亦加采掇，略存一代之制，定为一百五十卷。[32]因此历代对此书都颇为推崇。南宋魏齐贤（生卒年未详）、叶棻（生卒年未详）编纂《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110卷，有《四库全书》本等。该书选录范围从北宋扩展到南宋中期陆游（1125-1210）、杨万里（1127-1206）、辛弃疾（1140-1207）、陈亮（1143-1194）、叶适（1150-1223）等人的诗文，可视为《宋文鉴》的续编。但是该书所收作品以四六文为主，表、启、书、疏等应用文体占绝大多数篇幅，诗、赋只收1卷，因此本文不予分析。清庄仲方（1780-1857）编纂《南宋文苑》70卷，有清光绪十四年（1888）江苏书局刊本。该书上继《宋文鉴》，收录南宋诗文作家300余家，作品1700余篇，分文体为55类，除了缴指挥、进故事、经筵进义、祈谢文、史断等几类罕见的文体以外，其余文体及其排序均与《宋文鉴》大略相近[33]。因此，本文亦不将该书取作分析文本。《元文类》原名《国朝文类》，有《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明嘉靖十六年（1537）晋藩刻本等。该书为元翰林待制苏天爵（1294-1352）编纂，历时20年始成，刊于惠帝元统二年（1334）。全书70卷，收录元初至中叶作家162人，诗文作品800余篇。陈旅（生卒年未详）《国朝文类序》云：翰林待制赵郡苏天爵伯修，慨然有志于此。以为秦汉魏晋之文则收于《文选》，唐宋之文则载于《文粹》、《文鉴》，国家文章之盛，不采而汇之，将遂散轶沉泯，赫然休光弗耀于将来，非当务之大缺者欤？乃搜摭国初至今名人所作，若歌诗、赋颂、铭赞、序记、奏议、杂著、书说、议论、铭志、碑传，皆类而聚之。积二十年，凡得若干首，为七十卷，名曰《国朝文类》，百数年文物之英尽在是矣。[34]则其上承《文选》、《唐文粹》、《宋文鉴》，将元代之文“类而聚之”的编纂意图，昭然若揭。在《元文类》之前，收录元人诗文作品的总集有周南瑞（生卒年未详）《天下同文集》50卷，刘将孙（1257-？）序于大德八年（1304），有《四库全书》本。该书亦承《文选》一脉而作，分文体为28类，大抵未出《元文类》的范围[35]，故本文不选为分析对象。《明文衡》为明翰林院侍讲学士程敏政（1445-1499）编纂，有《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间卢焕刻本《皇明文衡》等。全书98卷，补缺2卷，收录明洪武（1368-1398）至弘治（1488-1505）年间诗文作品1121篇，体例略本《文选》，按文体编录。此外，明人编选的当代诗文作品总集，尚有汪宗元（1530-1570）《皇明文选》（嘉靖三十三年[1554]序刻本），张时彻（1500-1577）《皇明文苑》（嘉靖四十三年[1564]刻本）、《皇明文范》（万历间刻本），张士瀹（生卒年未详）《国朝文纂》（隆庆六年[1572]吴梦铜活字印本），何乔远（万历十三年进士）《皇明文徵》（崇祯四年[1631]自刻本），陈仁锡（？-1634）《明文奇赏》（天启三年刻本）等。这些总集，有的专收赋作与文章，不收诗篇[36]，有的分体编录体例与《明文衡》相类似[37]，因此本文均不取作分析对象。《文章辨体》为明左副都御史吴讷（1372-1457）编纂，刊刻于英宗天顺八年（1464）。全书50卷，外集5卷，收录先秦至明初诗文作品，分体编录。吴讷《文章辨体凡例》云：文辞以体制为先。古文类集今行世者，惟梁《昭明文选》六十卷、姚铉《唐文粹》一百卷、东莱《宋文鉴》一百五十卷、西山前后《文章正宗》四十卷、苏伯修《元文类》七十卷为备。然《文粹》、《文鉴》、《文类》，惟载一代之作；《文选》编次无序……独《文章正宗》义例精密……然每类之中，众体并出，欲识体例，卒难寻考。故今所编，始于古歌谣辞，终于祭文，每类（按，“类”疑为“体”之误）自为一类，各以时世为先后，共为五十卷。[38]然则其书遵循“每体自为一类，各以时世为先后”的编纂体例，亦为《文选》之流裔。《文体明辨》为明左给事中徐师曾（1517-1580）编纂，系在吴讷《文章辨体》的基础上加以增益，始嘉靖三十三年（1554）春，迄隆庆四年（1570）秋，历十七年而后成书[39]。徐师曾《文体明辨序》云：《辨体》为类五十，今《明辨》百有一；《辨体·外集》为类五，今《明辨》附录二十有六；进律赋、律诗于正编，赋以类从，诗以近正也。[40]全书共84卷，收录上古至明初诗文作品，条分缕析，不厌其详。明清之际贺复征（1600-1646后）编纂《文章辨体汇选》780卷[41]，以《文章辨体》与《文体明辨》二书为蓝本，“别类分门，搜罗广博”，分文体至122类。