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被遗忘的战争——咸丰同治年间广东土客大械斗研究》一书中有关问题与刘平先生商榷历史学论文.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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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被遗忘的战争——咸丰同治年间广东土客大械斗研究》一书中有关问题与刘平先生商榷_历史学论文【内容提要】1854年广东爆发三合会大起事，并由此触发西江流域土客大械斗。过去对土客大械斗专题研究不多，刘平教授《被遗忘的战争——咸丰同治年间广东土客大械斗研究》出版，是应予肯定的进展。该书把土客大械斗发生的原因归结为“人种”矛盾和经济矛盾。后者正确，前者则违背事实。所谓体质人类学方面的差异已被有关实验报告否定。而该书就土客在语言、风俗、民风、民气上的差异所作的论述，亦大多悖于事实，书中涉及的史实亦可商榷。【摘要题】百家争鸣【关键词】广东土客大械斗/阶级矛盾/体质人类学/广东三大方言/二次葬【正文】咸丰四年（1854年），广东全省爆发了规模空前的三合会大起事，并由此触发了广东西江流域的土客大械斗。三合会武装久攻广州不克，至翌年初，除部分仍留在省内活动之外，主力则分头向西、北转移。北上部分与太平军会合，称“花旗”，同治五年（1666年）随汪海洋部覆灭于粤东。西进部分与广西三合会联合建立政权，咸丰十一年（1861年）失败，其余部至同治四年（1865年）始基本平定。北上后中途返回广东的陈金釭（或作“缸”）部，在粤西、桂东建立政权，并与客家武装发生联系，互为犄角。同治二年（1863年），陈金釭败死，余部加入客家武装。同治六年（1667年），在官府主导之下，土客联和，广东三合会武装余部随之消亡。广东西江流域的土客大械斗，与三合会大起事相终始，并都对近代广东的社会演变有重大影响。两者既有密切关系，又各自平行发展，不能混为一谈，也不应完全割裂。建国以来，研究者对作为太平天国友军的两广三合会武装颇为重视。论著、资料都不算少。而对与此密切相关的土客大械斗，研究晚清史的广东学者都知道，但专题研究确实不多。20世纪80年代列入出版计划的《广东通史》一书，其第3卷有相应内容，由中山大学廖伟章教授执笔，1999年已完成清样，由于经费问题，第3卷至今未能出版，殊为遗憾。在这种情况下，2003年4月，刘平教授的《被遗忘的战争——咸丰同治年间广东土客大械斗研究》（以下简称《遗忘》）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确实是一个进展，但其也有未尽完善之处，本文拟就以下问题与刘平教授商榷，并请方家指正。一、土客大械斗爆发的原因对导致土客大械斗发生的原因，《遗忘》归结为“人种”矛盾和经济矛盾。（第60—67页）后者无疑是正确的。而作者所强调的所谓土客之间的“人种”矛盾。却颇有值得商榷的地方。第一，所谓体质人类学方面的差异。《遗忘》称：“罗香林曾与西人史蒂芬生在广州测验人种，虽然其中只以100名客家士兵为对象，但他们发现，客家人的鼻子比广府系人的鼻子几乎平均要长出1厘米，就是身材也比广府人要高一点。”于是说：“就土客源流而言，虽说都是汉人南迁，但在时空上及与原先的‘百越族’融合的程度上，两者当存在差异。”（第60—61页）然而，黄淑娉主持的小组在1997年9月到11月，对广府、潮汕、客家三个民系的体质特征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研究。他们在东莞、潮州和梅州市的三间大专院校内，对每个民系测量了300—308人，平均年龄在16—23岁间，其要求是三代之内必须讲当地民系的方言。结论是：“在广东汉族的三民系中客家人与广府人的相似性较大，这两个民系与广西壮族有较大的相似性；潮汕人与15省汉族的相似性较大。