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史学的历史批判思想历史学论文.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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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史学的历史批判思想_历史学论文摘要：环境史学是对20世纪西方史学的继承与发展，其研究内容主要是考察人类及其创造的各种社会与之存在于其中的环境、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演变及其后果。明确的批判态度是其显著征候，尤其对西方文化的主流价值观念的批判最为集中和猛烈。目前的环境史学正突破始初的道德诉求和伦理色彩，深入到文明发展和环境变迁的动态过程之中，全面探讨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在人类拯救地球家园并自救的探索中起着重要作用。因而，综合了新社会学与生态学取向并立足于具体研究的环境史学批判，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意义。关键词：环境史学；《绿色世界史》；《自然之死》；《尘暴》；环境问题美国著名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将环境史称为21世纪的“新史学”[1]。如果我们将这一论断置于西方史学史的范畴来理解，笔者认为，至少有两点可以表明环境史对20世纪西方史学的继承与发展，由此，我们能更好地把握环境史的学术地位。其一，环境史属于“新史学”，具有不同于西方传统史学的20世纪西方新史学的共同特征；其二，环境史属于21世纪的“新史学”，具有不同于西方20世纪新史学的某些趋向，或者更确切地说，是20世纪西方新史学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发展，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以及批判思想等方面都有明确的体现。本文侧重于从后者来理解环境史。已有学者指出，将景观史学或历史地理学这类较早的环境史变体与我们现在所称的环境史相区分的，是前者缺乏一种明确的批判态度①。换句话说，“明确的批判态度”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环境史的一个显著征候。因此，梳理环境史学的历史批判思想，认识其要点、缘由和意义，就是必要的。环境史学的批判表现在其研究的诸多领域。在此，笔者主要以克莱夫·庞廷的《绿色世界史》、卡洛琳·麦茜特的《自然之死》和沃斯特的《尘暴》等著作为例，来具体认识西方一些著名的环境史学家是如何进行历史批判的。英国环境史学家庞廷的书全名为《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2]，仅看书名，就知道这不是一本传统意义上的世界史著作。因为以往的世界史著述大都存在一个基本倾向，即“往往都以发展为主线，或未意识到，或倾向于否认生态因素的重要性，不能使人们从历史中汲取教训”[3](P5)，“历史学家应该越过发展，而把生态过程作为世界史著述的一条主线，把人类事件放在生态系统的背景之下进行叙述，探讨每一个时代人类事件与自然交相作用的历史”[3](P9)。庞廷的《绿色世界史》无疑已“越过发展”，它打破了历史仅仅是人类单边行为的编纂模式，将环境置于叙述的中心。由此我们看到，人类文明的进程第一次没有成为史家称颂的对象，环境或“绿色”才是该书的主角。书的副标题“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即阐明了全书的主要内容：从环境角度对世界历史进行全景式的综合考察，主要是考察人类及其创造的各种社会与之存在于其中的环境、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演变及其后果。在庞廷看来，这才是人类历史中那些真正具有基础性的事情。在此基础上，庞廷对人们所熟知的世界历史的篇章作了新的考察和阐释，介绍并强调了与我们的传统理解颇为不同的观点。譬如，对最早的人类群落的生存方式——采集和狩猎的看法，对农业文明起源的看法，对罗马帝国衰落的解释等等。这种全景式的综合考察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批判思想，其中最为突出且意义深远的，当是作者对“欧洲人看待自己周围世界的那种思维方式”，尤其是对西方工业化社会的主流经济学思想所作的批判。——————————————————①参见马特·奥斯本：《在英国环境史领域中播种》(MattOsborn,SowingtheFieldofBritishEnvironmentalHistory),http://www.h-net.org/～environ/historiography/british,htm.对于构成“欧洲世界观”的要素，庞廷做了这样的归纳：“这样一种世界观由许多不同的传统组成——哲学的、宗教的和科学的——它们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加入进来。欧洲人已把人类视为处在一种特殊的位置上，在那个分离的‘自然世界’之外，高于它，他们可以不受惩罚地去开发这个自然世界。科学思想的影响可以在那种占优势的约简思维方式上看出——强调观察和理解一个系统的各个部分，而不是关注其整体。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物质性地位和知识水平已经超过了那些前辈，并把这称之为‘进步’。”更高的物质消费水平和更强大的改变自然世界的能力被视为是重大的进展。进步被定义为有利，是所有的人类社会在未来都应该去追求的东西，所以，进步在根本上就与经济增长联系起来了[2](P179—180)。