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化的发生学特点文化研究论文.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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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的发生学特点_文化研究论文【内容提要】日本文化发生于分隔、封闭的狭小地域。众多分隔、封闭的生存空间又叠加为整体结构，相互形成对立、排斥、竞争关系，从中引出你我分界的政治逻辑。这种逻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最终导致普遍的、恒定的价值判断的缺失。日本民族在走向“世界公民”的过程中，其特有的民族逻辑将受到世界的评判。【关键词】日本文化集团主义狭隘民族主义日本文化具有独特鲜明的个性，其中最突出特点表现为极端的两面性、两重性，即如美国人类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所概括的“菊与刀”的矛盾性格非常和谐地统一在日本人的行为与文化现象中。那么，导致这一现象的深层根源在哪里呢？笔者试图从其文化的发生上追根溯源。一日本文化发生于分隔、封闭的小地域人类最初的行为方式，首先是建立在自然地理基础上的。日本列岛由北海道、本州、四国和九州四个大岛和6800多个小岛构成。正如古人所记载的那样，日本先民在被大海所围起来的岛屿上生活，岛内依山分为国邑。这些国邑由许多被山岭和河流分隔、封闭的小平地鳞次栉比地相连着。在这些岛屿的内部，越过山岭，便展现出被群山包围的小盆地，清澈的河水流淌其间。在海岸，许多有山的半岛突出海中，岬角怀抱的海湾深处展开着小平地。沿海的较大一点的平地，被发源于山间的急流划分为几个区域。在有些区域之间甚至还有微观气候学上的差异，越过一个山丘，日照和雨量甚至动植物的景观都会有所不同。可见，日本民族最初的生活场地就是这种被山川分隔、封闭而成的零碎的小地域，地域与地域之间甚至还带有异质的空间特点。这种相互分隔、封闭、异质的小地域正是日本文化的摇篮。（注：参见石田一良：《日本文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页。）对一个民族的文化来说，原发性的部分对其后来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因为原发性正是该民族文化的原质并成为孕育该民族文化的温床。日本民族最初的生存场地是一个个内部相对分隔、封闭、异质的小地域。这个看似简单的现象，其实蕴藏着深刻奥秘的日本文化的出发点。与日本的这种最初的生活场地相比较，中国的生活场地就不同了。中国内陆幅员辽阔、腹地纵深，就连中国先民的最初生活场地——黄河流域也是一片广袤的土地。大禹就曾“使大章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竖亥步自北极至于南极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注：《淮南子》淮南鸿烈解卷四：坠形训。）。《诗经》中的商颂·玄鸟也记载“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来假，来假祁祁，景员维河”。总之，如果说日本的自然地形把日本整体切割成零碎的小块，那么中国广袤的地域则将漫无边际的土地怀抱其中。结果是零碎的小块最终结成了牢固的整体，而漫无边际的土地始终只能靠“大一统”来维系。因为小地域感受的是具体的边界，具体的边界构成经验层次和操作层面的整体单位，正因此日本不是在理论上而是在经验实践层次上形成了操作型整体——地域集团。而中国漫无边际的开放空间，并不给人以实感边界，很难在经验上成为现实的整块和实践层次上的操作单位，遂使中国人的集团没有超出具体感知边界的家庭、家族。家庭、家族毕竟是靠具体的血缘联系的有形团体而不是凝聚在抽象的理性、理念之上的集体。因此，中国的传统文化尽管有很高尚的集团主义意识，但终究未能形成具体的、可操作的集体主义。适应自然给定的这种相对与外隔绝、在内封闭的小地域，日本先民绳纹人选择了地域集团的生存方式。绳纹人居住的场所，除了有水、日照好等条件外，还特别选择了能够形成集团居住的环境。而弥生时代的稻作文化又进一步将这种集团居住的人凝聚在以同一水系为中心的小地域中，逐渐形成与外界隔离或分界的独立空间。