这表明，客家人和广府人与百越民族的融合程度高，他们的基因库中含有较多南方百越民族的遗传成分；而潮汕人与15省汉族这个大群体有较大的相似性，他们的基因库中含有较多中原汉族的遗传成分，与南方百越民族的融合程度小。”与罗香林声称他量度过客家人的身高和鼻高都比广府人高相反，黄淑娉等量度的广府人的平均身高是1678.15毫米，客家人是1659.15毫米，广府人刚好高了19毫米。在鼻高方面，广府人是56.12毫米，客家人是54.44毫米。[1](P105—108)赵桐茂等在1991年发表了一篇实验报告，说明汉族根据免疫球蛋白，大约以长江为界分成两个主要的群体。他们在74个地点抽取血液样本，每个地点的人数约100人，以研究汉人之间的遗传距离。他们将结果画成一棵“系统树”。这棵树表示74个地点人群的亲属关系。他们发现梅县汉人在全国血统最接近的就是广州汉人，然后两者都很接近畲族，然后又跟柳州的汉人形成一个小杈，接到最后四个少数民族形成的小杈上。这说明“客家人在血统上不仅不像北方汉人，而且还跟广州人、柳州人和一些少数民族最像。”[2](P102—103)本身是客家人的刘镇发指出：“目前的资料显示，‘客家人’和其他南方人，尤其是广府人比较，显然很相似，一点都不能显出客家人在人种遗传有什么不同……客家人跟其他南方人，尤其是广府人不同的说法无法由人种基因证明，更无法由体质人类学证明。”[3](P108)可见，罗香林的“测验”结果的可靠性极有问题，《遗忘》据此得出的所谓“人种”差异结论是不能成立的。第二，语言上的差异。《遗忘》强调“土客语言之差异，实为斗祸之主因”。其根据是民国《赤溪县志》所谓“夫无论土民客民，皆黄农裔也，只因方音不同，积年寻仇剧斗”云云。（第16页）语言的差异，的确是土客大械斗中集团归属的重要外在标志，但却不可能成为“斗祸之主因”。《遗忘》作者指出：“客家话与潮州话尚可沟通，与广州话（粤语）就有很大差距了。”并在注释中这样论证：“我之所以说‘客家话与潮州话尚可沟通’是有根据的。据光绪《惠州府志》记载：‘近潮多潮音，与闽漳泉语相近，……风气与赣州近，语稍类。’”（第14页）这段话的谬误是显而易见的。任何一个广东客家人或潮州人都知道，客家话与潮州话差距相当大，根本不能沟通。两者的差距远大于客家话与粤语的差距。徐通锵以语言年代学的方法，计算汉语各个方言间分化的年期，结论是客家话跟广州话最像，200个基本词中有79％相同。[4](P130)刘镇发的研究表明，“从语言学的事实，澄清了大家对以嘉应方言为狭义定义，所谓‘客家方言’的误解。嘉应方言在声、韵、调、词汇、语法各方面都比较接近广州话或台山话。”[3](P133)台山县即清代的广东新宁县。同治二年广东巡抚黄赞汤致信广东在籍士绅龙元僖谓：“客之与土……其实皆系同省，言语通，嗜欲同也。”《遗忘》在注释中加按语谓：“黄赞汤说粤省土客‘言语通’，显然是昧于事实。”（第277页）其实，粤语和客语固然不同，但相近之处颇多（特别是在械斗激烈的新宁、开平、恩平一带），（注：刘镇发指出：“按照韵母的相似性，台山话与‘客家话’显然应该是同类。但讽刺的是，参与粤西械斗的人正是讲台山话和客家话的。”他还指出，罗香林对“跟‘客家话’相对密切，基本能听懂的台山话却一定要排斥在外，因为他们是‘敌人’的语言。”刘镇发：《客家——误会的历史、历史的误会》，第128、140页。）这两类方言的使用者相处稍久，即不难沟通。惠州府居民以客家为主，但还有其语言接近于粤语的“惠州本地人”。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东部邻近潮州的海丰、陆丰话，与潮州话同属闽南方言系统，并比潮州话更接近漳州话。故《惠州府志》谓“近潮多潮音，与闽漳泉语相近”。而所谓“风气与赣州近，语稍类”，则是就在惠州府占多数的客家人而言。《遗忘》之所谓“根据”，完全是对同一文献就不同对象所作的两段记载的强为牵合和误解。不仅如此，《遗忘》在创造了这个“根据”之后，就索性把“闽语”作为客家的识别标志了。谈到廉州府时，在所引《大清一统志》“一曰东人，杂居乡村，解闽语，业耕种”一语后加按语云：“以东人‘解闽语’推测，应属客家。”