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外语教育中的功用主义和人文主义_文化研究论文同文学、历史、哲学、美学、艺术等学科相比,外语是一门工具性(功用性)很强、最能体现“学以致用”理念的学科。语言作为表达思想、进行交际的工具,有表意、表情、文学和美学功能。外语学习的过程也始终贯穿着听、说、读、写、译等技能的培训。外语教育是功用主义的。其实,从宏观上看,任何一个国家的教育都离不开两个功能,即授业(传授知识和技能)和育人功能。功用主义的支配原则是不能否定或回避的。人若无欲,就少了追求自身发展的动力;社会若只清谈精神和主义,又何来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何来物质文明?“功用主义”一词译自英语utilitarianism,也可以译作“功利主义”;只是因“功利主义”中有“利”,似有图利之嫌,遂偏向用“功用主义”。此词和它的理论最早由18世纪的英国人杰里米·边沁(1748—1832)提出。边沁的功用主义认为检验任何事物的标准是“它有什么用处”。这一理论采用功利尺度来衡量每一种社会秩序和活动的合理性。它主张个人利益与社会公众利益的一致性,强调功用主义旨在谋求社会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边沁主义问世时有其积极、进步的一面:它反对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封建主义,为英国的工业革命准备了思想武器。不幸的,是功用主义后来被资产阶级庸俗化为唯利是图。马克思不否定功利主义。他认为功利至少有一个优点,那就是它表明了社会一切现存关系和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但他同时又指出,不能把人类的一切相互关系都归结为惟一的功利关系。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不可避免地要把一切人、物、事放在功用主义的天平上衡量其功用价值。功利主义的支配原则有一种强大的、难以抗拒的力量,这种力量把世上的一切(包括文化、艺术、教育等)都商业化,把神和人也商品化。外语教学的商业化是这一大环境的自然产物。随着我国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的迅猛发展,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外语(尤其是英语)日益成为国人急需掌握的一种工具,学习者倍增,从而造就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和商机。随意翻阅一下各种报刊的广告栏,你会发现,与保健品、美容化妆品、药品、房地产等商品同样走俏的另一类“商品”是外语。我国居然有如此名目繁多、数量惊人的外国语学校、外语培训班、外语速成班、托福班、雅思班、“疯狂英语”班在招生,在宣传。经营这一行业的人士毫不隐讳地说,这行业“一本万利”、“旱涝保收”。仅北京市英语学习产业的市场规模每年就高达10亿人民币,全国的市场规模就可想而知了。民办外语教育的兴旺发达是一件可喜可贺的好事,虽然其中存在的弊端和问题不少。教育与市场挂钩是市场经济下的必然走向。现在,入学、求职、提升职称和职务、出国留学都要考外语。对于急于求成者,这类外语学校和培训班的确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这些学外语的“非正规军”在全国当在千万以上。如果再加上通过网络、远程教育等途径学习外语的人数,学习外语的大军更是庞大无比。我国每年在正规学校(从小学到研究生)学习外语(非专业与专业)的学生上亿。会说英语的人成倍增长。据北京市的统计,在常住北京的1000万人口中,可以进行简单英语交流的人数达到312万。这并不是一个精确的数字,因为统计存在着困难。但是这至少可以说明我国外语教育的发展和成绩是惊人的。现代科技,特别是因特网的发展,革命性地改变了外语教学的方法和模式。外语教育的大好形势令人振奋。迅猛发展的外语教育也面临许多新问题。为应付考试、出国、求职、提升职称和职务或其他应急而学外语的人,因其急于求成和短期行为,把学外语的功用性放在首要或惟一考虑的位置上。