但一者因为该书不收诗赋，二者“其书秘存抄本，传播甚稀”[42]，对总集分类影响甚微，故本文不单独罗列，间或用以与其他总集相对照。《明文在》100卷，清薛熙（康熙间人）编，有康熙三十二年（1693）古渌水园刻本。该书仿《文选》体例，分体选录明人诗文作品2000余篇，各体之中，所选文章又以类相从。此外，清乾隆间张廷玉（1672-175）等奉旨编纂《皇清文颖》124卷，有《四库全书》本。该书虽意在继武《唐文粹》、《宋文鉴》、《元文类》，但是该书在编纂体例上另起炉灶，将文集与诗集分列，先文集，后诗集，而且“诸体未能悉备，与《文粹》诸编，体裁小异”[43]，因此本书不作论列。至于清代姚鼐（1731-1815）《古文辞类纂》74卷、曾国藩（1811-1872）《经史百家杂钞》26卷、吴曾祺《涵芬楼古今文钞》100册等总集，虽然也兼收诗文，分体编纂，但在编纂方法上与《文选》分道扬镳，采取的是合并同类、以简驭繁的方法，故本文均不作详细论列。综考上述诸总集，虽然都是按文体分类编纂的，但所区分的文体，各书不尽相同。《文选》分文体为39类[44]，《文苑英华》分为39类[45]，《唐文粹》分为26类[46]，《宋文鉴》分为60类，《元文类》分为43类，《文章辨体》分为59类[47]，《明文衡》分为41类，《文体明辨》分为127类[48]，《明文在》分为46类。各书文体分类对照情况，详见本文后附录《历代〈文选〉类总集文体分类对照表》。三、历代《文选》类总集的选文范围从总体上看，《文选》类总集的选文范围，大致不出《文选》所厘定的狭义之“文”的界限，但是略微有所增损。《文选》之“文”与挚虞《文章流别集》所谓“文章”，应有密切关系。挚虞《文章流别集》所谓“文章”，究竟包括哪些文体，因为原书已佚，无法详考。但从现存《文章流别论》的逸文中，我们可以看出，该书所收录的“文章”，至少包括诗、赋、颂、七、箴、铭、诔、哀辞、解嘲、应宾、连旨、应间、碑等13种文体[49]。早于挚虞，曹丕（187-226）约作于东汉建安二十二年（217）的《典论·论文》称：“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其所论之“文”（即“文章”），包括奏议、书论、铭诔、诗赋等4类8种文体：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50]与挚虞大致同时，陆机（261-303）约撰于西晋永宁元年（301）的《文赋》云[51]：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52]他论及的“文”，包括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等10种文体。总起来看，上述诸人所论及的文体，大都是抒情性、说理性、实用性的各种文体，叙事性文体仅陆机所列“碑”一种。这大致可以反映出汉末至魏晋近100年中人们对“文”或“文章”的构成的基本看法，这一基本看法无疑成为当时人们编纂总集的基本依据。综考萧统《文选序》及《文选》本文，《文选》所厘定的选文范围，大致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明确地将经籍、子籍以及史籍中的言辞、记事之文，排斥在“文”之外[53]；第二，兼收诗、文，所谓“文”或“文章”，不仅包括散体之文和韵体之文，也包括韵体之诗；第三，史籍中的赞论和序述，则因为其“综缉辞采”，“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54]，因此专列“史论”与“史述赞”二类，加以收录，实际上已兼采史籍；第四，在与诗相对的文类中，除了抒情性、说理性文体以外，细为区分并大量收录诏、册、令、教、策、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移书、檄等朝廷实用性文体，而叙事性文体仅列“碑文”、“墓志”、“行状”三类[55]。阮元（1764-1849）《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云：昭明所选，名之曰“文”，盖必文而后选也，非文则不选也。经也，子也，史也，皆不可专名之为文也，故昭明《文选序》后三段，特明其不选之故。必沉思翰藻，始名之为文，始以入选也。[56]《文选》的这种选文范围，反映了当时与儒学、史学、子学相并称的“文学”的性质和范围，也构成了后世所谓“文学史”的基本范围[57]。《文选》以后总集的选文范围，大多遵循这一“文”或“文章”的传统，仅仅由于时变代迁，做了些局部的增损。如《文苑英华》一书，首先将“史论”并入“论”中，收录文人所撰论史之文，删去“史述赞”，因此完全排除了史籍在总集中的入选资格，在选文范围上一以文章体类为标准，使该书成为更为纯粹的篇章总集。