日本是典型的稻作文化区。与麦类栽培的品种多样、田地广阔、种植和收割时间松散、更多地靠天候、完全可以单干的特点相比，稻作生产具有品种单一、种植和收割时间集中、资源共享、劳动密集等特点。具体说，水稻生产使地域之内的人须共用一条水路及灌溉设施,为此田地也必须集中起来，集中田地和全地域水资源及公共设施的共同享用和管理，共同的祈雨、敬神等活动把大家捆绑在一起而形成了生产生活共同体。这种生产生活共同体的地域空间由于恰好是自然给予的零碎“小片”，一方面比广阔的空间更易保持内部的封闭性和独立性，另一方面又易将外部保持在自己的视阈范围内，形成地域间的联系互动而构成整体性。这样，具体地看是相对封闭、独立的，抽象地看又位于紧密连接的不同地域中。弥生人构造了“封闭地域的神”（注：石田一良：《日本文化》，第2页。），即每一个相对封闭和独立的地域各自都安放了专属的神，每个神只属于自己所属的空间而形成了众多的神，后来的大和人建构了“整体的神——皇族神”。由于各个地域相对地封闭和隔绝，加上在这个相对封闭和隔绝的地域中又各自安上了自己的“地域神”，致使日本零零碎碎的“小片”在整体上形成众多的异质空间。但是，这些众多的异质空间并没有导致日本的分裂，相反还相互制衡保持了整体结构的稳定和均衡，而且由于这些异质空间都是零碎的“小片”，相互贴近在可直观的视阈中，所以众多的零碎“小片”又迭加成结构性的大整体，使日本“全国社会和文化状况比较相同”（注：约翰·惠特尼·霍尔：《日本——从史前到现代》，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5页。）。二日本文化形成于你我分界的政治逻辑日本现存最早的和歌集《万叶集》记载：“在山田的周围围上草绳，让人们知道这个地方是有主而禁止入内的”（あしひきの山田つくる子秀でずとも、だに延えよもる知るがね），“在葛城高间的草野中，用草绳围起来，做上占有的标志的话，草就不会被人割掉的”（葛城の高間の草野はやしりて、しめささましを今ぞくやしま）。（注：参见石田一良：《日本文化》，第4页。）这个记载传递了两层信息，即里外做了分界和人们认同这个分界。据日本学者研究，日本人从远古开始就习惯进行明确的分界,这种分界从一块田地到一个地域都人为地做出清楚的标志（村界）。那么，为什么要确定界限并作出标志呢?日本人最初的生存状态是各自在自己所属的封闭的地域集团中，众多的地域集团又各自有自己的“地域神”和异质空间，异质空间之间彼此封闭却又相互处在直观的视阈内。这种各自封闭、相互异质又可直观的众多地域集团，与开放的、互不着边际的社会不需要特别防范不同，要想维护自己地域集团的生存发展，最首要的一条是分清异质空间之间的界限，以防止近距离的对方随时可能发起的冲击。于是，分清你我、标明界限就成为日本先民生存发展的第一需要和基本规则。因此要对“此”与“彼”作出明确的分别和界线，不能让“彼”随意闯入我的“此”地，我自己也由于同样的原因不可能随意介入“彼”地。最终，大家都只能安分于自己的“此”地，在对此地域和在此地域中共同生存的人们产生极大依赖的同时，排斥、防范“彼”的任意介入就成为一切行动的出发点。这样，围起异质空间的势力范围并协调诸多异质空间的势力关系就成为现实的政治。弥生时代被封闭的空间观念与建立势力范围的政治逻辑，就成为日本文化自发生成的部分并逐渐成为日本民族文化的原质乃至孕育其文化传统个性的温床。（注：参见上书，第6页。）如此，封闭的空间观念，内外分界，你我有别，对内依赖和对外排斥乃至建立势力范围，就成为一种基本的政治逻辑。日本千百年来对这种政治逻辑的共同认同和遵守，使日本至今的行政“县”也基本上维持了历史遗留下来的地域格局，而且最具日本文化特色的集团主义和双重性格问题也可以从中找到部分答案。“外面的世界是另类人的天下、而自己永远只属于所在地域”这种封闭的观念和内外分界、你我有别的政治逻辑，抑制了迁徙和流动，人们长期生活在同一地域中，典型的稻作文化又使生活在同一地域的人们成为生活共同体。生活共同体的内部由血缘家族和模拟血缘家族的地域集团有机结合。这种结构特点使地域社会内部的诸多流动性因素被固定化，形成僵化但有效率且稳定的社会秩序。而且由于各种因素的非流动性以及氏族首领或贵族领导者的世袭，地域社会内部产生了牢固的“委托与庇护”关系。这样，一方面，在与集团共同体外部的结合上，只有顶层的代表才有效，外部势力甚至“国家”权力也只能通过集团的顶层发生关系而无法直接通过个人调动或介入其中，使这个地域集团不易从外部打破；另一方面，共同体集团内部的责任与义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体化、直面化，而不像在中国的“大一统”中那样，国家与百姓之间的“委托与庇护”不具体，“天下”的人与人之间关系松散。