他们不是本文要讨论的对象。本文要讨论的是以外语为专业的在校学生,即外语院校和综合性大学外语院系的大学生。这类高等院校具有学制长、师资力量雄厚、课程设置多、教学方法和模式先进、教学设备好、教学正规、教育、文化和学术环境好等优势,具有加强人文教育的文化环境和师资条件。也就是说,具有实施授业与育人兼顾的全面教育条件。这类大学的毕业生中的绝大多数将进入与外事或国际交往有关的政府部门和其他机构。他们在各种国际事务中(外交、外贸、军事、传媒、文化、学术、旅游、财经等)是经常亮相的人物。他们的工作能力和效率(功用主义的)、人文素质和形象(人文主义的)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代中国人的素质和形象。由于外语本身的功能性以及市场经济功利的支配原则的强大导向性,外语教育在当前形势下极易倾向重“制器”轻“育人”,重功利轻人文。急功近利,忽视人文修养和人文关怀已引起教育界和学术界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属于人文学科的外国语教育自然也必须“学以致用”。但“学以致用”可以有两层意义,一是功用之用;二是王国维所说的“无用之用”,即旨在“大用”,因为它涉及人的素质和精神的培养。英国是宣扬功用主义较早的国家。功用主义理论在18世纪就获得广泛的认可,并形成思潮。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它的负面影响也日趋明显。19世纪英国著名学者托马斯·卡莱尔曾揭露、批判工业革命和边沁的功用主义把人变成机器,摧残人性,他警示人们面临的精神危机。马修·阿诺德力图在英国恢复人文主义的传统,希望用人文主义启迪人的灵魂,给人的机体重新注入生命活力。他主张通过学习最优秀的知识的手段去追求全面的完美,通过教化使人恢复纯真、自然的人性,用人内在的完美和健全的精神去对抗反人性的功利主义和经济上的自由放任政策。经济发展只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手段,而不是它的终极目标,最宏伟、最崇高的社会发展是人类自身的全面发展。古希腊的博雅教育(lib-eraleducation)就是培养具有广博知识、技能和优雅气质的人。优雅气质的获得是人文教育的结果。可见,希腊的早期教育是功用主义和人文主义并重的。古希腊人把体操和音乐作为从儿童开始就教授的课程,称“音乐是灵魂的体操”。他们重视体育旨在使人从小锻炼体魄,这既是身体的锻炼,也是意志力、毅力、耐力、竞争力等综合素质的锻炼和培养。强健的身体体现人体美,包含着人文主义的美学思考(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公元前八世纪创建时,希腊运动员裸体参赛并不是因为他们缺衣少食,而是要展示他们健壮的人体美),而强健的体魄也是当时初级体力劳动和初级战争形式所需要的。可见,体育也是人文主义和功用主义的。音乐课当时的目标很明确——陶冶儿童、青少年的情操,即希腊人所说的“音乐是灵魂的体操”。它是人文主义的。公元前五世纪至四世纪希腊文Paideia一词的理念是通过教育塑造人的精神世界。希腊文“enkykliaPaedeia”(英语借用此词构成“encyclopaedia”)体现了全面教育的思想。孔子以礼、乐、书、数、射、御六艺教授弟子,是我国古代从德智体美全面教育学生的教育体系。约一百年后的古希腊人有语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等七门学科的全面教育。两千五百多年前的中国和希腊,生产力和物质生活水平都很低。大概是因为当时希腊人的食物还很简单,食之无味但可果腹,所以古希腊人甚至把吃看作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麻烦事。宽松的白色袍子一罩,不讲求穿着打扮,更不炫耀自己的财富。他们追求自由的心智甚于物质享受。我们当然不能要求当代人像古希腊人那样生活。但是物质文明的迅猛发展如果没有强大的精神文明的支撑和协调,就难免出现功利第一,物欲横流,道德沦落。片面的物质享受和可怕的精神贫困是当代人所面临的危机。“他穷得只剩下了钱”这句当今流行的话也许说明文化失落后精神侏儒增多所引起的社会反响。