这一做法为后世大多数《文选》类总集所承袭。只有《文体明辨》一书，因为著录文体，不厌其详，所以仍立“评”一类，收录陈寿《三国志》史评以后之文。而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因并收史籍之文，故而在“论”类之外，另列“史论”一类，收录史书中的论赞。其次，《文苑英华》首次将传、记等叙事性文体单列一类，表现出唐代以来叙事性文体的大量出现和独立存在，以及人们对叙事性文体的特殊重视。其后，传、记之体便成为各种《文选》类总集和古文总集的必列之目和必录之文。再次，《文苑英华》增加了杂文、判等文体[58]，体现出唐代文人“以文为戏”的时代特点，于是在其后的总集编纂中，朝廷公府应用之文以外的文人之文愈来愈受到人们的关注。姚铉编纂《唐文粹》，标榜“止以古雅为命，不以雕篆为工。故侈言蔓辞，率皆不取”[59]，因此在文章体类上不免有所取舍。《四库全书总目》云：是编文赋惟取古体，而四六之文不录；诗歌亦惟取古体，而五七言近体不录。……盖诗文俪偶，皆莫盛于唐。盛极而衰，流为俗体，亦莫杂于唐。铉欲力挽其末流，故其体例如是。[60]同时，该书将《文苑英华》的“杂文”类改名为“古文”，其下按文体细列子目十九，包括原、辩、读、解、说、评等，鲜明地体现出姚铉对中唐以降的古文的极力推崇。到了明代，对古文创作的积极提倡成为时代风气，当时编纂的总集，如《文体明辨》、《明文衡》、《文章辨体》等，更将古文各体单独列类。南宋时吕祖谦编纂的《宋文鉴》，与前此几部总集的主要区别，一是更加详细地罗列朝廷实用性文体，如诏、敕、赦文、御札、批答、制、诰、策问、制策、策等，这一做法为《文体明辨》和《文章辨体》所承袭。这些文体的文章大都用骈体写作，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吕祖谦在古文繁兴的时代对骈文的重视。其次，《宋文鉴》第一次在诗体中细分四言古诗、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律詩、七言律詩、五言絕句、七言絕句、雜體、琴操等类，表现出中唐以来人们对诗体写作的充分自觉。第三，《宋文鉴》增加了律赋、论义、经义、说书等文体，周必大《国朝文鉴序》称：“复谓律赋、经义，国家取士之源，亦加采掇，略存一代之制”[61]。第四，将题跋单列为一体，始于《宋文鉴》，该书又专列“杂著”一体，这些都体现出对文人之文的倡扬。第五，《宋文鉴》增加了上梁文、乐语等文体，表现出对民间实用文体的关注。《元文类》和《明文衡》两书，选文范围大率因袭《宋文鉴》，少有新创。但《元文类》在诗体中增加了乐章、乐府歌行、杂言等目，分类更为细致。吴讷的《文章辨体》，着意在文体上区分正变，“谓文辞宜以体制为先，因录古今之文入正体者，始于古歌谣辞，终于祭文，厘为五十卷；其有变体若四六、律诗、词曲者，别为《外集》五卷附其后，名曰《文章辨体》”[62]。该书虽将四六、律诗视为变体，颇为无稽[63]，但第一次明确地将词曲列为一体，收录总集中（实则只收词，不收曲），这是值得称道的。其后徐师曾《文体明辨》受其影响，亦收“诗馀”。《文体明辨》罗列文体至127类，不免流于繁琐。《四库全书总目》讥为：“千条万绪，无复体例可求，所谓治丝愈棼者欤！”[64]可谓有的放矢。盖其善于分析而不善于归纳，所以不问轻重，将大大小小的文体均列为一类。其最显著者，如将《宋文鉴》、《元文类》、《文章辨体》所立的“杂体诗”一类，细分为联句诗、集句诗、和韵诗等13类。此外，如诏诰之文，《文选》仅列1类，《文苑英华》、《元文类》列2类[65]，《明文衡》列3类，至《宋文鉴》已细分为7类，《文章辨体》则分为6类，而《文体明辨》更变本加厉，细分为诏、敕、敕榜、赦文、谕告、御札、玺书、批答、铁券文、制、诰等11类。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对各种民间实用性文体，所谓“闾巷家人之事，俳优方外之语”[66]，除列上梁文、上牌文、乐语、祝文、嘏辞之外，又列题名、玉牒文、表本、口宣、宣答、祝辞、贴子词、右语、道场榜、道场疏、表、青词、密词、募缘疏、法堂疏等10余类，均加以收录，这也是其前其后同类总集所罕见的。综上所述，历代《文选》类总集选文范围的基本体例可作如下归纳：第一，历代《文选》类总集所选“文”或“文章”，一般不包括经籍、史籍、子籍。所谓“文”或“文章”，其基本形态特征，正如萧统《文选序》所说的，在体制上是“篇章”、“篇翰”或“篇什”（即文之单篇独行者），在语体上是“综缉辞采”、“错比文华”，在体性上既具有“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内容意蕴，又具有“譬陶匏异器，并为入耳之娱；黼黻不同，俱为悦目之玩”的审美功能[67]。