（第347页）把闽语和客家话画上等号了，实为不可思议。第三，风俗、民风、民气上的差异。《遗忘》未经论证，就说：“粤东北客家人与潮州人或相邻或杂处，语言、习俗相近。”（第41页）“与客家习俗相近的潮州风俗（或者就是潮州客家）”，并以蓝鼎元《潮州风俗考》作为考察客家风俗的依据，（第19页）以郭嵩焘论潮州府的言论说明客家民风。（第42页）作者没有挖掘能够直接反映客家民俗的资料（在广东，这类资料几乎俯拾即是），而偏要牵藤扯瓜，张冠李戴，实与学术规范大相径庭。其实，与语言上的差异比较，广东三大民系在风俗上的差异要小得多。以《遗忘》特别强调的客家人与广府人差异的丧葬风俗为例。《遗忘》说：“客人南迁，他们对风水的特别迷信及其奇特的丧葬风俗，引起土著的反感，客民固守其俗，甚至当斗祸发生时，他们为了破土著风水，经常有捣毁土著祖坟之事，如开平县，‘客人发掘土著山坟，改葬其先骸。害及枯骨，惨无人道。’”（第18页）实际上，广东三大民系——广府人、潮州人和客家人，丧葬风俗都十分接近。《遗忘》所谓“‘相尚屡迁’、‘发冢洗骸’之俗就是客家著名的‘二次葬’习俗”，（第20页）其实是广东三大民系的共同习俗。笔者是广东新会的广府人，与《遗忘》中多次提到的赵沅英（书中误作赵源英）是同村宗亲，就曾目睹为本族先人“发冢洗骸”的仪式。在《遗忘》引用的文献中，也不难找到直接证据：蓝鼎元《潮州风俗考》说潮州人“相尚屡迁，葬后数年，必发冢洗骸”；（第19—20页）彭玉麟奏称广东“民间惑于风水之说，相率停棺不葬，或已葬，启棺检骨，另装骸坛。”（第57页）“客家的二次葬习俗”“引起土著的反感”，完全是脱离事实的臆断。而以客人捣毁土著祖坟改葬其先骸为论据，亦可谓牵强之至。准确的表述应是：客人与土著同样迷信风水，同样有二次葬习俗，不免因争风水而起争执。《遗忘》说：“潮勇并不单指潮州之勇，咸丰五年十二月上谕称：‘广东潮州等府，人民繁庶，素性犷悍，其失业游民每多觅食外省，千百成群。……’见《清文宗实录》卷185。‘多觅食外省’的情况与客家男子特征相符，故‘潮勇’多系从惠潮嘉等属募得；从广州府所募者即‘广勇’。另外，清军平定斗祸的主角为卓兴，卓为‘纯客县’兴宁人，所部均‘潮勇’，他在奉命剿客之时颇有‘袒护’之意，下详。所以，我认为，潮勇多客家人，这里所述的潮勇性格正是客家人性格的折射。”（第39页）实际上，在文献中，“广勇”、“潮勇”、“客勇”三个名称均系指明其所属民系而非指其地域。“广勇”不仅来自广州府，也来自粤西白话地区各州府。“潮勇”不仅来自潮州府，也来自惠州府的海丰、陆丰。同样，属客家人之“勇”则称为“客勇”，而不会因为其来自广州府或肇庆府而称为“广勇”。“多觅食外省”的不仅有“潮勇”，也有“广勇”——领导上海小刀会起义的刘丽川及其同伙兄弟就是典型例子。如果“多觅食外省”的情况与客家男子特征相符就可证明潮勇多客家人，按此逻辑，就连广勇也多客家人了，所谓“土客械斗”岂不成了客家人的内讧！同治三年（1864年）两广总督毛鸿宾《密保总兵卓兴片》谓：“广东补用副将、琼州镇中军游击卓兴，现年三十五岁，揭阳县人，由勇目出身。”（《毛尚书奏稿》卷10，《遗忘》第306页）《遗忘》之“兴宁人”说，不知何所据而云然。二、史实之商榷《遗忘》涉及的广东三合会大起事和土客械斗的一些史实，也有可商榷之处。其一，《遗忘》说：“洪兵之兴，广州府属惟三水、新会两县，连攻两月不破，新宁县士绅募勇堵御，迫使境内三合会不敢竖旗；肇庆府属惟阳春、阳江两县未有竖旗。”（第78页）这些说法均不准确。当时之广州府，领州1：连州；县15：南海、番禺、东莞、新安、三水、增城、龙门、香山、新会、从化、清远、新宁、阳山、连山。首邑南海、番禺被围攻近半年而未破，此固无待言。光绪《香山县志》记：咸丰四年闰七月十五日（1854年9月7日），官军大败，“贼踞港口”，准备攻城。十七日，官军反击，“遂大克之，贼遁。”[5](下册，第1410—1411页)陈坤《粤东剿匪纪略》也有类似记载，[5](中册，第669页)可见香山亦如三水、新会，曾被攻扑而城未破，则为事实。