大学是功用主义和人文主义并重、专业与通识兼顾的高等学府,不是职业培训班,不能有急功近利的导向。同时是物理学家和文学家的20世纪英国文人查·伯·斯诺说,专业研究并不是科学探索的全部内容,在真正意义上,科学探索是对真、善、美三位一体的追求。仅有科学理性是不够的,还需要有人文理性。没有人文精神又何来民族精神?这两者是不可分的。学外语的我国大学生如果缺少人文精神和民族精神,那将是十分可怕和危险的事。专业外语院校与综合大学的外语院系相比,在人文环境上处于劣势。综合大学外语院系的学生可以跨系跨学科选修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课程。近几年来不少综合大学相继成立了艺术院系,开设音乐、舞蹈、美术、工艺美术等课程,面向艺术专业和非艺术专业的学生。有的大学的课外文化活动也丰富多彩,有交响乐团、民乐团、话剧团、舞蹈队、歌咏队、健美体操队、文学沙龙、各种学社等。课堂教学与课外文化学术活动相辅相成,营造了良好的人文和学术环境和氛围。当然,具有这样的人文和学术环境的大学在我国究竟有多少,是多数还是少数,笔者未作调查。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全国上百所专业外国语学校和外国语大学目前还缺少这样的环境。即便是在综合大学的外语院系,由于外语具有很强的工具性(功用性),听、说、读、写、译的操练和掌握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尤其是从零点学起的非通用语种),而毕业后的求职考试又大多以外语水平的高低作为录用的重要标准,因此,专业外语的学生极易把作为专业的外语看作是功用性最强的“硬功夫”,而把与人文修养有关的课程和文化、学术活动看作是可有可无的“软功夫”。他们对非专业的人文学科课程常以“应试”的功用主义态度追求考试的成绩,忽视人文学科的中心主题:人的潜在能力和创造能力的挖掘和发挥,进入较高层次的人类智慧和精神境界。早期的人文主义就是把人的尊严和创造力放在首要地位。产生人文主义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语法和修辞这两门今日外语学生也学习的学科,不仅引导学生熟悉古典研究并培养他们有效的说、写能力,而且引导他们熟知文学、历史、哲学和道德。如今学语法、修辞已少有这种古典式的引导了。以外语为专业的学校稍不留心就容易偏向用直接的功利性来衡量人文学科和人文修养的价值,从而忽略或轻视学生的人文修养。没有人文教育的学校只不过是技能或职业培训学校,它不是高等教育。形势的发展需要我国“多、快、好”地培养外语人才。这也是外语教育界经久不衰的话题。我把“多、快、好”中的“多、快”视作是功用主义的,如同生产市场紧俏的商品,快速地生产更多的商品以满足市场的需要。但这“好”却含义丰厚,不仅是外语好,人文学科的知识和人文修养也要好。切勿把“好”仅仅看作是外语好。当前外语教育中,功用主义的一面强调的多,研讨的多,而人文主义的一面声音微弱,应该说是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加强外语院校的人文教育和学生的人文修养,已是我们必须十分关注的当务之急。人文学科关系到一个社会的价值导向和人文导向,关系到一个民族的形象和精神的塑造。著名华裔美国教授杨振宁和何炳棣近几年来在不同场合频频呼吁,希望我国教育界,尤其是高等教育界,重视人文学科和人文修养。何炳棣甚至出语惊人,他说,“忽略人文,中国势将付出极大的代价”。此话听起来似乎危言耸听,但是却不无道理。它使我们忆起了历史往事。1894年甲午中日之战中国失败,甲午海战清朝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中国的失败印证了19世纪德意志帝国第一任首相俾斯麦的预言。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崛起于亚洲。19世纪后期中国和日本均派留学生去英、美、德、法等西方国家学习。当时清朝派出的留学生多学自然科学,尤其是工科,如造船、造枪炮、机械等,学人文科学的不多。而日本派出的留学生则既学自然科学也学人文社会科学,如学法律、经济等。对于当时中国轻人文的偏向,俾斯麦说,“日本渐兴,中国渐弱”。后来的历史不幸被俾斯麦言中。