庞廷的分析揭示了近二三百年来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基本事实，即人类对经济增长的追求甚至迷恋，以为经济的不断增长和物质财富的持续增加将带来社会的进步和人们生活的幸福。因此，在最近这两百年中一直为西方工业社会所广泛接受的，是被称为古典经济学的设想。这一学派的学者，如亚当·斯密、李嘉图和穆勒等。“把物品的生产放在了经济的中心。所以，从一开始起，经济学家们就把他们的主要精力放在研究生产的组织之上——对此起作用的各种因素(土地、劳力和资金)是如何相互作用的”[2](P174)。“然而。古典经济学(及其由此而来的现代体系——马克思主义、社会福利、凯恩斯主义和极端自由派经济学)中有着一个重大的缺陷，它们全都忽略了资源消耗的问题，而仅仅是在处理不同的竞争方之间资源分配这个第二位的问题。它们至关重要的缺陷在于把地球上的资源视为像资金一样——是可以转变为利润来源的资产配置。树木、野生动物、矿产、水和土地都被视为是商品，可以卖或者是进一步加工。”[2](P175)它们的价格仅仅是榨取这些资源而将其转化为商品的花费而已。在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地球上的资源不仅稀少而且有限”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是被忽视的，因此。建立在它之上的经济体系就鼓励生产者和消费者去尽量使用他所能获取的任何资源。后来，经济学家们还发展出“国民生产总值(GNP)”术语作为对生产、消费和投资数量的测量。现在，一种经济是否成功，通常就以GNP的增长速度来判断。然而，GNP界定的方式却有着一些缺陷，对此，庞廷指出了几个方面的问题。譬如，以GNP来测量一种经济的规模，其中却包含了许多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并没有益处的东西；GNP的计算没有把一些形式的生产的社会成本考虑在内，如更高的污染水平或者更严重的交通堵塞和延误等；“就长期而言，GNP的观念没有考虑到一个基本问题，那就是其水平是不是在任何一个时候事实上都是人们想要的，或者是可以维持的，更不必说未来的持续增长了”[2](P176)。从庞廷的分析中我们了解到，现有的经济核算和统计方法并没有把环境的投入(包括自然资源的投入、生态系统的破坏和生存指数的降低)计算在内，被统计进来的甚至有许多是虚数和负数，因此所显示出来的经济效益远远不够准确和全面，而且极有可能是得不偿失的。当然，欧洲人的思维方式及其在今天享有的一种世界性的统治地位，是经历了历史的发展的。对此，庞廷也作了考察。而就有关欧洲或西方人的自然观念演变的反思来看，20世纪80年代初问世的美国环境史学家及女性主义研究者麦茜特的《自然之死》最具特色。《自然之死》一书涉及的问题相当广泛，总的来说。应被看作一本以女性主义视角重新建构的自然概念演变史。麦茜特说到：“广义的女性主义的历史学，要求我们用平等主义的眼光来看待历史，重新审视的目光不只是妇女的，而且也是社会的和种族群体的，是来自自然环境的，这些从前都被作为下层的资源所忽视，但西方文化和它的进步却都建立在它们之上。从一个女性主义视角来写历史就是要推翻这一切，从底层看社会结构，打翻主流价值。”[4](导论，P2)为此，《自然之死》对“科学革命”做了“一次批判的再评说”。它要颠覆“科学革命”以来以男权(父权)为中心的机械主义世界观，因为这种世界观一直在指导着对女性和自然的剥削，而这种剥削导致了一个活生生的自然的死亡。麦茜特服膺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将“自然歧视”与“性别歧视”联系起来，并置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考察，对由来已久的关于人与自然之关系的思想观念进行剖析与反思。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自然概念同性别概念一样也是一个历史的和社会的范畴，是随着文化、历史以及时代而发生变化的。《自然之死》所描述的正是人们关于自然观念的历史变化——从有机论到机械论。今天，某种新的观念正在取代支配着过去300年的西方文化的机械形象。从历史发展来看，有机论的自然观在古代思想体系中可以找到其哲学先驱。“有机理论的核心是将自然，尤其是地球与一位养育众生的母亲相等同：她是一位仁慈、善良的女性，在一个设汁好了的有序宇宙中提供人类所需的一切。自然作为女性的另一种与养育者形象相反的形象也很流行：即不可控制的野性的自然，常常诉诸暴力、风暴、干旱和大混乱……随着‘科学革命’的推进和自然观的机械化与理性化，地球作为养育着母亲的隐喻逐渐消失，而自然作为无序的这第二个形象唤起了一个重要的现代观念，即驾驭自然(powerovernature)的观念。两种新的观念，即机械论、对自然的征服和统治，成了现代世界的核心观念。”[4](P2)在麦茜特看来，“地球作为一个活的有机体，作为养育者母亲的形象，对人类行为具有一种文化上的强制力”[4](P3)。因为对自然的这一具有某种规范性含意的描述性陈述具有了“应该”的道德负荷，当人类出于商业目的对有生命有感觉的母亲——地球进行戕害时。就应当受到道德上的谴责。古代哲学中的这种有机自然观在文艺复兴时代发展成一系列关于自然的有机论哲学，“它们的共同前提是，宇宙的所有部分都处在一个有机整体中互相联系、互相作用。从‘自然的亲和力’导出的所有的东西通过相互吸引或爱而联结在一起。自然界的所有部分都互相依赖，每一部分都反映出宇宙其余部分的变化。世界各个部分的紧密结合不仅含有共同滋养和成长的意思，也含有共同承受痛苦的意思”[4](P111)。文艺复兴时期关于自然的这种隐喻暗含着道德约束或道德许可意义，决定着人们“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从而扮演着伦理规范的角色。然而，16、17世纪的生态、商业、技术和社会的发展催生了一种取代“有机论”自然观的机械论哲学。“机械论观点把自然看做死的，把质料看做被动的，所以它所起到的作用就是微妙地认可了对自然及其资源的掠夺、开发和操纵。”