虽然《文选》收录了史籍中的赞论和序述，体现出当时文人对《汉书》、《后汉书》等史籍中文辞的偏爱，但从《文苑英华》开始便严格地排除史籍在总集中的入选资格，这一体例遂为后世《文选》类总集所遵循。南宋真德秀（1178-1235）于绍定五年（1232）编纂《文章正宗》，首次在文章总集中选录《左传》、《国语》中的片段章节，列入辞命、议论两类中，又选录“《左氏》、《史》、《汉》叙事之尤可喜者”[68]，列入叙事类中。《四库全书总目》说：“按总集选录《左传》、《国语》，自是编始，遂为后来坊刻古文之例。”[69]如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即大量选入史籍文章，仅传记类，就录《左传》14卷，《史记》17卷，《汉书》8卷，还有《后汉书》、《三国志》等；而本纪、实录、仪注、书志、世表等原本仅见于史籍的文体，也单独列类，并收诸文。但在大多数《文选》类总集中，史籍文章仍不予入选。至姚鼐（1731-1815）编《古文辞类纂》，作为文总集，基本上仍信守《文选》之圭臬，“首断自《战国策》，不复上及六经，以云尊经”，又“不录史传，其说以为史多，不可胜录”[70]。而黎庶昌（1837-1897）编《续古文辞类纂》，则打破这一体例，以上编收经史之文，分为13类；中编收史传之文，亦分为9类。第二，历代《文选》类总集总是诗文兼收的。《文选》类总集虽皆题名为“文”或“文章”，但实际上都是诗文兼收的。在选文范围方面，除了姚铉的《唐文粹》有意排斥近体诗和四六文以外，其他《文选》类总集均不以体制或语体作为选文的去取标准。因为古人所谓“文”或“文章”，是用以概称诗文的，因此诗文兼收实为总集的正体，而历代单选诗、文、赋、骈文等的分体总集，则可视为总集的别体。第三，历代《文选》类总集在诗文中，兼收实用性文体、说理性文体、叙事性文体和抒情性文体。南宋真德秀编纂《文章正宗》，曾将文章归纳为四大类：“曰辞命，曰议论，曰叙事，曰诗赋”[71]。这是从文体的表现方式（即体式）着眼，对文体形态的宏观把握，应该说基本上概括了中国古代所谓或“文”或“文章”的实际构成状况。因此，历代《文选》类总集均兼收这四大类文体。尤其是历代总集对实用性文体的大量收录，这成为中国古代“泛文学观”的一种形象体现[72]，也奠定了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基本架构，这是不容忽视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20世纪以来新建构的“中国文学史”，大量淘汰或有意拒斥历代创作的实用性文体和说理性文体，这种“文学史写作”与中国古代的“文学史事实”是颇相扞格的。作为持“纯文学观”的现代人对古代文学史构成的价值评判，这种做法固然无可非议。但是，倘若要切合实际地描述中国古代的“文学史事实”，我们就必须重新调整我们的文学观念。第四，在历代《文选》类总集中，科举考试文体，有的入选，有的不入选，其标准盖在其是否符合前述“文”或“文章”的基本形态特征。科举考试文体中的“有韵之文”，如试律（清代俗称“试帖诗”）、律赋等文体，因其具有“沉思翰藻”的特征，一般可酌情收入总集中。如《文苑英华》“诗类”下子目有“省试[附州府试]”，收试律458首；《宋文鉴》、《文章辨体》、《文体明辨》三书，皆选录律赋。至如科举考试文体中的“无韵之笔”，则有策、经义等文体。关于“策”，《文体明辨序说》云：夫策士之制，始于汉文，晁错所对，蔚为举首。自是而后，天子往往临轩策士，而有司亦以策举人，其制迄今用之。[73]故有制策，有试策，此类文章一直沿用至清末。因此类文章多议论时政，以说理为主，因此自从《文选》立“策”一类，收录王融、任昉的《策秀才文》，历代总集皆予以收录。至于“经义”一类，其源出于唐代明经一科，其体则创自北宋王安石（1021-1086）[74]，原本附属于《五经》、《四书》，近于经而远于文。因此除《宋文鉴》选入数篇，《文体明辨》在“义”类中聊备一体以外，诸总集皆不予收录。后世沿用此例，诗文总集中均不收录制义（即八股文）[75]，只有文总集中偶有收录者。第五，从宋代以后，在《文选》类总集中，往往选录文人“以文为戏”之文与民间实用性文体。一方面，《文苑英华》已增加了杂文、判等类，收录唐代“以文为戏”之文。姚铉更在“古文”类下详列子目十九，包括原、规、书、读、辩、解、说等，大量收录文人日常应用文章。《宋文鉴》复加题跋、杂著两类，并收杂体诗。其后《元文类》、《文章辨体》、《文体明辨》均列杂体诗。另一方面《宋文鉴》始收上梁文、乐语，《元文类》亦收上梁文、祝文，凡此尚为文人所作。