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外资立法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对策金融论文.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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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外资立法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对策_金融论文摘要：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吸引外资成绩显著，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和国家吸引外资从追求数量向提高质量的转变，我国外资立法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不断地发展和完善外商投资法律制度，构建统一、公平、有序、规范、透明的投资法治环境。关键词：外资立法问题完善对策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完善，外商投资迅速增加，规模逐步扩大，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外商投资企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1979年至今的三十多年里，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制定的有关外商投资法律法规已达两百多部；国务院所属各部委、地方政府颁布的法规有一千多部；签订双边协定和加入有关投资内容的国际公约达一百多项。形成了相对完整的法律体系，为鼓励、保护、规范外资企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国家吸引外资从追求数量向提高质量的转变，我国外资立法出现了一定的滞后性，需要不断地发展和完善外商投资法律制度，构建统一、公平、有序、规范、透明的投资法治环境。一、我国外资立法存在的问题（一）立法权限分散从立法主体看，我国有关外商投资的立法权分散，既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还有地方法规和地方规章。这些法规的名称有法、条例、规定、细则、决议、决定、办法、意见、通知等。仅在“规定”一类中，又衍生出“暂行规定”、“试行规定”、“若干规定”、“补充规定”等。如此繁多的层次，庞杂的名目，不仅使得外国投资者无所适从，就连中国的合作者也懵懂迷离。由于中央与地方对外资立法调整的对象缺乏明确界限，导致立法权限分散，法出多门，层次不同，缺乏科学的立法标准，法规之间存在重复和冲突，甚至出现一些部门越权立法或与上位法相抵触的现象，不符合WTO中的TRIMS协定对法的透明度原则要求，损害了国家法制的权威性。（二）立法体系缺乏系统性、统一性为了加强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管理，我国先后制定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及其实施细则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但与当前吸引外资和依法监管的现实需要相比，仍然存在不少法律空白和缺陷，法律没有对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专门的规范，法律、法规及规章庞杂，同一法律关系的条文分散规定在不同的法律法规中，内容重复、交叉现象严重。例如现行的三部外资法律结构相似，法律条文重复率高达50%以上，在企业设立程序、组织形式、注册资本、出资方式、企业行为活动、税收、外汇管理、解散和清算等许多方面的条款都是重复规定的。法律之间还存在着大量的矛盾，且缺乏协调，在不同的外商投资企业之间形成了不平等待遇。例如关于审批期限,合资企业规定审批时间为3个月,外资企业法规定为90天,合作企业法规定为45天等。我国立法机关对外商投资制定的法律较少，大量的具体法律规范包含在效力位阶较低的部门规章中，且制定时间较早，在之后合同法、行政许可法、公司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相继出台的情况下，很多既有规范与上述基本法律不相符，由于没有及时清理和修改，使执法和司法实践面临困境。（三）采用内、外资立法“双轨制”模式目前我国内资企业适用《公司法》、《合伙企业法》和《个人独资企业法》等法律，而外资企业适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等法律。这种内、外资分别立法“双轨制”模式，使同一市场主体适用不同的法律和享有不同的待遇，既不符合WTO规则的要求，也缺乏统一的外资立法而单行法过多，存在大量的重复、矛盾和冲突，不利于法的实施，难以形成有效、公平竞争的统一的市场机制。（四）外资企业”超国民待遇”和“次国民待遇”并存为吸引外资,我国贯彻“关税从轻、优惠从宽、手续从简”的原则,通过立法政策为外国投资者的经营活动提供了各种便利和优惠,使外资企业享有比国内同类企业更为优厚的待遇,形成事实意义上的超国民待遇,集中体现为税收优惠和生产经营和进出口活动。同时对外资企业也存在一些限制性的规定，在市场准入、审批、服务收费、投资减资，审判程序等方面存在着次国民待遇问题，例如外汇平衡要求、出口实绩要求、当地成份要求等，不符合WTO框架协议及国际惯例的要求。（五）执法监管严重缺失我国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监管主要有工商、税务、商务、外汇、海关、环保、质检和劳动等部门。在这种“多头”监管体制下，机构重叠臃肿，职能交叉严重，监管职责缺乏确定具体的规定，往往是“重审批，轻管理”，在实际运作中必然会导致职能错位、缺位、越位和交叉分散，以及审批层次、部门、程序、环节和项目过多等问题，造成管理成本高且效率低，难以形成协调配合、运转高效的管理体制，影响了对外资执法监管的效果。二、我国外资立法的完善对策（一）规范外资立法权限加强外资立法，明确规范立法权限，我国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对外资法的立法权及解释权，对外资准入和待遇、国有化和征收、外资的审查和批准、外资的保护和争端的解决等基本问题以法律形式作出规定，其他问题则由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在与法律不相抵触的前提下作出有关规定，增强法律、法规的透明度，提高法律的可操作性。加强中央政府从宏观上对外商投资的调控，保证外资法在全国范围内的有效实施，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性和权威性，使我国外资管理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加快对外资管理的法制化进程。（二）重构外资法体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我国经济日益与国际经济相融合，国内、国际两个市场逐步联结，国际法与国内法的界限发生淡化而联系逐渐加强，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巨大影响必须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这就要求中国法律尤其是对外经贸法的发展也必须适应经济全球化、国际化的发展趋势，法制建设上，也要有全球意识和国际化观念。我国企业立法是采用内外资分别立法的“双轨制”模式，尽管这种模式在改革开放初期对于吸引外资和推动国内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方式所产生的弊病也逐渐显露出来,外商投资企业法与公司法在许多方面发生了冲突和矛盾。[5]造成内外资企业不公平，已远远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外资立法要与时俱进，应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经验，根据我国国情，采用单轨立法模式，实现内外资立法的统一，对外资立法进行结构调整，构建外资法律体系。第一，将外商投资法中的商业组织法内容直接统一适用国内的市场主体法，即适用《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等法律，减少法律适用中的矛盾和冲突。第二，对三部外资企业法中有关涉外企业投资行为的部分，如外资准入、外资待遇、外资保护及鼓励、国有化及补偿、投资争议的解决等方面的内容，制定出一部统一的《外国投资法》，作为调整我国外商投资的基本法律，规范外资的活动，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第三，对于需要保护和发展的民族工业、幼稚产业等问题，应制定相关产业政策法，以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第四，对于不具有外资特殊性的税收、外汇、土地、海关等方面，外商投资企业应直接适用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总之，将外商投资企业法与内资企业法并轨，既能实现法律体系的系统性和统一性，又具有相对灵活性，还便于法律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