由于人与人之间外在关系的具体，个人生存的第一思考是外在的行为而非内在的道德，第一价值判断是外向的“社会人格”而非内向的“德性人格”。这样，外在行动以及集团主义的“社会人格”成为第一义而不是内在道德及个人的“德性人格”。这种行动的外在的“社会人格”规范经长期强化、灌输和“模仿—习熟”，最终内化成个人的“伦理人格”。至此，遵守外在的社会行为规范就成为共同体内个体主动的道德要求，从而奠定了日本集团主义产生并极具凝聚力的逻辑前提。如上所述，日本文化从其源头就具有封闭的空间观念，内外分界、你我有别、对内依赖和对外排斥乃至围起势力范围是其基本的政治逻辑。这种特点反映在现实生活中，必然要体现为两种行为原则，即对内与对外的不同。我的地域与你的地域、我的集团与你的集团、我的民族与你的民族、我的国家与你的国家等等，随着面对的对象不同，行为方式和价值判断也有所不同。因此，习惯于用具体的所属、你我有别的规则行事的日本民族，至今距离人类普遍的道德观念并真正成为日本人的价值判断，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要走。因此，当德国人民能够真诚忏悔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世界人民带来的灾难时，日本则做不到。因为那场战争在普遍主义的人类立场上看是需要忏悔的罪恶，但是在日本具体的民族立场上看那不过是失败的事业!基于这种逻辑，小泉在面对中国人民、韩国人民等亚洲人民的时候可以以人类的普遍良心表示歉意，但是面对日本听从国家的命令去参战送死的战争遗属时，就用日本民族的具体“良心”来判断了。因为，小泉作为一国首相能够不顾世界的舆论一再参拜靖国神社，不可能只是出于拉选票的政治作秀和有意激怒中韩等国的目的。在他看来，东条英机等虽然是国际法庭认定的甲级战犯，但绝不是日本民族的战犯！这种思维方式源自于在内外分界的生活场地中习惯了进行你我有别思维的日本人的最初生活中。也就是说，在既封闭隔绝又相互直观和联系的小地域中生长的内外分界、你我有别的文化是日本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正是它催生了日本具体的集团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三日本文化疏于抽象思维具体的集团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在思维方式上的特点，是疏于抽象思维。这个特点在日本文化的发生阶段就已见端倪。（一）“来世”观念不发达据《日本思想史概论》记载，日本最初葬礼的特点是简单和“断切”（死者与现世的断绝）。绳纹时代的墓葬都很简单，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用意：简单在地上挖个坑，尸体用土埋住。上面没有像后世那样的坟墓或石碑，也无特别的标记，以至有的坟因分不清已是埋过尸体的地方又在其上埋尸。迄今也没有发现厚葬的特殊墓葬。坑内的葬式大部分是捆绑手足的屈葬、胸部压着扁平石头的抱石葬以及头部扣上深钵的遮盖葬。这些都是为防止死者“重归”而做的处置，而且葬品中只是些死者生前享用过的东西，没有为死后的“生活”准备的附葬品，墓前也没有要供奉死者的痕迹。（注：石田一良日本思想史概論、吉川弘文館、1998年、10—11頁。）这些都说明，日本先民还没有形成抽象的“来世”观念，还没有将生前的价值与死后的意义联系起来，即尽量使生和死断绝开来。因此，对死者的相应仪式，也不像是出于亲情的追思，而是为躲避灾祸而行的慰祭。总之，这个时代完全看不到被称为日本古代之美风的出于亲爱之情的祖先崇拜的行迹。从考古学上确认祖先崇拜的痕迹是那以后很遥远的古坟时代中后期才开始的。而且，绳纹时代经过了6000年，在这漫长的岁月中，绳纹人塑造雕制粗陶、陶俑陶兽、陶版的手艺虽博得世人赞叹，但他们没有花费更多的心思和精力去创造先进的生产工具，也没有形成农耕或畜牧以“征服”自然，更没有摆脱巫术的束缚去探索精神世界。这确实是一种“畸形”发展的文化。（注：参见王勇：《日本文化——模仿与创新的轨迹》，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60页。）（二）没有图腾崇拜图腾崇拜，主要产生在农耕文化产生之前的狩猎、捕捞、采集时代。