[4](P114)这种机械论就构成了以市场为导向的近代西方社会和文化试图操纵和控制自然的理论根据。“在研究我们当前环境困境的根源及其与科学、技术和经济的相关性时，我们必须再次考察这样一个世界观和科学的构成，它们通过将实在概念化为一架机器而不是一个活的有机体，而认可了对自然和妇女的支配。像弗兰西斯·培根、威廉·哈维、勒内·笛卡尔、托马斯·霍布斯和伊萨克·牛顿这些近代科学的创建之‘父’的贡献，必须重新评估。”[4](导论,P3)这样，因为考察视角的转换，我们就从《自然之死》中看到了诸多对人们一贯视之为真理的知识和观念的批判，譬如对最著名的“现代科学之父”培根的评判。“培根一直被誉为现代研究概念的首倡者，工业科学和皇家学会(1660年)内在精神的哲学家，以及归纳方法的奠基人……然而，从自然、妇女和社会较低等级的视角看来，培根就不具有这种使人欣赏的形象了，就产生出对他最终有利于男性中产阶级企业家的纲领的批判。”[4](P181)这种批判，是针对“在自然和社会中实行市场经济的modusoperandi(操作方法)所带来的竞争、侵略和支配所造成的代价”而言的。随着人类的自然观从有机的向机械的转化，自然的神性和灵性基本被人的理性、知识和进步所取代，征服和主宰自然的认识和态度——培根式的帝国主义成为现代社会的主流意识。由此而带来的一个后果，体现为生态退化和环境污染。当然就此而言，麦茜特认为不同阶层的责任的大小是应加以区分的。她指出：“从农民为了生计而控制自然资源，到资本家为了利润而控制自然资源的变化，对于环境质量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4](P51)沃斯特的《尘暴》所研究的，正是资本家为了利润而开发土地、控制自然资源而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的问题。《尘暴》一书通过对20世纪美国南部大平原的尘暴怎样发生和为什么发生的探究，对美国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性反省。该书以较多的篇幅细致而又生动地描述了20世纪30年代发生在美国南部大平原上的尘暴，指出美国的尘暴是“历史上最糟糕的三个人为生态灾难之一”。另外两个是：中国于公元前3000年左右在高原地区的森林砍伐，地中海地区植被因过度放牧而受到的破坏。比较起来，中国和地中海的生态破坏经历了漫长的时间，而美国南部平原的尘暴只用了短短50年就形成了。人世间灾难不断，有些可能是天力所为，有些可能是贫困和疏忽所至，但就美国的尘暴灾难而言，沃斯特认为是美国文化的“不可避免的产物”。美国文化“是一种社会制度、一套价值观念和一种经济体系。没有一个词能像‘资本主义’那样可以充分地概括这些因素了”[5](p4)。即美国文化是典型的资本主义文化，它是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出现尘暴和经济大萧条的共同原因。这两个事件暴露了美国文化的根本弱点：“一个是生态意义上的，另一个是经济上的”[5](P3—4)。沃斯特将“资本主义精神所教导的生态价值观”概括为三句铭言：1．“自然必须被当作资本。这是一笔经济财富，可以成为利益和特权的源泉以及创造更多财富的工具……”2．“为了自身不断进步，人有一种权利，甚至是义务去利用这个资本。资本主义是一种急于向最大极限发展的文化，总是设法从世界的自然资源中获取比它昨天的所得要多的东西……”3．“社会制度应该允许和鼓励这种持续不断的个人财富的增长。它应该使个人(以及山个人组成的公司)在积极利用自然时不受任何限制……”[5](P6)在资本主义生态价值观的支配下，美国农业的目标“不是简单地维持生活，而是赚钱”。对农业企业家来说，大自然对他们所施加的遏制，和社会制约一样地可恶。他们肆无忌惮地在大平原上大面积地开垦，使小麦轮作变成了高度机械化的工厂式的农场。美国农业对土地的滥用未受到任何遏制，“在大平原社会中没有任何东西去制约商业性耕作的发展，也没有任何东西去防止商业性耕作为了利润而冒的风险。这就是尘暴怎样和为什么发生的原因”[5](P7)．可以说，对资本主义文化内在的破坏因素或反生态特征及其后果的揭示，莫过于沃斯特的《尘暴》。上述庞廷等人的批判立场是环境史著述的一个基本路向。不仅如此，笔者认为，尽管环境史学的批判思想渗透在环境史家关于历史研究的很多方面，但却以对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主流价值观念的批判最集中、最猛烈，也最切中要害。这就有两个问题有待思考：一是为什么会批判?二是为什么要批判西方文化的主流价值观?关于第一个问题，前面高国荣同志的文章已作了鞭辟入里的分析，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赘述。概而言之，环境史学之所以具有鲜明的批判特征，与它产生的时代条件、它的理论基础以及研究对象是分不开的。这里拟对第二个问题做点分析。环境史研究的一个初衷，是考察现代环境问题或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自近代以来，人类文明的发展日新月异，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随文明发展而来的，是物质与精神、富人与穷人、男人与女性、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等方面的严重对立，其中最为基本的，是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对抗。这种局面的形成固然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原因，但如果没有对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历史文化和价值理念的深入理解，就不可能真正认识这一问题。