到《文体明辨》，则将各种“闾巷家人之事，俳优方外之语”的民间实用性文体统统揽括。按《文心雕龙·书记》篇备列24种杂体之文：是以总领黎庶，则有谱籍簿录；毉历星筮，则有方术占式；申宪述兵，则有律令法制；朝市征信，则有符契券疏；百官询事，则有关刺解牒；万民达志，则有状列辞谚；并述理于心，著言于翰，虽艺文之末品，而政事之先务也。[76]这些杂体之文多为民间日常实用性文体，可见刘勰（466？-539？）已将民间日常实用性文体纳入选文、论文的视野。《宋文鉴》等总集的做法，可谓其来有自。然而，20世纪以来新建构的“中国文学史”，虽然比较看重历代文人的实用性文体，但对历代民间的实用性文体则是一概弃焉不取的，而且历代民间实用性文体甚至未能进入20世纪以来“俗文学”、“民间文学”的研究视野中，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我们深长思之的文学史写作现象。2003年9月26日初稿2004年1月28日二稿2004年8月4日定稿[①]按《七略》已佚，其体例略见于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卷30《艺文志》。[②]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65），页1267。[③]按班固《汉书》卷30《艺文志》“诗赋略”中，未列“楚辞”为一门，而将赋分为四类，其一为屈原赋、唐勒赋、宋玉赋、赵幽王赋、庄夫子赋、贾谊赋，以至刘向赋、王褒赋，共20家361篇（页1747-1748）。然则班固实以楚辞类为赋之一体。[④]《四库全库总目》，页1276。[⑤]魏徵等：《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页1055-1056。[⑥]《四库全书总目》，页1685。[⑦]《隋书》，页1089-1090。[⑧]《隋书》，页1081，页1082。[⑨]《晋书·挚虞传》云：“又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曰《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房玄龄等：《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卷51，页1427。按《隋书·经籍志》著录“《文章流别集》四十一卷”，并附注“梁六十卷”，所谓“六十卷”者或即《晋书》所录“三十卷”本别分而成，至隋时则仅存41卷残本。《新唐书·艺文志》“总集类”中，著录“挚虞《文章流别集》三十卷”，欧阳修：《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卷60《艺文志四》，页1615。而南宋以后则不见著录。可见此书在北宋时尚存，至南宋始佚失。其残篇断简，散见于《艺文类聚》等书。[⑩]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卷80《王逸传》，页2618。[11]参见傅刚：《〈昭明文选〉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页93-94。[12]参见傅刚：《〈昭明文选〉研究》，页93-94。[13]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77），卷首，页2。《文选序》引文之校勘，参见傅刚：《从〈文选序〉几种写、钞本推论其原貌》，《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1期，页50-54。下同。[14]《文选》，卷首，页3。[15]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卷首，页27。[16]《四库全书总目》，页1685。[17]《晋书》，卷51《挚虞传》，页1427。[18]《四库全书总目》卷186“总集类序”，页1685。[19]清康熙间胡以梅《唐诗贯珠笺·凡例》云：“分类之法，原为学者读时可广眼界，作时可备考索。”日本《舶载书目》第5册第9卷，页48A-52A。见〔日〕大庭修：《宫内厅书陵部藏舶载书目（附解题）》（京都：同朋舍，1972）。[20]按《隋书》卷35《经籍四·集志》总集类，所著录的著作即多为分体总集。