又光绪《广州府志》记新安县乱事，谓咸丰四年七月二十六日（1854年8月19日），“贼罗亚添攻陷九龙寨城”；闰七月“初四日（8月27日），官军收复九龙寨城”；初六日（8月29日），“东莞贼黄广兴……为新安知县黄光周所获，毙之。”[5](下册，第1262—1263页)但未记县城被攻，更未失陷。光绪《新宁县志》记：咸丰四年，“有贼党余表宦等数人过河到邑之荻海树红旗，余姓绅士督勇斩去红旗，即时捆送余表宦等二人到县正法……德懿（知县杨德懿）遣武弁同乡勇防守荻海，及荻海被陷，退守疍家山……至八月，大潦，匪乘间进攻疍家山炮台。德懿复督乡勇力战……夺获旗帜器械无算，匪自是不敢深入……邑属无树红旗者，德懿激励之力也。”[5](下册，第1419页)可见新宁县境内三合会亦曾竖旗，所谓“无树红旗者”是指“斩去红旗”之后。民国《阳春县志》记：“咸丰四年七月庚申，新兴贼首江阿茂窜入黄泥湾，练总吴瓜四踞城叛，（知县）刘式恕、（守备）黄者常、（千总）吕文光出走，江阿茂会合贼首黎四贵入城……瓜四、四贵踞县署，释囚犯，贴文告，敛财物，城中秩序大乱。”[5](下册，第1577页)可见阳春县不仅已竖旗起事，连县城也失陷了。其二，《遗忘》说：“捏称‘客人挟官铲土’以号召土民来应对客民的报复，乃是土民一方行动的第一步。”（第82页）“捏称”云云，出自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和客家人赖际熙主持编纂的民国《赤溪县志》，从其写作的背景考察，很难认为是客观之论。作为中立一方的当事人陈坤和郭嵩焘，所说就大不相同。陈坤《粤东剿匪纪略》说：“咸丰四年间，匪徒四起，募雇充勇，客民自恃有功，借剿匪名，泄其积忿，肆掠土乡，占据土田，互相报复。”[5](中册，第711页)郭嵩焘《前后办理土客一案缘由疏》也说：“其始客民与土族杂居，各自为党，积不相能。咸丰四年恩平土匪围扑县城，知县郭象晋专募客勇以攻土匪，于是开平、高明、鹤山诸客籍群起以剿办土匪为名，或帮同地方官克复城池，因以积年仇恨土民之心，乘势报复，肆意屠杀，致成械斗巨案。”（第81页）可证“客人挟官铲土”并非“捏称”，而是事实。对客民编撰的民国《赤溪县志》，《遗忘》仅根据其“近世人群进化，勇于私斗，当视为国民之耻”等几句话，就判断“相对而言，民国《赤溪县志》所述比较客观，故本章记叙新宁斗祸情事，以民国《赤溪县志》为主，另在适当的地方以‘按’的方式引用光绪《新宁县志》”，似尚欠缜密。其实民国《赤溪县志》就在这段话中说：“当日土客之斗，非自新宁始也，因于鹤山一隅，土族嫉客勇、分声仇杀而起。”（第150页）把挑起械斗的责任完全推到土民一方。对照前引郭嵩焘和陈坤的记述以及其他大量记载，即可知民国《赤溪县志》刚好颠倒了事实真相：实际上开始时不是“土族嫉客勇”，而是“客勇嫉土族”。可见民国《赤溪县志》同样不可尽信。当然，客之仇土，归根结底是由于土著士绅对客民的长期压迫剥削，因此不能简单地以械斗由何方挑动来判断是非曲直。《遗忘》也认同民国《赤溪县志》把新宁县土客械斗的爆发完全归罪于土民的看法，指出：“在忍耐了两年之后，士绅李维屏等制造了一起阴谋，导致新宁斗祸骤起。咸丰六年初，士绅李维屏、陈兆松等人‘潜与开、恩土属联谋灭客’。他们担心一般土民不从，乃捏称曾截获本县客民与开、恩客属约期来宁起事函件，‘以声动之’，又物种此等书函，抛弃途中，故意让行路土民拾获，互相传播，于是，‘土众受惑，起而仇客’……咸丰六年三月初，土民突然率众来攻，焚掠那扶之厂下、金坑等10余村，打死打伤客民壮丁100余名。十二日，东山局客勇来援，会同抵御，毙土人400余人，为了报复，又焚毁土村20余处。”接着，《遗忘》引了光绪《新宁县志》“三月十二日，那扶、万顷洋客贼勾连恩、开客贼焚劫那扶等处二十九乡”等语后，就说：“从时间上看，系土民先动手。”（第150—152页）其实，光绪《新宁县志》和民国《赤溪县志》对土客械斗的描述都远不是忠实的历史纪录，均有隐瞒歪曲捏造之义。要判断事实，必须考虑当时的大环境。新宁县的土客械斗，爆发于咸丰六年（1856年）三月。而邻近的鹤山县、开平县、恩平县土客械斗均爆发于咸丰四年（1854年）十一月，高明县土客械斗爆发还要更早一个月。