鲁迅先生的杂文警示国人不要忘记鸦片战争,不要忘记抗日战争前我国民族精神存在的缺陷所造成的我国当时诸多方面的弱势,致使东西方列强侵略我国每每得逞。民族精神的提升要靠人文教育。国家的兴旺和强大、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只有在良好的人文大背景下才能取得,因为国家体制、法治和德治、大政方针、管理等等并非自然科学所能决定,它们与人文社会科学有直接关系。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大政方针才把中国引入了经济、科技、教育飞速发展,国际地位高升,人民生活大大改善的康庄大道。一个国家的治、乱、兴、衰与人文社会科学是分不开的。高等教育要加强人文学科,外语院校的学生要加强人文修养,在良好的人文环境中学习专业性和通识性的知识和技能。对外语院校的教育,我有以下建议:一、逐步增设人文社会科学的选修课和系列讲座,如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西方思想史、西方哲学史、所学语种国家历史、中国近代史、世界文学史、美学概论、心理学概论、政治学、音乐、舞蹈、美术等课程。二、增加图书馆内人文社会科学的书籍和期刊。图书馆除提供书籍和各种视、听信息外,应该办成一个经常组织各种文化和学术活动的中心。它应该同时是图书、信息和文化、学术活动中心。外语院校应加大图书馆的人力和财力的投入。三、加强学生活动中心。开展丰富多采的学生课外活动是人文教育所必不可少的。学校应提供必要的场所和经费。交响乐队需要乐器,舞蹈和健美体操需要教室和设备,体育活动要有足够的场地和体育馆。在大学,课堂外的各种文化、学术活动是一个培养人才的重要园地。从学生自组的文学沙龙和诗社中会走出来文学家和诗人。演讲比赛、辩论会、运动会、作文比赛,绘画和摄影展览、外语晚会、歌咏比赛等不仅活跃了学生文化生活,而且营造了良好的人文环境,使学生在校期间有充分展示自己才华的机会。四、大学教师和各级领导干部的人文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学生的人文素质的高低。他们是育人和授业的直接责任人。五、鼓励、组织学生适当地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和劳动。建国后的前30年,大学生投入各种政治运动和体力劳动(抗洪、抗旱、抢种抢收、植树造林等)过多,影响了正常的学习。现在连校园的卫生、宿舍楼道的清洁都已经由保洁工接管,不少大学生变得“五谷不分,四体不勤”。许多校园里发生了这样的怪现象:学生付钱让修自行车工人打气。一老教授偶遇此怪现象,问一女大学生:“为什么自己不动手?”答曰:“不会,从来没有打过。”再问:“为什么不学?”她一时语塞。老者说:“我这个老教师今天要教教你怎样给自己的自行车打气。”外语院校应该注意培养学生尊重劳动、热爱劳动的好品德。过去大学生参加义务劳动,打扫校园、教室、宿舍的优良传统不能丢。六、建造充溢着人文主义的校园环境。在财力充足的条件下,大学的整体设计和建筑应有美学思考。要让大学生在如诗似画的校园里养育诗情画意的人文素质。七、人文精神和民族精神不可分离。外语院校的学生在学习外国语言、文学、哲学、历史、文化时不能身患“偏食症”,要在中国语言文学、哲学、历史、文化上打下更坚实的功底,重视爱国主义的教育。八、在外语教学中适当加大文学的份量。世界上不同时代的优秀文学作品有一个共同点:歌颂人间的真、善、美,揭露、抨击社会和人性中的阴暗面、传播文化。读读西方自18世纪以来的文学名著,你会发现西方现代化的进程总是伴随着对西方现代化产生的负面后果的批判。这种批判往往来自文学。文学对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技术至上和拜物主义总是进行犀利的、毫不留情的批判。另一方面,像奥斯丁的《爱玛》这样的文学作品又张扬温柔的审美情趣,歌颂真诚的宽厚。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影响一个人一生的人生道路和为人,其强大的教化作用不能低估。外语的知识和技能可以用考试和量化来衡量。但是学生的人文修养却难以用考试和量化来判断。由于功用主义的强大的支配力量,人文主义就需要多方呵护、扶植,以避免两者长期失衡。