[21]关于《文选》一书的编者，一般认为由萧统组织编纂，而刘孝绰（481-539）等人参与了大量具体的编纂工作，中国学者如曹道衡、沈玉成《有关〈文选〉编纂中几个问题的拟测》（载《昭明文选研究论文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傅刚《〈文选〉的编者及编纂年代考论》（收入傅刚《〈昭明文选〉研究》，页153-164）等，日本学者如小尾郊一《昭明太子の文學論——文選序を中心として》（载《廣島大學文學部紀要》27號，1967；收入《沈思と翰藻：『文選』の研究》，东京：研文出版，2001）亦持此说。本文即取这一说法。此外，有的学者认为《文选》纯为萧统手编，如屈守元《文选导读》（成都：巴蜀书社，1993）及《新〈文选〉学刍议》（载《文选学新论》，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顾农《与清水凯夫先生论〈文选〉编者问题》（载《齐鲁学刊》1993年第1期，页39-45），穆克宏《试论〈文选〉的编者问题——兼与清水凯夫教授商榷》（载《福建学刊》1996年第1期，页74-77）等；有的学者主张《文选》的实际编纂者是刘孝绰，如清水凯夫《〈文选〉撰（选）者考》（载清水凯夫：《六朝文学论文集》，韩基国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又见其《新文選學——〈文選〉的新研究》（东京：研文出版，1999），第二章「『文選』編纂の實態」，第三章「『文選』の實際撰者」。录以备考。[22]《文选》，卷首，页1-2。[23]参见李昉等纂：《文苑英华》（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66），卷首《纂修文苑英华事始》，引《三朝国史艺文志注》、《国朝会要》等书。[24]关于《文苑英华》收录诗文的上限，旧说以为始于梁陈或梁末，误。详考原书，所录诗文实始于三国魏。参见凌朝栋：《〈文苑英华〉收录诗文上限考》，载《文学遗产》2004年第3期，页134-137。[25]《文苑英华》，卷首。[26]《四库全书总目》，页1691。[27]《唐文粹》（《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本），卷首。[28]周必大：《文苑英华序》，《平园续稿》（道光二十八年[1848]刊本），卷15。[29]江钿《新雕圣宋文海》120卷，早已散佚，现仅存宋刻本6卷。参见马茂军：《〈圣宋文海〉作者江钿考略》，载《学术研究》2004年第4期，页147-148。[30]参见吕祖谦《朝奉郎行秘书省著作佐郎兼国史院编修官兼权礼部郎官臣吕祖谦奉圣旨铨次札子》，吕乔年《太史成公编宋文鉴始末》，周必大《宋文鉴序》，载齐治平点校：《宋文鉴》（北京：中华书局，1992），卷首。[31]《宋文鉴》，卷首。[32]周必大：《玉堂类稿》（道光二十八年[1848]刊本），卷10。[33]55类文体如下：赋、骚、辞、乐章乐歌、四言、乐府歌行、五言古诗、诏敕、册文、批答、赦文、制诰、檄文、奏疏、缴指挥、进故事、经筵进义、表、笺、启、书、箴、铭、颂、赞、庙碑、御试策、试策、策问、记、序、策、议、论、说、言、辨、解、史断、义、答问、讲义、题跋、劝谕、祈谢文、上梁文、祭文、哀词、谥议、行状、传记、书事、墓铭、墓表（含墓碣）、神道碑。[34]《国朝文类》（《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本），卷首。[35]28类文体如下：制诰、表笺、献书、歌颂、记、碑、序、赋、论、传、书、启、牒、状、议、说、赞、颂、箴、铭、题跋、祝文、祭文、哀辞、墓志、杂著、诗、词。[36]如张时彻《皇明文苑》收录赋、文、骚词、乐府，未收诗歌。[37]如汪宗元《皇明文选》取程敏政《明文衡》为蓝本，“芟繁摭要，大都所存凡十之三，增所未备又十之七”（潘恩《皇明文选序》），收录明初至嘉靖间之文，分为30类，依次为诏、制、诰、册文、表、颂、赞、箴、铭、述、论、议、说、文、解、辩、对、杂著、记、序、题跋引、传、原、书、碑、神道碑、墓碑、行状、墓表、祭文。又如何乔远《皇明文徵》分为67类，依次为赋，乐章、琴操、古乐府、三言古诗、四言古诗、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律诗、五言律诗、六言律诗、七言律诗、五言排律、七言排律、五言绝句、六言绝句、七言绝句、诗余、册文、诏、制、诰、敕谕、檄、策问、表、露布、疏、举业、颂、赞、箴、铭、文、辞、枚乘体、连珠、读、考、辩、解、问、对、原、篇、论、议、说、序、题、引、跋、记、书事、疏、启、书、传、述、杂记、碑、神道碑、祭文、诔、墓表、墓碣、墓志铭。[38]吴讷著、于北山校点：《文章辨体序说》，《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页9。