新宁县土客械斗爆发之日，正是邻近各县客民势力达于极盛之时。咸丰五年（1855年）“十一月廿一日，高明壮勇屯扎泽河，众至二万有余，与客人相敌，仅一交锋失利，即畏怯奔窜，追逐被杀者三千余人，另绅士十余名。廿二日，客贼肆焚劫掠，凡泽河、榕树、板村及土籍小村，俱为贼蹂躏。时五乡实有人在泽河帮仗。廿四日，括双桥上下三村，烧房舍百余，杀人六七十，财物一空……十二月，新兴、开平、恩平、新宁等县，土客械斗，土人败绩，凡尖石、黄村、蕉园、南坑、西楼、高芦坝、书台、齐洞、白村、奄村、良田等村，不可枚举，尽为客贼所占踞。适值米贵，饿死无数。咸丰六年（1856年）正月十七日，客贼又灭罗村，墙垣倒塌，宛如平地，被杀者数百人。”[5](中册，第1020页)在客民气焰大张，全面出击，新宁县土民四面楚歌、朝不保夕的情况下，新宁土民士绅再愚蠢贪婪，也不可能在忍耐了两年之后，选择这个最为不利、毫无胜利希望的时刻主动向客民发动自杀性的进攻。而开平、恩平土民当时濒临绝境，自顾不暇，又哪有余力旁骛，与新宁土民联谋进攻新宁客民？其三，《遗忘》记：“同治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高廉道英秀赴任，府经历朱维诚解饷赴高州，两起人马同行。英秀乘肩舆先行，朱维诚与代理恩平知县陶銮押饷在后，至（恩平）石峡黄陂，客家将英秀及随人等拥护人乡，以自己受土著欺凌要求代为伸雪……最后，客民将英秀送出回县。”然后评论到：“客民本希望官府能体恤自己所处的境地，以达到‘土客联和’的目的，不料，这一和平之举，招来了更大的灾祸。”（第138—139页）此处未注明出处，对照之下，即可知其原始出处是陈坤《粤东剿匪纪略》，但略去了：“饷银遗失”一语。[5](中册，第729页)“饷银遗失”一语，在此处非常关键。宣统《恩平县志》记：“客逆既抢饷银，复掳英道及眷属，后由邑侯与那扶营弁重金赎回。”[5](下册，第1575页)客民此举，是对清政府的严重挑战，安能称为“和平之举”？《遗忘》也有引录宣统《恩平县志》等史科，但在论述时对“饷银遗失”避而不谈，不无为维护自己观点而“剪裁”史料之嫌。三、技术性的问题在文字校对方面，也有需要指出的问题。《遗忘》引光绪《新宁县志》称：十一年“七月，伟烈堂再募东莞、新安勇数百人，以舟师击曹冲、败绩，死百余人”。（第165页）此段引文竟“粘”在第166、167页的5段《新宁县志》其他引文之末；而在介绍广东一些州县的情况时，每一段的开头都衍一“进”字。（第90—93页）这是两处极其明显而又会严重误导读者的技术性错误。《遗忘》引文谓“土民衔之次（刺）骨”。（第24页）按“次”意为至、及；次骨，犹言入骨。《史记·酷吏列传》：“外宽，内深次骨。”《文心雕龙·奏启》：“世人为文，竞与诋呵；吹毛取疵，次骨为戾。”作者如不解此语，应求证于工具书，而不必急于“更正”。同页谓“怀集在秦汉时为广东四会县地”，亦欠准确。秦汉时未有“广东”之名，此姑勿论；四会县始设于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与秦无涉。正如《遗忘》作者在前言中说：“一篇好的作品，是需要得到大量批评并不断修改完善的，我将虚怀而待。”旨哉斯言！笔者愿开其端。【参考文献】[1]黄淑娉．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转引自刘镇发．客家——误会的历史、历史的误会[M].广州：学术研究杂志社，2001.[2]赵桐茂等．中国人免疫球同种异型的研究：中华民族起源的一个假说[A].转引自刘镇发．客家——误会的历史、历史的误会[M].[3]刘镇发．客家——误会的历史、历史的误会[M].[4]徐通锵．历史语言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转引自刘镇发．客家——误会的历史、历史的误会[M].[5]广东省文史研究馆，中山大学历史系编．广东洪兵起义史料[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