其特征是相信本氏族同某种动物或植物之间存在超自然的关系，因此将其物特别加以神圣化。关于图腾崇拜，尽管有些日本学者主张日本也有图腾崇拜，但著名学者石田一良认为日本很难说有图腾崇拜，至少现阶段在出土的遗物、遗迹中还没有发现可以证明的东西。据记载，在日本出土的石器时代烧制动物土偶是一些和狩猎、渔捞时代生活没有密切关系的约长51厘米左右的猪、猿、犬等动物，这些动物土偶和人型土偶相比，数量实在太少，还不足以说明那就是图腾崇拜的对象。这些出土的土偶大部分都是胡乱地被抛掷，看不出有什么神圣性，而且它们大部分是女性，从对乳、脐等刻意突出强调的痕迹看，不能不是咒物性的女性崇拜。（注：石田一良日本思想史概論、吉川弘文館、1998年、12頁。）图腾崇拜可以说是原始人类以宗教的形式进行的最初的哲学理性思维的方式或意向，而日本先民还没有形成较成熟的图腾崇拜思想。因此，外来的具有超越性的思想理念传入日本后，那些抽象的、虚无的、理念的部分逐渐脱落，或者逐渐转化为具体的、实用的、可操作的形态。如中国儒学的仁、孝、理等抽象范畴在日本更多地表现为忠、信、诚等具体概念就是佐证。而“封闭的小地域”这个日本文化的摇篮，是导致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像中国这样的广大地域，面对黄河、长江这种自然巨物的民族，最终不能不用超感性的、抽象的、普遍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中国的“天下”意识就非常典型。相对于有范围界定的“国”的概念，“天下”的概念是没有界定的，“天下”即普天之下。普天之下不是具体的感性概念，而是只能抽象把握的理性概念。但日本文化的发生空间本来就是从大陆切削下来的一角，而这一角又自然分割成一片片更小的空间，因此，一切都在具体的视野之内和感性的事实之中，普世的理性原则并不奏效。一种文化的成熟发展，必须经过从感性到抽象、从具体到一般、从内到外的思维过程。为世界文明作出重要贡献的原发性民族精神和成熟文化都经过了这样的发展过程。但日本的原发性文化长久地停留在即物层面，在还没有形成自己成熟的精神文化阶段，就接受外来文化的现成成果并直接进入了操作过程。所以，直到后来也总是疏于抽象思维，偏离普遍主义的思维方式和立场认识人类事务和处理民族间的问题，最终导致精神文化价值品位评价不高。（三）未曾有过与异民族的冲突和融合综观世界文化的发展，没有一个值得记载的民族文化不是在异民族的入侵、冲突和融合中发展的。人类四大文明的发祥地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黄河流域都曾经过了无数与异民族冲突、融合的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灿烂的、高品位的文化。辉煌灿烂的希腊罗马文化、海纳百川的中华文明等，就是与异民族的冲突、融合中最终形成的。与异民族的冲突，有利于充分分解以原始族群为基础、内部结合紧密的单一民族群体内部，结成多民族的融合体。这种多民族的融合体，是超越原来的狭隘与具体，建立在抽象和普遍的理性之上的，它虽然较之单一民族的紧密结合要松散，但它是更高品位的人类理性实现的。因此，可以说如果一个民族没有过与异民族的冲突和融合的过程，就不可能成长为成熟的民族。日本从大陆桥消失于海洋以后，成为与世隔绝的岛国，持续了上千年单一民族的历史。虽然在文化形成之初的弥生时代也有大批的“渡来人”涌入日本，但这些“渡来人”都是传播文化和技术的和平使者。他们虽然唤醒了尚处于原始文化状态下沉睡的日本列岛，但未能对原有的社会生存样式形成强大的冲击，独特的天皇制的存续就是一个佐证。换言之，由于未经与异民族的冲突与融合，日本民族原有的天然群体始终没有得到充分的分解，始终没有形成建立在抽象理性基础之上的民族和国际观念。因此，日本人始终不愿意脱离具体的“委托与庇护”关系，始终不知道如何做超越日本的普遍的世界人。这也是日本特别拘泥于“集团主义”的重要的文化根源。综上所述，日本文化发生于分隔、封闭的小地域。众多分隔、封闭的生存空间又叠加为整体结构，相互形成对立、排斥、竞争关系，从中引出你我分界的政治逻辑。这种逻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最终导致普遍的、恒定的价值判断的缺失。日本民族在走向“世界公民”的过程中，其特有的民族逻辑将受到世界的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