[39]徐师曾：《文体明辨序》，徐师曾著、罗根泽校点：《文体明辨序说》，《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页77。[40]《文体明辨序说》，卷首，《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页77。[41]关于贺复征的生平及《文章辨体汇选》编纂时间的考证，参见吴承学、何诗海：《贺复征与〈文章辨体汇选〉》，南开大学“明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明代文学学会第二届年会”论文汇编（2004），页39-45。[42]《四库全书总目》卷189《文章辨体汇选》提要，页1723。[43]《皇清文颖凡例》，《皇清文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首。[44]傅刚：《〈昭明文选〉研究》，页185-192。[45]其中谥册文、哀册文原分二类，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合为“谥哀册文”一类，误。见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增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附录《古代文体分类》，页492。[46]其中表、书奏、疏、奏状各为一类，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合为“表奏书疏类”，误。见该书附录《古代文体分类》，页494。[47]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附录《古代文体分类》，于该书目录下，漏列“论谏”一类（页497-498），故称58类，误。[48]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附录《古代文体分类》，于该书目录下，未将原文附录的敕榜、笏记、口字咏、藏头诗、上牌文、密词等单列，故称121类（页498-503），误。按，徐师曾《文体明辨序》即自称全书分文体为127类，见《文体明辨序说》，卷首，《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页77。[49]按《全晋文》卷77所录挚虞《文章流别论》，从《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太平御览》等书中钩辑佚文若干条。见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58）。[50]曹丕：《典论·论文》，见《文选》，卷52，页720。按《典论·论文》始作于建安二十二年（217）冬，见曹融南、傅刚：《论曹丕曹植文学价值观的一致性及其背景》，《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11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页220-21；林田慎之助：《〈典论·论文〉和〈文赋〉》，张连第译，《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12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页110。[51]见逯钦立：《〈文赋〉撰出年代考》，原载《学原》2卷1期（1948年6月），页61-64；后收入逯钦立遗著、吴云整理：《汉魏六朝文学论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页421-434。有人认为《文赋》撰于永康元年（300）之春月，见姜剑云：《〈文赋〉撰年疑案新断》，《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页57-61。[52]陆机：《文赋》，《文选》，卷17，页241。[53]参见殷孟伦：《如何理解〈文选〉编选的标准》，原载《文史哲》1963年第1期，收入郑州大学古籍所：《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98），页214-223；王运熙：《〈文选〉选录作品的范围和标准》，原载《复旦学报》1988年第6期，收入上书，页258-270。[54]萧统：《文选序》，《文选》，卷首，页2。