尤其是伴随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而来的人类主体意识与欲望的张扬及其全球性扩张，在放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并造就辉煌的同时，也放大了人的破坏性及其铸成的灾祸。因而，许多看似自然现象的灾害，其背后无不隐含人类活动的影响(后面景爱先生的文章专门谈到这个问题)。环境史学就是要对这一过程和局面进行分析与思考，而批判的精神，在这种分析与思考中是不可或缺的。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即环境史学的批判是西方批判资本主义的传统的延续。继19世纪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行政治经济批判之后，20世纪自称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法兰克福学派继续致力于对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并将这种批判发展成文化价值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代理论家霍克海默(1859—1973年)、阿尔多诺(1903—1969年)和马尔库塞(1898—1979年)自20世纪40年代开始，就已提出启蒙时代以来的理性对传统、神话和迷信的所谓取代是有代价的，其中之一便是日益膨胀的人类自我重要性和对自然征服的要求。因而，他们主张发起一场“自然的复兴”运动，要求实现社会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解，并把自然再次看作是有目的、有意义和有价值的。但法兰克福学派的本意，“是探索工业社会条件下的人类自由与解放而不是讨论生态破坏的根源和自然的意义问题”[6](P63)。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环境史学在西方兴起、发展。它类似于法兰克福学派，也对资本主义进行文化价值批判，但又将这一批判引向深入，而在具体的历史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讨论生态环境危机的历史文化根源以及自然的内在意义和价值。因此，环境史学的批判既是新社会学取向的也是生态学取向的。由于在对生态的破坏和环境的污染中，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不可同日而语；“第三世界”及其贫穷问题更是欧美发达国家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和破坏的结果；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资本家为了利润与农民为了生存而对环境的加害责任也要区分；甚至由于近代以来西方历史主要是欧美白人男性活动的舞台，环境问题的探讨也要加进性别视角，因此，当环境史学家进行历史批判时，他们集中批判西方文化的主流价值观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由此，我们也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环境种族史、生态女性史、环境正义问题日益受到环境史学家的重视，阶级分析、种族分析和性别分析都成为环境史学的重要研究方法。今天，环境史学在日益成熟，其中一个表现，是它突破了诞生之初的道德诉求和伦理色彩，不再只是研究人类对自然的破坏性影响及其代价并对人类文明大唱挽歌，而是深入文明发展和环境变迁的过程之中，来全面探讨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加之环境史学的理论基础——生态学本身的变化，因此，环境史学的批判锋芒有所缓和。但毕竟，环境史学是从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严峻现实出发而建构自己后现代视角下的历史理论的，环境史研究的很大一部分内容仍是要计量发展“所付出的巨大的生态和社会代价”，而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问题，决不是一个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而且也不是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在发达国家，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国内的低级的黑色污染虽已基本得到控制。但光化学烟雾污染、电子污染等依然存在；不仅如此，它们还存在着向本土以外的地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转移工业垃圾以及污染严重的工业与技术的倾向。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环境问题更是十分严峻。此外，人类并未从根本上放弃传统的发展模式以及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传统看法，没有真正学会约束和管制自己而与自然和谐共存，以物质利益的追求而拉动经济增长的理念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未曾动摇的旗帜。这样，从全球来看，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状况呈局部和表面改善而整体和深层恶化的趋势，有些区域或社区的生存环境破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由此引起的跨国的、跨地区的纠纷层出不穷。正如英国利物浦大学教授贝特(JonathanBate)在《大地之歌》中所指出的：“公元第三个千年刚刚开始。