[55]李士彪：《〈文选〉选录范围和标准新探》（载《福建论坛》2000年第3期，页38-40），认为《文选》所收，除韵文外，都是骈文或近似骈文的作品。我认为，说《文选》选录之文以骈文为重，这是对的，但不等于说《文选》就不收散体文。[56]阮元：《揅经室三集》，卷2，《揅经室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页608。参见朱自清：《〈文选序〉‘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说》，原载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六卷第四号，收入郑州大学古籍所：《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页75-84。[57]参见兴膳宏：《六朝における期文学観の展開——ジャンル論を中心に》，《中国の文学理論》(東京：摩書房，1988)，页3-44；马积高：《〈文心雕龙〉与〈昭明文选〉中对“文”的看法的比较》，原载《昭明文选研究论文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收入《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页314-327。[58]《文苑英华》于“杂文”下列子目十五，“判”下列子目七十。[59]姚铉：《唐文粹序》，《唐文粹》，卷首。[60]《四库全书总目》，卷186《唐文粹》提要，页1692。[61]《玉堂类稿》，卷10。[62]彭时：《文章辨体序》，《文章辨体序说》，卷首，《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页7。[63]《四库全书总目》卷191《文章辨体》提要说：“古乐府备列《吴声歌曲》、《西曲歌》、《江南曲》诸体，淫词艳语，并登简牍，而独斥律诗为变体，非耳食欤！”（页1740）[64]《四库全书总目》，卷192《文体明辨》提要，页1750。[65]《文苑英华》于“翰林制诰”下列子目十，包括赦书、德音、册文等文体。[66]徐师曾：《文体明辨序》，《文体明辨序说》，卷首，《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页78。[67]小尾郊一《昭明太子の文學論——文選序を中心として》认为，萧统的这两句话，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表现出对文学的娱乐性的认定，是对以鉴戒为目的的传统文学观的重大转变。见《広島大学文学部紀要》27号（1967）。[68]真德秀：《文章正宗纲目》，《文章正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首。[69]《四库全书总目》，卷187《文章正宗》提要，页1699。[70]黎庶昌：《续古文辞类纂目录》，《续古文辞类纂》（《四库备要》本），卷首。[71]真德秀：《文章正宗纲目》，《文章正宗》，卷首。[72]参见郭英德等：《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北京：中华书局，1995），《绪论》，页8-9。[73]《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页130。[74]《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页139。[75]明清制义文（即八股文）均有专门选本，如明代有艾南英《明文定》、《明文待》，钱禧、杨廷枢《同文录》，黎淳《国朝试录》，苏翔凤《甲癸集》等，坊刻尚有程墨、房稿、行卷、社稿之类，汗牛充栋。清代坊刻制义选本仍然层出不穷，较著名的有俞长城《百二十名家选》，徐越《岭云篇》，王汝骧《明文治》，方苞《钦定四书文》，张甄陶《国朝文范》等。参见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北京：三联书店，1958），页244-246。清代还有试律选本，如毛奇龄《唐人试帖选》，纪昀《唐人试律说》、《庚辰集》，法式善《同馆试律钞》，王芑孙《九家试帖》等。并见《清代科举考试述录》，页253-254。[76]刘勰著，范文斓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卷5《书记》，页4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