大自然却早已进入了危机四伏的时代。大难临头前的祈祷都是那么相似。……全球变暖……冰川和永久冻土融化，海平面上升，降雨模式改变……海洋过度捕捞，沙漠迅猛扩展，森林覆盖率急剧下降，淡水资源严重匮乏，物种加速灭绝……我们生存于一个无法逃避有毒废弃物、酸雨和各种有害化学物质的世界……城市的空气混合着二氧化氮、二氧化硫、苯、二氧化碳……农业已经离不开化肥和农药……而畜牧业，牲畜的饲料里竟然含有能导致人中枢神经崩溃的疯牛病毒……文学批判怎么能够不直面这样的世界?怎么能够不发出这样的质问：我们究竟从哪里开始走错了路?”①与文学一样同属人文学科的历史学，又怎能不直面这样的世界?怎能不直面人类和整个地球的生存危机?怎能不揭示导致这种危机的深层的历史文化原因?自古至今，人类对于自然环境的认识、想像和行为与历史发展相伴而行，而人们如何认识、想像和对待自然环境，又总是与其当下的生存条件和社会境遇相关，并影响着自然的命运。从这个角度来看，综合了新社会学与生态学取向的环境史学的历史批判，也可以说是人类文化发展到今天的又一种“关于环境的想像”。这种想像，是在20世纪发展起来的生态伦理学和现代科学的理论土壤中发出的新枝，它深刻地反思“现代”人类精神文化，将历史学家的人文思考向人类终极关怀的方向推进了一步，其价值和意义是无法否认的。更何况，如前所述，以生态学为理论基础的环境史研究，已不满足于充当环保运动和生态学的附属品，而致力于研究环境问题背后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在人类认识和改善人与环境的关系，以寻找人类拯救地球家园并自救的新路上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立足于具体的历史研究的环境史学批判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意义，是应该持续下去的。参考文献[1]唐纳德·沃斯特．为什么我们需要环境史[J]．世界历史，2004，(3)．[2]克莱夫·庞廷著：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M]．王毅、张学广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3]J.DonaldHughes."EcologicalProcessinWorldHistory",inJ.DonaldHughes,ed.,[M].TheFaceoftheEarthsEnvironmentandWorldHistory,NewYork:M.E.Sharp,Inc.,2000.[4]卡洛琳·麦茜特．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M]．吴国盛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5]唐纳德·沃斯特．尘暴——19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M]．侯文蕙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6]郇庆治著，绿色乌托邦——生态主义的社会哲学[M]．济南：泰山出版社，1998．HistoricCriticalThoughtofEnvironmentHistoryScience Abstract：EnvironmentHistoryscienceisthesuccessiveanddevelopingthingoftheWesternhistoryscienceinthe20thcentury.Thecontentitstudiesmainlyisinvestigatingmankindandvarioussocietiesmancreatedantitheevolvementresultrelationsbetweentheenvironmentandecologicalsystemofsuchsocietieswheremanlives.Theclearcriticalattitude,especiallycentrallyandseriouslycriticizingthemainstreamvalueideaoftheWesternculture,istheremarkablesignsofthestudy.Thepresentenvironmenthistorysciencehasbrokenthroughtheinitialmoralaskingandlogicaleolortpenetratedintothedynamiccourseofciviliandevelopmentandenvironmentchange;overallinvestigatesthecomplexrelationbetweenmanandnatureandmanandmanandsumsupthehistoriccriticalthoughtforthedirectionofsocietyscienceandecologicalscience.Itsvalueandmeaningareallundeniable.Keywords：Environmenthistoryscience；carryonanddevelop;criticalthought;mainstreamvalueidea；thehistoricsourceofenvironmentquestion————————————————①JonathanBate,TheSongoftheEarth,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0.转引自王诺：《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http：//www.culstudies.com/rendanews/displaynews,asp?id=2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